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58]

另一位追随萧道成崛起的武人张敬儿也努力学习适应上层社会的举止规范。“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敬儿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59]他的女儿也嫁入高门谢氏（谢灵运之曾孙）。[60]到梁、陈时，高级将领的这种身份落差相对缓和，因为梁武帝能较好地处理武人和宗室、文臣的关系，关键职位都由宗室担任，武人能升迁到最高层的机会较少。陈朝则是因为外部军事压力较大，武人将领一直得势，且无暇过度重视文饰。但作为整体的社会氛围，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南朝一直盛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军事将领的技能、职业难以家传。每一轮帝位更迭都产生新兴的军人集团，但将领们地位上升之后，其子孙都不愿继续从事战争生涯，下一轮帝位更迭伴随着新的军人集团出现。这个过程循环不止，而南朝从未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军事贵族集团”。北方的西魏、北周、隋政权，则正是因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武人群体“关陇集团”[61]，才得以攻占北齐，再由隋王朝灭陈统一中国，由此开始新一轮的文武阶层大循环。

<h3>余论 文武分途与“南朝化”命题</h3>

通过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和对南战争历程可见，北方民族统治者必须借助汉地的统治手段与文化传统，方能实现中国的全面统一。但南北统一并不代表南方政治文化因素的消亡。从更长时段看，南朝的士族政治文化在唐代逐渐兴盛，造成了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壁垒，并对之后的中国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自魏晋开始，士族社会带来了精致书面文化的繁荣，骈体文和格律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他士大夫文化的代表，如围棋、文人画、书法等，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南朝社会（包括深受南朝士风影响的北齐），这些文化形式高度发达，成为文人组成的官僚机器的象征和“准入门槛”。这造成了文官体系与军人阶层泾渭分明、难以整合的现象，并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尚武精神与对外扩张的动力。周隋关陇集团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风气影响，军事实力较强，所以最终北周灭齐，隋灭陈实现统一。

从唐初到玄宗朝，随着关陇集团的解体，源自南朝和北齐的文化风尚又完全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总结的唐代社会“南朝化”趋势，部分也因此而发。这又造成了文臣和武将的职业隔膜，以及文人和武人身份的对立。安史之乱便是这种对立的爆发。此后的唐代官僚机器也一直无力驾驭武人阶层，从而导致藩镇长期割据和五代十国军人称帝。到宋代时，文官机器几乎获得了独尊地位，军人阶层处于被压制的从属地位，这保证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稳定，但也使得政权缺乏对外扩张性，长期积弱。

自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人化、文学化，除了导致中原政权缺乏扩张性，也使得中原朝廷与北方游牧族的隔阂加深，因为北方游牧族人比中原武人的文化程度更低。中原文人出身的宰相等高官，显然和游牧族首领缺乏相互欣赏。唐代突厥、回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集权政治，但其国家机器的发育程度一直不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同时期的唐政权已经过度文人化，北方民族难以效仿。这可能也是唐代突厥、回纥等北族对入主汉地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十六国、北朝那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再也没有重现。当然，吐蕃帝国有比较完备的官僚机器和文化，但它萌生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农业区，和中原文明少有传承关系。

简言之，唐以来官僚机器的文官化、文学化，导致了政权的内敛，以及汉文化与游牧族隔阂的加深，而这种趋势在两晋和南朝已经出现了。从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汉人王朝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和实力，基本只能维持长城边界（甚至连长城都无法保有）。能够统治长城内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清。从这个脉络看，南北朝社会与政治的关键问题—国家机器内部的文武问题、民族关系上的南北问题—跨越唐、五代至宋、辽、金乃至明、清时期一直存在，成为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最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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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刘裕是“次等士族”，祝总斌先生则认为是“低等士族”。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64页；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 郑敬高先生用“将门”来称呼南朝的军人阶层，他认为将门多由旧族士门或者豪强演化而来，但已经比较重视其职业上的特性，见郑敬高：《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本书不采用“将门”的称谓，因为南朝将领世袭的并不多，且部分“第二代”将领摆脱武人身份、塑造有文化形象的冲动很强烈，所以谈不上有家风的传承（参见后文）。本书所用“军人势力”的概括，更多从职业角度看待军队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及技能传承，与家族不一定相关。

[3] 《陈书·章昭达传》，第182页。

[4] 《陈书·侯瑱传》，第155页。

[5] 《陈书》卷十《周铁虎传》，第170页。

[6] 《陈书·高祖纪下》，第37页。

[7] 庾信：《庾子山集注》，倪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71页。

[8] 《陈书》卷九《吴明彻传》，第164页。

[9] 《周书·王思政传》，第297页。

[10] 《北史》卷六十二《王思政传》，第2209页。

[11] 《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昙朗传》，第210页。

[12] 《陈书·宣帝纪》，第93页。

[13]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羡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称皇太后令……以宜都王辰承大统”（第3767页）。

[14] 《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义恭，羡之不许。”（第1332页）

[15] 《宋书》卷六十一《庐陵孝献王义真传》，第1635页。

[16] 当时北周也试图送陈昌回南方，但长江中游是梁元帝萧绎旧部王琳控制区，无法通行，陈昌只能暂留在北周控制的安陆。

[17] 《陈书》卷十二《杜棱传》，第192页。

[18] 《陈书·侯安都传》，第145页。

[19] 《陈书·侯安都传》，第147页。

[20] 《陈书》卷三十二《孝行传·殷不佞》，第425页。亦见卷十六《刘师知传》。

[21] 《陈书·吴明彻传》。

[22] 《陈书·宣帝纪》，第81页。

[23] 《宋书》卷七十二《建平王景素传》，1862页。

[24] 《宋书》卷九《后废帝纪》：“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谋废立，佃夫、幼下狱死，伯宗伏诛……六月甲戌，诛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第187页）

[25] 亦有先帝教导的成分。比如萧鸾对萧宝卷的训导：“高宗临崩，属以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隆昌即被萧鸾废黜的萧昭业。见《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第102页。

[26] 自刘裕以来，皇权控制将帅的另一个方式是重用宗室兄弟、子侄等。但同室亦可操戈，君王家族内部的互相杀戮有时甚至烈于外人。宋文帝诸子孙之间的杀戮，以及萧鸾对宗室诸王的屠杀都是例证。这说明宗室并不能代替异姓将领。

[27] 《宋书·文帝纪》，第103页。

[28] 《宋书》卷五十三《张永传》，第1512页。

[29] 《梁书》卷九《王茂传》，第176页。

[30] 《梁书》卷九《曹景宗传》，第181页。

[31] 《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第1305页。参见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32] 《晋书·刘毅传》，第2210页。

[33] 《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第1696页。

[34] 《宋书·索虏传》，第2334页。

[35]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第592页。

[36]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果部上·梨》：“宋孝武帝梨花赞曰：沃瘠异壤，舒惨殊时，惟气在春，具物含滋，嘉树之生，于彼山基，开荣布采，不离尘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页）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九《果部上·梨》，第4297页。

[37] 《宋书·明帝纪》：“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第170页）

[38] 《南齐书》卷五十三《良政传·虞愿》：“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第916页）

[39] 《南齐书·高帝纪下》，第38页。

[40] 《南齐书》卷二十八《苏侃传》，第528页。

[41]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第1390页。

[42] 《梁书》卷一《武帝纪》，第2页。另参见卷十三《沈约传》。

[43] 《梁书·昭明太子传》。

[44] 《梁书》卷四《简文帝纪》，第109页。

[45]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158页。

[46]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第1627—1628页。

[47] 《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第157页。

[48]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第539页。

[49] 《梁书·简文帝纪》，第108页。

[50] 《梁书》卷八《哀太子萧大器传》，第172页。

[51] 《梁书·元帝纪》，第134页。

[52] 《陈书》卷二十三《陆缮传》，第303页。

[53] 《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第309页）另，《乐府诗集》卷八十七载陈后主作《独酌谣》四首，亦极纤丽。

[54] 《宋书·郑鲜之传》，第1696页。此事亦见《晋书·刘毅传》。

[55] 《南齐书》卷二十七《李安民传》，第505页。

[56] 《梁书·韦叡传》，第225页。

[57] 以上见《南齐书·沈文季传》，第776页。

[58] 《南齐书·张欣泰传》，第881页。

[59] 《南齐书·张敬儿传》，第473页。

[60] 《南齐书》卷三十六《谢超宗传》：“谢超宗，陈郡阳夏人也。祖灵运……超宗娶张敬儿女为子妇”（第636页）。

[61]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7页。当代学者对于“关陇集团”的形成与北周的崛起已有较多研究，所以本书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