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其他地区（如汉水流域）的梁军还进行过一些配合行动，但规模都不大。

关于梁军投入此次北伐的兵力，史书没有正面记载。《南史》在记载萧宏与诸将的对话中，曾提及其所部为“百万之师”[54]，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此前的东晋、宋、齐北伐，投入淮河流域的兵力从未超过十万。即使梁武帝这次动员非常充分，也不可能超过二十万人。且这些士兵分散在至少五个方向上，萧宏本部军的数量只能更少。

<h4>魏军的防御和反击</h4>

为应付梁军攻势，北魏最初是从边境驻军中互相调拨。三月，原驻防沔北地区的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被紧急调往东方，解救宿豫之围。但到四月时，魏之荆州又遭到梁军攻击，由于州军被调往东方战场，魏廷只能急调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所部迎击，将这支梁军击败，维持了魏军对沔北的控制。

鉴于梁军在淮河流域的攻势日益增强，四月，魏廷任命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率众十万讨之，所在皆以便宜从事”[55]。元英的都督区虽然包含了扬、徐二州，但主要的作战区域仍是以寿春为中心的扬州，对于稍东的徐州战区少有直接指挥。另外，元英所领的“十万”军队也未必是实数，因为北魏方面并没有这样庞大的机动兵力。进入五月之后，淮河流域的魏军节节败退：

东线东路，六月，来自郁州岛的梁军桓和部攻克朐山，并溯沂水北上，进入鲁南山地，在山区设立据点，并招纳当地民众从军。

东线西路，五月，梁军张惠绍部攻克宿豫、下邳，向徐州治所彭城进军。[56]魏廷任命正在丁忧的奚康生救援徐州，“领羽林三千人，骑、步甲士随便割配”[57]，羽林为禁军骑兵，“骑、步甲士”则可能是沿途州郡及徐州可以抽调的兵力。可见在紧急动员的情况下，北魏方面尚来不及详细统计可以投入前线的具体兵力。奚康生部到徐州之后首战击败梁军，迫使其退保宿豫。彭城因此暂得保全。

中线南路，韦叡所部于五月攻克合肥，但不知何故，这路梁军并没有北上进攻寿春、策应北路萧宏的攻势。

中线北路，五月，萧宏主力攻克梁城、逼近寿春。这引起了魏宣武帝的焦虑，他给元英的信中提及：魏军将领对敌情判断有误、行动迟缓，才造成了如此被动局面。如今动员起来的军队已经有十五万人之多，但这些军队何时才能投入战场？漫长的战线上，又该以何处为重点？

诏英曰：“贼势滋甚，围逼肥梁，边将后规，以至于此。故有斯举，必期胜捷，而出军淹滞，肥梁已陷。闻之惋懑，实乖本图。今众军云集，十有五万，进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复当远近？竟以几日可至贼所？必胜之规，何者为先？故遣步兵校尉、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58]

《魏书》没有收录元英的回信，所以不知他对形势做出了何种判断。但随后魏军对徐、扬战场采取了均等的重视。六月，邢峦被派往指挥东线徐、兖战场，他曾在汉中与梁军作战，和元英一样比较有对南方作战的经验。七月，随着援军陆续抵达寿春，元英开始正面迎击梁军，魏军在阴陵击败了一支梁军先头部队，斩获五千余人，遏制了其向寿春进攻的势头。[59]此战使萧宏丧失斗志，屯兵梁城、洛口不进（洛口为洛涧水入淮之口，在寿春东）。

同在七月，北魏又“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60]。这和以往大规模征发蕃兵的季节、方式完全相同。当进入八月之后，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受命“督后发诸军以赴淮南”[61]，但元诠并没有出现在前线指挥官序列之中，所以他的任务可能是将河北地区征发的十万蕃兵送到寿春，交给元英指挥。

北魏援军抵达前线之后，战场形势逐渐发生变化。转折最先发生在东线，八月，邢峦军队击败了桓和所部，拔除了一系列据点，肃清了沂水流域的梁军。邢峦部随后移师徐州，与奚康生部合兵夺回了宿豫。梁军张惠绍部弃城逃往淮南。东线的威胁基本解除。[62]宣武帝命邢峦“率二万之众渡淮”[63]，配合元英对萧宏的战事。但在九月邢峦部尚未渡淮之际，萧宏便弃军逃回江南，造成前方梁军大溃败，被魏军“杀获及溺死者将五万”[64]。和南朝史书对兵力的习惯性夸张相比，《魏书》记载的这个数字是比较真实的。西路围攻义阳的梁军获悉主力溃败，也撤回境内。至此，梁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

<h4>元英进攻钟离失败</h4>

挫败萧宏主力之后，元英迅速向东推进，准备攻占钟离城。按照元英的计划，魏军应乘胜扩大战果，占领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首先就要拔除钟离。宣武帝为胜利所鼓舞，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并继续命邢峦所部加入元英军中。

但邢峦对此表示反对。他给宣武帝上表分析，淮南魏军的粮秣不足，梁军“虽野战非人敌，守城足有余”，如果逐城攻取，势必难以奏效，且钟离、淮阴、广陵等城池靠近敌境，即使攻克也难以长期保守。而元英所部将士经过夏、秋两季的征战，“疲弊死病”，战斗力削弱，不堪再战。宣武帝似乎部分听取了邢峦的意见，不再试图全面占领江北，但仍坚持攻占钟离，他催促邢峦从速归入元英序列。

邢峦再次上书陈述其意见。他说，淮南魏军的粮食只能维持八十天，无法维持长期围困钟离；前线士兵参战时穿的都是夏装，如今渐入冬季，尚无御寒衣被。且钟离有淮河天险作为屏障，之前孝文帝、元澄两度进攻，都以失败告终，此次也未见胜算。他还提出，如果坚持进攻淮南，不如大胆弄险，乘梁军没有准备之际“不顾万全，直袭广陵”，反倒有可能得手。[65]此时元英所部已经开始围攻钟离。宣武帝见邢峦坚持己见，终于批准其回朝的请求。

守钟离城的梁军只有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所部数千人。攻城魏军共有十万人，低于投入战争的总兵力，这可能是受后勤补给的制约。元英命令在淮河上建造了木桥（而非浮桥），以便物资运输到钟离城下，同时也阻隔梁军舰队从淮河来援。梁武帝派曹景宗救援钟离，韦叡也受命从合肥赶赴钟离，加入曹景宗部，据说参战梁军达二十万之多。[66]双方在钟离城下连续激战。

在淮南维持这样的作战规模仍是北魏的极大负担。到冬末时，宣武帝已经不看好钟离战场（邢峦回朝之后，应当对宣武帝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他诏命元英准备班师，因为“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冬春之交，稍非胜便，十万之众，日费无赀。方图后举，不待今事”。元英回信报告，当月钟离一带“霖雨连并，可谓天违人愿”，但他坚持认为，到来年二月末或三月初时一定能够克城。为了应对降雨和涨水，他要求加高淮河上的木桥，同时加紧造船，并增修一座浮桥以防不测。

随着二人的书信往还，时间已经进入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春，元英预计的克城日期也逐渐推迟到四月末。但到三月底时，淮河突然涨水，梁军战舰乘水势破坏了桥梁。与淮北交通断绝引起了魏军的惊恐，加之已连续作战近一年，魏军战斗力已极大削弱，在梁军攻击之下全线崩溃，纷纷弃营逃命，在梁军追杀之下，“士众没者十有五六”[67]。元英与残部逃回寿春。梁军此次也吸取了元英的教训，不再进攻寿春。此次魏梁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

<h4>505—506年的魏梁战事总结</h4>

此次战事结束后，双方态势与开战前变化不大。相对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梁军夺回了合肥，阻断了寿春魏军南下之路，为历阳的长江渡口提供了保障。双方在战争中都暴露了一些弱点。

梁军：在此次战争的两个阶段，即505年春夏的进攻和505年秋至明年夏的防御阶段，梁军都有之前宋、齐对魏战争的先例。但在宏观战略和具体战术方面，此战仍有较明显特点。

此战前期梁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以缺乏战争经验的宗室萧宏担任前线统帅，其怯懦导致了梁军坐失战机和惨败。第二阶段的钟离防御作战，没有了无能宗室的掣肘，前线统帅曹景宗、韦叡等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才实现了胜利。但梁武帝萧衍并未从此战吸取足够的教训。此后梁朝的北伐，也多以其子侄为统帅，极少有值得称道的胜利。这是梁武帝总结了宋、齐易代的经验，防范武将坐大而采取的制约手段—毕竟萧衍本人也是从雍州刺史起兵夺权的。前线统帅无能，梁朝将领需要更多地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但梁武帝本人的军事素质也不高。他在起兵夺权之前，曾经历过两次魏齐战事，但都表现不佳（梁朝正史对萧衍进行了不少粉饰，但仍无法掩盖）。他起兵反对东昏侯萧宝卷的战事，仅在攻击郢城上就耗时数月，其运筹能力和实战经验都比较平庸，只是因为萧宝卷更为昏庸无能，才使得萧衍成功夺权。这一素质“短板”造成梁武帝执政数十年间的对外战争都无甚建树。当然，萧衍为帝有其所长，就是处理内政，特别是防范武人势力崛起、消弭统治阶级上层的冲突，使得梁朝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安定局面。但萧衍最终被叛将侯景的数百人武装以戏剧性的方式攻占都城，身死国灭，仍和他平生的这一“短板”有关。

战术方面，此次梁军的经验积累，主要表现在依托河流作战的战术运用方面。在前期韦叡所部进攻合肥时，就先修堤堰提升肥水水位，[68]然后“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69]，驶到城墙边直接攻城。此举比步兵的攻城器械效率高很多，所以顺利攻克合肥。到梁军解救钟离之围时，为了突破魏军在淮河上的桥梁及木栅，也建造了和桥梁一样高的战舰，乘涨水破坏了魏军桥梁。此后，以战舰直接临岸攻城的战术（往往结合修筑堤堰，以及使用“拍杆”毁坏城墙），在梁朝及陈朝的战争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筑堰抬高上游水位以便攻击的战术，在此后也应用得越来越广，最极端的表现则是梁武帝在514—516年修筑的截断淮河的淮堰。

魏军：从战术和动员形式上，宣武帝时期的北魏军队已经习惯了在淮河流域的战争，其具体形式是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攻坚战、守城战。北魏在后方征发一年期戍兵的制度也已经定型，且与对南战争季节规律相吻合。

此次魏梁之战北魏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朝廷（皇帝）与前线统帅之间的沟通、协调。此前北魏皇帝大多有亲临战场指挥的传统，但从宣武帝开始皇帝不再离开都城，与前线统帅之间的联系需要靠书信和特使传达。后方朝廷要从维持战事的资源、各战略方向的均衡出发，进行综合考量；前线统帅则只关注局部战场，且往往受到立功冲动的驱使，不惜将战争扩大化。宣武帝即位以来元澄、元英两次兵败钟离，都是由此引发。

这一特点又和北魏的政治形势、军事特点有直接关系。自拓跋珪开国以来，北魏一直是君主集权的政治模式，边防兵力、补给也都由朝廷统一筹措，由后方州郡供应，边州将帅没有拥兵自重的可能。而东晋、南朝边境将帅（都督或刺史）独立性相对较强，较多地依靠本辖区资源维持军力。这使得南方将帅对于战争比较谨慎，以避免造成“自己的”力量损失。而对于北魏将帅，军队皆是国家所有，战败的损失与己并无切身关系（虽然可能受到降职等处分），战胜则仕途顺利，所以往往会贸然发起战事。且北魏军队调动速度快，可以很快从后方援助前线，而南方水运缓慢，就没有这种优势，所以北魏的边境将帅也更敢于发动攻势，并向朝廷请求更多的兵力，最终酿成506年钟离之战式的大会战。

505—506年的魏梁战争，是南北方在江淮之间战事中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的魏宣武帝、明帝朝，双方间还有一系列战争，但战略战术及动员方式再未有创新。作为孝文帝元宏的继任者，宣武帝全盘接受了其改革成果，以及对南方政权的对峙、战争态势。但元宏改革的负面效果也在逐渐显现，最严重的是重文轻武的风气蔓延，终于导致六镇士兵起义，瓦解了北魏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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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高祖纪下》：“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己丑，诏免徐、南豫、陕、岐、东徐、洛、豫七州军粮。”（第172页）这七州是临近南齐的战区，也是洛阳周边地区，在将来的战事或者迁都事业中，都是负担较重的区域，免征军粮的政策颇难理解。也许是考虑到大部队会长期驻留这几州，届时将直接向当地居民筹措粮秣；也许是当地征发的士兵及民夫较多，本身就要形成对粮食的大量消耗。

[2] 《魏书·高祖纪下》，第172页。

[3] 《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八月……己丑，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110页）《魏书》卷一百五《天象志二》：“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2368页）

[4] 《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5] 《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6] 《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第1399页。本传没有载此事具体时间，但此时任城王澄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从其本传的任职情况看，应是从太和十七年（493年）冬正在营建洛阳，到第一次真正南征班师之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夏，故应是494年之事。

[7] 《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第104页。墓志此事之后才有“既而从县洛中”，即正式迁都洛阳，亦可证此事应在494年。

[8] 以上见《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66页。

[9] 以下关于进攻部署的引文见《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494年），第175页。

[10] 《魏书》卷十九下《元英传》，第496页；卷七十《刘藻传》，第1550页。

[11]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12] 《南齐书·魏虏传》：“遣（王）肃与刘昶号二十万众，围义阳”（第994页）。按，攻义阳的魏军不可能有这么多。可能是因为萧衍参与了解救义阳的援军，而《南齐书》成于梁代，遂大大夸张了萧衍的战功，顺便拔高了魏军的数量。

[13] 《南齐书·魏虏传》，第994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第4375页。

[15] 《魏书·高祖纪下》，第176页；《魏书》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附萧鸾》，第2168页。

[16] 《南齐书》卷五十一《张欣泰传》，第883页。

[17] 《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第1308页。

[18]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19] 《魏书·高闾传》，第1208页。

[20] 按，“获”字后似有脱漏，而“愿从容伊瀍”似是衍文，为误抄上文高闾语所致。

[21] 以上见《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22] 《魏书·高祖纪下》，第182页。

[23] 《南齐书·魏虏传》，第997页。

[24] 《南齐书·魏虏传》，第998页。

[25] 《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第563页。

[26] 《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加都督豫、南兖、东荆、东豫四州诸军事。”（第1409页）

[27] 《南齐书·裴叔业传》：“涡阳，虏南兖州所镇，去彭城百二十里。”（第870页）

[28] 《南齐书·裴叔业传》：“伪徐州刺史广陵王率二万人，骑五千匹……虏新至，营未立，于是大败。广陵王与数十骑走，官军追获其节。”（第871页）但据《魏书》卷二十一上《广陵王羽传》，元羽当时为青州刺史：“都督青齐光南青四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第550页），不可能赶到涡阳。当时魏徐州刺史应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魏书》卷二十二《京兆王愉传》：“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第589页）。但元愉年少，统兵者应另有其人。

[29] 《南齐书·裴叔业传》，第871页。

[30] 《魏书·王肃传》，第1410页。

[31] 《魏书·广陵王羽传》，载元宏此时给元羽的诗体信：“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时暨三炎，息驾汝颍。势临荆徐，声遏江外，未容解甲，凯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举……”（第550页）

[32] 《魏书·高祖纪下》，第184页。

[33] 据《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一》，马圈城在襄阳北三百里，见第4462页。

[34] 虽然边界地区醴阳发生过蛮族酋长的叛变，引起双方间规模不大的战事，但在战事结束之后，北魏的大臣向太后和元宏坦承：挑起战端的是北魏一方，南齐的反应合乎道理，所以北魏应当主动遣使恢复两国关系，冯太后和元宏也采纳了这个意见。见《魏书》卷五十五《游明根传》，第1214页。

[35] 《魏书·高祖纪下》：“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第176页）。淮北之民即北魏境内之民，此举是禁止北魏边民借机劫掠齐境。

[36] 《魏书·高祖纪下》，第186页。

[37] 《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66页。

[38] 《南齐书·魏虏传》，第994页。

[39] 《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第1567页。

[40]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第1630页。

[41] 《魏书·傅永传》，第1552页。

[42] 《魏书·奚康生传》，第1630页。

[43] 按，因为宣武帝初年北魏上层政治斗争极为激烈，《魏书·世宗纪》对这数年内地方刺史调动的记载几乎阙如，只能根据诸人本传拼合。《魏书》卷二十一下《彭城王勰传》：“景明初，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诏勰都督南征诸军事，余官如故，与尚书令王肃迎接寿春……又诏勰以本官领扬州刺史。”故元勰应当是北魏在寿春的首任扬州刺史，见第578页。

[44] 《魏书·世宗纪》，第192页。

[45] 《魏书·傅永传》，第1553页。

[46] 《魏书·王肃传》：“裴叔业以寿春内附，拜肃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肃还京师，世宗临东堂引见劳之……寻以肃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节，余官如故。”（第1411页）按，元勰离任、王肃继任之间，元英曾短期代理扬州刺史，见《魏书·元英传》：“司徒、彭城王勰镇寿春……勰还，诏英行扬州。”（第496页）当时可能是王肃和元勰一同回朝复命，由元英代理淮南事务。

[47] 《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秋七月……壬戌，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王肃薨”（第194页）。《魏书》卷五十九《萧宝夤传》：“景明二年至寿春之东城戍。戍主杜元伦推检知实萧氏子也，以礼延待，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车马侍卫迎之。”（第1313页）可见王肃死后，元澄立即继任。

[48] 《魏书·世宗纪》，第194页。

[49] 《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71页。

[50] 《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72页。

[51] 《魏书》只载这支梁军为姜庆真所部，未提及其来源。《梁书》则根本未载此事。但据《魏书·萧宝夤传》（第1314页），萧宝夤受命为东扬州刺史，驻防东城，而他渡过淮河时，东城已被梁军攻占，可见姜庆真所部是从东方赶来，以当时形势判断，很可能来自钟离城。

[52] 按，504年张惠绍被俘之事，在《梁书》中都无记载，但《魏书》的《元澄传》《岛夷萧衍传》等都有记载，且《元澄传》详细记载了魏朝同意放张惠绍还南的过程，应确有此事。505年梁军北伐时，张惠绍亦在军中。

[53] 《魏书·元英传》，第499页。

[54] 《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萧宏传》，第1275、1276页。

[55] 《魏书·元英传》，第499页。

[56] 这一路梁军规模，《魏书》中有不同记载，《世宗纪》载“衍将萧昞率众五万寇淮阳”（第201页）。《奚康生传》则载“临川王萧宏，副将张惠绍勒甲十万规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领众二万，水陆俱进”（第1631页）。实际萧宏主力指向的是扬州（寿春），张惠绍和萧昞的出击方向相同，应是同一路。

[57] 《魏书·奚康生传》，第1631页。

[58] 《魏书·元英传》，第499页。

[59] 《魏书·世宗纪》：“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敖于阴陵。”（第203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胡三省注，认为阴陵在全椒县，见第4563页。但全椒在建康对岸，此时魏军绝对不可能运动到全椒。此阴陵应当在合肥以北，《梁书·韦叡传》载其从合肥救援钟离时，“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第223页），可见此阴陵在合肥与钟离之间。《水经注疏》卷三十《淮水》载淮水经过寿春之后，“又北迳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第2530页）。可见此阴陵在寿春以东、钟离以西。且《梁书·韦叡传》载其攻占合肥后并未北上，所以阴陵这一路失败的梁军，应是来自萧宏所部。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关于此次魏梁之战的地图，对阴陵的方位标注是正确的。另，《魏书·世宗纪》所载之“徐州刺史王伯敖”，在《梁书》中却找不到对应材料。因为梁有南、北徐州，此时的北徐州刺史是昌义之，正在萧宏进攻寿春的主力军中，南徐州刺史历来由宗室重臣担任，此时是豫章王萧综，且未参加此次北伐。

[60] 《魏书·世宗纪》，第203页。

[61] 《魏书·世宗纪》，第203页。

[62] 按，史书对于张惠绍部放弃宿豫的时间记载颇为混乱，《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亦不加甄别，重复载入。胡三省注则认为是萧宏主力在梁城溃败之后，才引起张惠绍放弃宿豫。但据《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载魏宣武帝给邢峦的诏书：“淮阳、宿豫虽已清复，梁城之贼，犹敢聚结……”（第1444页）可见在邢峦驱逐张惠绍、夺回宿豫时，梁城的萧宏军队尚未败退，当然，这两事的时间差可能较短。这个记载来自当时诏书原文，应当比较可靠。

[63] 《魏书·邢峦传》，第1444页。

[64] 《魏书·元英传》，第500页。

[65] 以上见《魏书·邢峦传》，第1445页。

[66] 《梁书·韦叡传》：“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第223页）卷十八《昌义之传》则云：“英果率其安乐王元道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来寇钟离。……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韦叡帅众二十万救焉”（第294页）。可见梁军方面不太了解魏军确切数量，做的估计也比较夸大。两处都载梁军总数二十万，但这个数字也很可能有夸大，由于没有别的史料，姑且从之。

[67] 以上见《魏书·元英传》，第500—501页。

[68] 此肥水不是流经寿春入淮的肥水，而是流经合肥入巢湖、长江，《水经注疏》卷三十二称为施水，见第2690页。

[69] 《梁书·韦叡传》，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