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占领中原之后，特别是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征战中，军队中开始有一些步兵成分，但在当时的战争中尚无太大作用，其来源亦难根究。但是到拓跋焘晚年与刘宋的大规模战争中，开始有在河北地区征发步兵的记载。就在前一轮调发二万骑兵的四年之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政权对北魏发动了大规模北伐。为了应对宋军攻势，北魏再次从河北调兵：

九月……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38]

此处赦免“三州死罪以下”，即以囚犯充军备战，和“发州郡兵”属同一事。所以这次征发的对象，应不再是驻防的拓跋骑兵，而是河北地区普通民户甚至罪犯组成的步兵。且和以往的记载不同，这次调发的对象是“州郡兵”，多一“郡”字，可能显示了兵员是由地方郡县从民户中征调而来。此次与宋军的战争中，魏军多用汉人步兵协助拓跋骑兵作战。当宋西路军北伐至陕城时，与魏军发生激战，俘获的魏军之中“多河内人”，宋军统帅柳元景斥责这些人为异族效命，这些人的回答是：“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39]可见这些都是汉人民户被强征为步兵，待遇十分低下。次年，魏军已攻入刘宋境内，围攻盱眙城时，拓跋焘向守城的宋军将领宣称：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40]

骑兵不便于攻城，所以拓跋焘以非鲜卑的步兵负担此任务，对其生命毫不在意。拓跋焘虽然宣称攻城用的是丁零、胡、氐、羌等少数民族，其实充当此任务的多数还是汉人步兵，只是因为守城宋军也是汉人，为了避免激起自己军队中的民族反抗情绪，拓跋焘才只提及其中的非汉族成分。另外，此次魏军南下主要靠抢掠维持粮秣军需。骑兵运动速度快，便于抢掠，步兵则没有这种优势，所以在长途行军中难免因饥寒减员。魏军此次南征减员颇多，损失的应当主要是非鲜卑族的步兵。

<h3>第三节 420年代拓跋嗣的对宋战争</h3><h4>拓跋嗣河南战事中的略地作战</h4>

自397年之后的二十余年中，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两代君主主要忙于巩固新占领的中原地区，一度放缓了对外扩张的势头。到北魏泰常七年（422年）夏，宋武帝刘裕病死，少帝继位。拓跋嗣认为刘宋内部不稳，有机可乘，遂决意夺回416年刘裕占领的河南地区。对于如何进行河南地区的战事，北魏内部有不同意见。臣僚中奚斤和公孙表都主张优先攻城，即先占领黄河南岸宋军据守的滑台、虎牢、金镛（洛阳）等军事据点；崔浩和明元帝拓跋嗣则反对集中兵力攻城，主张用骑兵袭掠淮河以北的广大平原地区，断绝黄河沿岸城垒与后方的交通，使其不攻自溃。[41]“略地”是拓跋骑兵的传统战术，攻城则代表了向中原战术转向的趋势。主张攻城的奚斤是鲜卑人，公孙表是汉人；同样，主张略地的拓跋嗣和崔浩也分属胡、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出身和所持意见并无直接关系。

十月，奚斤、公孙表渡过黄河，开始攻击滑台城。在宋人的文献记载中，魏军“辎重弱累自随”[42]，即为攻坚战携带了大量后勤辎重，这在此前的战事中应较为少见，所以被专门记载了下来。魏军一面围困滑台，一面攻占仓垣，掐断宋军自汴水北上的航道。至十一月，守城宋军溃散，魏军进占滑台，用时一个月左右。从当时的攻坚战情况来看，所用时间并不长，但拓跋嗣已经迫不及待，“帝怒，议亲南讨，为其声援”[43]。可见魏帝尚不习惯这种较为持久的作战方式。此后，公孙表、奚斤继续西进。公孙表攻击虎牢城，奚斤则“留表守辎重，自率轻兵徇下河南、颍川、陈郡以南”[44]，说明奚斤仍能发挥拓跋骑兵的优势进行略地作战。此举为攻击虎牢的公孙表军搜罗了军粮，且肃清了虎牢城周边的宋军，为攻城作战提供了帮助。之后，奚斤所部又返至虎牢城下，和公孙表军一起攻城。

十二月，黄河进入封冻期，已无法充当南军的屏障，拓跋嗣遂决心扩大攻击范围：西线，于栗磾所部受命至河阳，攻击对岸金镛城的宋军；东线，叔孙建等则从平原郡过黄河，攻占青齐及兖州地区。面对魏军的全线攻势，刘宋驻军纷纷溃逃，只有虎牢和东阳（青州治所）的守军进行顽强抵抗。魏军从而同时进行略地与攻城两种形态的战事：

略地作战在各战场上有普遍应用：在西线战场，为对抗宋军自项城方向北上的援军，奚斤所部从虎牢出发，协助于栗磾部进占洛阳，并肃清了南至许昌的河南地区；[45]中线，魏军沿泗黄航道而下，“悦勃大肥率三千余骑，破高平郡所统高平、方与、任城、金乡、亢父等五县，杀略二千余家，杀其男子，驱虏女弱”[46]。东线，叔孙建部迅速进占泗黄航道（清水）以东，各地分散的宋军无法进行有力抵抗。[47]但部分宋军逃入东阳城内，加强了守城兵力。宋军还对东阳郊外坚壁清野，“烧除禾稼，令虏至无所资”[48]。拓跋嗣则任用自南方逃来的汉人刁雍为青州刺史，命其在当地征召军队并征收军粮，[49]供给围攻东阳的叔孙建主力。

<h4>拓跋嗣河南战事中的攻城作战</h4>

同时，魏军也在尝试攻城作战。422、423年之交，魏军集中兵力，围攻虎牢和东阳二城。

虎牢是一座为扼守黄河南岸而建的军事堡垒，处于临河的高地之上，周长仅三里，边长尚不足四百米，城中只有一口水井，也不可能供应太多的人口。[50]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驻防此城，兵力约数千人规模。但由于是临河的边防重镇，城内储存了较多的粮食，可以维持长期作战。围城魏军规模不详，数路军队汇合之后，应在数万人规模。[51]宋军一面依托城垒坚守，同时积极出城发动突袭，烧毁魏军攻城器械。但虎牢周边数百里已被魏军肃清，刘宋援军亦不敢前来解围。毛德祖部连续作战数月，情形极为艰苦。最后至闰四月，魏军在城东门下“作地道偷城内井”导致守军断水，虎牢才被攻破，[52]共坚持七个月时间。

东阳城的情况与虎牢很不同。该城是宋青州治所，有广阔的鲁北平原地区为依托和腹地，面积远比虎牢大，民户和物资储备都较充足。指挥守城的是宋青州刺史竺夔。叔孙建等魏军攻击青州的兵力《魏书》未载，《宋书·索虏传》载“虏众向青州，前后济河凡六万骑”[53]，这个数字大概以黄河沿边侦谍人员的统计为依据，虽可能有些夸大，但总体比较可信。《索虏传》对魏军围城战的过程记载比较详细：三月，魏军三万骑兵追逐逃难军民至东阳城下，被城中宋军阻击，暂时退去。两天后，魏军步、骑兵主力全部开到，在城外四面“列阵十余里”，半日之后见宋守军不敢出城作战，遂退至城西北二十里扎营，伐木制作攻城车辆、器械，同时“日日分步骑常来逼城”，寻找战机并对城内施加压力。

攻城设备完工后，魏军营地又推进至城西北四里处。宋军在城外挖掘堑壕筑墙以防范魏军进攻；魏军也在城北一里远夯土筑墙掩护攻城设施，骑兵还一度冲击施工的宋军。魏军设施准备完毕后，开始用虾蟆车（方厢车）运土填埋壕堑，然后用橦车（撞城车）撞击城墙。四座可牵引的高楼也逼近城墙，用箭矢掩护虾蟆车和橦车。除了城北，魏军还在城南用同样手法攻城。城上宋军则用磨石砸橦车，并试图挖地道通向城外焚毁魏军攻城车辆，但未能成功。

战事相持至四月，魏军不适应暑热天气，“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而东阳城北墙也被魏军撞塌“三十许步”[54]。此时，自彭城北上的宋军檀道济部已经进抵东阳附近，叔孙建认为再停留将会招致更大伤亡，遂下令撤退。魏军退兵后，竺夔声称东阳城墙破坏严重，难以修复，将青州治所迁移至不其城（今青岛市北），实际是为远离与北魏交界地区。

<h4>总结</h4>

422—423年的魏宋之战，以北魏占领河南地区的洛阳、虎牢、滑台诸城而告结束。此后魏宋两方边界的中段基本在黄—淮之间，各自依托黄河和淮河进行相持。东部则基本以清水（泗黄航道）和黄河下游为界，清水以东是刘宋的青齐地区。

此次魏军主动发起攻势，作战时间为泰常七年（422年）十月至泰常八年（423年）闰四月，是比较典型的北方军队对南方作战的季节周期。若延宕至夏日后则战区的暑热难以适应；河流涨水之后，南军也可以更快捷地从河道北上增援，并进入黄河切断魏军后路。所以魏军的战事只能维持半年左右。

从后勤供应方式上看，魏军在战前进行了一定的后勤准备。如在泰常三年（418年）秋要求各州加征租粮，并运到定、相、冀三州储存；泰常六年（421年）春，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55]。征发牛马也是为了便于战场运输。到下半年，公孙表、奚斤等渡河作战时，携带辎重颇多，应当就有这两次征发的物资。但当战事规模扩大、渡河军队增多之后，后方的补给已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前线魏军还要靠略地抢劫，利用汉族代理人征收粮赋等方式取得补给。

从作战方式上看，此次魏军在不放弃传统的野战和“略地”战术的基础上，首次开始进行对城市的攻坚战，且已经掌握了攻城的基本战术手段，如挖掘壕堑、地道，制造攻城车辆、器械等。这和北魏已经占领中原二十余年，可以利用内地的资源和经验有直接关系。但北魏上层拓跋人对攻城战的长期性尚认识不足，攻滑台一个月不拔已经引起拓跋嗣震怒；围攻虎牢数月不下，拓跋嗣两次亲征到前线，并秘密处死了主张攻城的汉人将领公孙表。叔孙建所部围攻东阳数月，即将破城时却匆匆放弃，也说明了魏军对攻城作战的长期性准备不足。

<hr/>

[1] 《魏书·序纪》，第6页。

[2] 《魏书》卷五十八《杨侃传》，第1282页。

[3] 《魏书·燕凤传》，第609页。

[4] 《晋书·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5] 《晋书·慕容德载记》，第3162页。

[6] 《魏书·太祖纪》，第27页。

[7] 《魏书》卷三十三《张济传》载拓跋珪占领中原两年后，派张济出使驻防襄阳的东晋雍州刺史杨佺期。杨佺期向张济询问“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张济答：“三十余万。”（第787页）但《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一载此事，则云张济回答为“四十余万”（第3493页），盖取自《魏书·太祖纪》，而没有注意到这里问是攻占河北（中山）的兵力，而非伐燕总兵力。另，《资治通鉴》卷一百九云：“魏王珪大举伐燕，步骑四十余万”（第3430页）。按，《魏书》未载伐燕的兵种，实则默认为都是骑兵，《资治通鉴》以中原惯例度之，擅改为“步骑”，实则失去《魏书》原意。

[8] 《魏书·太祖纪》：“十有一月庚子朔……别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仪五万骑南攻邺”（第28页）。另外，在去年的参合陂之战中，拓跋仪亦率五万骑兵为一路：“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第26页）至伐河北时，拓跋虔已战死，拓跋遵（元遵）似在拓跋珪直属军队之中，史书甚少提及。

[9] 《魏书·太祖纪》：“冬十月乙酉，车驾出井陉，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五万骑先驱启行”（《资治通鉴》将此条错系于八月进攻晋阳之时）。“十有一月……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第28页）。卷二十八《李栗传》：“太祖征慕容宝，栗督五万骑为前驱，军之所至，莫不降下。”（第686页）卷三十《王建传》：“并州既平，车驾东出井陉，命建率五万骑先驱启路。车驾次常山，诸郡皆降，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乃遣卫王仪南攻邺，建攻信都，众各五万。”（第710页）按，李栗、王建是共同而非各自统帅五万骑兵，两人本传都未载此点，应注意。

[10] 《魏书·李栗传》：“慕容宝弃中山东走也，栗以轻骑追之，不及而还。”（第686页）《王建传》：拓跋珪误信王建之言、未能进占中山，“顾视建而唾其面”，见第710页。可见攻占信都后王建部已归入拓跋珪直辖军中。

[11] 《晋书·慕容德载记》，第3164页。

[12] 《魏书·太祖纪》，第27页。

[13] 《晋书·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第3143页。

[15]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并州素乏<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053J50.jpg" />。是岁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第3429—3430页）此记载亦不见于他书。

[16] 《魏书·太祖纪》，第28页。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引自此卷。

[17] 《魏书·太祖纪》，皇始二年（397年）正月：“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腾寇博陵，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抄掠租运。”（第28页）

[18]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胡三省注引《郡国志》：“中山蒲阴县有杨城”（第3439页）。

[19] 《魏书·太祖纪》，皇始二年（397年）：“夏四月，帝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钜鹿，积租杨城。”（第29页）

[20] 按，关于拓跋珪五月放弃对中山的围困，《魏书·太祖纪》载为：“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而大军迫之，欲降无路，乃密招喻之……命诸军罢围南徙以待其变。”（第30页）但《魏书·长孙肥传》所载更为真实：“中山城内人立慕容普邻为主，太祖围之……时以士马少粮，遂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第29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将此事系于皇始二年（397年）五月，很正确。

[21] 《魏书》卷三十二《崔逞传》，第758页。

[22] 《魏书·太祖纪》，第44页。

[23] 《南齐书·魏虏传》，第986页。

[24]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第62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改此句为“（拓跋嗣）自将诸国兵五万余人南出天关，逾恒岭，为斤等声援”（第3749页），则部分失去了《魏书》的原意。

[25] 《魏书》卷二十六《尉眷传》，第656页。

[26]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广陵王羽》，第546页。

[27]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相、定三州为营户。”（第97页）

[28]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元年（471年）、二年，第135—136页。

[29] 《魏书》卷十九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传》，第475页。

[30] 《魏书》卷二十一上《献文六王·高阳王雍传》，第554页。

[31] 《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第1432页。

[32] 《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秋八月，第99页。

[33] 《魏书·高祖纪上》，第142页。

[34]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第1287页。

[35] 在整个北魏时期，河北南部冀、定、相三州是最为富庶的地区，治所分别是信都、中山和邺城，正是北魏攻后燕时战斗最多的三城。《魏书·崔浩传》，神瑞二年（415年）秋，代北地区发生饥荒，明元帝曾准备将都城迁到邺城。崔浩反对迁都，提出可以让贫民到“山东三州”就食，也可以说明这三州比较富庶（第808页）。在占领之初，这里是魏军驻防较多的地区，但在实现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之后，这里又是向边境战场提供兵员最多的地区。

[36] 《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第100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载此事径作：“魏选六州骁骑二万”；胡三省注，“六州，冀、定、相、并、幽、平”，即北魏统治的中原腹地。（见第3916页）

[37] 《魏书·世祖纪下》，第101页。

[38] 《魏书·世祖纪下》，第104页。

[39] 《宋书·柳元景传》，第1985页。

[40] 《宋书·索虏传》，第1912页。

[41] 据《魏书·崔浩传》，是崔浩认为“南人长于守城……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第814页）；而《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传》则云：“太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表固执宜先攻城，太宗从之。”（第783页）则是拓跋嗣亦主张略地优先。由于《魏书·崔浩传》中多夸大崔浩先见之明，似乎经过崔氏后人的文饰，现在已难以完全还原事实真相。

[42] 《宋书·索虏传》，第2323页。

[43] 《魏书·太宗明元帝纪》，第62页。

[44] 《魏书》卷二十九《奚斤传》，第699页。

[45] 《宋书·索虏传》：“郑兵（奚斤）于虎牢率步骑三千，攻颍川太守李元德于许昌。车骑参军王玄谟领千人，助元德守，与元德俱散败。虏即用颍川人庾龙为颍川太守，领骑五百，并发民丁以戍城。”（第2326页）

[46] 《宋书·索虏传》，第2327页。《魏书》卷三十《闾大肥传》作：“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略地高平、金乡，东至泰山。”（第728页）《魏书》之闾大肥，《宋书》为悦勃大肥。另参见《魏书》卷三十《娥清传》。

[47] 《魏书·叔孙建传》：“率众自平原济河，徇下青兖诸郡。”（第704页）《宋书·索虏传》：“虏又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涉归幡能健、越兵将军青州刺史临菑侯薛道千、陈兵将军淮州刺史寿张子张模东击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第2325页）涉归幡能健即叔孙建。

[48] 《宋书·索虏传》，第2325页。

[49] 《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第866页。按，刁雍本传载，拓跋嗣命刁雍赴青州时，“给五万骑，使别立义军”，如此庞大的兵力颇为可疑。因为据刘宋方面统计，过黄河到青州的北魏骑兵“凡六万骑”，此数字尚极为夸大，不可能从中分出五万给刁雍。本传又载，刁雍向叔孙建请命，“求将义兵五千”，阻击前来增援的宋军檀道济部，因叔孙建不允而止。如果刁雍本人有五万骑兵，亦不至于再向叔孙建求增兵。《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载拓跋嗣给刁雍兵力之事为：“以雍为青州刺史，给雍骑，使行募兵以取青州。”（第3753页）应是认为“五万骑”数字颇可疑，而有意略去。可推测，北魏能提供给刁雍的骑兵大概在数百人规模。

[50] 《水经注疏·河水五》：“（成皋县）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第398—399页）。

[51] 据《宋书·索虏传》，宋永初三年（422年）十二月，参与合围虎牢的魏军公孙表、奚斤、周几所部共“万五千骑”。从永初四年（423年）三月开始，拓跋嗣又陆续多次增兵。（见第2324页）

[52] 近百年之后，郦道元到此处，魏军泄井水所凿之穴仍在。《水经注疏·河水五》：“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第399页）

[53] 《宋书·索虏传》，第2325页。

[54] 《魏书·刁雍传》，第866页。

[55] 《魏书》卷三《太宗纪》，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