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秦之战中,檀道济、沈林子、王镇恶诸将不顾事先部署,不等主力赶到就急于西进,堪称积极进攻的典范。这是经过近二十年战争洗礼形成的刘裕军人集团的典型风格,它是对东晋士族萎靡、怯懦政治风气的彻底逆转。刘裕从399年的天师道内战时从军,连续多年厮杀在战场第一线,“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37]。他不仅本人从不畏战,治军也以严厉著称,对贪生怕死者毫不留情。410年对卢循天师道军作战时,军官徐赤特违令出战失败,使得建康一度危急。刘裕亲率部队堵住缺口,临战“出列陈于南塘。以赤特违处分,斩之”。在对天师道军追击过程中,双方舰队会战于雷池江面,面对敌优势舰队,“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并踊腾争先”[38]。刘裕军征讨荆州的司马休之势力时,敌据江岸峭壁固守,刘裕舰队无法靠岸,刘裕命胡藩所部强行登陆:
……即日于马头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阵,无由可登。高祖呼(胡)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奋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藩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39]
刘裕麾下的将领大都是在镇压天师道、攻灭桓玄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以其敢打敢拼、不计后果的凌厉作风,一洗百年士族政治的萎靡颓唐风气。东晋偏安江左近百年来,军权由士族门阀把持,这些士族大都怯懦,贪生怕死,且视军队为家族私产,拥兵自重,不愿在恢复中原上耗费实力,所以桓温、殷浩等人的一次次“北伐”都归于失败。而刘裕集团在短短二十年间,连续攻灭了孙恩卢循天师道军、桓玄朝廷、谯纵政权、南燕政权、后秦政权,在内部铲除了刘毅、司马休之等离心势力,其军事成就堪称三百年间南方政权的顶峰。刘裕死后诸将凋零,对北方的军事优势未能维持,但使南朝政治回归专制皇权,是其对历史的影响。
<h4>附录 刘裕伐后秦“水军出石门”辨正</h4>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秋,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经过一年的战斗,晋军连克洛阳、长安,俘获后秦皇帝姚泓。关于此战过程,《资治通鉴》义熙十二年载:
(八月)丁巳,裕发建康。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巨野入河……[40]
刘裕北伐的重要根据地彭城,向北方有两条水道:(一)向北溯泗水,经桓公渎入黄河;(二)向西北溯汴水,在石门入黄河。《资治通鉴》云沈林子、刘遵考部“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即认为是以舟师溯汴水入黄河。后世史家亦沿袭此观点,未提出异议。
但是,核以《宋书》《魏书》《晋书》诸相关传记所载,都未云沈林子、刘遵考部有水军。与《资治通鉴》此条最相近的记载,是《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仲德)传》:
义熙十二年北伐,进仲德征虏将军,加冀州刺史,为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向洛阳;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出石门;宁朔将军朱超石、胡蕃向半城;咸受统于仲德。仲德率龙骧将军朱牧、宁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钜野入河……[41]
此外尚有《宋书》载此次北伐沈林子“加建武将军,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42]。《晋书·姚泓载记》:“晋太尉刘裕总大军伐泓,次于彭城,遣……将军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43]《宋书·武帝纪中》则只载“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44],未提及沈林子、刘遵考部。《魏书·刘裕传》:“裕率众军至彭城,加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遣中兵参军沈林子自汴入河……”[45]这些史料,都未提及沈林子、刘遵考部为水军。
事实上,黄河分流入汴水的石门,在魏晋之际经常淤塞。如果石门不通,汴水无法获得黄河水,流量非常有限,不能供舟船通航。刘裕北伐时的汴水就是如此。《水经注·济水》:
济水与河,浑涛东注,自西缘带山隰,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今则南渎通津,川涧是导耳。[46]
可见沈林子、刘遵考部受命循汴水攻占石门,正是要凿通湮塞已久的石门,恢复汴水流量。
另外需要注意,石门未开通,不等于汴河故道内完全没有流水。因为在得不到黄河水源的情况下,汴河仍在河南地区有比较小的流域范围,这一流域的降水可以形成径流,只是水量比较小。但这不排除雨季时仍能形成洪涝灾害。《水经注·汴水》:
……义熙十二年,霖雨骤澍,汳水暴长,(彭)城遂崩坏。冠军将军,彭城刘公之子也,登更筑之。悉以塼垒,宏壮坚峻,楼橹赫奕,南北所无。[47]
义熙十二年(416年)夏,正是刘裕北伐后秦准备启程之时。虽然汴水在暴雨季节能形成洪涝,但仍不能通航。因为多年缺水,河道内已经长满树木。《水经注》同卷载:
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薄于此,故兹坞流称矣。[48]
可见要恢复汴水通航,不仅需凿通石门,还需要清理河道树木。这一工作非短期所能完成。
刘裕帅主力溯黄河入洛水,进抵洛阳时,汴水尚未开通。跟随刘裕出征的戴延之亲至黄河分流出汴水的故地观看:“三皇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百步。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今涸无水。”[49]
义熙十三年(417年)上半年,晋前锋诸军和秦军在潼关的战斗异常激烈,相持甚久。为打破僵局,王镇恶准备抛开潼关秦军,乘船溯渭水直进长安。《宋书·武帝纪中》:“七月,(刘裕)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50]王镇恶就地伐木造船,也说明他们西进时汴水不能通入黄河,不然舟舰不至缺乏。《宋书·王镇恶传》:
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谓。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士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51]
八月,王镇恶攻克长安,生擒后秦皇帝姚泓。伐秦之役至此告成。刘裕在长安驻扎至十二月,因为后方刘穆之病死,方急忙班师回建康。大概在此行中,刘裕才终于凿通了石门,由汴水南归。《宋书·武帝纪中》:
(义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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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武帝纪上》,第15页。
[2] 《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六《偏霸部十·慕容超》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南燕录》:“(义熙)五年二月,晋相刘裕率众来伐。三月,晋师渡淮。”时间皆比《宋书·武帝纪》早一个月,似应以《宋书》为准。
[3] 《宋书·武帝纪上》,第15页。
[4] 《宋书·武帝纪上》,第15页。
[5] 以下引文见《晋书·慕容超载记》,第3181页。
[6] 《南史》卷一《宋本纪上》:“及入岘,帝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众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第9页)
[7] 参见《宋书·武帝纪》,卷四十七《孟龙符传》,卷四十九《刘钟传》,卷一百《自序》;《晋书·慕容暐载记》。
[8] 《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五:“裕遣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向弥潜师出燕兵之后,攻临朐,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向弥擐甲先登,遂克之。”按,声言轻兵自海道而至之事,《宋书·武帝纪》、向弥(向靖)本传、《慕容暐载记》皆不记载,不知《通鉴》采自何书,可能来自当时尚存的《十六国春秋》。临朐距离渤海不到百里,且城下有巨洋水入海,晋军自海道绕过山东半岛来袭,亦有其可行性。参见《水经注疏》卷二十六《巨洋水》。
[9] 《宋书》卷四十五《檀韶传》:“从征广固,率向弥、胡藩等五十人攻临朐城,克之。”(第1372页)此“五十”应为“五千”之误。《宋书》卷四十五《向靖(向弥)传》:“从征鲜卑,大战于临朐,累月不决。弥与檀韶等分军自间道攻临朐城。弥擐甲先登,即时溃陷,斩其牙旗,贼遂奔走。”(第1374页)此“累月”为“累日”之误。因为临朐战役只持续了一天。
[10] 《宋书·武帝纪上》:“大军进广固,既屠大城。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第16页)
[11] 以往割据青齐的曹嶷、段龛等武装,虽向东晋称臣,实际上仍是独立割据状态。
[12] 据《宋书·武帝纪》和《南史·宋武帝纪》,加大都督时间为三月;但《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为二月。大概朝廷二月发布加大都督之诏令,但刘裕要根据惯例辞让,最终接受时已至三月。伐秦檄文的发布日期,据《南史·宋武帝纪》为四月乙丑。则从二月获悉姚兴死讯,到四月发布檄文,是刘裕前期酝酿和准备伐秦阶段。
[13] 《宋书·武帝纪中》,第36页。
[14] 《宋书·武帝纪中》载王仲德时为北兖州刺史,但卷四十六《王仲德传》则载其职为冀州刺史。盖两职授予时间稍有先后,两传各载其一。冀州或北兖州,都在新占领的青齐地区的西部。
[15] 据《魏书》卷一百六中《地形志二中》平原郡聊城县有畔城。但《魏书》所云之畔城,皆在黄河北岸;宋军所进向之半城,应在黄河南岸,盖此段黄河南北两岸都有一城,临河方向皆做半缺状,故都可称为半(畔)城。南岸之半城,后被宋军营建为碻磝城。《水经注疏·河水五》云:“河水……迳碻磝城西。《述征记》曰:‘碻磝,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其城临水,西南崩于河。’”可见其残半之状。(见第468页)
[16] 《宋书·武帝纪中》:“八月丁巳,率大众发京师……九月,公次于彭城……”(第36页)
[17] 《宋书·王镇恶传》:“初,高祖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当王镇恶等违令冒进遭遇困难时,刘裕又斥责其使者:“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第1369页)
[18] 《宋书·武帝纪中》云:“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台。”(第36页)但北魏史书对此的记载稍有不同。《魏书》卷三《太宗明元帝纪》:“九月……司马德宗相刘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从陆道至梁城。衮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台。”(第56页)《魏书》“梁城”,即《宋书》之凉城。但关于王仲德部的进军方式,《宋书》载为“水军入河”,《魏书》则为“从陆道”。两相对勘,应以《魏书》为是。因为在九月时,泗水入黄河的航道尚在开凿之中,未能开通,晋军舰队不可能驶入黄河。当然,《宋书》所载是刘裕给王仲德的指令而非实际战事,即命令他开泗黄航道后以水军夺取滑台,由于工程艰难,王仲德遂不待通航而从陆地进军。
[19] 《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第703页。
[20] 参见本章末附录《刘裕伐后秦“水军出石门”辨正》。
[21] 《宋书·自序》:“时襄邑降人董神虎有义兵千余人,高祖欲绥怀初附,即板为太尉参军,加扬武将军,领兵从戎。林子率神虎攻仓垣,克之,神虎伐其功,径还襄邑。林子军次襄邑,即杀神虎而抚其众。”(第2455页)
[22] 《水经注疏》卷七《济水一》:“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第658页)按,刘遵考开石门航道,应是从义熙十二年(416年)十月开始。《水经注》载刘裕伐秦,多径载为义熙十三年,其实战事乃从十二年延宕至十三年。
[23] 《水经注疏·汳(汴)水》:“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薄于此,故兹坞流称矣。”(第1966页)
[24] 《宋书·武帝纪中》:“伪兖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归顺。”(第36页)似韦华以仓垣归顺,但仓垣是中路军沈林子所部攻占,见《宋书·自序》。《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至成皋,伪兖州刺史韦华降。”(第1342页)可见韦华是在沈林子攻势之下撤往成皋,然后投降檀道济、王镇恶军。如果没有檀道济本传的这个记载,成皋和荥阳则不能确定是中路军还是西路军攻占。
[25] 《晋书·姚泓载记》云,姚洸遣赵玄率精兵千余守柏谷坞,几乎全部战没。姚洸遂以洛阳降。《宋书·檀道济传》,洛阳被俘秦军四千余人,则战前洛阳驻防的秦军为五千余人规模。
[26]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十月“甲子,道济进逼洛阳。丙寅,洸出降”(第3694页)。《宋书》《南史》的刘裕本纪,及《晋书·姚泓载记》均未载洛阳克复的具体日期。
[27]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5页。
[28] 《宋书·自序》,第2455页。
[29]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30] 《水经注疏》卷十五《洛水》:“洛水又东,迳龙骧城北。龙骧将军王镇恶,从刘公西入长安,陆径所由,故城得其名。”(第1297页)所谓“从刘公西入长安”为概说,因为此时刘裕尚未至前线。此地在洛水上游,较为僻远,正常行军不会经行此处,只能是王镇恶部为筹集军粮,从黄河边翻山而来。
[31] 《宋书·王镇恶传》:“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第1369页)
[32] 《宋书·自序》:“绍复遣抚军将军姚赞将兵屯河上,绝水道。赞垒堑未立,林子邀击,连破之,赞轻骑得脱,众皆奔败。”(第2456页)
[33] 《宋书·自序》:“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粮所急,复遣林子争据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参军严纲、竺灵秀卷甲进讨,累战,大破之,即斩伯子、默骡、小方三级,所俘馘及驴马器械甚多。所虏获三千余人,悉以还绍,使知王师之弘。兵粮兼储,三军鼓行而西矣。”(第2456页)
[34] 《宋书·自序》:“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第2448页)。《晋书·姚泓载记》:“刘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众万余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镇奔长安。田子等进及青泥。”又云:“时裕别将姚珍入自子午,窦霸入自洛谷,众各数千人。”(第3015页)盖翻越秦岭的晋军有多路,并非只从武关道进发,大概每支规模都不大,共计有万余人。
[35] 《宋书·武帝纪中》,第42页。
[36]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37]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第784页。
[38] 《宋书·武帝纪上》,第20、22页。
[39] 《宋书·胡藩传》,第1444页。
[40] 《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第3689页。
[41] 《宋书·王懿(仲德)传》,第1392页。
[42] 《宋书·自序》,第2455页。
[43] 《晋书·姚泓载记》,第3010页。
[44] 《宋书·武帝纪中》,第36页。
[45] 《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第2133页。
[46] 《水经注疏·济水一》,第658页。
[47] 《水经注疏·汳水》,第1991页。
[48] 《水经注疏·汳水》,第1966页。
[49] 《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戴延之《西征记》,第327页。
[50] 《宋书·武帝纪中》,第42页。
[51]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52] 《宋书·武帝纪中》,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