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濬、唐彬舰队继续向下游进军，占领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并继续东下：王濬舰队协助胡奋攻夏口，克城后胡奋军队划拨七千人给王濬；唐彬舰队协助王戎攻武昌，之后王戎所部划拨六千人给唐彬。然后王、唐舰队顺流攻占建邺。

（五）由于舰队东下，贾充的指挥中心也从襄阳东移到项城，以便协调长江下游战事，特别是司马伷、王浑等军与王濬舰队的协同问题。

这道诏书表明荆州方面的胜利给了晋武帝信心，使他不顾贾充等人反对，执意将伐吴进行到底。另外，这也是他了解了杜预和王濬关系之后的部署：杜预无意于争功，所以命其留在上游；下江直取建邺的任务则留给了王濬。

<h4>第二阶段的战事和争议</h4>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晋军在长江中游和下游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王濬舰队自江陵东下之后，迅速加入了对夏口、武昌二城的攻势。这两城的情况和江陵相似，都是吴军在长江北岸的军事据点，吴军依托长江对其进行补给和增援，所以长期坚守不下。王濬舰队切断了吴军的江上通道，并增加了临江方向的攻势，所谓“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67]，短期内都被顺利攻破。按照晋武帝二月十八日诏书的部署，王濬及唐彬舰队从胡奋、王戎部补充了兵力，[68]继续顺流驶向建邺。此时应已进入三月中旬。

在东线，开战以来的三个月里，司马伷的徐州、王浑的扬州军队已进至长江沿线。吴军在下游江北地区没有重兵驻防，所以这两支军队的进展颇为顺利。但在兵临长江之后，他们迟迟没有渡江举动。这种迟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畏战，因为吴军舰队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制水权，晋军徐、扬两州都缺乏大型军舰，怕遭到吴军拦截而不敢渡江。以前的曹仁、最近的杜预都曾用轻舟偷渡长江，但司马伷、王浑两人显然缺乏这种魄力。另一方面则是这二人都怕招致贾充反感。所以司马伷、王浑达成了默契，消极对待渡江灭吴之事。

在王濬舰队参与攻击夏口、武昌时，东吴方面也在试图发起反攻。

吴丞相张悌率领吴都建邺的精锐兵力三万人渡江至历阳，北上攻击晋扬州都督王浑、刺史周浚所部。吴军内部曾对此方案有争议，丹杨太守沈莹认为，上游的晋军舰队行将来到，应集中兵力扼守长江，准备与晋水军决战。张悌则认为，待到晋舰队驶入下游时，东吴的军心早已涣散，不如趁现在与晋扬州军决死一战，如能战胜，吴军上下士气大增，尚有全盘扭转战局的可能。从当时形势看，张悌的意见是积极和正确的。但两军会战于江北版桥，吴军大败，损失近万人，张悌等将帅也都战死。[69]

到此时，贾充还在坚持其伐吴必败的论调。他的依据是，如今大军尚未能渡江，而春季行将过去，长江将迅速涨水，江南一旦进入暑热天气，将不利于北方军队作战，所以必须立即停止攻势。这种意见不仅限于朝廷上层，杜预麾下的荆州军官也颇有应和之声。[70]这种反战声势显然影响着王浑、司马伷等将帅，使他们依然观望而不敢乘胜渡江，以免得罪贾充。

就在王濬舰队驶向下游之际，晋武帝又发布了一道诏书，指示王濬“至秣陵，受王浑节度”[71]。从诏书字面意思看，“至秣陵”至少是已经渡江围困建邺之后。那么在王浑渡江之前，和王濬的指挥关系又该如何？似尚未明确。另外，这个诏书的发布日期也难以确知。因为王濬舰队在中游的最后一站是武昌，彼时他还未收到这个诏书；待舰队离开武昌之后，一路再未遇到吴军有力抵抗，所以顺流长驱直下，与江北的晋军再没有联系，更无从得知有此诏书。

而王浑得到这个诏书之后，确信自己拥有了对王濬舰队的指挥权，遂一直在江北坐待舰队东来。扬州刺史周浚、别驾何惲都劝他乘胜渡江、直取建邺。但王浑坚持待王濬舰队来后渡江，方万无一失。[72]

三月十四日，王濬舰队行至牛渚，王浑在北岸派遣信使到舰队，邀请王濬到自己军营相见。王濬则表示，吴军舰队正在前方的三山江面集结，战事方殷，无暇旁顾，且如今风向正有利，舰队行驶皆有序列，不能贸然改变方向。这就留下了一个争执，就是在信使见到王濬时，王濬是否得知那封让他“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的诏书？在战后争执中，王濬坚称当时：

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73]

史书中没有王浑控告王濬的原文，但可以推测，他肯定坚持信使已经告知王濬：有“节度”之命的诏书，请他到北岸就是要出示这个诏命。

无论如何，当天王濬舰队没有停留，而连夜直向三山。舰队副统帅唐彬看到王濬、王浑的争执已趋激烈，为明哲保身，遂托病交出指挥权，避免开罪于任何一方。[74]吴军集结的最后一支舰队共万余人，在强大的王濬舰队面前不战而溃。次日（十五日），王濬舰队行驶到建邺江面，吴主孙皓手足无措，只得投降。

在此时，西晋朝廷关于是否应渡江的争论正如火如荼，中书监荀勖附和贾充意见认为已不可能成功渡江，请求晋武帝惩办张华。杜预在荆州得知这些争论，“驰表固争，言平（吴）在旦夕”，信使行至洛阳近郊，平吴的捷报也正从前方传来，争论才告终结。[75]

而在建邺，二王之间的争执正愈演愈烈。十五日王濬接受孙皓投降，同时遣信通报王浑；当天晚间，王浑的一封书信送到王濬处，才提及“当受节度之符”。次日（十六日），显然晋武帝刚刚收到王浑对王濬拒命的控告（应为十四日发出），遂又发布一道诏书，重申王濬必须接受王浑的指挥。[76]同日，王浑军队也渡江到达建邺，[77]这说明王浑实际并不缺渡江船舶，此前的按兵不动只是迟疑观望而已。

王浑到达建邺后，对王濬抗命的指控日趋激烈，并控告其军队抢掠吴宫财宝，甚至“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俨然有钟会和邓艾之争再起之势。晋武帝只得将两人召回洛阳，朝臣欲以“违诏”治罪王濬。晋武帝的裁决是：

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

但王濬的行为已经触怒了贾充等反战派高官，他和王浑的争执也被打上了以寒门挑战高门的烙印，[78]在占领区善后及评定功勋等问题上频频遭遇刁难，必要时只能依靠晋武帝提供保护。直到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命濬孙王粹“尚颍川公主”，才标志着王濬家族正式被接纳为上层士族，而此时王濬已经去世五年了。

<h4>余论：晋灭吴之战的另一种可能</h4>

西晋灭吴之战的最高决策者是晋武帝，他的判断和决心最终促成了统一局面。但是，以贾充为首的反对者始终未曾放弃对伐吴事业的批评和阻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晋武帝出于制衡群下、防范边帅叛变的考虑，有意识地制造两派臣僚互相批评、攻讦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正在形成的士族对皇权的掣肘，致使晋武帝对某些士族成员不得不保持优容姿态，特别是像贾充这种曾为司马氏夺权立过汗马功劳（杀死高贵乡公），同时又身在朝廷，没有外叛之虞的高官。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力主伐吴的代表人物，羊祜的作用格外重大。他的意见坚定了晋武帝伐吴的信心，而且为伐吴事业提携了最重要的人才：朝中的张华和荆、益二州的杜预、王濬，在伐吴之战中，荆益二州军队是最为积极的力量，不仅迅速解决了上游吴军，且参与了整个长江江段的战事，直至占领建邺。

主战派与反战派的互相攻讦牵制贯穿了伐吴之战全过程。这使得主战派的将帅时时小心戒备，防止授人以柄，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钟会据蜀的阴谋。但另一方面，这种争执又使得伐吴事业几乎功败垂成：在战事第一阶段，如果荆益军队在西陵到江陵的战场上遭遇挫折，战局稍事拖延，必然因为贾充等人的反对而告中止，而主战派也难免遭到清算；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如果王濬在牛渚江面接受了王浑的调度，渡江攻建邺之举也势必拖延，届时贾充以最高指挥官（大都督）身份作梗，也很可能使伐吴大计功亏一篑。毕竟，在王濬舰队击败三山的东吴舰队之前，东吴还拥有最后一支保卫长江的水师主力。如果晋军攻势稍为放松，东吴完全可能重建长江上的优势。

在战事开始之前，王濬已经有过对东吴内政变化的担忧：“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79]且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变局也并非不可能：550年代，江陵的萧绎朝廷被西魏攻灭之后，江南地方武装迅速分化、重组，陈霸先武装在混乱中崛起，抵抗住了北方政权的攻势，使陈朝在江南的统治又维持了数十年。而从西晋自身的情况看，如果280年的伐吴战事进入拖延，也将逐渐丧失对江南的优势和扩张性：

首先是西晋政治的内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封闭和壮大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遏止。这个阶层文化上崇尚清谈狂放，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则萎靡保守。张华和王濬在伐吴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恰恰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在世时饱受歧视排挤，而在他们之后，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彼时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有作为的政治人物了。从这个角度讲，平吴之战是西晋王朝在堕落沉酣之前的最后一次振作，而且有幸获得了成功。

再从西晋的外部局势看，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活跃在从关中到并州的内地，且塞外的鲜卑等部族叛乱此起彼伏。如果西晋未能及时灭吴，南方战线占用大量驻军，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资源将捉襟见肘，也会使西晋政权陷入南北方无法兼顾的困境。当这种困境进入极端时，将是和西晋末“刘石之乱”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说，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几乎是注定要出现的，西晋灭吴只是将这个局面推迟了三十年，并使南方政权从孙氏改为司马氏而已。

<hr/>

[1] 《宋书·索虏传》，第2359页。东吴亡国之后，陆机作《辩亡论》总结教训亦云：“彼（西晋）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松之注，第1181页；及《晋书·陆机传》。

[2]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2页。

[3] 现在的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在合肥一带存在分水岭，无法沟通。但对于历史时期合肥附近是否存在一条“江淮运河”，研究者有不同意见，多数认为并不存在。马骐等“江淮运河”的支持者曾在原地踏访，只找到一条未曾修通的河道故迹，亦无法确定其年代。故本书亦认为合肥附近不存在沟通江淮的水道。参见马骐、高韵柏、周克来：《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考察及发现》，《长江水利史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4]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7页。

[5]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则东吴方面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见第1119页。

[6]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第279页。

[7] 《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第441页。

[8] 见《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按《三国志》中，洞口又名洞浦口，史书及地志中都未载其方位。据《晋书》卷三十七《谯王司马尚之传》，洞浦口在历阳附近，为东晋末侨豫州所辖舰队驻扎之地，应在濡须口下游数十里处。另，此次曹休派轻船攻击之地为“徐陵”，具体地址不详，可能是洞浦水入长江口的一处军垒。此事《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全琮传》作：“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钞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第1382页）

[9]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濡须中洲之战详见《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桓传》及《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蒋济传》。

[10] 春秋后期，吴王阖闾就开凿了经广陵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见《国语·吴语》。

[11]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略》所载曹丕诏书，第85页。

[12] 《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徐宣传》，第646页。

[13]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第385—386页）另参见《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14]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85页。

[15]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录》，第1132页。

[16] 当时曹魏后方的谯郡人也不得在涡河中拦水捕鱼，以便为淮河和运河中的舰队提供必要的水源。见《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文德郭皇后》，第166页。

[17]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董袭传》，第1291页。

[18]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贾逵传》，第483页。

[19]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6页。

[20] 《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6页。

[21]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孙峻传》，第1138页；《吴书·诸葛恪传》，第1447页。

[22] 只有在257年，诸葛诞据寿春起兵反抗司马氏，同时向东吴求援，一支吴军遂从陆路北上进入寿春。司马昭对此的判断是“（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这支吴军果然随着寿春陷落而成为俘虏。见《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4页。这也说明寿春向南没有水道可以沟通长江。

[23]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第1435页。

[24]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皓传》，第1172页。

[25] 东吴江夏郡在长江南。此江夏为魏荆州刺史王基在江北所筑之上昶城。见《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基传》，第752页。

[26] 《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满宠传》：“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因以所获尽为将士赏。”（第725页）

[27] 《晋书》卷三《武帝纪》：“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第69页）《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第1202页）

[28] 《晋书·宣帝纪》，第6页。

[29]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第526—527页）有趣的是，司马懿也知道冬季水浅会阻碍东吴水军的攻势，正始三年（242年）诸葛恪攻击江北，司马懿主张积极迎击，其理由便是“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吴军只能进行陆战，而这正是北军所长。见《晋书·宣帝纪》，第15页。

[30] 《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传》，第749页。

[31] 以上见《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傅嘏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详细记载此事，见第626页。另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第752页），此时的荆州刺史王基也持“大田”的保守主张，但胡遵、毌丘俭二人持何观点已经不详。

[32] 《晋书》卷二《太祖文帝纪》，第36页。

[33]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第1002页。

[34]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第1015页）此事不系年月，但在273年吴将步阐来降之前，所以应在羊祜到任襄阳后不久。

[35]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第1207—1208页。

[36] 《晋书·羊祜传》，第1014页。

[37] 据《晋书·武帝纪》，在泰始八年（272年）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第62页），此时方由羊祜继任车骑将军之号，而此前王濬早已担任过巴郡、广汉太守，并升至益州刺史了。

[38] 《晋书·贾充传》未载其迟留多久，但载其被迫出发赴任时，“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第1168页），可见当时已是隆冬。证以《武帝纪》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第61页）

[39] 但《华阳国志》卷八误将此事系于泰始十年（274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40] 《晋书·羊祜传》，第1016页。战役过程见《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附陆抗》。

[41]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4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页。

[43]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阎温传》，裴注引《世语》，第551页。

[44]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104页。

[45] 《晋书·羊祜传》，第1020—1021页。

[46] 《晋书·羊祜传》，第1017页。

[47]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48]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49] 《晋书·杜预传》，第1028页。

[50] 《晋书·羊祜传》，第1020—1021页。

[51]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3]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54] 《晋书·杜预传》，第1028—1029页。

[55] 《晋书·武帝纪》，第70页。

[56] 胡奋参与伐吴及当时职务，在《晋书》本传中都没有记载，只能参见《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九月戊子，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第68页）

[57] 《晋书》卷五十七《胡奋传》，第1557页。

[58]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9] 《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60] 《晋书·王濬传》在记叙完平吴过程后回溯：“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第1210页）《资治通鉴》在太康元年三月亦照录。但至建平与至秣陵中间相隔时间甚长，这是两个诏书的内容：“受杜预节度”是开战初期（一月之前）的部署，“受王浑节度”则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三月。王濬在占领建邺之前，未及见到“受王浑节度”诏书，从而引发诸多争执及误会，详见后文。

[61] 《晋书·杜预传》，第1030页。

[62] 《晋书·武帝纪》对攻克乐乡的时间记载颇含糊，此处从《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63]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第1070页。

[64] 《晋书·王濬传》及《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65] 除有说明者外，此处内容皆出自《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二月乙亥日，第71页。

[66] 《华阳国志》卷八：“巴东监军唐彬及平南军皆受指授。”（第104页）此为节文和缩写，实际上，平南（即平南将军杜预）所辖部分士兵划归王濬指挥之事，在《晋书·武帝纪》中有原文照录，见第三条部署；唐彬军归入王濬指挥则仅见于此。

[67] 《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68] 《晋书》卷三十九《冯紞传》：“伐吴之役，紞领汝南太守，以郡兵随王濬入秣陵。”（第1162页）汝南属豫州，所以冯紞所部应在王戎划拨给唐彬的六千兵力之中。

[69] 见《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注引《晋纪》《襄阳记》。关于此战吴军损失数字，《晋书·王浑传》为“首虏七千八百级”（第1202页），而在战后“二王”互相攻讦，王濬则向朝廷揭发说：“又闻吴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财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言以万计。”（第1214页）显然二千或以万计都有些夸张，《晋书·王浑传》所载应是较为可靠的数字。另外，关于此战发生时间，《晋书·武帝纪》载于二月末，《资治通鉴》则载于三月初且不言出处。要当发生在二、三月之交时。

[70] 《晋书·杜预传》：“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第1030页）

[71] 《晋书·王濬传》，第1210页。“秣陵”即吴都建邺，史书为避西晋末帝司马邺之讳而改。

[72] 《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第1658页。

[73] 《晋书·王濬传》，第1211页。标点有部分改动。

[74] 《晋书》卷四十二《唐彬传》：“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未至建邺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于时有识莫不高彬此举。”（第1218页）按，建邺上游二百里，应是历阳—牛渚，即王濬拒绝王浑建议之地。

[75]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第1170页。

[76] 《晋书·王濬传》，第1211页。王濬上书提及“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十六日诏书内容未载，所以只能做这种推测。

[77] 《晋书·王濬传》载王濬上书：“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第1214页）。

[78] 《晋书·王濬传》载王濬上书，转引王浑对他的批评：“瓶磬小器，蒙国厚恩，频繁擢叙，遂过其任”。而王濬也承认“浑此言最信，内省惭惧”。（第1215页）

[79]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