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摺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也？是此花法胜，而对手功夫渐迷，武艺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法尚不可用，况异教耶？[108]
戚继光虽有从实战经验教训中总结来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对“花枪”“花阵”的警惕与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语境中，难免受到玄学神秘主义，或者披着经典外衣的“伪知识”或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一直注意检讨先入为主、缺乏效验的前人成说。比较他前后两次编写的《纪效新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历程。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35岁时；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戚继光57岁时。[109]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继光自拟“纪效新书目”（即目录），全部篇章按照“礼、乐、射、御、书、数”六秩的顺序编排。这是用儒家传统的“六艺”来比附，实际内容全无关系。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录、凡例中，就抛弃了那种无谓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实战”“胆气”“舟师”等给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记载了戚继光在浙江时训练新兵的一些阵法，其中有类似高分子结构式的“结队法”“结攒法”[110]，就是典型华而不实的“花阵”；《拳经捷要篇》主要是单人武术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类神秘色彩的说法。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则删除了“结队法”“结攒法”阵型和整卷《拳经捷要篇》。
戚继光终究未能总结出一整套冷兵器单兵作战和阵法队列的术语、教学体系。但从筹备北方防边（防蒙古）开始，戚继光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的全面火器化，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练兵实纪》，最重要就是主张军队全面火器化。从这点看，他的视野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跨越到了近代。从抗倭时代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提高火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但当时中国缺乏近代的基础科学体系，弹道学、近代化学、制图学等都未出现，根本无法进行标准化的火枪火炮生产，故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之路。如黄仁宇总结的，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111]，完全脱离了他生存的时代。而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仅仅是他勤于总结实战中的经验与教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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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士祯作《戚将军纪效新书序》：“其微旨奥意，往往使介胄之士见之而不能习，觚翰之士能习之而不能用。”见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页。
[2]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自序”，第7页。《纪效新书》是戚继光总结在东南沿海抗倭经验而做，分十四卷本和十八卷本两种版本，内容有一些不同。另外，戚继光后来在北方边境练兵防范蒙古军，又写作了《练兵纪实》一书，但《练兵纪实》中的措施大都未经实战检验，而且戚继光在北方练兵时，战术思想已经转变为强调武器的全面火器化，和主要依靠冷兵器的抗倭战争已完全不同。本书主要论述冷兵器步兵战术，所以对《练兵纪实》涉及较少。
[3]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
[4]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5]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110—126页。另外第163页也有此说。
[6] 秦兵：《五兵说质疑》，《考古》1986年第4期。
[7]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117页。
[8] 《司马法·定爵》，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六韬》附录），第8页。
[9] 《史记·周本纪》，第121页。
[10] 《尚书·牧誓》，《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11] 郑玄注曰：“干：楯也。比：徐扶《志》：‘毗’”。孔颖达疏：“《方言》又云：‘楯，自关而东，或谓之楯，或谓之干，关西谓之楯’。是干、楯为一也。……楯则并以扞敌，故言‘比’”。
[12] 《史记·殷本纪》。另外，殷人甲骨卜辞中多有“射”百人队，三百射组成左、中、右三队。但具体队列形式不详。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3页。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 《司马法·定爵》，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六韬》附录），第8页。
[15] 《尉缭子·兵令上》，《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11页。另，《尉缭子》同卷又云：“密静多内力，是为固陈”，见第108页。
[16] 《六韬·战步》，第42页。
[17]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附沈法系》，第2005页。
[18] 《南齐书·高帝纪上》，第8页。
[19]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志二》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第3813页。
[20]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兵志十》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第4035页。
[21] 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第146页。
[22] 一号俑坑多数巷道（过洞）内都有战车，影响对队列前后间距的讨论。但4、6、8号过洞内恰好没有战车，其横行数分别是17、18、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第52页。
[23] 《三国志》卷七《魏书·吕布传》，第227页。
[24]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典韦传》，第544页。
[25]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1175页。
[26] 以上见《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第1286页。
[27] 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31页。
[28] 《周书》卷二《文帝下》，第26页。
[29]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炼将篇·炼将或问》，第377—378页。
[30] 事见《晋书·职官志》，第741页。白兽幡即白虎旗，为避唐先祖李虎之讳改。时称这种保护在皇帝车驾外围的队列为“函”，大概取其重重封闭如箱函之意。《晋书》未载其具体形制，但《通典》载有西晋皇帝出行时最隆重的“大驾卤簿”队列程式，可作参考：车驾外围至少有五重步兵队列，最外层是“大戟楯”，即执长戟和盾牌的步兵；其内是“九尺楯”，高约今2米，但未载其武器，大概是专门作防御屏障之用；再内是“刀楯”步兵；再内是“弓矢”步兵，最内一层是弩手。另有执长槊的骑兵，但不知是在步兵队列外围还是内侧。见《通典》卷六十六《嘉礼·卤簿》。皇帝游猎出行的队列应当比此精简。另，北魏制度也可作参考：车驾护卫队为方阵，内外共有步骑兵四重：最内层为具装（铠甲）骑兵；其外层为“幢”，兵种不详，可能就是西晋的“九尺楯”步兵；次外为长矟步兵；最外为刀、楯步兵。见《魏书》卷一百八《礼志四》，第2813页。
[3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二，第68—69页。
[32] 《魏书》卷四十三《毛修之传附子法仁》：“法仁言声壮大，至于军旅田狩，唱呼处分，振于山谷。”（第961页）
[33] 《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横吹曲辞五·企喻歌辞四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60页。裲裆即上半身铠甲，<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2/1-200602000535Q4.jpg" />鉾即兜鍪，头盔。
[34]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王道子传》，第1737页。
[35] 《晋书·桓温传》，第2569页。
[36]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第3312页。《晋书》卷八十一《朱序传》对此的记载是：“于是石遣谢琰选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战。坚众小却，序时在其军后，唱云：‘坚败！’众遂大奔……”（第2133页）
[37] 《晋书·苻坚载记下》，第2819页。
[38] 《晋书·刘曜载记》，第2698页。
[39]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第279页。
[40] 《晋书》卷一百十五《苻登载记》，第2951页。
[41]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志二》所附“杂教令”，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第3824页。
[42] 戚继光关于管理野营的教令更加详密，参见《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九《扎野营篇》。
[43] 当然，这不排除有极少数畏战士兵的蓄意策划，但夜惊能够扩大蔓延，仍有其内在因素。
[44]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第2060页。
[45] 《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第728页。
[46] 《南齐书·高帝纪上》，第8页。
[47] 前482年，夫差遣使到洛阳告周王曰：“余沿江泝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见《国语》卷十九《吴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8] 《国语·吴语》，第615页。
[49] 因为战车速度快，各车间距大，传达命令不容易。军官战车在最前列，普通战车只要追随前方军官战车的旗帜，就能保持队列。
[50]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第65页。
[51] ［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52] 吴军列阵前曾“秣马”，列阵时又“系马舌”防止其出声，可见有马匹，可能数量较少，主要为吴王及高级长官驾车用。
[53] 《左传·成公十六年》，《十三经注疏》，第1918页。
[54] 《武经七书注释》，第434页。但今《吴子》应是汉代以后的人伪作，未必是战国实际。所言各国战阵特点，也都不太可信。
[55]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2606页。
[56] 《晋书·石勒载记下》，第2745页。
[57] 《晋书·刘曜载记》，第2700页。
[58] 据《水经注疏》卷十六《谷水》，谷水千金堰开五个渠口，都用石砌，防止水流冲击损坏。谷水其他河段则未提及用石铺渠道。见第1379页。
[59]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第131页。部分标点有改动。
[60] 《晋书·苻登载记》，第2945页。另可参见《魏书》卷九十五《临渭氐苻健传附苻登》。
[61] 《孙子兵法·势篇》云：“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武经七书注译》，第23页。言不可败，其实正是面临可能的败局而言。曹操注曰：“车骑转也。形圆者，出入有道，齐整也”。这里“车骑转”的意思可能是步兵遭遇敌车骑部队，敌车骑围绕步阵驰骋，使步阵收缩为圆形防御状态。这种情况可以参照311年石勒骑兵追上正在逃跑的西晋禁军主力，“以骑围而射之”，见《晋书·石勒载记》，第1625页。
[62] 以上见《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第41—42页。
[63]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第26页。
[64]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第96页。
[65] 《北史》卷九十二《恩幸传·高阿那肱》：“堪战者不过十万，病伤及绕城火头，三分除一。”（第3050页）
[66] 《周书·李弼传》，第240页。
[67] 《北史·彭乐传》只云：“冲西军北垂”（见第1923页）。西魏军向东列阵，其北侧就是左翼。另参见《周书·文帝纪下》。
[68] 《北史·恩幸传·高阿那肱》，第3050页。
[69] 《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云李世民“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第27页。如此兵力显然不能迎战窦建德的十万军队。这是唐初史臣为神化李世民而有意夸张。
[70]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第1435页。
[71]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传》，第1175页。
[72] 《汉书·晁错传》，第2279页。
[73] 《宋书·武帝纪上》，第20页。
[74] 《宋书·自序》，第2448页。
[75] 《宋书·邓琬传》，第2141页。
[76] 以上皆见《宋书·邓琬传》，第2159页。
[77]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诞传》，第2026页。
[78]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流载记》，第3030页。
[79] 《魏书》卷七十五《尔朱天光传》，第1675页。
[80] 《魏书·崔延伯传》，第1639页。
[81] 东汉初，光武帝刘秀为对抗匈奴的优势骑兵，也制造过一种专用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但实战中未见有这种牛拉战车的表现。因为其速度太慢，无法追及匈奴骑兵，只能起保护己方步兵和辎重的作用，牛却很容易被敌射伤，所以其实用性不高。这种战车后世也未普及。见《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3页。
[82] 《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第2055页。
[83] 《晋书》卷一百十九《姚泓载记》，第3013页。
[84] 《宋书·武帝纪上》，第16页。
[85] 《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附弟超石》，第1426页。
[86] 《宋书·何承天传》，第1708页。
[87] 《宋书》卷五十《刘康祖传》，第1448页。
[88] 《宋书》卷五十九《张畅传》，第1599页。
[89] 《宋书》卷六十五《申恬传》，第1724页。
[90] 《南齐书·魏虏传》，第992页。
[91] 《宋书·殷琰传》，第2207页。
[92] 《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佛图澄》，第2485页。
[93] 《晋书》卷六十三《李矩传》《郭默传》，第1707页。
[94] 《晋书·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95] 《宋书·索虏传》，第2347页。
[96] 《宋书·柳元景传》，第1986页。
[97] 《魏书·傅永传》，第1551页。
[98]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之《总叙·纪效或问》，第12—13页。亦见《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五《手足篇·忌花法》条下，第124页。
[99]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之《总叙·纪效或问》，第38页。亦见《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五《手足篇·论乡兵》条下，第126页。
[100]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四《手足篇·长枪解》，第95页
[10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第131页。
[102]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第137页。
[103]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第124页。
[104] 《后汉书》卷十上《和熹邓皇后纪》，第424页；卷九十五《礼仪志中》，第3127页。
[105]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20页。
[106] 《魏书·礼志四》，第2810页。
[107]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炼将篇·炼将或问》，第376页。
[108]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总叙·纪效或问》，第19页。《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炼将篇·炼将或问》，第376—377页。
[109] 参见两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曹文明所作“前言”。
[110]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第147页。
[111]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