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Technology and Culture</i>, Vol. 16, No. 4 (Oct., 1975), pp. 522–523。
[4] Lynn White, <i>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怀特讨论的中世纪技术不止马镫，还有犁耕和水磨，但影响和争议最大的还是马镫部分。
[5] Lynn White, “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lections”,<i> Technology and Culture</i>, Vol. 16, No. 4 (Oct., 1975), pp. 522–523.
[6] 顾译“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指将长矛夹持在腋下。“横”字不太准确，因为长矛朝向前方。
[7] 顾译“驰驱”似有误，原文当为“pommel and cantle”（前后鞍桥），即“由前后鞍桥提供前后两面的支撑”。
[8] 顾准：《〈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
[9] Lynn White, <i>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i>, p. 28.
[10] 参见Bernard S. Bachrach,“Charles Martel, Mounted Shock Combat, the Stirrup, and Feudalism”（《查理·马特、骑兵冲击作战、马镫与封建社会》） , <i>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i>, 7 (1970), pp. 49–75。
[11] C. W. Bishop. J. Needham, <i>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i>, 6 v., Cambridge: 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 1954–1983, v. 1, p. 167.
[12] 前引怀特书第141页。
[13] 拓片原图和《金石索》对比图，参见［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6页。
[14]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页。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
[15]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
[16]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i> Technology and Culture</i>, Vol. 3, No. 4 (Autumn, 1962), p. 489.
[17] 李庆发：《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张雪岩：《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18]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
[19] 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0]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21] 孙机认为武威雷台墓属西晋而非东汉后期，见孙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3理论版；以及孙机：《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南方文物》，2010（3）。何志国、郭平梁不同意此说，认为应属东汉后期，见何志国：《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考古》2008年第4期；郭平梁：《武威雷台墓墓主、铜奔马命名释义及墓葬断代》，《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
[22] 见前引Goodrich, “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引文为笔者翻译。
[23]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第1386页。
[24] “超乘”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当时意为跳上行驶中的战车，此处当为跳上马之意。
[25]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
[26] 除了长沙西晋墓随葬俑，单马镫还有考古实物，就是邺城附近出土的鲜卑骑士墓，殉葬马的鞍具可以复原，可见高而且深的马鞍造型，墓中只有一只马镫，应为单镫。但此墓中没有可以准确系年的物品，只能推测为十六国早期。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第503页（见图5）。
[27] 罗宗真：《马镫与炼丹术─纪念李约瑟博士援华50周年》，《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第8—9页。可惜罗宗真先生仅就李约瑟而提及此点，未能展开详细论证。关于冲击战术、马鞍加高与马镫出现的关系，参见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 p. 47；以及前引杨泓先生论文。
[28] 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但可惜的是7号墓无法断定具体年代，结合周边其他墓葬的墓志年代，只能推定为东晋中期。
[29]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
[30]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6年第11期。关于马镫考古的总结，可参见：Albert E. Dien,“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i>Art Orientalis</i>, Vol. 16 (1986), pp. 33–56。
[31] 《世说新语校笺·规箴第十》，第313页。
[32] 《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四，第3392页。
[33] 《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七引《十六国春秋》，第1741页。另，《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八引《南燕录》，“镫”作“蹬”，第3791页。
[34] 王铁英：《马镫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3页。
[35] Albert von Le Coq, <i>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i>（《中亚文化与艺术史图鉴》） (Berlin: D. Reimer), 1925, p.22。转引自常彧：《从突骑到甲骑具装—魏晋南北朝骑兵之演进》，《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九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36]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言其稍槊便杀也。”（第1624页）
[37] 戟本身是矛和戈的合体。矛锋用于刺杀，戈刃用于砍杀和勾啄。戈的勾砍动作在战车时代运用很广，因为战车前方是马匹，无法直接朝前刺杀，只能在与敌战车交会的一瞬间，用戈横向勾砍对方。参见杨泓：《中国古代兵器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52—53页。
[38] 杨泓：《马矟春秋》，《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9] 文献中虽然尚未见到这方面的事例，但在十六国初期，成汉丞相杨褒为劝谏国主李雄戒酒，故意持矛驰马飞奔。李雄事后询问，杨褒回答：“夫统天下之重，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晋书·李雄载记》，第3040页）可见持矛驰马是很容易“自伤”的行为，而马戟在这方面的危险性要大于矛。
[40]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 p. 486.
[41] 《魏书》卷一百三《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0页。当然，眊、幡也有识辨敌我身份的作用，怀特同样认为燕尾旗也有此功用。
[42] 《南齐书》卷三十五《高帝十二王传·长沙威王晃》，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4页。
[43] 不过对于力量超人的骑士，用马槊刺穿对手也未必有太大麻烦。比如北魏宗室拓跋虔，他所用的马槊格外粗重，能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虔常临阵，以槊刺人，遂贯而高举。又尝以一手顿槊于地，驰马伪退，敌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杀二三人，摇槊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槊而去。”（《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传·陈留王虔》，第381页）
[44] 《宋书》卷八十七《殷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06页。
[45] 《宋书》卷四十七《孟怀玉传附弟龙符》，第1408页。
[46] 《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第464页。
[47] 《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传·常山王遵附可悉陵》，第375页。
[48] 《宋书》卷八十八《薛安都传》，第2217页，另参见卷七十四《鲁爽传》。
[49]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第487页。
[50]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文季传》，第777页。
[51] 《魏书》卷七十《傅永传》，第1554页。
[52]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引《语林》，第1627页。另外，桓温之子桓玄也曾用这种方式威胁过别人。见《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附兄迈》。
[53] 《北史》卷五十四《斛律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6页。按，此事《北齐书·斛律金传》未载。
[54]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第11页。
[55] 《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94页。
[56]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第2496页。
[57] 《晋书》卷一百十二《苻生载记》：“桓温之来伐也，生单马入阵，搴旗斩将者前后十数。”（第2873页）《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健又遣子生、弟雄众数万屯峣柳、愁思塠以距温，遂大战，生亲自陷阵，杀温将应庭、刘泓，死伤千数。温军力战，生众乃散。”（第2571页）
[58] 《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59] 《周书》卷十五《李弼传》：“弼呼其麾下六十骑，身先士卒，横截之，贼遂为三，因大破。”此“三”为“二”之误抄，见中华书局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40页。
[60] 《周书》卷十五《李弼传附弟檦》，第242页。
[61] 《北史》卷五十二《齐宗室诸王下·兰陵王长恭》，第147页。
[62] 见《晋书》卷一百《苏峻传》，第2630页；以及卷七《成帝纪》、卷六十七《温峧传》。但言之较详的是《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叡传》，第2099页。
[63] 《宋书》卷四十九《蒯恩传》，第1437页。
[64] 《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附苻融》，第2918页。
[65]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第2139页。
[66] 《周书》卷二十七《田弘传》，第449页。
[67] 《北史》卷五十三《綦连猛传附尉兴庆》，第1928页。
[68] 《晋书》卷一百《杜曾传》，第2620页。
[69] 《周书》卷十四《贺拔胜传》，第218页。
[70] 《宋书·薛安都传》，第2217页。
[71]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第1920页。
[72] 《北史》卷五十三《彭乐传》，第1923页。《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则载东魏战绩为俘获西魏督将以下四百余人，斩俘六万，见第228页。
[73] 《周书·贺拔胜传》，第219页。
[74] 《周书》卷十八《王思政传》，第295页。
[75] 《周书》卷二十七《蔡祐传》，第443页。
[76] 《周书》卷三十《窦炽传》，第518页。
[77] 《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附子韶》，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12页。
[78] 《周书》卷十一《叱罗协传》，第179页。
[79] 《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第2713页。
[80] 《周书》卷二十七《梁台传》，第453页。
[81] 《北齐书》卷二《齐神武本纪下》，第22页。
[82] 《周书》卷十九《王雄传》，第320页。
[83] 据《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在胡服改革之后北征草原，从林胡、楼烦等游牧族补充了大量战马和骑兵。白国红据此讨论了来自“三胡”的赵国骑兵，白国红：《关于中国第一支建制骑兵的史学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年第3期。
[84] 《后汉书·吴汉传》，注引《续汉书》，第679—680页。
[85] 唐长孺先生全面总结了东汉至魏晋中原王朝从乌桓、东胡、鲜卑等部族中征发骑兵的事例。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136页。另参见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86]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1页。
[87]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第837—838页。
[88]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9页。
[89] 《晋书·王浚传》，第1147页。
[90] 以上见《太平御览》卷三百“骑”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83页。
[91] 《晋书》卷八十六《张重华传》，第2242页。
[92] 《晋书》卷一百七《冉闵载记》，第2796页。
[93] 《晋书》卷一百十《慕容儁载记》，第2833页。
[94] 魏末崔鸿所编《十六国春秋》有百余卷，而到唐修《晋书》诸载记则只有二十卷，此外尚有零星史料保存于唐宋类书，但大部分都已湮没无存。
[95] 《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
[96] 关于刘汉兵力规模，参见周一良先生：《乞活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97] 以上均见《魏书·序纪》，第5—6页。
[98] 《魏书·序纪》，第8页。
[99] 《晋书·刘聪载记》，第2662页。
[100] 《魏书·序纪》，第8页。
[101] 例如305年猗㐌为司马腾作战，击败刘渊之事，《资治通鉴》卷八十六《考异》认为是“后魏书夸诞妄言耳”（第2708页）。
[102] 《资治通鉴》卷八十六：“诏假猗㐌大单于”（第2708页）。当时晋惠帝朝廷还在与司马腾敌对的河间王颙控制下，不会发诏表彰司马腾的友军。所以此号应是司马腾假授。此事《魏书》作“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第7页），正是用“晋”字来做模糊处理，《资治通鉴》改写时不查致误。
[103] 《魏书·序纪》，第7页。
[104]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85—197页。
[105] 田余庆先生在探讨拓跋珪的“子贵母死”和“离散诸部”的制度中已有详尽论述。田余庆：《拓跋史探》，第31—47页。
[106] 《魏书》卷九十五《徒何慕容廆传》，第2068页。
[107]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9页。
[108] 《魏书》卷十五《陈留王虔传》，第381页。
[109] 当然，这种围绕首领集权和军事转型而进行的“中原化”还属于较低层次，要实现在中原的稳定统治，拓跋族人还需要全面学习汉地的一整套政权机构及文化体系，但那个层次的“中原化”已经与骑兵战术无关了。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的军事动员诸章。
[110] ［印度］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137、159、162—163页。
[111]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112] 彭大雅：《黑鞑事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16页，个别标点有调整。
[113]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9页。
[114]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7页。拉铁摩尔此处讨论的是复合弓技术从中原传入草原的过程。由于考古和文献材料的空白，这个问题可能无法获得准确的回答，但拉铁摩尔由此总结的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规律则有普遍意义。
[115] 关于古罗马时期骑兵的典型战例，可参见［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7—113页；以及［古罗马］恺撒：《内战记》，任炳湘、王士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48、147—153、271、297页。
[116] ［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37、108—111页。［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9—18页。
[117] ［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罗马人对抗骑马的安息人”，第2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