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平生对匈奴作战多次，未立大功反而数次覆军败绩，其实原因正在于此：他太重视发挥自己骑射的特长，而没有想到，多数汉军将士并没有他或者匈奴骑士们这种骑射天性，他们更需要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找到敌人弱点的统帅。在李广带领百骑远出追击“射雕者”的那一次，他丢下了自己的大军独行在外一天一夜，“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可以想象，统帅走失的一整天里这支军队处境是多么危险。元光六年（前129年）出击匈奴，李广部一万骑兵全军覆没，他本身受伤被俘后逃脱。这次惨败很可能也是由他个人英雄色彩的率先出击和被俘而引发。

李广并非不知道冲击战术对匈奴作战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年），他带四千骑兵深入匈奴，被左贤王的四万骑兵包围：“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敌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41]但李广只将其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举措，仍旧坚持与匈奴人对射的战术，直到全军几乎损失殆尽，杀敌数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张骞率主力赶到，李广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运。

李广统帅军队依靠的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42]

这种轻松随意的组织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的匈奴人。作为和匈奴相邻的陇西边地居民，李广确实和他们有很多神似之处：骑射驰逐，行留无羁。[43]当卫青、霍去病已经做出表率、几乎所有汉军骑兵都接受了步兵坚忍、血腥的冲锋肉搏战术时，李广仍旧迷恋着他已经艺术化的骑射本领，不甘忍受军事纪律和组织的约束，最终以失利自杀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司马迁的《史记》对李广极为推崇，而对卫青、霍去病的战绩记载并不详细，且对二人颇多微词，这因为李广家族和卫、霍家族有仇，而司马迁与李广家族有些渊源。[44]所以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和推崇，几乎遮蔽了卫、霍骑兵战术创新的功劳，以至中国军事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几乎少有人注意，本书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仅能做出部分复原。

在汉匈战争中，一次纯粹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战役也值得讨论，因为它证明了匈奴人的优势骑兵仍难以对付汉军的正规步兵。这就是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战。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军一个月至匈奴腹地，与单于主力数万人发生激战，李陵军且战且退，至距汉塞百余里处兵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役是汉匈战争中一个很反常的个案：（一）出击时间是最有利于匈奴人作战的秋季，而非汉军习惯的春夏季节；（二）仅有五千步兵而无骑兵。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汉军进行这次战役的动机，今天已无法全面知晓了。但这次战役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匈奴骑兵并不善于和汉军步兵正面交锋：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携带五十万支箭（人均配备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后遭到单于主力围攻，汉军以辎重大车为掩护，“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逐步后撤。单于始则轻敌，决心将其一举歼灭，先后调集十多万骑兵进行围攻，但一直难以成功。李陵军苦战多日之后，终因箭尽粮绝而溃败，但取得了杀敌万余名的战绩。[45]当时匈奴骑兵只射箭而不会冲锋肉搏，李陵军队又具有极强的纪律性，才形成鏖战多日的局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已普遍采用冲击战术，对步兵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就再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了。

拉铁摩尔从权力结构来观察北方游牧族和中原的差异，他认为松散的政权组织导致游牧族无法管理农业地区，所以对入主中原缺乏兴趣：“从理论上来说，匈奴能够征服中原，并加以统治，但是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行政结构，也不想让他们有限的军队派去进行一系列阵地战，他们更宁愿劫掠中原。”[46]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在汉代，匈奴人的弓箭骑兵尚不足以与中原的主力军队进行决战（尤其是在汉地），更不可能全面占领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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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彧：《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国学研究》（第二十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4页。

[3] 《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

[4]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0页。

[5]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2页。

[6] 《史记·匈奴列传》，第2879页。

[7]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9页。

[8] 《汉书·晁错传》，第2289页。

[9]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第2444页。

[10]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附李陵》，第2451页。

[11]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3页。

[12] 《汉书·晁错传》，第2281页。

[13] 此处颜师古注曰：“突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即认为“突骑”是名词。这是用东汉以后的概念解释西汉初年的情况，不正确。

[14]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1页。

[15] 《史记·匈奴列传》，第2901页。

[16]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0页。

[17] 《史记·佞幸列传》，第3194页。这里有一处疑点，就是弓高侯韩颓当从匈奴归汉在汉文帝时，比武帝即位至少早了十余年。韩嫣与武帝年纪相仿，即使在祖父归汉时已经出生，也很年幼，不可能太熟悉胡人战术。“孽孙”身份可能与此有关，即韩嫣之父是颓当娶匈奴女子所生，当初未能随颓当一起归汉，因而韩嫣曾在匈奴中生活过较长时间。

[18]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2876页。

[19]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2847页。

[20] 这个策略似乎是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之计的翻版。据说李牧曾故意“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吸引匈奴前来劫掠，一面偷偷埋伏下重兵，取得“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的战果。但这个故事似乎经过了汉代人的改造加工。因为战国末期北方游牧族尚未形成统一政权，集结不起这么多兵力，当时的匈奴部也尚未崛起。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第2450页。

[21] 《汉书·武帝纪》，第165页。此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为元光五年，见第2923页。但《汉书》的《武帝纪》、《卫青霍去病传》（见第2472页）皆为元光六年。

[22] 《汉书·匈奴传》，第3825页。

[23] 《汉书·匈奴传》，第3781页。

[24] 《汉书·匈奴传》，第3769页。

[25] 见［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谢焕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68页。

[26] 即前文元光六年（前129年）之战，公孙贺、李广部惨败，卫青部没有损失，同时取得“首虏七百级”的战功。但这七百首级和俘虏未必都是匈奴战士，其中很多应是碰巧遭遇到的匈奴牧民。

[27] 《史记·项羽本纪》，第334—336页。

[28] 以上见《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6页。

[29] 古德里奇（C. S. Goodrich）在讨论孙家村汉画像石时，也怀疑匈奴人是否配合汉军的这种战术，但他未能注意《史记》等文献中的相关战例记载。见Chauncey S.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Vol. 106, No. 1, Sinological Studies Dedicated to Edward H. Schafer (Jan.– Mar., 1986), p. 47。

[30] 《史记》卷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5页。

[31]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9—2930页。

[32]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5页。

[33] 《汉书·武帝纪》云商丘成所部为二万人（第209页），《汉书·匈奴传》则为三万（第3778页）。未知孰是。

[34]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p. 47.

[35] 参见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102、140、219，都是这种骑士以戟杀敌的“胡汉交战图”题材。

[36] 林巳奈夫没认定孝堂山画像石中汉军骑兵使用的是戟，他描述为“长枪上有一个向一侧伸出的枝杈”，认为汉军以此来钩住匈奴骑兵。见［日］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画像石述说的古代中国的生活和思想》，唐利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0—91页。孝堂山画像石清晰拓片，见俞伟超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43。

[37] 探讨西汉骑兵，还有很重要的考古材料是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只是该墓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且骑兵的兵器已大都无存，所以难以做出定论。杨家湾军阵骑兵俑有大小两种类型，都无马镫；小型俑的骑士多背箭囊，可能使用弓箭作战；大型俑则不见兵器存留，有研究者推测是用矛戟等近战兵器，且大型俑占了583件骑兵俑中的大部分。参见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白建钢：《西汉步、骑兵兵种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本书认为，如果大型骑兵俑确实是使用近战兵器，则这座墓应属于骑兵冲击战术盛行（即武帝中后期）以后。

[38]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9页。

[39]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72页。

[40]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69页。

[41]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73页。

[42]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2869—2870页。

[43]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李广这种与匈奴人类似的生活、战争模式，但他认为是李广从敌人匈奴那里学来的，本书则认为是李广作为陇西边地居民（草原与农耕过渡地带）的固有特征。拉铁摩尔曾指出：汉—匈边疆地带（或者说农耕—草原过渡地带）的人群兼具两方的特征，并往往在双方之间的冲突和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见［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320、325页；［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80—378页。

[44] 参见姚大力：《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读史的智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45] 《汉书·李广传附李陵》，第2451—2456页。

[46]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