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金、元、清等政权，向南扩张的程度，也与其对汉地统治的深度有直接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虽然西征万里，席卷大半个亚欧大陆，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说江南；而灭南宋占领整个中国，要到其孙子忽必烈时期，那时蒙古人对汉地的统治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

南北战争对南方政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东晋一朝，军政权力往往被高层士族分割，多次形成长江上下游荆、扬两大战区的对立。这种内争与对北方战局的进程有密切关系。到南朝皇权振兴，士族政治终结，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又经常以对北方的某一战区为基础形成军人势力（集团），进而造成南朝的改朝换代或者帝位更替。南朝的皇权与军人势力始终在合作与对立之间徘徊，军人集团没能找到实现自身巩固与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而南朝社会的军事动员程度也未能发展到最高水准，最终只能由北方的隋政权实现统一。

战争与财政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表现又不相同。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货币化程度比较高的财政体系里，战争行为才会引起政府货币开支的急剧增加，使战争行为与财政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缺少商品经济和货币财政，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征发力役、兵役和各种实物维持战争，就不容易见到财政和战争的互动关系了。中国历史上，汉代财政的货币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东汉与羌人的三次战争，军费开支都有明确记载。从三国战乱开始，社会经济凋敝，北方的商品经济水平下降，货币在财政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但江南地区财政的货币化程度一直超过北方，所以在南朝时期对北魏的历次战事，都带来了政府超发货币等财政后果。在后世，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两宋与北方政权的战争中，南方宋政权的这种货币化财政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同样密切，北方政权则不那么显著。

所以从这方面总结，江南一直是经济、财政进步趋势的代表，但可惜的是，这种进步特征未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政权对军事行动的承受能力下降，最终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带来社会经济的倒退。这是个比较大的题目，在本书中只能讨论南朝时期。

<h4>研究方法与目标</h4>

魏晋南北朝的割据战乱带来了无尽的杀戮与流离。这是古人与今人都不愿亲历的悲剧时代。但在这动荡过程中，社会、阶级在破坏与重组，民族在走向融合，整体历史也从混乱走向新的秩序。如果超越个体层面的生死别离，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也是一个观察中古时代的独特角度，尤其是社会在战乱冲突等“极端状态”下的特殊表现。通过总结4—6世纪南北战争，本书希望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第一，还原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本来面貌。本书第一编对骑兵、步兵具体战术的讨论，如骑兵冲击作战的形式、步兵军阵的组织与作战原则等，便是希望通过零星的史料还原冷兵器战争原貌，使今人对中国古代战争的认识更加理性、真实。所以本书的冷兵器战术部分具有一些所谓“知识考古学”的味道。毋庸讳言，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以欧洲冷兵器时代的战史为参照。因为战争是基于人的体能与技术手段的血淋淋搏杀，现实而残酷，来自所谓不同“文明”的人在战场上相遇时，都只能表现出作为人的求生克敌本能，不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封闭性和不可对话性等等。从这个层面说，战争也是人类诸种文明最基本的沟通途径，它无视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种种差异，使其在竞技场上一决生死，蒙古大军的西征、近代的鸦片战争都可以作为例证。由于元以前中国古代的历史比较独立，与其他文明的直接冲突极少，用理性的手段对中国古代战争进行“祛魅”，实现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沟通显得更有必要。

第二，探讨战争、战役背后的诸多制约因素。《史记》中赵奢批评其子赵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战争的结局只有胜、败两种，最为简单，而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却有无限多。战争与棋类游戏的不同，就是不可能用数学方法进行全面模拟。时间、地点、兵力、兵种、后勤、情报、疫病、将士的素养、士气、后方政务，乃至投诚、叛变等无穷多的变量，都对战事产生着实际影响。统帅的职责便是确保将这些变量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同时找出敌军统帅尚未注意到的新变量因素，从而将敌军击败。而史学研究最习惯的模式是“找原因”，在史料中搜寻确定极为有限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构建成因果关系的叙事。如果只限于理论讨论的话，任何研究领域的构建均可以自圆其说，但用简单的因果变量来分析战争难免流于“易言之”，成为纯粹的纸上谈兵。所以，本书第二编在讨论北方政权南征、南方政权北伐等战争个案时，不仅从时空（自然地理、季节）出发，还尽量从史料中搜寻影响战争进程的其他因素，从而剖析偶然性对实际战事的影响，探讨战争双方统帅意图的差异、这些意图在实际战役进程中的实现程度以及各自的应变措施。

第三，从战争的角度研究历史与社会。魏晋南北朝史料比较有限，目前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财政、文化等诸领域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几乎已不存在尚未开垦的新领域。但如果从战争这个互动的、“活的”角度来观察，则能在原有的诸研究领域之外发现新的问题，且原来互不干涉的诸领域也因为战争发生了联系与互动。如本来魏晋南北朝的赋役、兵役制度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是静态、平面和孤立的。本书第三编讨论北魏的军事动员问题，则侧重北魏的社会结构、军事需求与兵役制度的关系，以及实际战争导致的兵役制度的变迁；南朝军事动员部分则侧重讨论货币财政与对北战事的互动关系。再如本来学术界已经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讨论，本书第一编分析骑兵战术转型与马镫的产生，则从中原与游牧族的权力结构来探讨骑兵战术的区别，中原的军事需求导致骑兵战术的转型和马镫的出现，以及游牧族为适应这种新骑兵战术而进行的政权模式转型。这就避免了单线的技术进化论、技术决定论研究模式。不同社会形态、政权结构进行战争的模式都有区别，而战争手段的变化也会造成政权与社会的转型。从这个角度可以获得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其适用范围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同样，民族、阶级、文化等要素也一直与战争行为发生着互动，进行贯通古今与中西的研究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是本书的尝试创新之处。但由此造成的困难也显而易见：战争与人类社会的诸多层面都有复杂互动关系，而本书能够讨论的内容只能是有限的甚至是挂一漏万的。有些问题尚来不及讨论，比如战线上的南北民间交流，战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战乱中的人们对于生命、死亡、生育的观念，以及当时道教、佛教的流行与战争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弥补。

<h4>文献综述</h4>

关于南北战争的研究，按照本书所分的三个层面，史料数量并不均衡，学术界的研究数量也存在差别。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很多前人研究成果与观点将在正文各编中进行讨论，此处不一一罗列，只就主要史料与研究现状进行摘要说明。

兵种与战术层面：中国古代史籍对战争，特别是战役、战斗层面的直接描写较少，只有个别将领的传记中有零星记载，自宋代至清代的历史编纂、考据者，对这个问题也少有关注。中国古代的“兵法”多侧重战略问题，较少讨论战术层面，如军队的组织结构、军阵的队列原则、接敌作战的要领等等。这使得目前对古代战争史战术层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只是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考古成果，才引发了关于兵种战术的讨论，主要是对出土的骑兵俑、马镫、马具装等骑兵造型和实物的分析讨论。如杨泓先生从相关考古材料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对当时骑兵的装备、战术进行了充分研究，特别是对马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军事上的意义做了详尽阐述。[1]其他研究者也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了探讨。[2]但总的来说，由于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局限，战术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除了正史、别史、类书中的零星记载，还有三本古代“兵书”值得注意：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唐代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和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因为中国古代多数兵书都侧重探讨战略思想，而这三本兵书比较侧重讨论技术、战术层面的问题。后两本兵书虽是隋代以后的产物，但在探讨中国古代兵种战术变迁方面仍有重要意义。当然，三书也有不同：《六韬》采用的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周武王问答的形式，但实际成书应在战国后期。它的内容比较庞杂，以讨论军队建制和战略战术为主，针对的是战国后期中原列国间的战争，描述的是作者心目中一支理想军队的构成、作战方式，但通过这些理想化的素材，仍可恢复战国末期战争的部分细节；[3]《纪效新书》与之相反，主要是戚继光对自己练兵、作战的经验总结，切中实际，另外，戚继光虽是明代人，与本书讨论的中古时代有一定距离，但戚继光时代的战争仍是以冷兵器为主，从中亦可归纳冷兵器战争的诸多特点；《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全书已经散佚，只能根据《通典》恢复部分内容，主要是步兵作战纪律与要领，也弥足珍贵。[4]

战略与战例层面：传世文献主要是历代正史，对当时战争的时间、地点、进程等多有记载。但对于每一场单独的战役则少有详尽记载，比如双方投入的兵力、兵种构成，统帅的作战意图，战场的地理形势和双方军队的展开方式，战役的详细过程等等，记载都很缺乏。而且由于传统正史的纪传体模式，关于一场战争的记叙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传、纪甚至志中，加之在分裂时代，南北王朝各有正史，对同一场战争往往有不同记载。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将这些散见于不同篇章的史料进行了汇总、排序，这对于战争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不过《资治通鉴》并未全从战争史的角度分析、梳理这些史料，所以难免有疏误之处，加之对材料取舍的标准不同，也遗漏了一些正史中很重要的战争记载。[5]但在司马光时代尚有《十六国春秋》等现已亡佚的史书，所以《资治通鉴》中有些关于战事的记载不见于现存诸史，是其可贵之处。在正史之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也保存了一些与当时战争有关的珍贵史料。

在军事地理方面，北魏后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记有大量的地理信息，也保存了当时人关于南北间战争的记载，对于战争史研究很有价值。在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注中，有较多对地理方位的考辨，这对于研究当时的战争地理很有意义。此外，杜佑《通典·州郡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志书和考史著作对军事地理研究亦多有借鉴意义。出土文献中关于战争的史料比较缺乏，如文字信息较多的魏晋南北朝墓志，往往只记叙志主的家世、官爵，但极少有对当时战争的记载。所以出土文献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较少。

在军事地理研究方面当代学者已有较多研究成果。[6]对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首推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编著完成的《中国历代战争史》。[7]此书编纂时间长，篇幅较大，对每一场战争、战役都有详细讨论，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对于4—6世纪战争的研究，该书还有不足之处：第一，缺乏对当时兵种、军事地理、后勤等专题问题的系统研究；第二，史实考辨仍未脱离《资治通鉴》的水平，对很多具体问题尚缺乏分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些古代战争史研究著作，[8]其中以《中国军事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较为详尽。与《中国历代战争史》相比，该书在军事制度、兵种发展等专题内容上借鉴了近年来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有参考价值。但该书相比《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具体战役的再现和分析不够详尽。

战争与政权层面：政权结构研究属于传统政治史范畴，在传世史料中数量最多，当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如关于北方民族的政治形态的中原化问题（以往学者多用“汉化”或“封建化”概念），陈寅恪对十六国、北魏政权的汉化，关陇集团的产生都做过系统而精彩的论述。[9]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等学者亦对此问题有深入论述，[10]东晋南朝政治形态以及不同阶级、地域的人群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史学界也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11]还有西方学者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成果，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草原民族与中原的互动关系，[12]也是本书的重要讨论对象。所以在第三编中，对于前人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且基本有定论的问题，比如东晋的门阀政治和荆扬之争，西魏—北周“关陇贵族集团”出将入相的特色等等，本书就不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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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页；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李庆发：《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张雪岩：《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3] 《六韬》托名姜太公所作，长期以来被疑为伪书，但1970年代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河北省定县八角廊的西汉墓中都出土有《六韬》简，证明此书在西汉早期已经流行。参见本书第一章。

[4] 此书已经亡佚，但在《通典·兵志》中有一些引用。现存所谓《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未著录。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认为是宋人阮逸伪作。而《通典》所存《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则保留了唐人著述原貌，比较有价值，参见本书讨论步兵战术的章节。

[5] 比如410年，刘裕攻灭南燕政权之后，回师建康对付天师道武装，他从南燕战场带回了一支俘获的鲜卑“虎班具装”骑兵部队。但不知出于有意或无意，《资治通鉴》未载此事。参见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

[6] 如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胡阿祥：《东晋南朝的守国形势—兼说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何荣昌：《略论六朝的江防》，《六朝史论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郭黎安：《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外，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论著，也与当时的战争态势有直接关系。比如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杨钧：《巢肥运河》，《地理学报》1958年第1期；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马骐、高韵柏、周克来：《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考察及发现》，《长江水利史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郭天翔：《含山县的“三关”“六口”》，《含山文史资料》（第三辑），政协含山县委员会出版，2007年；嵇果煌：《中国三千年运河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

[7]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两晋南北朝部分在第五、六册。

[8] 比如张文强：《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朱大渭、张文强：《中国军事通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9]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

[10]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周一良：《乞活考》《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1] 如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另外还有诸多研究成果，如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郑敬高：《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陈琳国：《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1年第9期；罗新：《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张琳：《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安田二郎：《晋宋革命与雍州侨民》，《东洋史研究》第42卷1号。

[12] 如［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