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世纪末东汉灭亡，到13世纪70年代元统一以前的约1200年中，中国历史上数次出现分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陆路东西交往受阻，海外诸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而持续地上升，中国与波斯湾和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交通越来越倚重于海路。航海术正是在这些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

（一）船使八面风

两汉以后，海外交往的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迅速进步。这个时期航海术上最重要的成绩是风帆的改进。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叙述了南海上船舶的风帆，说：“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注：万震：《南州异物志》，见《太平御览·舟部》。）可以看出，这种由卢头木叶编成的帆已经能用于偏风航行。在航海中遇到正顺风的情况并不很多，如遇左右后侧风、横向风与前侧风，帆面还是正前向布置，就非但不能有效地利用风力，而且会使船偏离预定的航向，甚至造成危险。因此在偏风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地调节帆的角度，利用风在帆面上产生的推进分力，并在舵的配合下克服横向漂力，使船按预定航向前进。

万震还记载道，这种前后设置的双道风帆中的后帆，当遇到横向风时，可以45度角迎置，将风反射到前帆，借以推进船行。如欲船行加速，可置满帆，若欲降速，可落半帆。这种帆做得下大上小，使帆下部受风面积较大，降低了重心，船舶有良好的稳定性。万震虽然记载的是南海上“外徼人”的船，由于风帆技术的改进，行船已能“不避迅风激波”，故航行速度大增。

风帆的进步与航海家世世代代运用季风来驱动海船是分不开的。舟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信风的掌握有了巨大的进展。印度洋—太平洋海区内的主要港口之间，已有一定的船期。法显从印度的恒河口前往狮子国时，依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西南行而达。而他从耶婆提启程归国时，按正常的航期，携带了五十日粮，前往广州。当时从“迦那调洲”出发；船张7帆，行一月余可达大秦国。

（二）海外地理知识的扩展

随着中印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有关印度的地理学也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因之而扩大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区别。中国人讲究科学和实际，印度人则富于幻想。古代印度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寓言和神话极为发达，但却没有写下有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中国历朝历代的官私文书、佛家著述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记载，2000年来绵绵不绝。

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有一些与印度历史有关的文献，例如古罗马阿里安的《印度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保留了一些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代有关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论就丰富程度，还是就其翔实性来说，都无法与中文史籍中的印度资料相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印度的历史保存在中国历史著作之中，如果没有这些中文资料，研究印度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唐以前汉文史籍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史料范围已经极其广泛。既包括了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记载，也有当地历史、风土民情、物种土产、商业贸易、地理交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文化艺术等资料。从分类上说，既有正史中的有关记载，也有稗史和其他著作。

正史中有关印度的记载首推《汉书·地理志》中的有关从华南前往南亚的航路的记载，这在上一章中已引用，兹不赘述。范晔所著，成书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贵霜王朝征服印度北部，与大秦国交通，在西域交通受阻后频从日南徼外来华的事迹。沈约在永明六年（488）春成书的《宋书·蛮夷列传》中，保存了两封外交文书的汉文译本，一封是元嘉五年（428）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南致宋文帝的国书，另一封是同年天竺迦毗黎国（即迦比罗卫，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国王月爱致宋文帝的国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记载了天竺道人那迦仙从广州乘扶南海舶归国，途遇大风，至林邑遭劫后，引出扶南、林邑与南齐之间一段交往的故事。

杂史和其他官私著作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记载亦很多。三国时魏国京兆人鱼豢的《魏略》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书中记载了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例如，书中提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临儿国”，即今尼泊尔之洛明达和“天竺东南三千余里”的“车离国”、印度东部的“盘越国”，并提到蜀地的贾人与这个“盘越国”有往来。鱼豢还记载了“循海而南”，经过“交趾七郡”可与大秦往来，此外大秦尚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这显然是指从云南经缅甸出海的商道。鱼豢的著作已经亡佚，如今只有片断保存在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成书的《三国志注》中。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还有一些志怪小说，如张华的《博物志》、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和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等。《博物志》记载范围极广，包括山川地理、奇花异木、鸟兽虫鱼、神话传说等。《水经注》是三国时成书的《水经》的注疏。《水经注》最可贵之处，就是保存了大批有关印度、东南亚的重要资料。郦道元在叙述域外河流时所用的资料，如吴康泰的《扶南传》、晋郭义恭的《广志》、支僧载的《外国事》、释道安的《释氏西域记》和《佛调传》、宋代竺枝的《扶南记》等，均已经亡佚，只有片断保存在郦道元的注文之中。上个世纪以来，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唐以前中外交往历史在世界学术界已经蔚为风气。

（三）导航术

唐宋时代的中国导航术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了过去传统的航海导航术，如海外地理学、地文定位、天文测星、船舶操纵技术等继续发展以外，以量天尺为测星工具的大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的使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导航术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国航海得以发展、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指南针可以测定航向，观星术则可确定船在海中的纬度，两者配合使用可确定船在海中的位置。

1.唯望日月星宿而进

天文导航的产生先于指南针导航。在指南针导航术发明后，天文导航仍然是远洋航行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两者相辅使用。

东亚大陆的海岸线大致上是南北向的。而海中距大陆不远处，分布着南北走向的西太平洋岛弧：库页岛、千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及吕宋列岛。西太平洋岛弧与东亚大陆之间的几个西太平洋边缘海，如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从北向南排列，形成一条狭长海道。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古代东亚地区的航海的天文导航相对较为容易。当中国海船启航时，无论是采用沿海航行法还是近海航行法，都是大体沿南北向航行。天文导航的主要依靠对象是北极星。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提到：“夫群逆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返。”就是说，在内陆湖泊中航行时，已经应用了指南针；而在沧海中航行时，如果不观测北极星是无法返回的。

当海船进入东南亚、印度洋后，地理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海岸线变得极为曲折：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间隔着暹罗湾，马来半岛与印度之间隔着盂加拉湾，印度与东非之间则是阿拉伯海。光靠北极星已经无法导航。从先秦时代起，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的传统方法是沿东南亚、南亚大陆的曲折海岸线而行。这种航行法虽然较安全，但绕道而行，航期很长。

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船脱离陆地的能力越来越强。从事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的人们开始尝试穿越大洋的航行。在远离海岸的情况下，传统的陆标定位术已经不起作用，需要一种新的从已知船位推算未知船位的航迹推算术。天文导航术的历史就是朝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向发展。晋代法显曾经陆路赴印度、斯里兰卡，然后取海路返回。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大海弥漫无边，不知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这说明他所乘坐的海舶是从斯里兰卡直接向东航往苏门答腊。这就是说，在南朝时期，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海船已经脱离了主要依靠地文导航的初级阶段，船舶能够在远寓陆地的大洋中航行。在天气晴朗时，白天依日定向，夜晚则靠星辰指引。唯阴雨时节，只能随风而进。

据道藏中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中国海舶从日南等地出发沿海南行时，采用的是天文导航法，即逆北辰所指方向，朝箕星即二十八宿之箕宿而行，昼夜不息，十余日可到扶南。这些记载证明，中国航海家在当时已经掌握了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天文定位的技术，即已经脱离了单纯依靠沿海陆标导航的阶段，在必要时可根据某些星辰的出地高度与观测视角来确定海船在大洋中的位置。这是航海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差，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上。唐开元年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俗名张遂，673—727）曾率领南宫说等人，对唐朝的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一行创造了一种简便的仪器“复矩”，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平的高度，即所谓“以复矩斜视北极出地”。最后傅出的结论是，“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相当于129.22公里），而极差一度”。（注：《新唐书·天文志》。）这与现代天文大地测量值111.2公里虽有一定距离，但已经具有航海的实用性。

1973年在福建泉州市后渚的宋代海船尾仓（第13仓），即舟师所居仓中，发现一把竹尺，残长20.7厘米，宽2.3厘米，尺内一半分五格，每格长2.6厘米。未分格的部分，可能是手持时用。这应当就是一把“量天尺”，即测量“星高”的尺。使用时伸臂竖握此尺，使其下端与水天线相切，以观测天体的视线与此尺相交的寸、分读数为测天之高度。这种尺使用捷便，如用以测量北极星，可依照测高读数，判别海船所在地理纬度。

2.指南浮针

天文导航术的关键在于观察日月和测定星高，其目的是确定船的纬度和方向。但天文导航受天气影响大，阴雨天无法观天，无从根据日月方向和星高来判明船所处位置，从而限制了其使用范围。指南针的使用使导航不再受制于气候，是世界航海史上一项重大的发明。

指南针最初是为确定朝向风水而发明，后用于水上航行。据前引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提到的“夫群逆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一语，可知至迟在公元4世纪以前，使用指南针来确定船舶在浩瀚水面上的位置的方法，已经为许多人所知。成书于1041年的相墓著作《茔原总录》书中提到，欲定东西南北，必须让磁针指丙午之间的方位，则午向为正南。这说明当时已经发现了磁偏角为南偏东7.5度。从发明磁针指南，到认识到磁针所指方向（即地磁极）与地球自转轴的北极之间方向并不完成吻合（即磁偏角的存在），需要相当长的历史岁月。

据成书于1088—1095年间的《梦溪笔谈》记载，安置指南针的方法有四种：

（1）把磁针横穿于灯芯草之上，浮置水面

（2）置磁针于指甲上

（3）置磁针于碗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