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之外(定宜庄)_(一)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胡福贞口述（1 / 2）_城墙之外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时间：1997年12月10日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火器营胡福贞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杨海英、关慧英(蓝靛厂满族文化站站长)

[访谈者按]清代八旗火器营有内、外之分，内火器营又分枪、炮两营，位于城内东四牌楼，训练则会于安定门外教场。外火器营建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时分散居住，训练时再集中，后来为使八旗满洲、蒙古弁兵“群聚环居，便于演习”，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采纳管理八旗火器营事务的蒙古都统色布腾巴勒珠尔的建议，将外火器营兵丁集中于安定门、德胜门外黄寺处，几年后又在京郊蓝靛厂修建外火器营营房，共建有官廨1024楹，官厅义学60间，炮甲连房6038间，又于营房西门外设大教场，命八旗满洲蒙古弁兵携眷移驻于此，使这里成为京郊一处最集中、最典型的八旗兵营，交融着兵营与民居的双重气息。

北京内城旗人聚居的格局，早在清中叶就已开始打破，城内的军事性质逐渐削弱，八旗间的界址相应消融，同一旗分、佐领的人们散居各地，严密的组织日益涣散，军纪随之废弛。加上嬉戏奢靡之风日甚一日，骁勇善战的传统尽失。与之相比，倒是处于相对隔绝环境的外火器营官兵，更多也更持久地保持了八旗传统的纯朴旧习。满族学者金启孮在所著《北京郊区的满族》注111中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主，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当年蓝靛厂外火器营八旗子弟的生活与风情。蓝靛厂满族聚居区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北京市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也颇为民族学家在考察、研究满族历史与社会生活时所关注。

民国以后，外火器营八旗官兵断绝了生活来源，纷纷外逃谋生，日伪统治时期，两旗营房又被拆除改建成兵营，城外大教场处也被改建为飞机场，如今该地的满族住户已不及当地居民的1/4，这些变迁，在胡女士的回忆中有生动具体的体现。

胡福贞女士是由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赵书先生推荐给我的，蓝靛厂满族文化工作站站长关慧英女士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在此谨向二位深致谢忱。按关女士当年65岁，本人也是北京旗人，她在访谈过程中的几次插话，已经放在注释之中。

我持这篇口述稿请胡女士过目并签字的时候，她很痛快地说：“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2016年元月再记：1997年，当我着手这项口述访谈计划的时候，外三营的格局尚存，十几年光阴一晃而过，那个当年我曾一条街道一条街道走过的蓝靛厂，如今一切都已不复得见。清廷在京城西北即今海淀区一带建立外三营的本意，是让旗兵避开京城的繁华喧嚣而专心致志于练武，但如今这一带，已是充斥着喧嚣繁华的闹市了。

胡福贞(以下简称胡)：我1917年生人，阴历二月初八，就在这儿生这儿长，没动过窝儿。我们这支的老姓儿不记得了，就知道姓胡，书上说是胡尔佳。我们家过去也是官，老祖名字叫西纳海，祖坟上说是副都统，记不清是入关时还是康熙多少年吧，打古北口，阵亡死的，脑袋没有了，皇上赐了一个金脑袋，加封一级，有一通碑。

从我大爷管事时家谱就没有了，传到谁手里了也不知道。我家从祖上到我这儿六代，都知道是旗人，但我的儿子全报的是汉族。从打清朝一败落，旗人受歧视，都是改(汉族)的，1978年三中全会不是才落实满族政策吗，后来也有改回来的。那以前谁知道？知道不就早改回来了吗？

<h3>1.我和我一家</h3>

胡：我家是镶蓝旗。我爷爷姓瑞，那时候指名为姓，叫瑞兴，后边是我三爷爷，八十几岁死在这儿了。原来全在这一块儿，后来慢慢儿地这也走了那也走了，有上山东的、天津的。

我父亲他们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分家搬城里去了，我大大(伯母)和二大大(二伯母)都是城里边的，都是旗人。就是我父亲母亲跟我爷爷在这儿过。我爷爷后来就不做事了，吃钱粮吃米。我太太(就是奶奶)有能耐，她是清河的人，也是满族的，姓关。她在家行四，还有五太太、六太太，都是我太太的妹妹。五太太给的也是在旗的，姓韩，在城里边禄米仓做过监发的官。六太太在镶黄旗那边住，给的也是在旗的。都是旗人。

后来我太太死了。我二姑比我父亲大13岁，她一直就在家看着(我们)。她后来结婚，30多岁又守寡了，守寡之后有一个儿子一姑娘，那姑娘还傻，抽风，她就又回娘家来了。她后来在红庙那儿住，过桥不到苏州街，就是那个红庙。

我大爷他生活好。他也是警界的，在哈德门注112外白水洼儿，可能是一警长。后来他不做事了，就指着画画为生，画山水、人物。那搭儿给人画画走外庄，往外走。我大爷一直就帮着我们，因为他是这家里的老大，什么我爷爷死了他发送啊，后来我三太太，就是我爷爷的嫂子死了，没儿没女，也是他发送。反正胡家的大小事都是他领头。他头里生了个小子，叫水子，12(岁)了，又生了我这个姐姐，生了姐姐那个小子死了，还是剩一个。这姑娘比我大5岁，在崇文门外那边住，现在不知有没有了。

我大爷画了一辈子画，我二大爷就唱了一辈子八角鼓注113，40多岁就得病死了。他一辈子没干过别的，不做官事，嫌拘束，说干这个没人管。他在护国寺庙里住，庙里有闲房，老有人到庙里租房的。他生活还行。那时候的人爱串门子，办个生日办个满月都请这个，再不就上有钱的宅门，进去给人唱一段，拿俩钱儿。后来就走庙会，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不是有唱戏的？他就唱这个去。我二大爷没孩子，我二大妈先死的。那时日本(人)刚来，我那属鼠的二兄弟4岁，二大大(即二大妈)死了，他给摔盆注114去，我家有老大，可不能给他摔盆，得给爹妈捧盆，老二给大大摔盆。

我二大爷也给我爷爷生活费。他生活好呢，就往这儿给钱，给我们买穿的，买玩意儿，反正他也没孩子，他就疼我们这些孩子，直到我8岁我爷爷死了，死了之后他们还是给，但不能像我爷爷活着时给那么多了。

我父亲他们那时不关完饷(即全饷)，注115我死记着他那时关六成饷。我二弟出生之前溥仪还没出宫，注116但那时候已经不行了，我就知道发一角钱粮，有我爷爷的，我父亲的，一人一个月一角，可能是1/4，不够过日子的，要不我父亲怎么当警察去了?

我爷爷死那年73岁，那是鼠年，正是宣统被逼出宫那年。注117那时候我父亲就当警察了，早先不是北营队么。后来都民国了，还什么北营队呀，就当警察养活我们仨，加上爷爷，这么几口人吧。

我父亲做了好几样事，在那个有轨的电车上卖票，diang diang diang的。那时进西直门就有电车，西直门外没有，就得坐洋车。他卖票那阵儿生活好，我母亲会过，绝不会说挣仨花四个，挣仨她就花俩攒一。我父亲后来还上河北献县的长途电话局去过，天津也去过，也是电话局。日本人来了他才回家来的。

我母亲19(岁)过门，我父亲比她大3岁。我妈是正红旗的，也是这儿营子里的人。我小时候我姥爷就死了，我舅舅舅妈就搬城里头去了，因为我三姥姥是府门里给格格梳头的，松公府，宣统的姑姑，我舅妈是府里的丫鬟，长得好看，四方大脸的，梳着两把头，瞅着庄严。可是他们没儿没女。我舅舅先死了，剩下我舅妈，挺大岁数嫁个老头子。我姥姥或者跟着我们，或上我三姨那儿，就这么来回养活着。她从小就看我们，老给我们做鞋。我姥姥活到86岁死的。

后来慢慢我们就大了。我是老大，底下有俩弟弟，一个妹妹。

我7岁上学。我就上到小学毕业。那时没中学，到小学就行了。我弟弟他们都是小学毕业，我妹妹小学还没毕业。我为什么念小学？我母亲不认字，我大爷、二大爷都在城里住，她说进城你要是找不着门儿，想打听打听，门牌你都不认得，你开开门说找谁，人家“乒”把门关上了。我爸老在外头，我妈说：“我们这院有个大太太、大爹爹，他净给写信。我得把话都告诉他，他再给我写，我有不愿告的，人家怎给我写？来了信有什么话，我得先让人瞧，所以我让你上学，方便这个，认俩字呀，出去不瞎撞，也好给你爸爸写信呢，你不写还让旁人写呀。”我上学她还给我买尺牍注118，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还这个开头，还得写“女儿福贞拜”，要不就叩，她不认字她会支配，照这尺牍信怎么写。我爸爸出外，我们老头子(指丈夫)南征北战，我就老得写信。我为什么这字儿到现在没忘呢？甭管怎么写我会写，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现在文言文的《聊斋》你瞧不了，我能瞧，市民委老沙说我是居委会的秀才，我说别这么高捧我啊，回头掉地上再把我摔了。

那搭儿旗人家姑娘认字儿的也有了，我们班里也有不少女同学，有比我大的。不过有的上不长，上个一年半载的就不上了。这儿有两个分校，在分校上到初小毕业，再上母校上到五六年级，到高小也八本书呢，还有英语，我会念ABCDEFG，只会念，不认得啦。还有“This is a pencil”，这是一管铅笔，还有book，book是书，That is not a book，那不是一本书，这准知道我念过吧?还一个歌呢(唱ABC歌)。注119

后来家里生活不好，我就做挑活注120，咱们这地方像这么大的姑娘一般全做挑活。我母亲就锁扣眼儿。都是在家做，有的是私人工厂，哪儿的价儿大就做哪儿的，你做得快，有时还给你加钱，简直说我什么都没干过，就一直做挑活。做到十五六岁，日本(人)来了，挑活那时没有了，家里困难，那时我是虚岁21岁，我大弟比我小3岁。我们有一个姑舅哥哥，在前门外的珠市口那边，把他找去了，当侦缉队的贴写，他写字写得特别好，因为我父亲小时候看着他写字。慢慢地又有点挑活，做那么点的小手绢儿，我弟弟挣点钱，我们做点活儿，就这样维持生活，日本(人)跟这儿的时候，我妹妹出去了，现在是农研所，那搭儿是试验场，注121她上那儿挤牛奶去，这不就活泛注122了嘛。

我结婚晚点，我二十六结婚。老头子(指丈夫)他不是旗人，是天津人。我没嫁旗人有原因，这在旗的都是当警察的，我爸爸他当警察当够了，他说不给当警察的，这么着我二十六了。那时挑花厂有个姓王的，在大庙前边住，我净做她们的挑活，就是她给介绍的这个老头子。我好唱京剧，日本那会儿有个新民会，在南门大庙那儿搭台唱戏，庆祝什么一周年两周年的，我上台唱戏去了，我们家老头子也在戏台上呢，他瞧见了，说这个不错，会唱戏，唱功还挺好的。后来横是注123就托人(说媒)。我们家还不愿意，我妈说这是外乡人，不知道根不知道底儿，谁知道家里有媳妇没媳妇，别是跑到这儿蒙(欺骗)来了。王家这介绍人那时在家搁牌局，麻将牌。我们家老头子也在那儿打牌，我大弟弟也常到那儿打牌去，他先愿意了，他说我要是不出嫁，他没法结婚，老大不走，底下二的怎么结婚呢，得排着队走。他就跟我妈嚷嚷：“你还不给，给什么呢？等着给续弦哪？”我妈去相了相，回来告诉：“瞧那模样儿，怎么瞧也不白净，这么黑!”我就这么着出去了。也没在乎他是不是旗人，那时候旗人东逃西散的，都不在乎了，日本时候了，规矩习惯都慢慢减了。我29岁时日本就投降了。

老头子在这儿待了有一二年的工夫，就失业了，我们有个叔公，就把我们接到城里头，后来他调山东去了，我们又跟着他上山东，还是我们叔公给他找的工作，是收粮食，就管把农民种的粮食收回来，收到那个地方儿。我们在山东待了3年，在那儿我们有了大小子，又有了一个姑娘。后来日本人走了，日本人走了不要紧哪，从山东往这儿来的铁道全扒了，我们又在济南那边待了一年，闲着，靠卖东西过，后来不行了，回来吧，连我们那叔公、婶婆，带着我们俩孩子，起早路坐贩卖姜的大车，走了7天，从山东到沧州，夏天，旧历七月，要是冬天还不冻死了。打尖住店，还遇上劫道的，拿着枪在你旁边站着，大伙儿就给他掏钱，一会儿又一伙儿劫道的，大伙儿就嚷嚷，那车就加鞭，跟飞一样。到沧县才有火车，坐火车到天津，(丈夫)他们家不是在天津么，又跟天津待了几天，还是回这儿来了。在天津我们没有房，这儿有六间房。

回娘家之后日本人投降，国民党不就来了吗，国民党来了老头子(指丈夫)上京西煤矿，在那儿住了些日子，后来解放了，老头子考上南下工作团，走了5年，就算参加革命啦，算是军属啊，干属啊，国家照顾得挺好，给这给那的，粮也给你，肉呀，吃的呀，买蓝布做大褂呀，那时还穿大褂，到八月节还给送果子什么的，到年下给你送东西，后来还分了二亩地，在下村那儿。他走了，我不会种呀，就找人帮着。

1953年就成立挑花社了，在银燕小学旁边，大伙儿都上那儿做活儿去，一人10块钱一股，早上去了，中午在那儿吃顿饭，带饭也行，那儿也有卖饭的，从那开始我就再没离开过挑活，也做街道工作，算一个组长，一开会我一人转一圈儿，从南头叫到北头。那时哪儿有居委会呀，开会学习都在我们家，哭毛主席也跟我们家哭的(指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走到1978年正式成立居委会，这才算是挣钱，管往下发挑活，还管收，挑活要是做一千块钱的，他给你管理费是10块，给居委会8块，两块钱算你自己的，这就活泛了。1985年我岁数大了，就从居委会回家了。

老头子1958年回来了，在空军总院当会计，管理员，“大跃进”又下放走了，上黑龙江水利局，一直在那儿待了20多年。他一年回来一趟。我有两个小子，属羊的是老大，属猪的是老二，今年五十，还有姑娘，属鸡的，今年四十了。

这边儿剩的我这岁数的老人不多了，我最大，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一个小3岁，一个小5岁，都是女的。有俩老头儿，还不是满族，都是蒙族，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也有，汉军八旗报满族，蒙古八旗没有报满族的，都报蒙族，比我们还多两块钱，我们是7块5，他们9块。注1241984年那时候好改(民族成分)，我这儿居委会说句话开个证明就改了，注125后来不行了，孩子不到18岁还能改，写这申请写那申请，上这儿那儿。后来改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注126我那二孙子媳妇，她家姓芮，也是满族，她爷爷那辈是西陵守陵的。她爸爸参军出来，就没回老家，落在北京，改了汉族了，现在是这儿煤厂的书记。她大姐一个孩子，惦记着考大学，上老家挖根去了，还不错，改了，她就改不了了。我那二儿媳妇也是满族，这儿正黄旗的，他们那个孩子改满族了。

胡：过去发满饷的时候生活都挺好的，仨月一季米，月月给钱粮，从十几岁就挑三两，注127一两五。老人死了就空出一个位子，就是有缺儿呀，到西门外大教场那儿拉弓射箭，你射好了就顶这份缺儿了，要不怎么在家老练那式子，蹲裆骑马式。家里都有石头支子，后来都用来顶门了，一到民国就不练了，人家枪炮都有了，你练那个顶什么呢。你自个儿练武行，练劲儿，那行。还有值六营的，他们也姓关，会耍刀耍剑，愿意学就跟他学去。

咱火器营满族人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好吃懒做，为什么当警察的多，卖东西的多，就是过去吃钱粮，坐到那儿吃，不动唤就能来，养得跟大爷似的，提笼架鸟，都养活鸟儿，靛颏儿，叫子儿，我们家还有呢，教它叼小玩意儿，鸟叼。还养蛐蛐儿，斗蛐蛐儿，这么大个儿的澄江泥蛐蛐儿罐，从小到大。养蝈蝈儿，秋天到香山那边逮秋子儿去，装到葫芦里头，揣在这儿(指胸前)，冬天拿出来在太阳地儿一晒，聒聒聒聒叫唤，房后我大爷他们就干这个。还都养巴儿狗。

那时候还有钱粮呢，旗人生活就是凑合。一到民国，惯得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干点小买卖嫌寒碜，拉不下来脸。拿我们家来说，我爸爸那点钱粮不够，我们家把东西全卖了，想卖东西还不敢上大街叫去，我母亲听胡同那边叭叭叭叭打着小鼓的过来门口，就出门叫去：“嘿，打鼓的”，眼瞅着叫进来，先卖桌上边的，什么掸瓶子帽筒啊，什么茶叶罐子，把这没用的先卖。大躺箱里边都是瓷器，都是祖上留下来的，连我母亲那大烟袋荷包，这么大个儿，八卦穗子，老拿绵纸包着，搁在匣子里，那也卖了。就卖着过，不卖没法儿吃。现在要留着那小花瓶什么的，就都值了钱了，冰裂纹的大掸瓶那可不是值钱嘛，可那搭儿不是没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