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33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号称江南第一豪富，《元史演义》中称为“财神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都城的三分之一都是他捐资修筑的，但不久后即惹怒了朱元璋，被发配到云南充军，死于云南。有关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不足凭信，何况他既不是清朝人，也从未到过北京。
注134 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也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据说创立于1860年。
注135 《六言》，即《六言杂字》，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的用于启蒙教育的课本之一。内容包括农耕、器具、服饰、读书、为人、饮食、手工及商贾等。与“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应用最广的读本。
注136 本篇的金励衡先生是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为我联系的。她不辞辛苦陪我一同到城南，为金先生做了此次访谈。特此致谢。
注137 郭招金著《末代王朝的子孙》一书中收入了作者对金励衡先生的专访：《曹雪芹好友敦敏是英王之后——访英王阿济格后裔金励衡》(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217—223页)，但重点在叙述自英王到敦敏一系在清朝时的历史，与本书各有侧重。
注138 阿巴亥是女真乌喇部首领满泰的女儿，布占泰的侄女，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1月努尔哈赤灭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唇亡齿寒，为保住乌喇，布占泰将兄长满泰(此时已死)刚12岁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后，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后来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病逝，努尔哈赤立刻立阿巴亥为大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7月15日，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12子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10月25日，阿巴亥生下了第14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月24日，阿巴亥又生下了第15子多铎。这3个儿子都被努尔哈赤爱如珍宝，将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中的三旗交给他们分别掌管。天命十一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死后第2天即8月12日早晨，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即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死时37岁。天聪三年(1629年)2月13日，努尔哈赤入葬刚刚建成的沈阳福陵，阿巴亥和努尔哈赤同柩安葬。
注139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2页。
注140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3页。
注141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4页。
注142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8页。
注143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3页。
注144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
注145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
注146 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
注147 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
注148 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
注149 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
注150 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注151 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
注152 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追谥曰忠，补入玉牒”。 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
注153 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
注154 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
注155 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
注156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
注157 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
注158 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
注159 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
注160 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939120.jpg" />第7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承袭贝勒爵，迁居愉王府，从此称涛贝勒府。1929年辅仁大学附中即设于此府，校长由陈垣兼任。该校1952年改为北京第13中学。
注161 阿济格本是努尔哈赤第12子，但却通称为八王，按大多数人的说法，这指的是他在清初开国诸王排序中列为第8位。阿济格被赐死后，其骨灰埋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即今日北京东四环四惠桥西南侧的通惠河北岸，后世称此地为“八王坟”。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占地一顷数十亩，规模宏大。辛亥革命后受到严重破坏，多次被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破败不堪。而今的八王坟，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上，以大望桥(立交桥)为核心，西接建国路，东启京通快速路，南北纵贯西大望路；地铁1号线横穿于此，几十条公交线路在此设站，八王坟长途汽车站也是赫赫有名，使八王坟成为京东近郊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
注162 胡图礼即敦诚、敦敏的祖父，阿济格的重孙。
注163 百子湾村南是百子湾路，原为土路，多曲折。村亦随之为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北平市图已有其称。百子湾西部的深沟村，原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深沟。百子湾东部的水南庄，原有黄带子坟，是敦敏家的坟地。
注164 张寿崇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等职。关于张寿崇，详见本书下文张寿蓉、张寿崇口述。
注165 敦诚15岁时过继给九叔祖经照为嗣孙。关于绰克都及其孙存耀，可参照冯其利在《寻访京城清王府》中所述：“清末民初，盛京将军绰克都第7子追封辅国公兴绶、后裔奉恩将军存耀(字震亭)住在西铁匠胡同”(75—76页)，金励衡先生对于敦敏、敦诚之事的了解，很可能有些就源于冯先生。但金先生这里所述存耀后来的情况，在冯著中则未见涉及。
注166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50年5月，北京市7500多人赴绥远、察哈尔等省参加农业生产。(30页)
注167 为慈禧代笔的画家叫缪素筠(1841—1918)，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是慈禧款绘画的最重要的代笔者。缪素筠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诺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先生”。而清末宫廷画家屈兆麟则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等。
注168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在与报头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语录》一栏里，发表了毛泽东为推动上山下乡运动所做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场本来是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宣传，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
注169 这里说的是正觉寺旧址，位于西城区新街口正觉胡同甲4号。
注170 虎列拉，即霍乱，为英文Cholera的日文音译。霍乱与鼠疫一起被列为甲种传染病，曾在中国多次流行，1932年的这次流行是迄今为止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本书很多被访者对此都有提到。
注171 《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153页。
注172 《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73页。
注173 《爱新觉罗宗谱》乙册，3683页。
注174 杰二爷，即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故于1994年2月28日。
注175 何先生这里所说的摄政王府，指的就是醇亲王府。该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11子永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瑆。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此府传至毓橚时，被赐予醇亲王奕<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939120.jpg" />。奕<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939120.jpg" />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醇亲王府一共有两代醇亲王。第一代醇亲王奕<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939120.jpg" />，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于咸丰十一年9月被封为醇亲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第一代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皇帝的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宣统朝任摄政王，便是何先生将其称为摄政王府的由来。
注176 代善(1583—1648)，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曾因作战英勇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1616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以序称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即正红旗、镶红旗。崇德元年(1636年)，代善受封“和硕礼亲王”，世袭罔替。代善薨，康熙十年(1671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配飨太庙。是为“礼烈亲王”。爵位世袭共传10世，有15人袭爵，3人被夺爵。位居12位铁帽子王之首。代善子8，有爵者7：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注177 瓦克达是代善的第4子，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生，顺治九年(1652年)薨，年47岁。母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布齐贝勒之女。顺治元年(1644年)，瓦克达随清军入关，顺治三年(1646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1647年)晋封镇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郡王，加号曰谦，即多罗谦襄郡王。旋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平定山西反清势力。师还掌工部，预议政。顺治九年(1652年)薨，谥曰襄。瓦克达后人到清末共传袭10代，第十代恩厚袭镇国将军，弟恩荣袭奉恩将军。
注178 Kūwaran，满语，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Kūwaran i da，为营地的首领之义，可译为营长。
注179 清代满洲旧俗，包衣(满语，booi，即家的)人的子女，如未得主人准许开户，即不得离开主家，只能仍为包衣，往往世代相袭，称为家生子。《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对此都有描写。
注180 南苑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苑囿，因苑内有永定河故道穿过，地势低洼，泉源密布，形成大片湖泊沼泽，草木繁茂，禽兽、麋鹿聚集,又称“南海子”。清朝入关后，将南海子称为南苑，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南苑为禁苑，苑内几乎不住人，不耕种，只有一些维护的人称为海户。南苑一部分作为操兵练武之所，筑晾鹰台，作为检阅台，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严禁平民进入，同治年间又于此设神机营。
注181 乐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对宫廷典乐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乾隆七年(1742年)将神乐署、和声署、掌仪司、銮仪卫析出，组建了乐部。其中和声署：雍正元年(1723年)4月废除乐户贱籍，豁贱为良，此后又采用民间精通音乐之人充当宫廷教坊乐工。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乾隆七年设置乐部，和声署归之，司殿廷朝会燕飨之乐，归内务府及礼部管辖。太常寺：掌典守坛壝庙社祭祀，其中郊庙祠祭大乐部分，协助神乐署管理，主要分管礼典赞礼、读祝等事宜。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寺入衔。至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何以要改教坊司之名而创建乐部，有学者认为，建立乐部，不仅打破了入关初期延续明制的做法，对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宫廷典乐制度也做了诸多改变，是清代礼乐复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环节，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皇家礼乐体系。参见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96—146页。
注182 惇亲王，即奕誴(1831—1889)，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为惇勤亲王，母祥妃，钮祜禄氏。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6月15日辰时，仅比咸丰帝奕<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9393S.jpg" />(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晚出生6天。京城民间称为小五爷。同治四年任宗人府宗令。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卒，谥勤。清华大学驻地原是奕誴王府，民间称小五爷府。据说五爷赋性粗犷，不中绳墨，对外不摆王爷的架子，故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注183 鬼子六即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1833—1898)，咸丰年间任领班军机大臣。辛酉政变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始终身处权力中心。道光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939120.jpg" />(1840—1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939120.jpg" />与侧福晋所生的五子载沣继承醇亲王封号，载沣的长子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2人确实都比这位第五子惇亲王更受重用。
注184 黄带子，清朝的宗室均在身上系黄带子以示与他人的区别。宗室是指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塔克世生有5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穆尔哈赤、雅尔哈赤与巴雅喇。这5子的子孙都属宗室。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叫觉罗。前者俗称黄带子，后者俗称红带子。
注185 冯玉祥逼宫，指的是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一事。
注186 和硕亲王是清朝宗室的第一等爵，并非专属代善一支，和硕礼亲王才是代善被封(清崇德元年，1636年)的爵位，是清代铁帽子王之首。所以何先生祖父改姓和(何)是相当随意的。
注187 清代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是佐领，佐领下设骁骑校(原称分得拨什库)，每佐领一人，正六品。
注188 “八佾舞于庭”出自《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指一列8人，八佾八列64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189 吴晓邦(1906—1995), 中国舞蹈家。1906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太仓，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播火人,是当今中国舞坛公认的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代表作有《丑表功》《思凡》《饥火》《罂粟花》《虎爷》等。1949年以后曾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搜集整理中国传统舞蹈的多种资料，先后对江西傩舞、山东曲阜孔庙祭祀乐舞等开展深入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建立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第一次对古曲和舞蹈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带领他的学生们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一批具有学术意义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受到了很多非难，却在30年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仿唐乐舞》等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精神上的继承和延伸。
注190 据光绪《大清会典》卷25，以“祀分三等、斋戒、陈玉帛、荐牲、用乐、佾舞、祝版、祭器、祭品”9项来分述，佾舞方面并没有提到群祀，而在用乐上明确指明群庙不设悬，乐由乐部和声署预备，曰“庆神欢”。可知这并不是专门奏哀乐用的。
注191 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号冶樵，汉族，甘肃兰州人。性颖悟，善诗文。以筹建甘肃贡院、尸谏慈禧太后名震朝野。
注192 安双成，锡伯族学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满汉大词典》和《汉满大辞典》主编。
注193 北京话，指双胞胎。
注194 张莉珊，又名张寿蓉，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之子绍曾的女儿，嫁给庆王奕劻的孙子。按奕劻的长子名载振，载振有2子，长子名溥钟，溥钟之子就是毓定，即张莉珊的丈夫。详见本书下面“宅门儿”中张寿蓉(即张莉珊)的口述。
注195 即今鼓楼西大街149号。原为清醇亲王宅内，依例改建的醇亲王祠，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1914年改祀关羽、岳飞，遂称关岳庙。1939年重修庙宇，改称武庙。新中国成立后，因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曾在关岳庙原址上，现作为西藏驻京办事处。
注196 旧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 (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年版，333页) 。
注197 “一贯道”与先天道、天理教等，都是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一贯道是清末才兴起的一支。发源于山东，之后拓展至各地。其名始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取自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奉罗教主神无生老母，标榜弥勒佛三阳信仰，并以儒家为中心，主张三教合一。在形式上，夹杂着中国古老的谶纬图说；在组织上，无出家之说，而由俗家信众求道后称为道亲。进入民国后，则又加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变成五教合一说。“一贯道”曾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一贯道属于反动会道门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和打击。10月10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2月20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 》发表《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 1951年2月21日，中共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8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3年以上徒刑。”至此，一贯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但在中国台湾却有所发展。
注198 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比汉语数目字简单易学，比汉语大写数字更为简便易行，故能长时间在民间流行。现在在港澳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在我国南方农村有些地方，在年长的会计人员中，也仍有人在使用这种数码。苏州码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
注199 这里也感谢为我推荐并多次联系秉钧先生的安双成老师和他的夫人。同时感谢帮助我完成这篇访谈的张莉女士。
注200 张莉珊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那桐不姓爱新觉罗，并非皇族，张莉珊所谓皇族，当指她嫁过去的庆亲王家。参见下篇张莉珊与其弟张寿崇的口述。
注201 爱新觉罗家族初入关时并没有按照辈分命名的习惯，直到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乾隆时定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祺”。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注202 善耆确有一弟叫善旌(第4子)，为副都统、镇国将军，在《爱新觉罗族谱》甲册1699页上。
注203 燕守平，男，1941年生于江苏，徐州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20世纪70年代以《杜鹃山》一剧的伴奏成功享誉全国。燕守平的妻子马小曼是京剧旦角演员，马连良之女。
注204 怀塔布(?—1900)，清末大臣。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历任大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
注205 夏仁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0页。
注206 中堂是宰相的别称。清代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仅为大臣的荣典，习惯上仍称授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拜相，都称为中堂。
注207 那家花园今已经不存，对此可见张寿崇之女张瑗的回忆：“1950年4月，空军司令部要购买此宅院产权。经过协商，准备签订契约。4月24日，家中的长辈和父亲到房管交易所正式签立契约，空军司令部以三千五百匹白布(按当日布价，约合26万元人民币)收购。从这一刻起，那家花园换了新主人。一个星期后，我们虽没有搬出，购房单位已经开始兴工建设。回家后，全家就投入到搬家的准备之中。院内的租户和亲属纷纷搬走，大批的名贵花木及百余只花盆廉价卖给了颐和园。原在家中管理花木的刘师傅也被安排到颐和园管理花木。交房的期限为一个月，时间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收拾东西，一方面要处理家具。很多木器家具或就地拍卖，或存放到闲置的房里(2008年年底，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提到慈禧赐给那桐的紫檀木镶嵌象牙万字不到头的大条案，有可能就是在那次搬家忙乱中流向民间的)。同时，等西堂子胡同三号院的租户迁出后，再抓紧时间安排那里的房屋修缮。紧张的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1950年5月22日，我们举家迁入西堂子胡同三号，从此结束了在‘那园’的生活。这一天祖母哭了……”1952年，中央政务院在园子的西大院部分，建设和平宾馆。东大院在1977年前后被拆除，建成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大楼。剩下的一部分平房院落，被改造成了21个大小不一的院落。见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未公开出版)，2011年版，21—23页。
注208 引自《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注209 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王谢堂前”，此次因重在叙述宅门生活，故未将蒋家姐妹的口述收入本书，而是放在另一部即旗人妇女的口述《胡同里的姑奶奶》中。
注210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的社会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4页。
注211 主要参照张瑗：《我的父亲张寿崇》和何丽：《寿崇张老政协工作四十年》，载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1998年版。
注212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章嘉的记载仅有如下几句：“章嘉，原任厩长，其孙法尔萨原任牧长，元孙常英现系生员……以上俱系世居叶赫地方，系来归年分无考之人。”(卷22，乾隆九年内府刻汉文本，叶24下)
注213 裕禄，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旋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仓，裕禄自杀。
注214 这里说的三家，指那桐一家、裕禄一家和庆王奕劻一家。清代将皇族女儿均称为格格，四格格是庆王奕劻之女，深得慈禧太后宠爱，慈禧命她长年在宫中陪伴自己。据说奕劻以支庶而能晋封亲王，发迹就从四格格受宠开始。四格格的丈夫是裕禄的第九子，当时皆呼她为熙九太太，张寿蓉姐弟呼她为九姥姥，确实是差两辈。
注215 据《那桐日记》记，那桐的第一个夫人赵氏病逝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同年十月，那桐“定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原任六库郎中祥霭亭先生之孙女、继三老爷之女为继室。”(66页)
注216 据《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那桐长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即崇厚)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可知这些家族相互间作媒通婚的关系。
注217 据《那桐日记》，那桐的第三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许字成竹铭之子钟山。”(435页)成竹铭即成允，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布政使，他是清朝远支宗室即觉罗，所以这里说那桐之女嫁给了皇族也是对的。
注218 这里指的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室改组的皇族内阁中，奕劻任总理大臣，那桐任协理大臣之事。
注219 铁良，满洲镶白旗人，字宝臣。光绪朝曾去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江宁将军。
注220 杨儒，汉军正红旗人，字子通，同治举人。历任驻美兼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俄、奥、荷三国公使等职。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东北，翌年1月杨儒出任全权大使赴俄谈判，谈判中俄人提出侵占东北条款，他不受逼迫，拒不签字。1902年死于俄国任所。
注221 张家姐弟之父绍曾，是那桐的独子，乳名宝儿。曾在中国银行任职，为盐业银行第一任董事。据《那桐日记》光绪十八年(1893年)八月廿六日：“今日午正一刻内人生一男，大小人均平安，母亲命乳名宝格；”廿八日：“宝儿三朝，贺客甚多。”(92、93页)
注222 张寿崇有文章记述：“民国初年，我祖父那桐在天津英租界十七号路(今新华路176号)购地数亩建一德式楼房，全家移入，息影津门，但每年春夏仍多回北京居住。”(见张寿崇：《那家花园往事琐谈》，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5—226页)
注223 引自《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注224 这里指的是巴金(1904—2005)的小说，即《家》《春》《秋》。
注225 奕劻于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时年80岁。奕劻生6子，第三、四、六子早殁，载振为长子，系大侧福晋合佳氏所生。凭借奕劻权势，他14岁就被赏给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6岁时任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到法、比、美、日等国进行访问，有《英轺日记》4册12卷传世(一说为别人代笔)。归国后历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显职。民国六年大总统黎元洪代替已经逊位的清室下令命载振承袭庆亲王之爵，世袭罔替。
注226 载振有三子：长子溥钟、次子溥锐、三子溥铨。那桐的第五女、第六女即分别嫁给了溥钟与溥锐，那桐的孙女即张寿蓉又嫁给了溥钟之子毓定。这就是所谓的“姑做婆”。
注227 溥仪逊位后庆王携眷避居天津，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该住宅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璧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120多间。1949年1月被军管会接管，后来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参见溥铨：《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201—216页。
注228 老北京婚俗，新娘起轿后要派新娘的兄弟二人随行于花轿两旁，称为扶轿杆儿。
注229 张寿蓉的二姐嫁的就是增崇之孙奎垣，详见下篇奎垣的口述。
注230 卓王，即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卓哩克图亲王，什锦花园是卓王色旺端多布的在京府邸。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是色旺端多布之子。
注231 世续，字伯轩，生于咸丰三年(1835年)，内务府满洲正黄旗人，索勒豁金氏。光绪举人。曾任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命留京办事。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辛亥革命时首赞清帝逊位，并参与磋商优待条件。
注232 岳潜斋的女儿名岳维珍，详见后文刘汝舟口述。
注233 据张寿崇先生解释，这个“贫”并非贫穷的意思，而是指“不大气”“抠抠唆唆”，当时也称为“民气”。
注234 《那桐日记》中多次提到茂如、子言，如记子言，第6 页：“午后箴嫂、明大姑奶奶、子言兄嫂来”、第7页：“子言兄来，未得晤”等。记茂如，如87页：“约古香、茂如、锡侯同饭”、270页：“茂如处出分四十金”“茂如处送圣”等。
注235 即上篇张寿蓉口述提到的姓邓的夫人。
注236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张。
注237 这里所说的大侄女，指的是那桐的堂弟那晋之子绍荫的孙女。其父名张润帘。按，张寿椿在这篇口述中谈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
注238 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
注239 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
注240 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
注241 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
注242 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
注243 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
注244 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 )，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注245 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
注246 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
注247 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
注248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
注249 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
注250 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
注251 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00页。
注252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
注253 《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注254 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
注255 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
注256 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
注257 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
注258 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 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
注259 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
注260 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
注261 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
注262 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
注263 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