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门儿·宅门儿(定宜庄)_附录二 “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1 / 2）_府门儿·宅门儿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当铺刘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经“闪亮登场”了，这是一个凭借为增崇家做买卖起家并致富的汉族商人家庭。

刘家再豪富，也算不上当时的“大宅门”，我将刘汝舟口述放在“宅门儿”中，是因为这样的商人与当时的宅门儿有着无法割断的互依互靠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商人和他们依傍宗室王公时的心态，对于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便会是不全面的。

清朝圈占北京内城，一度使内城成为旗人盘踞的大兵营，但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给于民间，也就不能阻挡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汉人入城的脚步。这些凭借与旗人做生意而得以进入京城的汉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计与当权的王公贵族官僚拉拢关系，并最终精心编织起一张复杂细密的关系网。与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商人的关系网中，“利”的因素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刘家与增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两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受、评判并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态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只有两相对比才能读出兴味来的。

东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贵族的大本营，能够在东城买房安家的汉族商人均非等闲之辈，非有过得硬的势力与财力不可，刘家如此，同仁堂乐家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这些商人之间也相互通婚，刘先生所述他四姐与同仁堂乐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刘先生，也是通过乐家人即乐曙青先生的引荐——因为他们是亲戚。再回过头说，同仁堂乐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

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

2003年8月1日(第二次)

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

[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

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

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

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

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

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

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

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

定：出版了吗？

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

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

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

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

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

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

<h3>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h3>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

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

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

(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

定：在什么地方？

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

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

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

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

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

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

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

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

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

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

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某院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h3>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h3>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

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

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

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

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

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

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

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

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

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

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

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

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

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

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

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

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

定：有多少个木桶？

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

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

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

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

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

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

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

定：天津也有在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

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

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

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

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

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

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

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

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

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

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

定：还有谁家？

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h3>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h3>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

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

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

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