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12老姑姑对故宫博物院的情况并不知情，吴与那均未担任过故宫的院长。

注113庆和堂，饭庄名，旧时与上述的会贤堂以及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惠丰堂、福庆堂、同和堂一道，并称为北京著名的“八大堂”。庆和堂位于什刹海地安门外，以桂花皮炸闻名。

注114华北大学成立于1948年8月24日，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下设四部两院。从1937年起，历经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个主要阶段。

注115拆天安门确实是在1958年，当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万里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的拆迁速度很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间的拆迁工作。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1958年进行展宽天安门广场、铺设煤气管网和拆除有轨电车线路三项工程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8年6月10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1958年9月至11月》，均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8)》，413、414页、803~807页；并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129页。

注116绒线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南部，东起旧司法胡同，西至宣武门内大街。民国二年(1913年)开辟和平门和北新华街，将其分成东西两段。德胜门在北京城北，从绒线胡同到德胜门等于从城南一直到城北，距离是很远的。

注117小石作位于陟山门路南，南起景山前街，北止陟山门街，东临大高玄殿，西近北海，与故宫近在咫尺。明代内宫监所属的石作即设于此，清代因取名为石作胡同，后改为大石作胡同与小石作胡同，今已不存。

注118这里说的梨园“富氏三友”即富兰友、富菊友(而非富桂友)和富竹友，并非肃亲王家之人，她们在20世纪40年代时，经常到位于崇文门外北羊市口内的青山居茶社清唱，参见《旧京票房与票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1118c0102w37f.html)，并感谢橘玄雅先生为我提供线索，以及苏柏玉对此的查证。

注119廉南湖(1868—1931)，字惠卿，号南湖，又号南湖居士，岫云山人，斋名小万柳堂，帆影楼。江苏无锡人。为我国清末民初书画鉴赏界、出版界的一代大家，也是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夫人吴芝瑛(1868—1934)，曾与秋瑾为结盟姐妹，秋瑾遇害后，吴芝瑛与徐自华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芝瑛书自华撰写之墓表，勒文于碑。清朝宗室、宗社党首领良弼1912年被彭家珍炸死之后，廉南湖吴芝瑛夫妇还收养了他的3个女儿。廉南湖于民国三年(1914年)东渡日本，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任故宫保管委员，老姑姑所述，当是廉南湖在故宫的这段日子。又，廉南湖在日本时纳侍妾寺井春野，甚相得，这就是老姑姑这里所说的“廉春野”。可知老姑姑这里所言并非妄谈，她的哥哥张国瑞也真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

注120傅振伦在《六十年所见所闻》中提及此事时称：“太监阉割后，买回其阳具，悬之屋梁，死后葬之。有造铜瓷阳具者。若一次阉割不净，必再割二茬、三茬。太监忌言高升(言剩下的睾丸)，又讳言吉(俗呼阳具为鸡)、幸及出入……”(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65页)，可与老姑姑的讲述参照来看，至于对“高升”的解释，老姑姑的似乎更合情理些。傅文也提到大石作等处多居太监一事，但老姑姑的口述更为具体、生动。

注121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1张。

注122在我为张宗尧先生做访谈时，他的妻子吴效兰女士想到她的表妹陈允庄女士，认为她对北京民俗了解很多，所以把陈女士也请到家里，我就顺便为陈女士也做了访谈。

注123陈宗蕃：《燕都丛考》第一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0页。

注124见林志钧：《燕都丛考·序》：“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以后，旧京街名，又经剧变，如定府大街之为定阜大街，地安门内内府库之为纳福胡同，内宫监之为内恭俭胡同，……类皆蹈袭前失，不知何所取义，历史观念之薄弱，亦不学无术有以致之，此非细故也。北京地名凡某库、某司、某监、某局者，如米粮库、惜薪司、司礼监、织染局之类，皆有关史乘，居今日而知数百年前，某时代之有某机关，并知其适在某地，宁非事之至有趣味者。”(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3页)

注125见《燕都丛考》：“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清时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悉为民居列肆之所。”

注126如高巍等：《漫话北京城》一书称：“清末，皇城内允许居民迁往，但多为满族权贵，汉官极少，更无百姓。”(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146页)

注127参见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贫困人口研究》，该文将皇城之内贫困人口比例较高归结为：“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满族人，他们失去了衣食来源，不得不沦为贫民”，是对这里居住人口的情况未能深入考察的结果。(载《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220～221页)

注128朝阳门外，原有鸡市口胡同，成路于清代，此处曾是鸡鸭市场，故名鸡市口。据《宸垣识略》记载：“东城副指挥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北营外西一守备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头条胡同。”民国初年，寓意吉祥，取其谐音，易名为吉市口，吉市口胡同。鸡市口头条胡同易名为吉市口头条胡同。今吉市口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吉市口东巷、中巷、下坡等，都是由当年的鸡市口演变而来的。

注129恭俭胡同位于西城区东部，北起地安门西大街，南至景山后街。恭俭胡同紧邻北海东端，是一条狭长的小巷。明朝时，内宫监署在此，所以被称为内宫监胡同，民国以后，谐音为恭俭胡同。恭俭胡同周围有米粮库胡同、油漆作胡同、大石作胡同等，旧时多有工匠居于此地。上篇张宗尧先生的口述中也提到这条胡同。

注130我就此事询问同仁堂后人乐曙青先生，他说南苑的鹿苑不是乐家的。有关同仁堂乐家之事，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的乐曙青口述。

注131这里指的是琉璃河镇，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东南端，东部与北京市大兴区交界，南部与河北省涿州市接壤，是“首都的南大门”。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琉璃河地区一直划归河北省，在北京人眼中琉璃河镇人就不是北京人。从这一段陈述中可以看到老北京人对什么是“北京人”所划定的范围。

注132“非典”即“非典型肺炎”的简称，系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是2002年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发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5月间，疫情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和香港。由于疫情传播之初，中国官方媒体一再讲疫情已得到控制，导致病毒在全球迅速扩散，直到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向美国《时代》杂志揭露中国的“非典”疫情并得以发表，人们才了解到疫情远比中国官方公布的严重。4月20日北京政府宣布北京的疫情从原先有所隐瞒报告的37例，突然暴增至339例。记者会后几个小时，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撤销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北京多所高校已经宣布停课。4月23日，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学从24日起停课两周，确保疫情不会在校园扩散。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动用军方力量在北京紧急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2003年夏季，染病人数日减，病情得以完全控制。到2003年7月5日台湾地区最后一个宣布解除“非典”警报,全球首次“非典”流行宣告结束。2003年11月，广州再次出现零星病例，2004年3月，北京再次发现“非典”疑似病例，但都没有再次演变成疫潮。2003年的“非典”事件，从此成为北京人的难忘记忆。

注133引自《旧中国掠影》，中国画报出版社1993年版，169页。

注134在这里张莉与陈允庄有这样一段对话，虽然因与正文关系不大而附于注下，但这个巧合非常有意思，它说明老北京这些人的圈子实在是太小了。张莉：二层小楼是不是日本时期卖的？陈：对。张莉：卖给我们家了(众惊讶，大笑)。1945年，就是日本投降头一天他们卖的，我爷爷靠买这个楼，一下子就发起来了。就在修自行车的旁边。我们哪儿知道是谁家卖的呀。陈：对，那修自行车也是他们家(指三姑夫家)开的。定(问张莉)：你爷爷是干吗的？张莉：营造厂的呀，我不是说我们家原来就在火药局住。他们哥儿几个全都开营造厂。我听我爸爸说日本投降是1945年的8月25号吧？25号之前他们就给出手了，特别低的价。我四爷，当时他们没分家，我四爷用特别低的价就给买下来了。陈：他们特别穷了就。张莉：然后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呢，这物价哄地一下就上去了。我爷爷他们在那儿也没法住，一下转手就给卖了，卖了呢就卖了特别多的钱。用这特别多的钱他们就去弄营造厂，弄这营造厂之后第一个工程就接的协和医院的装修。定：嗬，那又是一大笔钱。张莉：对呀，要不“三反”“五反”的时候我四爷怎么给他定个资本家哪，我爸爸“文革”时党籍怎么给停了呢。都为的这事。

注135这段讲的陈允庄之二姑，就是前面第四篇中的吴效兰之母。可与吴效兰口述中有关其母婚姻与婚后情况的内容参照来看。因这篇口述做于吴效兰口述之前，有些内容可能比吴的更详细些。

注136这里的讲述与文字记录略有出入。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年1月2日)，地点在东单二条胡同大学士翁同龢的住宅旁门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电话一分局于前门外打磨厂电报分局后院开通，该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并入电话南分局。陈女士所说电话南局当即指此。而电话二分局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海淀西苑开通的。

注137水道子位于东城区西部。北起清化街，南至东晓市街，基本呈卧“丁”字形，以原为水道而得名。明朝时此地为一片水洼地，清宣统年间《清北京城图》名南水道子，因在三里河之南。解放前这一带房屋破旧，多为碎砖头筑成，雨后土路泥泞，难以行走。在此居住的多为手工业者和打鼓的。

注138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偏北路东，胡同呈东西走向，西自景山东街起，东到嵩祝西巷止。胡同北侧：西与吉安所左巷，东与横栅栏胡同相通，北端可达纳福胡同。胡同南侧：与大学夹道相通，南端可至沙滩后街。

注139“困难时期”指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时期。

注140关于老北京人除夕之夜吃素馅的习俗，有关旧京习俗的书籍也有记述，如民国年间的《旗族旧俗志》称：“除夕之后半夜，家家户户皆忙煞于素馅饺子，旗族家庭以岁首‘吃素’为宜，元旦吃素，谓之可当终年吃素。自除夕夜半与元旦之交，一秒之间，即不准家人动食荤味。元旦吃素类为‘素馅饺子’，其馅虽无肉星，而菜料殊多花样，治馅之手续甚繁，故素馅须先预备……素馅饺子之素馅式样极多，概略之则有‘白菜’、‘胡萝卜’、‘香菜’、‘鲜姜丁’、‘麻花’(但用香油炸成的)、‘冻豆腐丁’、‘芝麻粒’、‘黄花’、‘木耳’、‘炸豆腐’，以上为素馅之原料，或切成丁块，或切成碎末，以白菜为主要原料，盛于盆中，白菜居下，其他样原料按格放列，红绿相映。拌素馅时调剂以香油，饺子皮亦为白面质。素馅且拌且包。”(芙萍：《旗族旧俗志》，载王彬等编《燕京风土录》上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42～43页)可与陈女士所述参照来看。

注141天源，指天源酱园，是北京城的百年老字号，创业于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原坐落于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店主请酱菜师傅引进清宫御膳房的技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尤以生产甜面酱和各种甜酱菜闻名，是典型的京城酱菜，做工精细，用料考究，其特点是“甜、鲜、脆、嫩”成品甜咸适度，味道鲜美，很受南方人和外宾的欢迎，所以又有“南菜”之称。天源酱园现隶属于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原北京市酱菜公司)。

注142克隆氏病(Crohn)，又名局限性回肠炎、肉芽肿性肠炎等，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

注143李南是我相交多年的朋友。郭女士是李南通过她的朋友，即雷帆女士联系的，并且她们二人陪同我做了这次访谈，特此致谢。

注144佚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25页。

注145明清两朝的确有“督粮道”官员。在清朝，有督运漕粮之责的称督粮道，置于漕运各省，江南二人，山东、河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各一人。与漕运无关无督运之责的则称“粮储道”，归总督或巡抚节制。

注146郭女士1928年生，1岁多到沈阳，所以这里说的“二几年”有误，应该是1930年前后。

注147鲜鱼口在前门外，东起长巷五条北口，西至前门大街，是京城商业最繁华地区。“亿兆百货商店”与鲜鱼口街里的长春堂老药铺、老庆丰饭馆等，都是资本家张子余的买卖。由此亦可推知郭女士家曾经是很有钱的。

注148盒子菜，老北京传统吃食，由熟肉铺或猪肉杠子(猪肉铺)制作出售，将酱好的各种酱肉分别装进有9个格子的食盒内，由店家用带手提梁的笼盒送到家中供食用，吃薄饼时抹些甜面酱夹些大葱丝一起食用。旧时北京有专卖盒子菜的盒子铺，即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

注149吴金粹，曾经是北京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

注150“打老虎”是“三反”运动中的流行语。老虎指的是贪污犯，贪一千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以上为老虎，贪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毛泽东相继发布了打老虎的指示。

注151据《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1955年5月6日，北京试制电冰箱成功。81页。

注152郭女士还为我们播放了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他们以及在举办金婚活动现场记录的节目。

注153即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

注154该医院现名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中心，位于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北口锡拉胡同11号。

注155这个绣花社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市挑补绣花厂。

注156文毓秋老的这份简历，是郭松义教授与叶坦教授根据吴承明老的传记材料摘录提供的，特此致谢。

注157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历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位处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城东郊，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1912年至1923年，保定军校共办9期(文老说她父亲是第七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学生，尤其是清朝灭亡后国民政府时期内。

注158中央军校，全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20世纪前半期著名的军事院校，1924年由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岛创建，故又名“黄埔军校”。1927年年底随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迁往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往成都，1946年复归南京，1949年国民党中央军校迁往台湾高雄凤山，后成为台湾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院校。1924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该校共招生23期，在北伐战争时设有惠州、武汉等地分校，抗日战争后更设有分校10余处。共为国民党军培养了4万余人的军事骨干。

注159北洋政府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先后于1922年、1924年进行了两次战争，直系先胜后败，奉系则先败后胜。

注160东三省讲武堂设立于1906年，始称奉天讲武堂，1907年改称东三省讲武堂，后又改为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25号。是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干部最多的军事机构。

注161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大撤退，黄埔军校校本部奉命西迁成都。大队人马途经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常德，再沿川湘公路向四川铜梁转进，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异常艰辛，学生因此而伤病死亡者达60多人。西迁途中，曾设校在铜梁，在铜梁毕业的五批黄埔学员共达6594人。本篇访谈中，文老提到她弟弟就是跟着中央军校迁往铜梁之后再无消息的。

注162这里所说的满洲城指的是荆州八旗驻防城。荆州即今湖北江陵，地当楚中，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康熙朝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式建立驻防，4000名额兵由京师、西安、江宁(今南京)等处调拨，均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而无汉军。从此荆州与江宁、西安一道，成为清代中南、东南和西北三大最重要的军事中心。辛亥革命首倡于湖北，荆州驻防旗人首当其冲，多数逃散。

注163疑是恩存，恩存于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1910年)在荆州将军任。至于“三个半将军”，笔者在做文老口述时尚找不到解释，几年后的2002年亲往荆州调查时才听老人的解释，指的是荆州这个驻防城曾出了3个将军，此外还有个姓纪的官员，其实不是将军而也被称为将军，所以算是“半个”，这种说法，不过是说明这里出的官儿多罢了。可聊备一说。另，荆州城旗人后裔所说的“恩将军”也并非恩存，而是恩泽，恩泽做过黑龙江将军，是荆州驻防旗人。所以文女士这里所说的“恩将军”是哪一个亦无定论。

注164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南与春雨胡同、北极阁胡同相通，并有二支巷通北极阁三条，北邻西总布胡同，属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

注1657纵，即第七纵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之一。

注166孔德学校成立于1917年，最初设于东城方巾巷，1928年迁到东华门大街宗人府即现在北京二十七中校址。该校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沈尹默、马叔平、李石曾等人创办，是北大、中法大学的子弟学校。分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三部分，人数共有六七百人，以小学班次为最多。孔德学校当时在北京相当有名，最早实行十年一贯制教育，提倡白话文写作，学习注音字母，实行男女同校。虽然这一系列的教育创新遭到很多非议，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新式教育的优势，乐意将子女送到这里读书，文女士的父亲把3个子女送到这里，说明他的开明。

注167这是注音字母的几个符号，即bo(勹)、po(夕)、mo(冂)、fe(匚)。注音字母是以章太炎的记音字母作蓝本的标准汉语标音符号，1912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1918年正式发布。中国台湾地区还一直在使用。中国大陆自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后停止使用。

注168钱三强(1913—1992)，原名钱秉穹，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科学家。大哥钱秉雄，曾任孔德学校校长，著名教育家。二弟钱秉充。

注169民国时期关于中学实行男女分校还是合校的问题曾几经反复。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了《中等女子教育应有特殊设施案》，规定“女子高初级中学，以特别设置为原则，各地方因经济力及教授人才之缺乏，不能分设者，得于中等学校中分设男女两部”。遭到以何香凝为代表的一批关注妇女教育的进步人士的反对，并请求政府增设女中，“但在未增设女校以前，务须将中等教育男女分校一案取消，庶使女子教育不致顿形停滞之象”。尽管规定女中应单独设立，但事实上仍有不少中学采取合校制，尤其是办学相对自由的私立中学，如文老读书的孔德学校即是。1933年公布的《中学规程》中，国民政府再次强调：“中学学生以男女分校为原则。”但仍未取得令当局满意的效果，以致6年之后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再次议决 “中等学校应遵照部定原则，实行男女分校制。……同城市及临近无女校者，其男校虽得兼收女生，但只准合校而不准合班”，以防男女生间 “发生流弊”。总之在20多年间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颁布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令，这一次次的禁令也引发了中学男女同学问题的反复论争。

注170孙荪荃(1903—1965)，安徽桐乡城人，曾任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校长，因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捕，释放后被排挤掉校长职位。孙荪荃的丈夫谭平山(1886—1956)是广东高明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3月当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同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注171“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是1937年9月由共产党组织并领导的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团体，是“一二·九”运动向全国发展中的产物。先后参加该团的平、津、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有七八十人，在安徽、湖北两省活动，1938年5月武汉即将失守时解散，一部分团员留湖北工作或去重庆，一部分团员去了延安。又，1937年年底宣传团曾分为两个队，一队到鄂东北黄陂，经长轩岭碾子岗到黄安、宋埠、麻城等县活动，文老参加的即是这一支。参见《青春似火——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纪事(1937—1938)》，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3~9页。

注17213军战地服务团由南下的“平津同学会”“滁县救亡团”等组成，亦称“二十军团战地服务团”，后随汤恩伯开赴徐州第五战区。

注173赵石(1914—2009)，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赵村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任抗日宣传队队长。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北平学联，分工联络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北平参与组织留校同学撤退工作，在济南、南京参与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对外联系和统战工作，并奉命赴湖南长沙筹建组织清华、北大、南开3校联合大学学生会。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注174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注175陆怡，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抗日前线为《新闻报》写过一批战地采访报道，名闻全国。解放后在上海《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留在《解放日报》资料室做资料员。

注176刘导生(1913—2014)，江苏省丰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1978年到北京市工作后，先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等职，1983年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

注177浦通修，上海嘉定人，教育部原副部长。他有3个姐姐，即浦熙修、浦洁修和浦安修，都很有名。其中浦安修(1918—199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原夫人。后离婚。

注178115师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1937年8月25日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及红军第74师合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参谋长周昆。

注179徐平羽(1909—1986)，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即文老提到的这个时候。1960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顾问。

注180李作鹏(1914—2009)，江西吉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注181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二·九”运动后由平津学生组成的抗日组织。1936年2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宣告成立，2月26日发表《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

注182吴承明先生的前妻洪达琳，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曾就读于1915年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学，20世纪40年代就以精湛的钢琴演奏享誉大后方。后来赴美留学，在美国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深造，毕业回国，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63年6月突发脑溢血，卧床30余年，1995年逝世。参见冯文慈：《忆洪达琳先生二三事》，载《人民音乐》1995年第4期，31页。

注183清代蒙古按其部类大分为四：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和青海蒙古、车臣汗部为漠北外蒙古的四部之一。鄂女士所谓的“内蒙古的鄂纽特”不见记载，与之相近的姓氏，可能有兀鲁特、翁牛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蒙古姓氏有兀鲁特，说明该姓氏有入八旗者，见乌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姓氏考》，称该部在明末曾有一部分降清，后设兀鲁特蒙古一旗，后改隶满洲正黄旗，载《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翁牛特属阿鲁科尔之一部，其中也有部分被编入八旗。但都不能确定。

注184满族因姓名不连写，姓如冠一样，戴在上面，所以叫冠姓。而“冠老姓”中的老姓，指满族的氏族(满语读作“哈拉”，姓氏)名，“冠老姓”就是取老姓的第一个字，如姓温迪罕改为姓温，完颜改为姓王，抹颜改为姓孟，等等。也有取满姓的汉译意义，或以祖辈居住地名为姓，此外还有赐姓，即由皇帝赐给的姓，等等。民国后因旗人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歧视，北京旗人多将自己的满人身份隐去，所以“冠汉姓”做法流行一时。鄂女士虽然属八旗蒙古，但各种习惯和做法已与满人无异，这里提到的“冠老姓”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注185北京名为法华寺的寺庙不仅一座，这里说在花儿市附近，应该就是崇文区(今属东城区)的法华寺，位于崇文区(今属东城区)法华寺街，始建年代不详。清康熙及同治年间重修，是北京外城大寺之一，是崇文区(今属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清代法华寺一带是驻扎八旗军队的地方，称营房，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设正蓝旗教场。由此推断，鄂女士祖上很可能属于正蓝旗蒙古。

注186接三，是满汉民族都有的一种治丧习俗，传说人死后第三日必“回煞”，家属这天要在屋前搭设灵棚、月台，摆放灵桌及祭奠器具、酒肴接魂，亲友多于此日前往吊唁，丧家要陪祀并备酒饭款待致谢。傍晚要请僧道、喇嘛诵经超度亡灵，然后举行“送三”仪式。

注187肃王府即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后裔的府第，最初位于正义路东侧，后迁到东城区东四十条西头路北。

注188李宝臣：“续弦的那哥哥鲍三爷、鲍四爷我都见过。我小时候在他们家见过特小的经，特细，这么长一个管儿，从里边展开一个特别薄的跟绢似的经，上边密密麻麻的，就那一小卷，喇嘛经，可是谁也不认得，他们也不认得，就知道那是经文。”羊尾巴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阳照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今隆福大厦之东南。

注189中东路，即中东铁路，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1896年至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形，全长约2400公里。日俄战争后，南段(长春至大连)为日本所占，称“南满铁路”。

注190齐燕铭(1907—1978)，蒙古旗人，姓齐利特氏。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注191北京内城居八旗官兵，外城居汉民，彼此之间由一道城墙阻隔。当时北京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内城的9座城门是：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南面三门又称“前三门”，是旗、民间往来的要道。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唯正阳门于三更时开启一次，以便外城官员入早朝。有些到外城游宴的内城人，也趁这一开城门的机会回到内城中来，但只准进不准出，以防贼盗宵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此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7年版，333页)

注192明朝时居住于今天东北的女真诸部，接分布地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而以海西四部为最强大，叶赫部在四部中尤强。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发动统一战争后，叶赫部成为他最大的敌手，在海西女真诸部中是最后一个被灭的。叶赫部首领那拉氏，与努尔哈赤家族缔结过多重婚姻关系，清朝第二个统治者清太宗皇太极之母(即努尔哈赤之妻)，以及清末的西太后慈禧，就都是叶赫那拉氏。由于乾隆前所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叶赫部)先有蒙古人星根达尔汉者，原姓土默特，初灭扈伦国所居张地之那拉姓部，据其地，因姓那拉氏。后迁于叶赫河岸，遂号叶赫国。”(卷22，1页)所以虽然从清代起，叶赫那拉氏就被官方和社会公认为满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很多叶赫氏仍愿自称为蒙古人。再按，怀塔布在《清史列传》卷58和《清史稿》卷388均有传，系瑞麟之子，其家确系叶赫那拉氏。瑞麟虽任过镶白旗蒙古都统，但传中明载为正蓝旗满洲，而非蒙古旗人。怀塔布“以父恤典擢四品京堂，累迁礼部尚书，充内务府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卒。两书均未载其死因，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是被义和团在乱中打死的。《南亭笔记》记怀塔布：“其住宅在鞠儿胡同，与荣文忠一墙之隔耳，亭台楼阁，高下参差，十年前京师之有电汽灯、自来水也，颐和园外，当以怀为始。”(卷2，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4页)可资参考。

注193奉天即今辽宁省的旧称。清朝在东北地区不设总督、巡抚一套地方行政官员，而由驻防将军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后来由于汉人渐集，无法按原有的编旗方式管理，遂实行旗民分治政策，另设府、州、县一套制度管理汉民，奉天府尹是管理民人的最高行政长官，地位犹如各省巡抚，亦可直接向皇帝奏事。奉天府尹一度曾受盛京将军节制，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与盛京将军互相独立的。

注194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设置的道，属奉天省(今辽宁省)，治安东县。1915年辖20余县。1928年撤。奉天府尹与东边道并不是一个机构和官名，鄂女士只是记得一些名词而不确切。

注195慕贞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妇女海外传道协会创立，位于崇文门内孝顺胡同。

注196东四头条位于老外交部西侧，西起东四北大街，原东段在延福宫后身通过，后转南北向。胡同全长193米，宽5米。明朝属思诚坊，称头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用头条胡同。1949年后称东四头条。1969年因建设外交部大楼，胡同被截断。东段南北向部分为文化部宿舍的出口。

注197贝满，即贝满女子学校，由美国公理教会于1864年设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改建。创始人是美国艾莉莎贝满夫人，课程有普通课程和宗教，当时有学生80人。地址在东城区灯市口。

注198李宝臣：“姨和姑姑都是外姓，是另外一个系统了，所以不算一家，过去不是说么：‘两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姑舅亲，辈辈亲，断了骨头连着筋。’”

注199这里说的阎家，与被访者蒋家有密切的互通婚姻的关系，蒋家姐妹说阎家是颜札氏，满洲旗人。阎家在清代所出的最著名人物是毓贤，字佐臣(见本篇附录)，是赓飏的嫡长子。毓贤在清末以酷吏与排外著称，1901年因八国联军指称其为导致义和拳乱的罪魁祸首而被清政府正法。查《清史稿》“毓贤传”称：“(毓贤)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卷四六五，12756～12758页)如果属实，则毓贤不仅为内务府汉姓人，而且还是捐纳而非正途出身。又，刘鹗《老残游记》中毓贤作玉贤。而刘鹗家与毓贤家也有婚姻关系，毓贤的嫡出女儿二姑太太即嫁入刘家。关于这个家族以及相关家族的情况，还可参见杨原《诗书继世长——叶赫颜札氏家族口述历史》，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200中堂老太爷即指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见《清史稿》卷三六六“蒋攸铦传”。

注201震钧(1857—1920)，满洲瓜尔佳氏，字在廷(亭)，汉名唐晏。宣统二年(1910年)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不久入江宁将军铁良幕府，并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长住南方。所著记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天咫偶闻》10卷，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信手条记……追溯旧事，”历时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付印，对于京师的史事纪实、典章变革、地方掌故、名人旧居和贵戚逸事等都有所叙述。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本。

注202震钧《天咫偶闻》卷五记：“余思辑刻八旗人著述，曾记书目一纸，以无力而辍。后见《八旗通志书目》与此互有详略。今录之如左，《通志》所载亦不复补入，所以盖阙之义。”(113页)该书目收录蒋攸铦两部书，即《绳枻斋集》和《黔轺纪行集》(119页)。又，震钧与蒋家的关系，可参见本篇口述后附录的阎氏家谱。

注203据《清史稿》卷三六六记：“蒋攸铦，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入关，居宝坻。”而不是蒋家后人说的固安。对此袁熹教授有考证，在她给我的信中称：“关于蒋家，我们从国图(国家图书馆)复印了蒋攸铦的砺堂自撰年谱，有‘国朝顺治元年后入关，甲申自辽东锦州卫迁今直隶顺天府固安县，始入镶蓝旗汉军籍’……历经几代后，在蒋攸铦任江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时，举家始家居满城(今河北满城)，在满城一直有家里的祖坟，看坟人到现在和我家都有联系。可惜‘文革’时坟地被毁。”所以看来《清史稿》还是有错误的。

注204香河事变，1935年10月22日，日本唆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并发表“自治宣言”，史称“香河事变”。事变后，11月25日，河北省蓟(县)密(云)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抗战胜利后，殷汝耕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被枪决。

注205方家胡同：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走向。

注206受壁胡同，明代称熟皮胡同、臭皮胡同，1911年以谐音改为受壁胡同，今名西四北四条。

注207关于北京市的粪便管理问题，这里语焉不详，兹引有关记载如下：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粪便清运是由私人经营的，有固定的门院和路线，称为粪道。粪道以股计算，每股门户、产量不定，价值随地域、户数、行情而定。占有粪道的人同时也占有晒粪场。粪便和粪道可以买卖，有的自道自工，有的雇工淘粪、晒粪，有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占粪道、粪场，成为粪霸。蒋氏姐妹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指粪道了。1935年北平市市长袁良欲将粪道收归政府管理，遭到粪霸的强烈反对，袁良被迫辞职。粪业的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夕。1949年8月，市政府颁布城区存晒粪便处理办法，限期将城区的粪便运往城外并在城外存晒。3个区共迁走大粪场15个，粪箱16个，填平粪坑128个。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与市卫生局联合发布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粪霸，同时取消晒粪场，仅广安门外天宁寺、白菜湾一带就取消了272个，统一迁至广安门外岳各庄等指定地点。1957年成立130人的粪便清除专业队，对粪业实行统一管理，环境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44页；《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48页、574页。并参见定宜庄、阮丹青、杨原《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208全名为“北京市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注209白堆子位于阜成门外甘家口。

注210“大鸣大放”是指1957年春夏，毛泽东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出现的一个风靡一时的政治词语。大鸣大放中的“鸣”与“放”，本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写或简称。

注211四六风，即新生儿破伤风。

注212张寿椿的曾祖父是清朝军机大臣那桐的弟弟那昌，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张寿椿的口述。

注213骑河楼街位于故宫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北河沿大街，西至北池子大街，南与骑河楼南巷、智德北巷相通，北与骑河楼北巷、草垛胡同相通。

注214《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11页。

注215《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反映清末山东一带的社会生活面貌。作者刘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

注216震钧姓瓜尔佳氏，但汉名为唐晏，很可能后人就以唐为姓了。

注217百度百科介绍如下：蒋豫图(1913—1993)，河南开封人，汉族。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9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1948年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硕士学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工作至1993年4月3日病逝，毕生致力于教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和军事医学专家。

注218所谓穿“瘦鞋”，是因清代八旗妇女例不裹脚，但受民人缠足的影响，也会用布将脚尽量缠紧，不让双脚尽其天然地发展，只是不像民人妇女那样在幼年就强行将脚趾折断而已，这样穿的鞋就比天足的鞋瘦，即为“瘦鞋”。可知在审美观上，旗人其实也是以小脚为美的，但囿于清政府严厉的禁令，也为了生活、劳动和穿着旗人特有服饰时方便，便采取了这种折中的方式，我在辽东做田野调查时所见这一现象比比皆是。参见定宜庄与郭松义等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134、135页。

注219八里庄小学在海淀区南部，即现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附近。郑王老坟也在此地。

注220此表系袁熹教授提供与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