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福胡同我就开始给我父亲熬大烟了。我父亲到天津去当缉私统领，就是管戒大烟，那阵儿不是烧大烟嘛，闻着呀那味儿是特香，可能闻着有点上瘾。我估计啊，在这里头可能就拿点回去抽。有时候精神顶不住了，就抽两口抽两口地……
这也怪了，给他熬大烟啊，收拾他这烟盘子啊，我是一教就会。我现在看电影，那些抽大烟的都不对劲儿。有个什么电视剧还是电影啊，那个姨太太拿个烟枪到处溜达，跟拿大烟袋似的，那个烟枪离不了烟灯，离了烟灯就不起作用，而且烟枪挺沉挺大的，你拿着它到处溜达干什么呀。现在那烟灯也不对，那烟灯只有这么矮，躺到炕上抽，炕上又搁一个小炕桌儿，那不是找罪受嘛，你躺着，还得欠起身够那个烟灯去？
定：那不搁小炕桌搁什么呀？
萧：就搁到炕上。讲究的是烟榻，跟个大椅子似的，是硬木的。能躺两个人，很短，你躺着吧，底下接一个垫脚凳。烟盘子这么大，一般是铜的，里边有烟钎子，很细很细的，也是铜的。他们抽烟就在那儿这么抽，那么大的烟泡安在烟斗上，这个手拿着烟枪，这个手你还得拨拉着抽，都抽进去。等烟泡全都进了烟斗，没了，这才算完了。滚那烟泡挺好看的呢。
定：您就管给他滚那烟泡？
萧：我不，我没滚过烟泡，我是熬大烟。大烟土这么大块儿吧，这么厚，它里头掺着土，把它剪了，搁上水，搁到火上熬，熬大烟是使铜锅，熬化了。然后底下放一个盆，上头有个跟斗笠似的东西，大眼儿的，把一种纸，黄色的，先烤，把纸上的毛毛什么烤掉了，然后搁到上边，垫好，摆好，然后拿水浇一下，它就帖服了，然后把熬的烟土倒到这上边，顺着边倒，它哗哗哗地就漏下去了，漏下去的水是黑的，褚石色的吧。留在纸上头的是黄的，然后拿铲烟的烟板，都是竹板，沾，这沾也是个技术，还不能把纸蹭破了，沾下来，搁到这锅里头，搁上水，再熬。熬一次不成，来回来去地熬，熬三次，把土里边的大烟熬出来。你看最后熬的那颜色浅了，然后倒到一块儿搁火上，烧膏，把水汽都蒸发了。熬到最后成了烟坨，就得拿那个铲子，抄底儿，别煳了，最后熬得跟糖稀似的，黑色的。就这么大一块烟土啊，也就熬出这么大一块。
定：整个这要经过多长时间？
萧：一天。不是天天熬，熬这样一块能抽几天呢。我管熬这个，然后烟盘子是我收拾。把那烟灯擦亮，都是铜货呀，把烟泡也擦亮，把灯捻儿剪齐了，把烟钎子都擦了，烟盘子也擦了。然后清理烟斗，把烟斗拧下来，用一个挖烟斗的东西，形状像高尔夫球的杆似的，当然很小了，就这么大点儿，挖那个烟斗。烟斗里头都是黑的、胶的烟灰，有的那抽不起大烟的，就抽这个烟灰，抽烟灰最伤人了。有的时候他们烧大烟的时候也弄点烟灰搁里边，省啊，买这么一块大烟土很贵哪，都是什么热河的、云南的。
由北京解放，我回来了以后呢，我就要找这个烟枪。我弄了多少年哪，我要拿那个当摆设，玩儿，可是我们家所有的那套东西都没了。
<h3>4.参加革命</h3>
定：您后来在北京就一直没有上学？
萧：没上学。到我走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6年，要不然正好高中毕业嘛。可是我看书看得多，尤其我得肺病那时候，胖舅舅给我买。苏联那本书，叫《金表》注268，有这本书吧？写流浪儿的事。胖舅舅就是不许我看《红楼梦》，因为我也没那么高的文化，小学没毕业嘛。
我父亲后来对我特好。我父亲那屋打扫卫生，谁也不能进，只能我进。原来是我母亲的事儿，后来我母亲就推给我了。后来他喝酒的时候吃水果，香瓜啊，梨啊，切成小块拿牙签搁到那儿，他吃，他一喝酒就叫我坐到旁边，跟我聊天儿。那个烟哪，后来他自己也逐渐逐渐地戒了点儿。抽得不多了，喝酒。嗜酒如命。
定：回民不是不许喝酒么？
萧：嘿，回民还不许抽烟呢。回民不许的事多了，他都许了。他是酒精中毒死的。他一生不置产，不攒钱，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
定：那就是说您走的时候您父亲还在？
萧：在。他不在北京，到上海去办什么事。等我走了以后他回来，跟我母亲不干了，跟她发脾气，说准保是她把我打走的。噢，我还有一相片呢，临走之前在西单照的，这是我，这是黎频，这是黄甘英，这是张洁珣，“四大美女”。后来我就跟她们走了。
[滨：黄甘英是张璧他们家儿媳妇，张洁珣的嫂子。
定：张家那帮人怎么都参加革命去了？
滨：这个有什么奇怪？那你说周恩来他们家呢？你以为怎么着？你总没弄明白这个事。好日子不过，吃饱了撑的？]
定：您在家那么多年一直跟张洁珣她们联系着？
萧：没联系。
定：没联系后来您怎么跟她们跑了？
萧：她们是早走的。就是张洁珣、黄甘英两人，两人到北京来进行工作，然后顺便要把她们的老伙伴就是黎频接走。她们的老伙伴呢，嫌那地方艰苦，的确，她去了是不行，也娇气，另外走路也不行。她没去，我说我跟你们走，她们有点打锛儿(即说话或背诵接不下去，中途间歇)，我说没关系，我干什么都行，只要把我带走就行。我就不想在家待着，想脱离这个家庭。黎频也觉得这是条出路，要不在家怎么办？
<i><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K6357.jpg" /></i>
<i>当年的“四大美女”，从左到右：黄甘英、张洁珣、黎频、萧成(萧成提供)</i>
<i>[定问滨：她们俩(张洁珣、张洁清)好像跟你们家关系特别近？</i>
<i>滨：张洁珣跟黎频一直走得近，张洁清不是特别近。叶群那时候叫叶宜静，跟黎频同桌，走的时候我母亲还给她一块还是两块袁大头呢。那儿(指师大附中)净出人物，人物多啦。都是什么大区的书记，组织部长什么的，“文化大革命”先后都“嗝儿屁了”(北京俗话“死了”之意)。你看邓立群好像就是他们“一二·九”的头儿。</i>
<i>他们去了根据地然后回来是做地下工作，少奶奶的打扮，坐着洋车，金鱼胡同注269那个宅门就等于是一个交通站嘛，我六姐(指萧成)就跟她们走的，因为她没有出路啊，找一个婆婆家嫁出去，顶多这个。]</i>
我那时候不是长头发嘛，就梳成个纂儿，跟妇女似的，这边留一绺头发，挎上包，穿上裤褂。她们俩会说冀南话，我不会，让我当哑巴。到了冀南，冀南那阵儿很残酷的，他们就说让我到路西去，到太行去找我大姐，就过了路。
定：路指的是什么？
萧：铁路。
定：您就是去找您大姐去了是吧？
萧：没有。走的时候不是要找她去，那时候我稀里糊涂，只要离开家就好。路西和路东比较起来平稳一些，到路西以后我大姐就整了整我。
南：干吗整你啊？
萧：就说由那个家庭出来的，得锻炼，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去。也不懂话，什么也不会，也出了些洋相。
定：您没有像他们那样搞文艺是吧？
萧：没有。到根据地以后是想让我搞文艺。你想一口北京话，而且我特别爱唱，唱得还可以。我说我不干这个。我就一直当兵啊，我什么苦都能吃。你像我们到那儿去，晚上行军，叫昼伏夜出，那地方很苦的。
定：您到路西以后回过北京吗？
萧：我是1943年去的，1944年就把我派回来了。回来一看，个儿也长了，原来我个儿不高，出去穿的裤子都短这些了，得解放了嘛。
定：讲讲您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事。
萧：主要是搞情报，找些个材料。就住在家里，就利用家庭这关系、社会关系，各方面的关系。天安门那边的小楼，殷汝耕注270在那儿，那时候是日伪时期的建设总署，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杨娴馨(萧成家的一个熟人)就在那儿工作，把我带进去。
定：您父亲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吗？
萧：知道。我告诉你，这政客呀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把毛主席的《中国的命运》什么的都给他看，看过以后他说这说得有道理，看来这蒋介石没有发展。所以他也帮着我找些材料，帮着我找报纸。
我跑北京跑了两三趟吧，第四趟的时候火车坐不上，进不来了，就从太行走路到晋察冀，把腿走坏了。我们一共7个人，一块儿从太行到晋察冀，那6个都是男的，我一个女的，男的都是年轻人，都是20多岁，说我不行，肯定是谁的累赘，我个性特别要强，我怕人家说，所以一过河，绑着绑腿就跳到河里。走了两个月吧，基本上在河里头走，山里头就是一个一个小河沟啊，那阵儿都有水，现在都干了。最后是急性关节炎，连坐都坐不住了，这个腿差点没锯下，现在还有点瘸呢。有一次我的背包掉到河里去了，晚上睡觉没办法，跟着男同志一块儿睡(笑)，就盖一个被子，那阵儿无所谓。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
最后一次回(北京)来，我就被捕了。那是1945年，我23岁，还没结婚呢。由青龙桥抓的，我说跟家里通个电话行不行，他们说可以，电话是我母亲接的，我说我病了，回家来看病，哪儿哪儿把我给扣下了。她也念过书啊，这么一说她就明白了，说那怎么办呢？说我们接你去吧。我母亲就来了，到青龙桥一下火车，我趴到她耳朵边上，说您赶紧上厕所，他们都是大兵，不能跟着进去啊。(在厕所)我跟她说，我说我就是学生，是日本来了以后我受不了这个气，我要抗日救国，所以跑的。我就说家里有个哥哥，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没敢说我大姐。
定：您是怎么被发现的？
萧：是打到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他正好也坐那趟火车回来汇报工作，(在火车上)看见我了。我就没编瞎话，我说我抗日走的，现在日本投降了我得回家了，我还有病，还拿着药。的确是这样，我腿还瘸着呢。而且那时候我确实是特别瘦特别弱，脸色特不好。他们到家里去调查，那阵儿家里还有汽车还有相片什么的。一看见我父亲的大相片，穿着袁世凯时候的那套服装，中将，“咔嚓”就给打敬礼。回来这么着呢，他们也没查出我什么来。我在青龙桥蹲了4天，在南口待了一天，又审了一次，有我母亲跟着嘛，都跟在青龙桥时候说的一样，就把我放了。
<i>[滨：然后把她放出来了，出来就有一个搞谍报的科长，还一个参谋，张参谋，在我们家整天儿地盯着。最后她还是走了，说上我姑姑那儿去了，打马虎眼过去了。]</i>
定：您参加革命算哪年？
萧：抗日啊，我有那纪念章。现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头有这个纪念章的就我和我大姐。
<i>[滨：我六姐的入党预备期是半年，是按阶级成分分析的，她虽然生在这个家里，但地位相当于使唤丫头。她半年，那些狗崽子(指李的大姐黎颖与哥哥李德伦等)都是一年。]</i>
“文革”前我在外文书店，就是现在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编目资料室主任。我这个人也是比较有点个性吧，也不会顺着说好话，也不会拍马屁。上头的下头的都有得罪。到“文化大革命”我也挨整了。我告诉你，搞地下工作的没有不挨整的，我还被捕过。但是我这个人呢，是我们家里血统关系也不是怎么，你整我我不怕，你顶的话我跟你顶。牛棚我也待过，你让我排着队出来，我照样昂首阔步地走，我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应该垂头丧气的人多呢，还是应该昂首阔步的人多？我就是这样。搞外调的上我这儿来，我说是你们经过那个时候，还是我经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要那样写的话，你们自己写。你们别让我照你们想象的那样去做。
定：我看您也特有个性，可是跟您妹妹的个性不一样。
萧：不一样。她是比较张扬。我还告诉你，我是决不跟李滨还有黎频一块儿上街。我觉得她们太张扬。李滨是嚣张，黎频不是，黎频就是名人，尤其在这一带，她一出门：“哟，孙奶奶”，就把她的戏扽出来了。哎哟，她就特别高兴，我就在一边躲着(笑)。还一个是什么呢？她们演话剧舞台剧演的，演惯了，说话声儿就大，笑的声音特大，特夸张，我受不了。我干脆不跟她们一块儿出去。决不在她们跟前儿。绝对地不争头版头条。
<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