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城南(定宜庄)_(三)有关佘家守墓十七代史事考(2008年)（1 / 2）_生在城南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我为佘女士所做第一次口述记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第1期上，受到我几个朋友的批评，除了对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外，一位朋友尖锐地批评我在访谈前“案头工作没有做足”，这篇访谈完全是被被访者牵着走，也因此而归于失败。于是，我只好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在预先准备好一些问题之后，于2003年7月19日，又对佘女士做了第二次访谈。再做时虽然恰逢佘女士痛失爱子，情绪非常激动，但对我还是相当配合，对我的回答虽然简短，但基本上也还坦率。我也明确告知他们，我并不是记者，来为他们做访谈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任何人做宣传，而仅仅是学术研究而已，他们对此亦表示理解。

我两次拜访佘女士，时间相隔两年半之久。在此期间，我曾于2002年8月再次造访过东花市斜街的佘女士旧居，但见这一带的民居已荡然无存，唯存一片工地，在这里施工的工人告知，“佘老太太”每隔三两天就会来看一看，“你们真要找她，就在这里耐心盯上几天，准会见到”。而我当然不可能蹲守那里，所以又越明年，我才得以造访她的新居。从我的第一次拜访到本书定稿，转眼竟已过了6年。这么多年，这个故事曲曲折折，而且看来还会延续。然而，无论故事会怎样延续，从相关的文字记载入手进行考察，也还是必要的，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对目前的众说纷纭，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解释。

<h3>1.清代至民国文人对佘义士史事的记载</h3>

有关佘义士守墓之事，有文字留存于世的，我见到的有三种，兹引录如下：

第一则，清人笔记所记京师坊间相传的佘家守墓一事：

明袁督师(崇焕)在广渠门内岭南义庄寄葬，相传督师杀后无人敢收其尸者，其仆潮州人余某，藁葬于此，守墓终身，遂附葬其右。迄今守庄者皆余某子孙，代十余人，卒无回岭南者。当时督师被执，廷臣力争，怀宗不悟。我朝深知其冤，乾隆间赐谥荫嗣，彰阐忠魂，千古未有。岭南冯渔山题义庄有云：“丹心未必当时变，碧血应藏此地坚。”

这则记载出自《燕京杂记》，该书未著撰者姓名，也没有撰著时间，但从文中称清朝为“我朝”来看，为清亡之前作品无疑，198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书点校出版，前言称作者可能是清嘉庆以后的河北顺德人(见117—118页)。

第二则即张伯桢撰《佘义士墓志铭》：

大明袁督师之仆曰佘义士，粤顺德马江人也。执役于督师。督师出必挈之行。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朝廷非罪杀督师，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义士夜窃督师尸，葬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终身守墓不去，死傍督师墓葬。

第三则，张伯桢之子张次溪著《燕京访古录》，其卷五记：

(袁崇焕)暴尸于市，其仆潮州佘氏窃负其尸，藁葬广渠门内，即今广东旧义园中，守墓终身；比卒，乡人义之，遂附葬其右。至今守墓者皆佘氏子孙。

三者相较，大处相同，如佘义士行迹、袁崇焕尸被葬地点以及守墓者皆佘氏子孙等。不同的，除记述互有详略以外，比较明显的是一处细节，即佘义士的籍贯。清人文与张次溪文都说是潮州人，唯张伯桢称是广东顺德人，而佘女士说自己的老家是顺德马岗村人，认为说潮州是错的。我由此推测：张伯桢所记佘家之事，很可能并非来自佘家，而本于清人笔记。但张与他的友人们既然与佘女士的伯父或直接或间接地有过交往，会知道佘家的籍贯为广东顺德，遂按佘家人说法，很可能会据此对佘义士的出生地予以改订。但张伯桢之子张次溪的记述，语气与清人笔记一致，至于他为何采用清人说法而不取其父的修订，殊不可解。前面还谈到，此墓志铭是1917年张伯桢修袁督师庙时，刻于庙内中屋南墙上，而并非位于佘家为之看守的袁崇焕坟墓之旁，也说明此事经由文人彰显的可能性显然大于民间的口耳相传。

佘女士口传的故事，与这三段文字记载相比，歧异之处主要有二。

第一是三段文字记载讲的佘义士所盗，都是袁大将军之尸，而佘女士说的是头。关于袁崇焕头颅的下落，《明史》没有交代，唯张岱《石匮书后集》记：“……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卷十一)，但也不知所由。所谓盗头，看来并无根据，很可能是口传的走样。此外如佘义士究竟是袁崇焕的仆人还是谋士，说法各异，佘家人当然愿意说得更体面些，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第二处就比较重要了，即张氏父子均未提到、唯清人笔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迄今守庄者皆余某子孙，代十余人”。到清朝中后期尚且是“代十余人”，虽算不上泱泱大族，却也不能说是人丁稀薄，这便与佘女士所谓其家代代单传的说法相左了。有关人士对佘家故事将信将疑的原因，就正出自这里，他们认为佘女士所谓的十七代，一则没有族谱等文字资料作为证据，二则从时间上算也不太相符，三是几百年的漫长年月，其间会有多少枝枝蔓蔓，哪里会如此直线一样的简单。所以佘女士所述世系，顶多从她本人上溯三代还有可能是真实的。这种怀疑确有道理，从佘义士盗袁尸的1630年算起到1939年出生的佘女士，300多年经历17代，未免迅速了一些，我在第二次访谈时追问佘女士第十四代佘淇之上的世系，原因也在于此，我甚至怀疑是有人将“代十余人”理解为十余代，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定：咱们排一排您家这十七代。

佘：我十四代的先祖叫佘淇。十五代是我爷爷佘恩兆，十六代是我伯父佘汉卿，父亲佘选增。十七代就是我了。我还一个堂哥，叫佘宝林，两个堂姐一个叫佘幼玲，一个叫佘幼兰。他们现在还在。

定：十四代再往上您还能数么？

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就失传了。

第三是我所见《燕京杂记》中的“潮州人余某”均作“余”而不是“佘”，我用的是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的点校本。从所记事实与后来守墓者均姓“佘”来看，应是该本的笔误，至于是原文笔误还是点校本之误，尚有待查考。

此事有可能出自文人彰显，还有一事可证，那就是佘女士本人也是从这些文人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她两次陈述都谈到这点。第一次她是这样讲述先祖盗头的故事的：

定：那你们家后代对您先祖怎么盗头的有没有传下什么故事来？

佘：那没有，就说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趁夜黑的时候，把袁大将军的头从菜市口的旗杆子上盗下来，就偷偷地埋在我们的后院里。你想袁大将军是这么一个重臣，罪名又是反叛，当时北京四九城都关闭了，当时在北京的广东人挺多的，跟着袁崇焕做官的人也挺多的，但别人都不敢。唯有我们先祖，深知袁大将军的为人和忠诚。

自从我先祖把头盗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临终时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一起，就跟我们家里人说，我死以后把我埋在袁大将军的旁边，我们家辈辈守墓，我们一辈传一辈，不许回去南方，从此以后再也不许做官，所以我们遵守先祖的遗志和遗愿，一直守在这儿。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十七代了。从1630年8月16号袁崇焕的忌日，到现在是三百七十一年。

我第二次访问佘女士时，再次问到佘女士如何听到这个故事的问题：

定：您这些袁大将军的故事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呢？

佘：我父亲死得早，我是听我伯父和蔡廷锴呀，蒋光鼐呀，叶文伯、柳亚子呀，聊天儿。我们家的事我为什么听得那么多呢？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过去我们家是大家庭，我又是女孩子，一来客人根本不让女孩子在跟前儿，我们家的墙不是砖砌的，是隔扇。中间不是有空隙么，我就从空隙那儿听。我妈也老给我讲这些事，说你们家的事怎么怎么样啊。

定：有一个叫张伯桢的人您知道么？

佘：知道。听过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张次溪的，张次溪是张伯桢的儿子。龙潭湖那儿是张伯桢的家庙，因为他很佩服袁崇焕，所以他把袁崇焕也搁到他的家庙里了。张次溪写过《北京一条街——佘家馆》，1956年写的。我见过他，北京大学的教授，胖乎乎的，戴个眼镜。

定：他们家跟你们家有来往么？

佘：有来往，因为我们是同乡啊，我们是广东人，他们也是广东人，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还有叶恭绰、章士钊。

定：张次溪的后代和你们还有来往么？

佘：……不太清楚了，我也希望找到他们的后代啊。

这就是说，首先，佘女士只能将佘家世系上溯到第十四代，而这个第十四代，正是辛亥革命时期袁崇焕被重新彰显的时期。

这个故事至少到佘女士这一辈，不仅已经不再作为家训郑重其事地传授给子孙，甚至也无人谈起。既然如此，佘女士隔墙听伯父与蔡廷锴等人所述之事，肯定另有所本，其根据，很可能就来自张伯桢所撰：“佘义士墓志铭”。因为张伯桢与佘女士所说的蔡廷锴等人既是同乡又是来往甚多的同道。

佘女士提到的另两个事实也耐人寻味。

其一，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地点。既然故事从佘义士到刑场盗取袁崇焕头颅开始，刑场也就是盗头的地点，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明朝北京的刑场在西市，到清朝才改为菜市口。但佘女士却说，听老人说袁崇焕死在菜市口，因为她大伯每到袁大督师的忌日，都会到菜市口的斜街去祭奠。

其二，佘女士去过老家，即广东顺德。她说佘家在那里确是一个大户，她还参观了佘家祠堂的遗址，但无论从家谱还是口碑，都未能找到佘义士的线索。

这两点，权且当作佘义士故事有文人杜撰成分在内的旁证吧。

<h3>2.关于袁崇焕的籍贯</h3>

我第二次访问佘女士时，她明确表达了对袁崇焕纪念馆布展的不满，其中谈到袁崇焕的籍贯问题：

佘：(袁崇焕纪念馆)到去年好不容易给恢复了。定老师也知道，我们不愿意离开那儿呀，他们强迫我们离开(哽咽)，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跟外界有任何联系，把我们跟外界的联系给割断了。您有时间去一趟，您看看他那个展览搞的是什么，展览的东部都是明代的武器，西部有七八幅照片吧，有五幅六幅都是说袁大将军是广西人，是袁大将军爷爷的衣冠冢，袁崇焕的衣冠冢……就是某个学术权威他说了，袁大将军是广西人，那你这开放是为了宣传你的学术观点呢？还是为了宣传袁大将军的伟大事迹？袁大将军亲自指挥的三个战役，哪怕一个战役给搁到里边呢，起码北京战役应该搁到里边展览吧，他是为保卫北京而死的，他如果不到北京来他还死不了呢。北京人更不应该给他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