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09 笔者所见《医宗金鉴》并无“正骨心法要旨”，只有“正骨心法”，而且不是“器械总论”，而是“器具释义”和“手法总论”。可能吴老的记忆有误，或者所见并非同一版本。
注110 关于技巧型和功力型手法，有文章讲得比这篇访谈更为具体详细：“宫廷正骨按摩手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技巧型’，一是‘功力型’。功力型讲究气功内力和意念的运用，施治时以意念引导指力，用于软组织损伤和中医痹证。技巧型以《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为理论指导，力求对正骨八法‘摸、接、端、提、推、拿、按、摩’的掌握和运用精益求精，既治疗骨折脱位，又能治疗运动损伤、关节疾病以及各种老年性颈肩腰腿痛。吴老的摸法堪称一绝，不论新伤宿疾，骨断筋离，吴老手摸心会，诊断立明，手法精细，‘法之所施，患者不知其苦。’”载《健康时报》2001年12月20日第10版。
注111 据陈宗蕃在《燕都丛考》的记载：“自棋盘街东面而北，为公安局街，昔为户部街，亦称富贵街……旧署(宗人府，在街东)南一部分为警察厅消防队驻所，其北夷为平地，售归民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67页)这里所说的警察厅消防队，应该就是关先生的父亲所在的单位。
注112 光绪皇帝死于1908年11月14日18时，在他死亡20个小时之后慈禧去世，使人们怀疑光绪之死与慈禧有关，成为清宫一大疑案。
注113 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西交民巷：户部银行即设于是，嗣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又改为中国银行。其后大陆、金城、中国实业各银行，均先后设立于此。”(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26页)按：大陆银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四个民营商业银行“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之一，成立于1919年，地址在北京西交民巷20号。该银行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西方古典式建筑中质量最高的一座，至今仍保持得相当完好，成为天安门广场区的一栋标志性建筑。
注114 这里指的是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大规模改扩建。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1958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了在今后几年内彻底改变北京市的城市面貌的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展宽天安门广场，准备把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东长安街以西、司法部街以东的房屋拆除，并从东长安街西侧、西皮市东侧各向纵深拓展40公尺，把广场拓宽。当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万里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前改建好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拆迁速度很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间的拆迁工作。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1958年进行展宽天安门广场、铺设煤气管网和拆除有轨电车线路三项工程向中央的请示报告》，1958年6月10日；《关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1958年9月至11月，均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413—414页、803—807页；并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29页。
注115 东交民巷教堂名圣弥额尔堂，由法国教士建于1901年，是在庚子之乱后建在当时使馆区的公共教堂，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注116 北京城现有天主教堂6座，其中著名的是4座，即因所处京城地理位置而简称的南堂、东堂、北堂、西堂，还有东交民巷天主堂和南岗子天主堂。南堂位于宣武门大街，坐北朝南，始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为京城首座正规天主教堂。东堂位于王府井大街，坐东朝西，本名圣若瑟堂。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1904年用庚子赔款重建。北堂位于西安门内西什库，坐北朝南，本名救世主堂，始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成后即作为天主教在北京的总堂。西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坐南朝北，最初名七苦圣母堂，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现在的教堂是1912年重建的。
注117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张。
注118 关嘉禄先生1968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工作。
注119 刘学铫先生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吴楚克教授帮我联系的，特此致谢。
注120 灵官胡同位于安定门桥南，清代属镶黄旗。因该胡同西部北侧有一座灵官庙得名，旧称灵官庙胡同。
注121 北京清河制呢厂：清河位于北京北郊，距德胜门仅9公里，是当年京北第一古镇。位于清河镇的清河制呢厂，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1909年4月正式投产，是北京纺织工业中唯一的一家官僚资本企业。
注122 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历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位处直隶(今河北省)保定城东郊，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1912年至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共办九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清朝灭亡后国民政府时期内。
注123 这里所说不太准确。早在清入关前的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称为无圈点满文，俗称老满文。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又命达海(1594—1632)对老满文加以改进，称为新满文，俗称有圈点满文。也就是说，满文的创制是在清入关前就已开始并基本完成的。
注124 清代京城设有内馆、外馆，作为安置来朝觐的内外蒙古年班使臣的场所。内馆居住内蒙古各部年班使臣，外馆居住的则是外蒙古诸部王公和西藏黄教领袖的年班使臣。据传，当时外馆占地四十八亩，因当时蒙古共有四十八家王公贵族，故设大小宅院四十八所。一些随员及商人则用骡、马、骆驼载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搭帐篷在此与内地商人运来的丝绸、布匹、金银首饰等进行易货交易。此地与西邻的黄寺在清时期是十分繁华的地区。外馆的具体地址，在今天的朝阳区西北部。东起安定门外大街，西至黄寺大街。大体呈东西走向，东段略偏向东南。因街位于原外馆地区，故名外馆，亦名哈尔哈馆。黄寺旁，即安定门外黄寺东侧，有“外馆斜街”之称，今为青年湖北街。白化文有《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外馆沈家》一文，记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外馆沈家”，可参看。该文附于唐伯弢编著，白化文修订：《富连成三十年史》(修订版，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书后。
注125 孙中山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的，当时各界人士在太和殿前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当年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被移至香山碧云寺暂厝。1929年南京中山陵竣工，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尊崇并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自命为中山传人的蒋介石决定为孙先生举行盛大的奉安移灵大典。当年6月1日灵榇运至南京紫金山麓，这就是今天的南京中山陵。
注126 新鲜胡同位于朝阳门内。东老所说的第三小学，全名为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今名新鲜胡同小学。一些名人如梁实秋、李敖等都曾就读于此。
注127 二闸是通惠河上的一道水闸，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城郊编》中的刘子扬口述。二闸也称庆丰闸，是京城著名的游览场所。《天咫偶闻》记：“都城昆明湖、长河例禁泛舟，什刹海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
注128 八旗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入关时建立的八旗官学。1902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1904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1912年8月改为北京市立第一中学，东老就读即为此时；1949年后改为北京一中。
注129 这里提到的“新北京”，指的是抗战期间日本在北京公主坟至五棵松一线计划设立的“新市区”。范围大抵在现在公主坟以西，永定路以东，南至丰台区与海淀区交界的丰沟河，北至复兴路所辖地域内。1949年以后军委各总部机关和各军兵种机关均集中安置在这里，称为“军委城”。
注130 农事试验场始建立于1906年8月，是中国第一个部属科学研究机构，而不是日本人入侵之后才设立的。该试验场位于北京西郊今北京动物园所在地，占地一千余亩。内设农林、蚕桑、动物、畜物等科学以及气象观测所。主要工作内容为土壤化学分析、肥料分析与化验、谷类与饲料化验、农作物栽培试验、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气象观测与天气预报等。
注131 夸兰是满语kūwaran，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申为营地、坟地。
注132 东老的夫人梁昭女士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梁士诒的侄孙女，当年是阔家小姐无疑。她也在北京出生长大，也是一口京腔。可惜的是限于时间和条件，我没有机会再单独访她，这很可惜，因为如果做得更详细些的话，作为民国以后新贵家庭的后代，她的访谈应该能够填补这部书的一大空白。除了这篇正式的口述之外，后来她断断续续也与我谈过很多事。她是学商的，赴台前在北京，家里的账都由她过目。一次她问我，内蒙古的磴口，有个叫十八粮栈的地方，现在还有没有，我奇怪她怎么会问到这个地方，她说当年她曾到那里去查账，家里的地都在那里。我问她家怎么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有地，她笑一笑说，其实种的是大烟。我才明白她父亲抗日之后不再工作，家里为什么还那么有钱。梁女士说到台湾以后非常不习惯，一切从零开始，她曾有两年不出门，后来经人劝说，到宋夫人(她坚持称宋美龄为宋夫人)办的妇联会，在澎湖那里做总干事，后来又转而教书，在基隆教书20多年，直到退休。说起宋夫人，绝对钦佩的样子，她说你来的时间太短，要不然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故事。她感慨 “富不过三代”，说不信你看看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梁说从她祖父开始就信佛，她也是受过戒的，退休以后主要就是拜佛了。
注133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旧交通系首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9日在上海逝世，葬于故里。梁士诒还是成立于1918年6月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主要股东。
注134 三水位于广东佛山市西北，旧时文人极多。北京的三水会馆位于宣武区保安寺街14号(旧门牌)。该馆兴建较晚，很多书都无记载。参见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78页。
注135 东老在这里数出的五个的确都是广东在北京的会馆，但事实上在京广东会馆远不止这五个，而是约有三十多个。如果仅指广州会馆，北京最大的广州会馆在崇文区草厂头条20号(旧门牌)，它另有3处附产，另有广州七邑会馆，也许可以称得上五个。又按：东老所说广东新馆，应是粤东新馆的误称。参见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42~79页。
注136 甘石桥，位于西单，民国元老居住于此，代替当年皇室，是民国时的新贵。
注137 这里说的是贝满女中，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现为北京166中学。
注138 1946年9月1日，国民党将后方勤务部和军政部的军需、兵工、军医三个署合并，成立“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旧称呼)，简称为联勤总部。所谓联合后勤体制，指的是海陆空等多个军种的通用装备要标准化，统一组织生产、供应、储备、运输和管理。通用装备除最基本的轻武器及其弹药之外，还包括被服、医疗设备等，甚至还有油盐酱醋茶这些物资。各军种独有的专业装备，则由各方自行保养、供应。 该部门现已不存。
注139 东老的习惯是用民国纪年，他说用公元纪年很别扭，总要先算一下。这里括号中的公元纪年都是他最后看这份口述稿时又加上去的。
注140 这个地名不知出处，我曾多次查访而不得其详，询问梁女士，她也只能说出这个发音而不知究竟，为保存原状，只得存疑。
注141 这个海事学校的全名为基隆高级海事职业学校(Keelung Maritime Vocational High School)，简称“基隆海事”“基水”“基海”，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中正区的一所以培育海事人才为宗旨的高级职业学校。前身为台湾总督府立水产讲习所，创立于1936年。1943年改为台北州立基隆水产学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名为台湾省立基隆水产学校。1954年，改为省立基隆高级水产学校，1970年改为省立基隆高级海事职业学校，2000年改为现名。计划改为台湾海洋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注142 袁大头，系指一种货币。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北洋政府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烦琐，民众积怨，同时也想借助货币改制以解决军费问题，便决定铸发国币。袁世凯趁机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受到了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龙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铸造量很大。
注143 梁再胜曾师从金派花脸艺术的主要传人赵炳啸。梁昭所说的电视剧，系指1964年由台湾华视播放的31集电视连续剧《小凤仙与蔡松坡》，梁再胜在其中扮演袁世凯一角。梁后来定居美国。
注144 炮局胡同，清朝属镶黄旗，乾隆时此地为炮局，为制造大炮的地方。后炮局废，成为大炮、军械及废炮的储存所。清末又成为监狱。民国后沿称。抗日战争期间，炮局胡同21号成为陆军监狱，戒备森严，在四周围墙中修筑七座碉堡。现在还保留有4座。1949年后，此地曾为劳改局，后为北京市公共交通分局。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双胜胡同，后恢复原名。
注145 参见2013年9月凤凰网news.ifeng.com与叶于良先生关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对话。
注146 关于抗日杀奸团，大陆的百度网站有如下介绍：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注147 叶于良，祖籍福州，1922年生于北京，祖父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北平，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1938年在志成中学(即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念书时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主要做侦查、刺杀汉奸的工作，1940年被捕。 2013年9月，凤凰网对话91岁的抗日老兵叶于良先生，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观”。叶于良说，对日本的仇恨，从小就在心里。现在日本对侵略还不认账，这个仇恨，一辈子也忘不了。
注148 刘永康，原名刘洁，天津南开中学1937年初三毕业，停学一年后转广东中学，加入 “抗团”。1938年6月，“抗团”组织不断扩大，成员已多达一百多人，于是另外组建了一个“小学联”，由刘永康、张世一(原南开女中学生)负责。天津抗团出事后，1940年冬，刘永康逃至北平与李振英会合。他与李振英、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五人组成北平行动组。1940年，7月7日，18岁的刘永康参与刺杀伪《新民报》总编吴菊痴；7月18日在辟才胡同，他配合李振英参与制裁北平伪工务局长舒壮怀(打瞎一只眼)；不久，他参与刺杀伪北平教育督办方宗鳌；7月24日，他担当主攻手，在丰盛胡同，两枪击毙伪华北建设总署主任俞大纯。8月被逮捕入狱，在宪兵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他与李振英、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 1945年日军投降后获释。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刘永康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天津日报》刊载《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 》一文，说匪首已被捕获，这个“匪组织”换个说法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刘永康被判刑七年，出来时正好“反右”。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刘永康著有长篇文学体回忆录《囚歌》。参见云科《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看历史》，2011年8月15日。这里要特别注明的是，在该杂志中，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李远江，但经李远江查询，作者并不是他，而是云科。在此特向李远江先生致谢。
注149 据百度百科：吴菊痴本是京城名票。他根据唐诗《新婚别》《兵车行》《陇西行》等为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捉刀新编的历史剧《春闺梦》(一说作者是金仲荪)堪称经典之作，本是个十足的文化人，却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任了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了文化汉奸。1940年7月7日，北平“抗日杀奸团”成员冯运修在送葬队伍的掩护下，靠近吴菊痴乘坐的黄包车，单手持枪，对准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后迅速撤离。文化汉奸吴菊痴就此毙命。吴菊痴被刺杀后，伪新民报社还为他出版了《吴菊痴悼念纪念册》，汉奸汤尔和为他撰写了挽联“壮志未酬”。
注150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备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参见萨苏《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密中国抗战》的第二部分《捍卫我们尊严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注151 郑统万和妹妹郑昆仑的祖父为郑孝胥。郑孝胥(1860—1938)，福建省闽侯人。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
注152 北一女，全称为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与台北市立高级中学并称台湾最好的高中。位于台北市中正区“总统”府旁。以培养各领域女性精英的重镇而驰誉全台湾乃至海外华人社会。
注153 有关曾澈的说法很多，一说他是军统华北区要人，1938年年底被军统派到天津，加入“抗日杀奸团”，并利用其经验和社会关系，在团内占据主导地位，欲把“抗日杀奸团”逐步发展成为军统外围组织和实施暗杀、破坏的重要工具。1939年9月27日因被人出卖被捕，1940年9月9日被日本人杀害于北平，年仅二十七岁。与他一同被捕遇难的还有“抗团”的李如鹏，他们都遭到过日本人的酷刑拷打，但没有屈服。另有一说，是说因他被捕后叛变，导致大量抗团成员被捕。因为均与本篇口述所涉内容无关，不另赘述。
注154 圣何西(San José),或译圣何塞。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南部、圣塔克拉拉县和非正式地理名称硅谷境内。随着高科技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创立于或移入圣何塞，圣何塞逐渐成为硅谷的商业和研发中心，也开始有了“硅谷首都”(Capital of Silicon Valley)之称。
注155 台湾忠烈祠位于台北市大直北安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将台湾护国神社改建为圆山忠烈祠，直接代替“首都”忠烈祠，成为全台湾崇祀“国殇”位阶最高的场所。1967年改建，1969年3月24日竣工，更名为“国民革命忠烈祠”。得入祀者除国民革命各次起义烈士外，还包含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战及“戡乱”等各次战役阵亡或殉职者。同年“总统”蒋中正又批示应将日本统治时期抗日的烈士加以纳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相继解除戒严、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之后，海峡两岸原本的形势有所改变，忠烈祠定位逐渐转型。1998年发布的修正条文中，正式将入祀忠烈祠之对象，扩大到殉职员警、消防、民防等人员。
注156 梁再胜出生于1919年，到我2015年与梁昭提到他时，他已经97岁。在百度和谷歌的词条中，梁再胜都是以京剧演员的身份出现的。对他是梁士诒之侄孙一事，则只字未见提及。实际上梁再胜虽然一生迷恋京剧净角，却始终只是一个票友。
注157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开始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台湾，从1945年11月15日开始接收，翌年也就是1946年1月13日接收完毕。所以东老说1946年是不错的。
注158 《耕地三七五减租》是台湾省法规。1950年6月公布，1983年修正公布。全文共31条。早在1941年陈诚担任湖北省主席期间曾按照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实行“二五减租”。指的是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陈诚主政台湾后，同样推行这一制度，只不过把名称改成了“三七五减租”。这个政策在台湾一推出便遭到了台湾地方士绅和省级参议院的公开反对。这些人大多都是台湾本省的地主。陈诚计划将国营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代价，鼓励地主投资工业。地主们最终接受了陈诚的“和平土改”方案，“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推行，给农民特别是佃农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台湾土地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159 十大建设是指台湾省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时在台湾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由台湾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所提出，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年底次第完成，投资总额新台币2094亿元。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东老这里提到的高速公路，即中山高速公路，它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小港，中以支线连接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全长373公里。1971年8月14日开工，1974年7月29日三重到中坜路段率先通车，1978年10月31日中沙大桥启用，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
注160 金门炮战(台湾称“八二三”炮战)，又称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指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发生于金门及其周边的一场战役。国共双方以隔海炮击为主要战术行动，因此被称为炮战。炮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发起，“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开始反击。炮战初期，解放军攻击岛上军事目标，后期重点封锁海运线，以围困金门。在炮战初期，“国军”猝不及防，随着战事继续，逐渐恢复战力。并得到美国海军护航，维持金门补给线。10月初，解放军宣布放弃封锁，改为“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单打双不打)，逐渐减少攻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单打双不打，直到1979年1月1日和美国建交，大陆改以“一国两制”对台政策取代为止。金门炮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也是国共双方陆海空军至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大较量，此后双方军事冲突局限于海上，并逐渐停止至今。
注161 1958年8月23日下午6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开始炮击金门，两小时内落弹达四万余发，是日落弹数达五万七千余发，重点集中指挥所、观测所、交通中心、要点工事及炮兵阵地。金门防卫司令部三位副司令赵家骧、章杰当场死亡，吉星文重伤，于稍后因伤重不治身亡。赵家骧(1910—1958)，陆军二级上将，河南淇县人。为陆军大学(黄埔系)十四期生，毕业后由排长干起，擢升迅速，二十二岁即任营长，是为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营长之一。抗战中，率部参加过武汉会战及打过昆仑关、天堂顶等硬仗，３４岁在昆明主持中美参谋训练班事务，被视为国军“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赵某对襄助杜聿明收拾滇局武力解决云南龙云，策划周详，处置迅速，乃更获“总统”嘉许器重。内战爆发，赵家骧调任东北“剿总”参谋长，三年苦战，出关十万雄兵，回关光杆司令。赵家骧的诗词和书法在台湾均小有名气，享有“儒将”之誉。章杰为飞行员出身，炮战发生后，章杰下落不明，经多方查询，也都没有结果，这种生死难定的情况，依惯例，只好报称“失踪”。直至第二天黎明，在水上餐厅附近发现炸碎的骨渣和章杰若干残碎遗物，并经其传令兵辨认，方证实确已死亡。
注162 林投位于台湾省澎湖县湖西乡林投村海滨，以人工造林而著名。公园西侧设有军人公墓，并有“浩气长存”的碑塔矗立，牌楼后方有六角形斜尖顶建筑的祠堂。赵家骧、章杰和吉星文均葬于此。
注163 吉星文(1908—1958)，字绍武，河南扶沟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国民革命军中将，中国抗日战争名将。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他下令：“坚守阵地，坚决回击，坚持抗战到底”，从而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1946年改任第77师37旅旅长。1949年渡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任金门防卫副司令。
注164 邹泉荪(1902—1975)，山东福山人。抗战爆发前任北平银行公会会长，1942年2月起，历任汪精卫伪政权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2月被捕，后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2月在狱中病亡。
注165 赑屃，即碑下龟。号称是龙生九子中的第六子，似龟有齿，喜欢负重。
注166 这里讲得有些含混不清，意思就是，张先生的曾祖辈是兄弟俩，哥哥没有孩子，想把弟弟的孩子(即张先生的爷爷)过继过去，这需要其母的允准，其母说这要征求孩子生母也就是弟弟和弟媳的同意，哥哥说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就这样决定了吧，意即他是要定了。
注167 对子圈是清代内务府上驷院的马圈之一。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82《内务府·祀典六》的“为马祭神于堂子”中引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奏议：“每年春秋二季，为骟马致祭于神武门西旁祭马神室……朝祭给红〖XCF紬.EPS,JZ;P〗条七十对，拴记上乘御马。夕祭给青〖XCF紬.EPS,JZ;P〗条二百七十六对，拴记大凌河骒马。上驷院对子圈所养祭祀马四十匹内，每年春秋二季致祭，将青马十匹送往堂子。萨满叩头，祭毕。即拴记绿〖XCF紬.EPS,JZ;P〗条十对。” 有关对子圈的史料，是王冕森先生帮助查找的，特此致谢。
注168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人。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为毓庆宫宣统皇帝授读。辛亥革命后仍为溥仪之师，1935年卒于京寓，得逊清“文忠”特谥及“太师”觐赠。
注169 张勋(1854—1923)，江西省奉新县人，中国近代北洋军阀。清末任云南、甘肃、江南提督。清亡后为表示效忠清室，禁止所部剪辫子，被称为“辫帅”。1917年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12日被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后病死于天津。但这里所说的“打张勋的时候”，似乎并不准确地指1917年张勋复辟进京的时候，因为下文又说光绪二十六年是打张勋的时候，而光绪二十六年是公元1900年，早于张勋进京17年，该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西安。
注170 录事：清末与民国时期确实有这一职官名。清末京师各部及京内外各级司法衙门均设有八品以下录事。民国时官府或其他机构中任抄写工作的低级职员。不好判断张先生的爷爷属于哪一种。
注171 丞相胡同位于今菜市口大街所在位置。民国时期为丞相胡同，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改称为菜市口胡同，并沿用至今。20世纪40年代曾有北平市市立丞相胡同小学和北平市第十一区中心国民学校。张先生的爷爷就职的可能是后者。
注172 这两种自行车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自行车品牌。凤头自行车泛指由英国Raleigh公司所生产的自行车。Raleigh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凤头(Raleigh)是其起家品牌。因自行车车标上部的图案与凤凰的头相似，故民间称之为凤头自行车。由于其做工精良，用料考究，一直被自行车爱好者追捧。日本富士自行车品牌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20世纪20年代成为日本最风行的自行车品牌。
注173 电话东局，是东单电话局最初的名字，成立于1904年1月2日。准确地点是在现在的建国门内大街65号，服务范围是北京东城和北城。电话西局成立于1905年6月，位于西单西斜街玉皇庙，服务北京西城、北城。电话局南局成立于1911年2月，主要服务北京外城地区。
注174 接线生：旧时电话没有自动交换设备，需靠人工转接电话。电话打到邮电局的话务台，接线生根据需要把指定的插头插向被叫方的圆孔里，双方才能通上话。如果是市话，就把插头另一头插到被呼叫的用户上，再用手摇发电机，摇一下对面的铃就响了，双方拿起后就可以通话了。通话以后接线生要把这个时间记下来，便于计费。
注175 京城人把“布库”俗称为“扑户”。又，清康熙时在宫廷内建立善扑营，直接听命于皇帝，职责是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皇帝的摔跤﹑射箭﹑马术等军事技能的培训演练以及宴请蒙古藩部时令其承应献技等，由300名布库手组成，即张先生这里所谓的“御林军”。
注176 李桥，今为李桥镇。位于顺义区南侧，距市区20公里。西临首都国际机场。
注177 局气(jú qi)：形容为人仗义、豪爽大方，按规矩混江湖，既不怕自己吃亏，也绝不欺负别人。
注178 清军入关之时，曾为八旗官兵分配房屋，并按所在旗分安置于京城各方位。但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皇帝的一道上谕来看，京城内的无房兵丁竟然已达七千余人。于是康熙下令，在城门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二千间，凡无屋兵丁，每名给予两间，不得随意买卖，亡故后交回。选择各城门外的地段造房是因为这里地价最低，这便是京城各城门外八旗营房的由来。几百年来，这些营房成为京城贫困旗人的聚居区。这些营房在最近几十年间被陆续拆除。详见本书访谈《朝阳门外南营房》。
注179 吉市口胡同位于朝外街道办事处辖域西北部。南北走向，北起吉市口八条，南至朝阳门外大街，中与吉市口头条至八条、杨家胡同等11条街巷相交，东侧与吉市口中巷平行。长400米，宽4米。沥青路面。原居民多为工匠、手艺人、小商贩等城市贫民，住房矮小简陋。
注180 北京名叫半截塔的村镇不止一处，但因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的这个半截塔村附近还有太平庄，很可能是此处。
注181 张先生这里提到的是1951年八一建军节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汽车制配厂试制出中国第一辆军用重型机器脚踏车，并将其命名为井冈山摩托车一事。当时总后勤部还编印了一本书，名叫《军用机器脚踏车的诞生》。均与张先生所述相合。
注182 这里提到的整风反右只是随口一说，时间并不准确。
注183 点子、鸭脖儿、黑翎翅，都是鸽子的品种。又，关于盘鸽子，可参见《唐鲁孙系列·老乡亲》中“盘鸽子·养蝈蝈儿”一文：“盘鸽子的每天早晚两次，必须把鸽子赶上天去围着自己屋子绕，越飞越高名为打盘。鸽子如果不这样训练，脑满肠肥，就成废物了。放鸽子之前，先分拨，二十四只一拨，要分只放上去打盘，每拨要选几只特别健壮的雄鸽，在尾部绑上葫芦，又叫哨子。葫芦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岛连环、众星捧月之别，在天空翛翛翩翩，五音交奏，响彻云霄，真可以悦耳陶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注184 据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中记，北京制鸽哨的名家有八家，“永”字为其中之一，但未提及有“福”字。《锦灰堆》卷二，594页。
注185 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一文中详细介绍过鸽哨的品种，他据鸽哨造型将其分为四大类，即葫芦类、联筒类、星排类和星眼类。《锦灰堆》卷二，588页。
注186 鸣虫本是春生夏长，至秋末时死亡，其寿命大约百日，为了在冬天能够享受到夏日虫鸣的感受，人们创造了在秋天开始培养，以冬天为主要生长期的鸣虫。这种人工孵化，就称为“份虫”，发展到晚清民国时，已经成为一门技艺，并形成行业。据金受申在《北京通》的记述，秋天用沙土放入浅盆中，搁入三尾雌虫，将其中间的长尾插入土中，以产卵保留。入冬后，将保留虫卵的土盆喷水冻冰，放入份房。份房，乃是有土炕的屋子，烧炕、生炉子，往往份房的温度要高达30多摄氏度。土盆一经高温，冰层便即融化，并逐渐烘干。之后，依前法反复喷水冻冰和烘焙，共七次，在七冻七焙之间，要用细罗筛虫卵，到最后一次时，虫卵会变绿，如此便可孵化成幼虫。这里说的“份蝈蝈”即是“份虫”的一种。引自杨原《本性天然——北京的“玩文化”》。
注187 铁蝈蝈又称黑蝈蝈，通体青黑色，像铁皮的颜色，故又称铁皮蝈蝈。主要生长在北京郊外的山区，又以西山为主。
注188 油葫芦，蟋蟀科昆虫。或因全身油光锃亮，或因鸣声似油从葫芦里倾注出来的声音，或因其成虫爱吃各种油脂植物，如花生、大豆、芝麻等，故得“油葫芦”之名。
注189 仞是中国古代长度的一种计量单位，一仞等于七尺。
注190 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期。
注191 山影，一种多浆多肉的植物，名山影拳，简称山影，也叫仙人山，属仙人柱的变种，仙人掌科。
注192 毛猴是老北京特有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品。用中药材中的辛夷(玉兰花骨朵)做躯干，再分别截取蝉蜕(即张先生说的知了)的鼻子做脑袋，前腿做下肢，后腿做上肢，再用白芨粘连，其形象是人不人、猴不猴，机敏、活泼，透着一种天然情趣。
注193 核桃卢，名卢晓荣，有专著《核桃卢谈核桃》出版，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注194 2006年《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写了一篇《北京核桃卢的核桃经》，据说不仅核桃卢因此名声大噪，还在京城引起了玩核桃的热潮。刘一达的文章对核桃卢介绍说：“京城地面儿上玩核桃的人很多，但玩出‘道’的却有限，‘核桃卢’算是一位。前些日子，北京电视台的‘鉴宝’栏目，专门给这位爷做了个玩核桃的专题节目，让许多玩核桃的北京人认识了他。说起来，我跟‘核桃卢’算是老相识，他的‘核桃经’，我多少知道一些，跟您聊聊这位爷，或许对您玩核桃以及认识山核桃有点帮助。因为玩核桃跟玩其他古董一样，表面看谁都会玩，其实这里头的‘讲儿’正经不少呢，玩不好，一不留神也会把自己玩进去。 ”又写道：“‘核桃卢’大号卢晓荣。他是南城的根儿，在菜市口丞相胡同长大，现在这条胡同已经没了。‘核桃卢’的父亲是前门自行车商店的老经理，思想比较进步，‘核桃卢’出生那天，正好赶上老爷子入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荣，为纪念这一光荣，他给儿子起了‘晓荣’这个名，‘晓’是因为儿子在拂晓出世的。老爷子在2001年去世，活了74岁，死在了糖尿病综合征上。‘核桃卢’没想到这种病有遗传。1995年，老爷子还活着的时候，‘核桃卢’就发现自己也得了糖尿病，当时他在北京市五金公司搞业务，论岁数，正是往上冲的年龄段，突然查出这种病，他一下蒙了。那会儿，他对糖尿病并不了解，以为得了这病跟得了癌似的，精神大厦顿时塌了。现在翻回头想想，假如他当时不得糖尿病，也不会成为‘核桃卢’。”从张先生这篇口述看，也许是性格使然，他对“核桃卢”很是不服。但他见到的是否确实是核桃卢本人，则存疑，因为核桃卢是北京人，他说的却是南方人。
注195 岫岩玉以产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而得名，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玉之一。在中国的已知玉种中，因其比重较轻，硬度较低，故多为中档玉石，少数质地特别优良者属于中高档玉石。
注196 藏腰子，又称过江龙籽、平安豆等，藏腰子为其俗名。野生藏腰子是天然植物生成的一种大果实，壳硬度高。通常用两个在手中盘搓，是手揉的玩物。盘揉久了光亮无比。
注197 人的手掌上确实有多个重要穴位，但并没有叫“十全”的穴，张先生这里应该是对手掌穴位之多的一种描述而已。
注198 列缺是人体腧穴之一，属于手太阴肺经之络穴，亦是八脉交会穴(通于任脉)，出自《灵枢·经脉》。此腧穴在人体前臂桡侧缘，桡骨茎突上方，腕横纹上1.5寸(以取穴者自己拇指的指间关节的宽度为1寸)，当在肱桡肌与拇长展肌腱之间。有宣肺解表，通经活络，通调任脉的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配合治疗咳嗽、气喘、头痛、尿血等病症。
注199 金受申：《北京通》，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注200 王世襄《北京鸽哨》有单行本。并见《锦灰堆》卷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585—599页。
注201 据乐家二房的乐崇熙称，他父亲(即乐仲繁第三子乐东屏)也喜欢养鸽子：“父亲喜欢铁膀，铁膀分凤头、紫环或墨环、玉翅——凤头里白尾巴最有名，墨环里尤以纯粹的金眼最珍贵，讲究可多了。北京动物园的第一批鸽子就是我们家捐赠的。”(参见《胡同里同仁堂 大宅门的生活》，载《时尚旅游》2002年10月号)按，乐崇熙是乐家后人中接受各种采访较多的一位，关于鸽子的这一段我曾见到不止一次，这里选取的是最近发表的一段。
注202 山老胡同为东西走向，东起南剪子巷，西至美术馆后街。涛七爷即载涛，曾住在该胡同7号院，是辛亥革命后以16万大洋将什刹海边贝勒府卖给辅仁大学以后购置的，但居住时间不长，又将此宅卖掉，搬到更窄更小的原先自己的马圈居住。按：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J3346.jpg" />第七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注203 参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张国庄口述中谈的养鸽子：“这鸽子还得说过死的过活的。别人家也养鸽子，你这鸽子要是到他房上，你要过死的他就拿弹弓给打死，过活的就给送回去。”80页。
注204 为关松山先生做的访谈，得益于他的儿子——作家关圣力先生的帮助，关先生还陪同我做了第一次访谈，特此致谢。
注205 为关老先生所做第二次访谈，由我当时的博士研究生邱源媛陪同，这篇口述由录音转成文字的工作也是由邱源媛完成的。
注206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七，康熙三十四年五月辛未。
注207 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几年来民族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3月26日)。
注208 “冠老姓”和下文中提到的“指名为姓”都是满人效仿汉俗之后的特殊命名习俗。满洲人的姓，满语称“哈拉”(hala)，这是所谓的“老姓”。满人见面时一般只以名字相称，如“恩成”是名，他的姓是那木都鲁，人们一般只称他为恩成，即人们常说的“称名不举姓”。入关以后满人仿效汉俗，有时便在名字之前冠一个汉姓，这个汉姓往往比较随意，有时是老姓的第一个字，如那木都鲁的“那”，有时是老姓的汉译，如爱新觉罗的汉语意思是金，有些爱新觉罗皇室之人便姓“金”，这就是“冠老姓”。清朝时对这种做法曾予以严禁。但民国以后由于当政者和社会上对满人的歧视，满人纷纷隐瞒自己的族群身份，“冠老姓”遂成为普遍现象。至于“指名为姓”，就是在改汉名的时候，并没有冠以老姓，而是将名字的第一个字作为姓，譬如那木都鲁·双成，并未改成姓那，而改成姓双，等等。
注209 八旗中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上三旗即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下五旗即镶白、正蓝、镶蓝、正红和镶红五旗。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下五旗由王公分别统领，二者地位有高低之分。至于铁蓝旗，无考。
注210 这里提到的两个清真寺，较新的一座即现在的南下坡清真寺，位于朝阳门外南下坡。光绪年间由当地回民集资兴建。1986年进行了修缮并重新彩绘。经过几次修建，南下坡清真寺已将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艺术与阿拉伯式的伊斯兰建筑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建筑中独具特色。寺内现保存庆亲王奕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书的“纲维二五”匾额一块。此寺一直为当地回民群众做礼拜之用，也是北京市回民殡葬管理所，并为朝阳区重点保护文物。较老的一座位于朝阳门北小街南门仓胡同东头，据说是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由原来一个尼姑庵改建的，清道光三年(1823年)再一次募捐增修的，应该就是关老先生提到的那座。
注211 拉房纤，是旧日京城专门从事房屋买卖和租赁的一种行当，专门为买卖租赁双方说合交易，从中抽取佣金。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看准了干这行不需要本钱，没有风险，只需要跑跑腿，靠的是三寸不烂之舌，如果运气好的话就能赚上一大笔钱，于是他们每天早上就来到固定的茶馆里，与其他一些茶客聊天，从中获取一些房屋买卖的信息。
注212 元老胡同位于今朝阳门外、东岳庙西。
注213 这几条胡同的位置与沿革如下：竹杆胡同位于朝阳门内大街南侧，呈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南大街，西至朝阳门南小街。南有支巷通南竹杆胡同，北有二支巷通北竹杆胡同。竹杆胡同南边的胡同，明时称把台大人胡同，清讹为八大人胡同。其东有林驸马胡同。1965年因其在竹杆胡同之南而将二巷合并，统称南竹杆胡同。竹杆胡同之北的胡同旧称老君堂。老君即老子，老君堂当是供奉老子的庙宇。旧时北京称老君堂的街巷颇多，现皆不存。老君堂胡同北侧有南北支巷曰南钓鱼台，与朝内大街后石道南侧的小巷钓鱼台相对应。1965年与北井儿胡同、老君堂合并，统称北竹杆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