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有的是住房子，有的是住他们楼上。
定：你们一家子就住这一间房？现在去旅游的人哪儿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故事。你们后来又去过吗？
印妻：他们有人去，我没有再去。我想起那地方太伤心了，他把腿也伤了，坐骨也断了。
印：在下关也是住在老百姓家。在丽江是住在纳西族人家，在下关是住在白族老乡家。
印妻：哎哟，那时候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
印：在丽江待了一年多然后到下关，下关美极了，下关的风，大理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风花雪月嘛。我们在那儿住了一年多，住在白族老乡家。没有水，我们每天都得上山上的山沟里去挑水去。山沟里有个小泉眼，就像脸盘似的，大家排着队，拿一个茶缸在那儿舀。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们书记问我你怎么挑水，我说我最多的是拿小茶缸舀了720下，淘满了两桶水。我的腿都蹲得麻了，站起来要挑这两桶水的时候有一个小石头一绊，两桶水就都倒到山沟里头了。我只好又在那儿重新排队。几个钟头都不回去，她去山上找我，就那么困难。到现在我们这水桶还有呢。
印妻：还留着呢，没有自来水。
印：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到1973年要招工农兵学员了，办学了，就搬到昆明郊区，昆明郊区有个温泉，温泉里边给西哈努克修了一栋别墅，让他跟那儿住，结果他没去，宾努在那儿住过。温泉的楸木园，是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在云南修建的战备所址，我们就在楸木园那儿开始招生，那儿有点房子。
我们一个礼拜到温泉镇赶一次集，还看见宾努在螳螂川那儿坐着晃头。
定：林业大学为什么非要苦苦地搬到那儿去？
印妻：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呀，农林院校怎么在城里办呢？我们在云南折腾了五次，搬了五次家，边走边扔，好多老东西都弄没了。
印：要不管我们叫搬迁学院呢。在丽江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背着背篓，女同志背着背篓，男同志把背篓捆到自行车车座上。当地老百姓说：“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过去一问是林学院的。”
1979年我们从云南回来，半导体所在这儿占着，环化所也在这儿占着，人家开玩笑说八国联军嘛，半导体所，环化所，现在叫生态研究中心。还有北京市农科院的蔬菜所、作物所，还有一个华北地震大队。
印妻：还有北大、清华，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都占过这儿的房子。
印：半导体所从城里中国大学旧址那地方，就是12路无轨电车终点站，皇城根儿那儿迁到这地方，这地方原来是我们学校的树木园，有600个树种，全国采集来的，全给砍了。人工湖这个地方，半导体所已经盖起楼来了，没有办法了。原来我们学校的苗圃，都在这个院里头的，这个苗圃给了北大，西山林场给了清华。最可惜的就是60年代我们学校有一位王林先生，引种的新疆薄皮核桃一攥就碎的，那一片核桃林全完了。
那个老先生除了引种核桃以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1959年十年大庆，人民大会堂盖好了，天安门广场从外面移来的树，叶子全是黄的，马上到国庆了，叶子就不绿，谁看了也解决不了，我们这个土专家，就像屠呦呦这样的，没有学位没留过学，他一看，他说是移栽的时候马粪搁得太多了，他建议你挖沟，灌水，没有一个礼拜，树全绿了。为这个，我们这位王林老先生参加了北京市的群英会。
定：后来呢？
印：“文革”的时候就病逝了。他儿子是我校水保学院的王斌瑞教授，死在山西吉县了，他是你们校友，101中学的。因为刚解放时王林是林业部的一个处长，当时国家机关干部的子弟都可以上101中学啊。他101毕业以后就到我们学校了，他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喷一种药剂，可以让地下水蒸发得少，就是在山西的干旱地区可以保存水分，树能长起来。后来国家林业局的一个副局长要去现场，他那时候已经“挂靴”了，退休了，说林业局领导要去，他就上那儿去等着，结果他到了吉县以后，局长说有事不去了，林业局送他回县城时，车在路上出车祸了，就死在那儿了。就说这领导一去就得陪着……
<h3>4.身边的人和事</h3>
<b>(1)日本投降和北平围城</b>
印：1949年的时候我13岁，日本投降的时候我9岁，1945年的10月10日，9岁。我参加了太和殿的日本投降仪式，我前几天还给我们学校的《流金岁月》写了一篇东西，我们离退休处出了一本《流金岁月》，每年出一本。
定：写的是您参加太和殿的受降仪式？您还记得什么？
印：那就记不得什么了，就是挺热闹的。主要就写的是这些个，还有日本统治的时候我们胡同那日本小孩怎么劫我们，打我们，那时候我们都是成群结队地去上学去。小学里边有个日本教官，教日语。我还写了一段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吃混合面儿，那时候我们写字的笔记本全都是豆纸，就是解放前那种卫生纸，写毛笔字根本拉不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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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日本占领北京时期，在小学开设国术课，学生都持木头棍棒</i>
<i>到学校练习，图为印嘉佑与堂兄读小学时所摄</i>
定：我记得三年灾害的时候我们用的也都是那样的纸。
印：比那还次。我还写了每月的8号、9号防空日，得穿黑衣服打裹腿上学。
定：您父亲还带您去参加了日本投降仪式？那时候是愿意去就去？还是指定谁去？
印：我父亲的徒弟领着我进去的，不是我父亲去的，是我父亲徒弟去的时候带着我去的，我最近看《北京日报》写的，当时是要求一个商户可以派一个人。但是《北京日报》写的说是有20万人，后来我问了我们学校一个老先生，说太和殿前头根本装不下20万人。原来我知道的就是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受降。投降的是日本的华北占领军根本博中将，带着七个人，在这儿献指挥刀，然后签字。
定：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事，是做口述访谈后才慢慢知道的，咱们这边都不提这事。您还有印象？
印：有印象。太和殿这儿一进去以后一人还发了一个画册，主要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军队的一些照片，我印象深的能够记得的是一些修滇缅公路的照片，这个画册我一直保存到“文革”被抄家的时候(笑)。
定：北平围城的时候也挺紧张的吧？您还有印象吗？
印：有印象。傅作义从新保安撤到中南海的“华北剿匪司令部”，北平市所有院子里，每一家都得腾出一间两间房，安排他们那些随军家属住。那时候我奶奶在演乐胡同住，她那儿也安排了一个。
定：我听说他们那时候军纪特别好，都住外头，有这事吗？
印：住外头那我没看到过。反正每家都得腾出一间房来。我们家住了一个姓辛的，他那个老伴是个小脚老太太。他儿子是给领导当勤务兵的。就这个人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得到我父亲那儿跟我父亲聊会儿天。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新保安国民党的35军，《毛选》四卷里面都有嘛，就是全部给围了嘛，那天他一进门就跟我父亲说：“新保安丢喽！”就这个人，解放以后通知他开会，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他是军统，是安排在傅作义军队里面的军统。他这老伴和他的儿子在我们那儿住，住着住着不是北京解放了吗，他是河北哪儿的人哪，他大儿子来了，他大儿子是八路军，住了不久这老太太跟他儿子到天津去了。
定：我还有件事不太明白，说围城是解放军把城围了，傅作义的军队还在城里，还是说军队把城围了，城里都是老百姓？
印：有军队呀。
定：是傅作义的军队？
印：啊，说围城啊，35军不是从张家口过来么，走到新保安不是就给堵住了嘛。围城的时候，我们家坟地沙板庄那儿有我父亲的4个舅舅，这4个舅舅有3个全都进城了，住在我们在礼士胡同的一所房子里，因为那时候北京郊区傅作义的军队都拆房啊，他们就跑城里来。
定：他们拆房干吗？
印：就是怕你搞巷战哪，这守城的时候方便哪，有房不是挡着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朝阳门，从护城河那儿开始，往东岳庙那边拆，一直拆到一元堂药店，拆到那儿正好北平解放了就不拆了。就是整个从朝阳门出去，两边的马路上房子都拆了。北京郊区都拆啊，拆好多房。注21
围城那事我又想起一段，就是何思源当时是北京市长，下台了，他主张和谈，结果国民党特务就给他家搁了个炸弹。他家住在今锡拉胡同，跟我们的甘雨胡同斜对着。
定：锡拉胡同不就在百货大楼北边吗？
印：对，对着西堂子胡同。那个炸弹炸的时候，夜里头都把我们炸醒了。最近我看《档案》里边说给他搁炸弹的是段云鹏。过去在监狱里和燕子李三在一块儿，跟燕子李三学的飞檐走壁，这个人解放前后从台湾到大陆来回跑了好几趟，最后50年代把他抓住枪毙了。何思源家房顶上的炸弹就是他放的。
定：他为什么要放？谁支使他放的？
印：就是军统把他收买了。电视《档案》节目说他是从烧酒胡同(今韶酒胡同)那边上去的，是在锡拉胡同的路北，当时把何思源炸伤了，把何鲁丽的妹妹炸死了。
定：您是听见炸弹声了？
印：听见了，夜里把我们都吵醒了，那炸弹很响的。
定：那你们知道是何思源家的炸弹吗？
印：报纸上都登了。
<b>(2)甘雨胡同33号</b>
印：我是1936年7月2日生的，我们家搬到甘雨胡同那天是1937年7月7日。我们家的房子从老房契看最早是大祥子的房子。大祥子说是慈禧的干儿子，摔跤的。甲33号就是他的马圈。我这是听说，确切不确切不知道。有16间房子，四合院。我奶奶说就是搬的那天听到打炮声，就是七七事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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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印嘉佑童年时在甘雨胡同的住家院中</i>
说个笑话吧，1968年她(指印妻)生我女儿的时候，晚上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又游行，又座谈，完了以后已经十点了，我得回家洗尿布去呀，一出校门口走到六道口，遇到一个查岗的，正好那天我还带着工作证，他说今天晚上北京市都在查，你得把工作证，冬天嘛，搁到外边兜里，人家查的时候好往外抽。我从这儿走到王府井，就查了二十多次。最后一次到了八面槽天主教堂甘雨胡同西口那儿，那小脚游击队，就不让我进：“你住哪儿？”我说：“我住在老门牌33号，新门牌12号。”“没见过你。”我说：“没见过？我七七事变那天就搬这儿来了。”(众笑)“就没见过你，谁证明？你院里有谁？”我说院里，我父亲住北屋，我住东屋，前些天把我们都轰出来了，我们现在住在北房和东房之间原来厨房那儿，把我们挤到那儿了。说那北房是谁？我说是咱们街道李主任在那儿住。
印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印：这才让我走。
定：那时候我就不明白，毛主席指示为什么老是夜里发啊，白天发多好。
印：老是《新闻联播》发，一发就得游行，就得讨论。
甘雨胡同在解放前是这样，(门牌号是)由东口路北到西口，然后从西口沿路南这样转回来。解放以后就是这边(北边)是单号，那边(南边)是双号。(参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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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印嘉佑在访谈中随手所画的甘雨胡同图</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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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噢，新门牌是单双号。您那天说你们家旁边还住了几个挺有意思的人物是吧？
印：按老门牌：解放以前东边这是1号，4号前院里是一个古玩铺，古玩铺的后院是叶家老大叶文甫注22在那儿住。富连成后来的掌班的吧，叶盛兰的哥哥。
定：富连成还有人在这儿住，不是都住南城？
印：叶先生“文革”前是我们街道的居委会主任，就是“文革”以前。“文革”以后就把他轰走了，轰到干面胡同住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母亲也是居委会的，我母亲是居委会的妇女委员，所以他们一直都有联系。在我们家我还见过这个叶文甫。他叫叶龙章。
定：字是龙章？
印：嗯，什么打扮？戴一个软塌的帽头，白袖口得挽上来，真是过去那种打扮。他念的炮兵学校，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当兵去了，据说是东北军的一个炮兵的什么军官，他父亲死了以后就把他找回来了，就离开部队在富连成掌班了。叶老二叫叶荫章，是鼓老儿，打鼓的。有一本书叫《梨园一叶》注23，就是写他们家的。老三是叶盛章，武丑，据说是从龙潭湖里把他捞出来的，他自尽了嘛。有人说捞出来以后脑袋上有一个钉眼么。注24
定：那不就等于让人给害死的？
印：这事一直说不清楚。老四叫叶盛兰嘛，叶盛兰儿子叫叶少兰。
定：唱小生的吧？
印：啊。叶老大的夫人马禄德是医务工作者，“文革”后被迁往干面胡同。其子叶金森，武丑演员。子媳孙萍，是人民大学戏曲研究所所长。
6号是个庙，叫元极观，解放后已无道士，成了大杂院。大殿里是街道工厂，糊纸盒的。解放前东四南大街有一个家伙铺，遇婚丧事出租桌椅、吃饭瓷器及婚事的轿子、丧事的棺照，解放后就迁入此庙。后停业，(老板)在胡同里的废品收购站工作。其子叫殷培田，是刘宝瑞的徒弟，在新疆说相声。嗓音近似刘宝瑞那种鸭声调。
我们家是老门牌33号，我们斜对面是老门牌14号，就是沈崇注25在那儿住。报纸上说沈崇的祖父是沈葆祯，福建人。
定：咱不说报上的，就说当时您知道的。
印：我当时很小啊，连什么叫强奸我都不懂，问大人什么叫强奸啊，是不是亲嘴啊？不懂。沈崇当时是北大预科的学生，她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两个美国兵从平安电影院出来把她弄到东单广场。事情闹得很大，后来好多传说，说她到五台山当尼姑了。
定：您见过她吗？
印：没有。她好像到北京不久，福建人嘛。到北京住在她亲戚家，那地方原来是日本的一个眼科医院，叫石桥眼科医院。1945年之后日本人走了中国人居住。沈崇那时候在北大念预科嘛。
定：那时候的北大是沙滩的北大吧？
印：沙滩。她住的是14号。16号是过去一个“法文报馆”，日本投降以后就一个日本人住在那儿。因为那时候凡是外侨住的地方门口都有一个木头牌子，上头写着汉字名字，叫山口隆一，日侨山口隆一。
定：这个山口隆一好像有点印象，是……
印：就是“炮打天安门”的那个。
定：那时候我挺小的不太知道，好像是枪毙了吧？
印：枪毙了，他和李安东，意大利人，两个人同时枪毙的。大概是1951年，枪毙的时候还专门从东交民巷转了一圈儿，让外国人看看，然后弄到天桥枪毙的。他们弄了一个迫击炮，弄到前门邮政总局的楼上去了嘛。到最后把他们抓住了，大概是9月30号抓的，准备10月1号炮打天安门嘛。注26
定：是真的哈？
印：真的真的。
定：他是受日本人、美国人还是国民党的支使？
印：……不知道。我就说这人真有能耐，把迫击炮一块一块弄到邮政总局的楼顶上，然后再组装起来，就是一进前门那儿，那时候前门不是还有城墙嘛，就是现在历史博物馆那地方。山口隆一住到16号，然后李安东是17号。
定：他们俩住的还挨着哪？
印：不是，中间隔了一个。
定：都在一个胡同？
印：都在一个胡同里。这是16号，然后17号是一个开木厂的姓穆的人，他自己盖的房子，就是那种中西合璧的，特别漂亮。那门口两棵大槐树，我们小时候都说“上大树那儿玩去”。这是16号，这是17号，这儿还有一个17号。
定：噢，他盖了三套房子都叫17号？
印：都叫17号。就是甲17号、乙17号。李安东住的这个就是一个细条儿，然后到后边，这个17号在这儿，所以李安东住的房子从胡同里边比较隐蔽，住在这个房子后边。
定：17号房子的后边？
印：不是。这是17号，这边是北，我们家是这儿，33号。
定：你们跟他们是对过儿？
印：嗯。这是14号，15号，16号是比较大的一个院儿，把山口隆一抓走以后那个地方就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宿舍、排演场。我过去常见邹德华注27、卢肃等各演员出入此宅。我就说李安东住的是这个17号，这儿还一个17号，都是小楼。解放以后都是外国人住。13号、14号之间有个大门，前门是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过去是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后为巴西府，就是巴西驻华使馆。
定：那当时有蒙古人在这儿住吗？
印：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小时候经常上这院儿里玩去，院里有好多山石啊，假山什么的，挺好的一个院儿，有亭台楼阁、假山花园。后来呢，解放以后是抚顺煤矿驻京办事处。13号院里住着好多做饭的拉车的洗衣服的，都是为巴西府服务的。我就看着李安东啊，都是13号这个拉洋车的拉他出去。
定：后来就是巴西驻中国的使馆在那儿？
印：对。但是哪个年代的搞不清楚。我上学就在西口嘛，每天都从这儿经过。那时候外国人住的门口都挂一个牌子。山口隆一、李安东门口都有牌子，写的汉字。
22号原来是个汽车修理厂，20世纪60年代，附近拆了几个院子，盖了一个大楼，是百货大楼的宿舍。(胡同有两边，南边一排，北边一排。以下从胡同北面一排转到南面一排来)
定：南边这一排呢，除了你们家还有什么人住着？
印：啊。以上是路北的各户，以下是路南的几户。28号，解放以后王人美在这儿住。
定：就是那个演员吧？
印：我女儿在八面槽小学念书的时候，王人美还到他们学校去给做报告，捐献什么的。她爱人是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叶浅予。王人美半身不遂，出来都是她那老伴拿轮椅推着她。注2829号是宗教人士王明道，教堂在史家胡同。此人在1955年肃反时曾被捕。注29当时我母亲做街道工作，他被逮捕时我母亲被叫去做旁证，他还与他家人亲吻，这些街道老太太们哪里见过这种行为？笑又不敢笑……我在60年代听一次形势报告讲到，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来京访问，要见王明道，当时他拒不见面，搞得政府非常被动。
30号这地方有一个养老院，是专门养老太太的，没有男的。
定：养什么样的老太太？
印：所有在那儿住的人都穿的一样的衣服，夏天都是竹布大褂，冬天都是长袍，晚上都到外边活动，就是溜达溜达那样活动。
定：您说的这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印：解放前。解放后就变成民政局的宿舍，听说民政局的局长马玉槐就在这儿住。后来马玉槐调到宁夏工作，在林业部副部长的任上离休。这个养老院就解散了吧。注30此院有一口井，1948年底北平围城时，自来水厂停业，全胡同就靠此院内的井水过活。
31号这儿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门口挂的牌子是一个“四海株式会社”。
32号原来是个日本的咖啡馆。1945年后成了一个“兵站”。记得1948年时，整天有汽车运来大锅饼，存几天又拉走，当时不知为何。现在明白了，当时是为淮海战场救济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
我家住在33号。
34号是一个新星服装店，做西装手艺活。解放后成了红十字会宿舍。张钧英就住此院内，她是“我们热爱和平”招贴画里那个女孩，也就是给毛主席献花、后来拍电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后来和瞿弦和成了一家。
35号是一个私人开业的牙医，解放后加入公立医院工作。
36号这儿是一个姓谢的，这个人是个买办，解放以后这房子没收了，就南斯拉夫使馆的家属在这儿住，因为门口也有牌子。这儿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门口挂的牌子是一个“株式会社”。
定：你们这胡同可真够藏龙卧虎的。
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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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今日甘雨胡同一角(定宜庄摄于2016年)</i>
<b>(3)甘雨胡同周边</b>
印：出甘雨胡同西口就是八面槽，东边原来叫米市大街，后来就是东四南大街。原来从金鱼胡同到灯市口这段叫八面槽，从灯市口到美术馆这段叫王府大街。现在是王府井、八面槽、王府大街都串起来了，全叫王府井了。但是八面槽这边还不是步行街。西堂子胡同西口路北，靠西边的那几个院是左宗棠的故居。
定：金鱼胡同那家您知道吗？
印：那家知道啊，我父亲跟张寿崇很熟啊。东城刚一解放时叫东单区，他是东单区的副区长，开始是民政科，后来是民政局，“文革”以后他是东城区的政协副主席。注31
定：对，还是北京市民委的副主任。
印：记得那时候我只要是上吉祥去看戏，总看见他弟弟，他弟弟好像在西堂子胡同住。金鱼胡同从东口一直到校尉营那一块，路北全是他们家的。和平宾馆是他们家的花园，谭鑫培就是在那家花园唱了一出戏，死的嘛。注32那家花园就是抗美援朝时他献出来了，献出来以后在那儿修和平宾馆，据说施工的时候还挖出一坛子金银财宝，这是传说的。注33那时候修和平宾馆非常有意思，开始叫作半机械化，把砖砌成半个桌子大的这么一堆，然后拿老吊车往上吊，据说一个礼拜就可以修一层楼，那时候北京都宣传这个。就是要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注34
定：这是哪年了？
印：1953年吧。因为1952年是“五反”嘛。1950年是抗美援朝，搞捐献。1952年为了迎接这个会，修的这个和平宾馆。原来国庆节放焰火在我们家院里头都能看得见，和平宾馆一修了就挡住看不见了。刚一解放的时候东城区区政府就在他们家，后来他们都搬走了以后，金鱼胡同一号就是东城区的武装部。
定：现在金鱼胡同基本上见不着了。
印：基本上没了。
定：金鱼胡同他们家占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都住的什么人啊？贤良寺注35是不是在那边？
印：贤良寺在校尉营里头啊，刚解放的时候好多领导的追悼会都在那儿。这边是东，这边是米市大街，贤良寺就在这儿，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样，这是校尉营，这是中央美院，这就是东安市场了嘛。这是协和(医院)，这是帅府胡同，就是全聚德在这儿，这是王府井儿。这地方原来有一个正骨大夫，然后这地方有一个做西装的，听我父亲说，好多大使馆的人都上他那儿做，说他做的裤子，那裤线哪，一般的裤子要是坐到那儿时间长了以后，那裤线就显不出来了，他熨一条裤子能熨半天儿，然后你那裤子无论怎么坐，它都保持着原来的。
定：不是您父亲就做衣服吗？
印：他那是做男服的。
定：您父亲是做女服。
印：那家占了金鱼胡同路北的半条胡同嘛，路南就是红星电影院，这地方就是青年会，靠西边这有一个福寿堂，是一个大的饭馆，好多办婚丧喜事的都在这儿，解放以后变成了总政文工团的宿舍。它的旁边就是四联注36，后来又迁到王府井。这边有一个叫鼎新，也是一个理发馆，比四联老多了，我小时候就有。鼎新旁边是一个卖猪肉(的)。福寿堂旁边有一个天义顺注37，卖酱菜的。天义顺的堆房就在甘雨胡同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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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52年我国发行的“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纪念邮票</i>
红星电影院后边，那儿有一个小院，说是森隆饭店的经理，姓张的在那儿住。现在都拆了，连红星电影院和青年会那俩楼都拆了。青年会现在搬到圣经会去了。原来煤渣胡同口那儿是圣经会。注38我念中学的时候老上青年会去听科技讲座去，我记得讲地质的基本知识，前两天我翻我那笔记本还有呢。那时候青年会可以看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注39
您知道灯市口那个乐家大楼吧？原来史家胡同对面有个楼，是北京人艺的排演场，那是同仁堂乐家的楼，乐家大楼嘛。
定：哟，这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住的地方多好多方便啊。
印：是啊。我那时候放学没事就到东安市场转悠去，好多旧书摊，淘了好多书。去云南前我到中国书店去处理这些书，收书的人说哎呀，这都是绝版书，你处理多可惜啊。
定：还有绝版书哪？
印：老商务印书馆的东西。我们班有一个苏联留学生，他非想要商务印书馆出的《东北经济小丛书》，一套几十本，我就在那儿给他淘着了，正好有一套整的。一个东安市场，一个隆福寺街，隆福寺街原来也有好多旧书店，现在就剩一个了。
北京解放前胡同的好多柏油路，都是只修一半，就是有一个名人在那儿住着，从那个胡同口到他们家门口，是柏油路，再往那边，就没有啦。好多胡同都是这样。
定：你们胡同是这样吗？
印：我们胡同没有柏油路。另外，1950年、1951年的时候北京学苏联，叫作土路喷油。你这修柏油路不是得压石子儿么，压完了以后才能铺么，咱们学苏联叫土路铺油。
定：怎么说呢？
印：就是原来的路都是土的嘛，上面就铺一层柏油。苏联那气候啊，可以，我们这气候就不行。结果我到隆福寺去，夏天啊，穿胶鞋，粘到那儿动不了啦，(路面的油)化啦！
定：苏联因为没有那么热。
印：对呀。那时候学苏联都那么教条。刚解放的时候学苏联的无痛分娩法，说是生小孩的时候可以不疼，后来没有了，就证明它是不灵吧。“文化大革命”时候搞那个针刺疗法，不是也没有了嘛。
我再给您说一段华声广播电台。华声广播电台在椿树胡同，就是甘雨胡同和灯市口之间。现在叫柏树胡同，它在路北一个小楼。解放前有一个华声有一个民生，民生就在王府大街，解放以后就没了，华声呢解放以后还有，是个私营电台， 1952年“五反”的时候，这个台长跳楼死了。注40他的老婆叫朱蔷，就是后来北京京剧院唱老旦的那个，朱蔷呢这个男的死了以后就下海唱戏了，她原来是票友。
(印嘉佑先生后来来信补充)：
甘雨胡同东口外即东四南大街，对面是干面胡同。梅葆玖住路南80号小楼。
甘雨胡同东口外右边路西依次是：
① 明华楼猪肉铺
② 桂福斋糕点铺
③ 应元泰西服店(解放后改成一个小酒馆，一间门脸)
④ 不记得字号的一个干果铺
⑤ 公共厕所
⑥ 西堂子胡同把口：时昌车行。我们去修自行车，那老板总说：你们看，这辆车是梅葆玖的(有加快轴、摩电灯、手铃、电喇叭、计程器……)
甘雨胡同东口外左边路西是协通体育用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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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印嘉佑来信中附带的东四南大街周边示意图</i>
<b>(4)汪振儒与刘曾复</b>
印：您这本书访问的人，当时70多岁，现在要是活着都得90岁以上了。
定：好多人都不在了，有几个啊，我觉得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个叫刘曾复的，京剧界管他叫京剧界的国宝，知道的事太多了。
印：刘曾复的表哥在我们这儿。
定：您知道？对对对，他有一个表哥是林业大学的教授。
印：叫汪振儒。101岁去世的。
定：真的啊？他这个表哥是不是就是段祺瑞开枪的时候被打了一枪的那个？
印：打了一枪。汪振儒的父亲是溥仪的老师。
定：他父亲叫汪鸾翔。
印：这我记不得了。他是当时教育部里边搞动植物教材的编审。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教授叫朱江户。朱江户先生名叫朱刚夫，他出生在日本江户。朱江户的祖父是朱益藩，也是溥仪的老师。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前身那叫什么学堂啊……
定：京师大学堂。
印：京师大学堂的督办，当了九个月。《我的前半生》书里溥仪在天津张园有一个照片，合影，朱益藩就在溥仪旁边。瘦瘦的，留长胡子。他的孙子在我们这儿，也去世了。若在世也九十多了。
定：那个汪振儒先生，就是刘曾复的表哥，我给刘曾复做口述的时候他还特别提到过他这个表兄，说当年他考清华，就是汪先生给补习的。因为他当时整天踢球，不好好念书，考不上大学，他姨夫就说得得，让你这表哥给你补课吧。后来考上了，您说他能不感谢他吗，就这关系，他们俩。
印：这是汪振儒写的(拿出《中国植物学史》)。
定：《中国植物学史》。汪家一共是三个孩子，是三兄弟。他哥哥是专门搞曲的。
印：那我不知道。汪先生的外语特别好，他会四五种外语。我们学报给他送去，哪怕哪儿掉个字母他都给我打个电话。
定：老北京的东西有意思就在谁和谁都有联系。(看汪振儒介绍)噢，林业口第一个博士生导师。
印：汪振儒是广西人。20世纪40年代，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时，还给这位同乡发过请柬，我见过。汪振儒先生的老伴姓纪，是纪晓岚的后人。
印妻：我们学校的二级教授。
印：“文革”前的二级教授，院士才有资格当一级教授。他这是林业部当时压了，当时解放前当过院长的，在大学的学院当院长的，都是评一级教授。当时林学院归林业部管，整个我们学校的职务级别就都压了一级，所以给他评了个二级。我退休以后又开始评级，有一次我们学院小报上写汪振儒是二级教授，汪先生就发了一通火，说我那二级教授是什么时候的二级教授，能跟现在比吗？
1979年我们在广州开造林绿化净化大气的科研协作会，把汪先生请去主持会议，我给他准备了一篇讲话稿。那时候我还跟汪先生不太熟，他通过他们植物生理教研组的同志跟我说，说是老印给我写的东西能改不能改，我马上主动找他，说可以改啊有什么不能改的。因为写前我还没跟他接触过。我们从广州开完会到肇庆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去，那天爬山，他穿一条短裤，他在前头我在后头，我说：“哟，汪先生你这腿怎么一粗一细啊？”他就捋开了给我看，说我这是一个枪眼，“三·一八”留的纪念。
汪先生1983年当选农工党中央委员，1988年又当选咨监委员，就像咱们顾问委员会似的。他说农工党在我校就这么三个人，有俩去世了，就剩他一个了，他动员我参加，我说我考虑考虑再说。我说这会开得怎样？“谁不说共产党好啊，花20多万块钱开这么一会”，“20多万块钱是共产党给的，你能不说共产党好吗。”老先生实在极了。他特别好跳舞。
定：唱戏吗？
印：他是喜欢，因为有一回我上他家去，他说：“哎，那刘先生写的《京剧新序》你看看。”我说我买了一本了。
定：他也跟您提到过刘先生？
印：他过百岁生日的时候刘曾复还过来了，在六道口拐弯的那个饭馆，郭林家常菜，在郭林给他过生日，99岁过的，100岁生日，刘曾复还来了。
定：您见过？
印：我没见过，那天宴会我没去。我知道这事。他过100岁的时候我还给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我们离退休处的《流金岁月》，我是以离退休处的名义给他写的。这《流金岁月》每年出一本。
定：实在是非常有意思。
印：汪振儒跟他老伴特有意思。有一回汪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上他那儿去，有点什么事儿，一进门看有两袋奶都在地上扔着，怎么回事儿？老两口吵架呢，他老伴说：“印先生你跟汪先生说话啊，我到那儿等着。”然后我跟汪先生说，说了好长时间了，老太太在屋里说：“印先生你说完了没有？我们还没吵完架呢！”还要接着吵呢！我说：“哎呀，老两口干什么呀，求同存异吧。”(众笑)
他退休以后好多事都找我。他现在的房子住的是他儿子，他儿子“文革”时候得了精神病，经常站在阳台上骂。二儿子在林科院工作，三儿子在我们学校毕业的，到美国去了。
<h3>5.关于满族</h3>
印：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民族宫刚建好，有一个民族工作十年成就展览，展览会上有怹(指父亲)一个位置吧，好像就在最上层楼梯往里边走的拐弯的地方，有怹一张照片，就是满族人印华亭经营的服装商店。
定：特别提出满族人来？
印：因为民族宫里边搞的嘛，民族十年成就展览嘛。旁边就是程砚秋，程砚秋入党我也是在那个展览会上才知道。是总理和贺龙介绍他入党，满族的。
定：你们家一直没有像其他人家似的不敢报满族了？
印：没有。
定：民国以后好多人都隐瞒成分不敢报(满族)，大部分都改成汉人了，你们家为什么一直就没改，也挺有意思。
印：为什么没改？我们那时候考大学，少数民族的话，可以优先照顾录取，不是加分，就是平等成绩可以优先录取。你八十我也八十，你是满族我不是满族，可以优先录取你，有这么一个好处。
定：那时候有明确规定吗？
印：明确规定。
定：可是那时候这个经过您了解吗？
印：……不了解，好像没有受到什么歧视啊，而且还受到照顾。
定：您后来一直是报满族？
印：一直是满族。
定：您一直也意识到您是满族？
印：对。
定：您记不记得那时候满族的著名人物除了您父亲和程砚秋之外还有谁？
印：那时候老舍是满族啊。说起这满族啊，是90年代吧，我们学校统战部找我，说要编一本满族科技工作者的辞典，我把我们学校副高职称以上的几个满族的都给搜集了都给写了，通过我们统战部给送去了，买书的钱都交了，最后人家书出版的时候把我们学校这几个人全给漏掉了。钱倒是给退回来了。
定：有这么一本书吗？我怎么不知道啊，那里面都有谁您还记得吗？
印：原来我们学院有个院士，姓关的，关君尉，90岁去世的。还有一个叫关玉秀，那个人是满族，他的父亲是艺文学校的校长，就是现在二十八中。我们还有一位叫金承藻的，搞建筑的，我跟他没接触过，他的祖上据说是看坟的，究竟是哪个王爷后代搞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把他整得够呛，他家有几十所房子，他在学校集体宿舍里有间房，睡一个席梦思床，学生把席梦思给割了挖出俩金豆来，藏到那里面。你看这人生活是什么呢，５０年代、６０年代他就骑摩托，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要骑摩托到五道口吃饭馆的饭。“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学校职工食堂还有小灶，我就看他拿着一个小的金龙碗，黄色的那个龙碗，上小灶那儿买炒菜，跟师傅说：“您给我少来点，多了吃不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张大字报就把小灶给封了，小灶就没有了。
我们这儿现在还有几个(满族的)。有一个是我们财务科的，退休了，80多了。还有跟我同岁的一个教授，还有一个讲师，比我小几岁的。他(指编辞典的人)当时要求有副高职称以上的。
定：你们家出身不算太不好吧？
印：为了考大学我还积极要求入团嘛，临填表以前我入了团了。我是1955年6月入团的。后来一直没入党，虽然学校对我还不错，我是我们学校头一个非党的中层干部。
定：您后来是做到？
印：我们学校的期刊编辑部的主任，职称是编审。我60岁才拿到正高职称，到我们该申请的时候，又要培养跨世纪接班人了，就是比我们年岁小的那些个77级、78级毕业的，都要给个正高职。我就说，这些人非要2000年前给个正高职，2000年以后给就不跨世纪啦？就不行啦？我还不错，临退休给我弄上了，好多人还没弄上呢。
定：你们这代人也够坎坷的。
<b>附图:印嘉佑所述居住地点与活动区域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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