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侧面Ⅲ：历史的缝隙与灰烬(《看历史》杂志主编)_第五章重回现场（2 / 2）_中国历史的侧面Ⅲ：历史的缝隙与灰烬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刚刚入职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师曾体会到的那种束缚，但他没有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张扬，只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辞职，一会是以家有丧事为借口，一会又声称自己身体完全无法承受公务的要求，但都未得应允。直到真正一场大病来临，卧床数月不起，他的辞职请求才获得了批准。

袁宏道于1597年辞官之后，将妻眷寄托在无锡，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个人漫游。先赴杭州，游历西湖，继而去会稽、绍兴、禹穴、兰亭，又溯新安江游览黄山。他欢快的提到，自己“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他一路交游文友，诗酒唱和。他与陶周望、虞长孺等人谈文，与江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人谈诗，与云栖、戒山、湛然、立玉等僧侣谈禅，精神上的放松让他连呼，“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会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无眷恋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辞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即便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笑话，也寓情色于笑谑，万历版的《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而市面上公开售卖，流行的春宫图更是有二十多种，其中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还是其中精品，《风流绝畅图》还以彩色套印而成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图书。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h3>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h3>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觞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座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动。此时，正值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

<h2>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h2>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顺军到昌平。昌平的巡抚何谦逃走，总兵李守自缢。大顺军乘势焚毁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们已经到达了阜成门外，将北京城包围。

这时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在17日的夜里，杜勋向北京城头用箭射了一封信，说明他要见皇帝，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系了上来。杜勋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疆土给他，他另立为王，此后他将不奉诏，不入觐。另外，再给银两100万两犒军，他就可以暂退河南。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仓皇出逃，在故宫后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

历史在此留下了疑团：以李自成的实力，打败眼前的明朝军队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又何必开出“西北王”的谈判条件？如果朱由检真的答应了他的条件，他还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路上，二月里，他曾在宁武关与明朝军队有过一场激战。那一仗，明朝守军不过几千人，李自成的人马有几十万，但明军守将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顺军还曾经中了明军的计，一下子折损几千人。最后李自成用人海战术，前仆后继以数万人的代价，才拿下宁武。

惨胜之后，李自成心有余悸，前面的关隘还有很多，都这样打还受得了？不如先班师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们想退之时，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总兵的降表，于是又改变计划，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推论，连李自成自己都没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轻易。他在宁武关遇到的只是一员总兵官的部队，那么防守京城的，岂不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中，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写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又对此观点进行完善补充，明确提出：“老鼠‘消灭’了明朝”。

曹树基的史料根据，大部分来自华北一带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据他的勾勒，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强烈威力。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当时有位叫张真人的法师来北京，刚出宫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诵经来驱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见少。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他引的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过，明朝的军队向来腐败，驻京城部队吃空额的现象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原来到了军队发饷的时候，还可以叫许多百姓来顶替领饷，比如，叫来许多小商贩或衙门班役来充场面，但现在百姓死得人太多，连顶替点名的人手也找不齐了！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这里也同意曹树基的看法：崇祯十六年的大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h3>战争与病菌</h3>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清军呢？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待了42天，接着是另一拨改朝换代，清朝人进来在北京建都，他们不会感染上大疫？

曹树基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类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树基说。

在这个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进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后，从曹树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继续流行鼠疫。疫区一直伸延到了苏州、杭州。从症状的描述来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关于鼠疫与明末清初历史变局的各种假说。有人说，李自成的部队后来与吴三桂及清军的决战之所以大败，就是因为在北京已经感染了鼠疫，丧失了战斗力。到后来，李自成屡战屡败一溃千里，就是这个原因。而清军，占领北京后又迟迟不南下，听凭南明建立流亡政府抵抗，也是这个原因。

对此，曹树基并不敢认同。“李自成进北京后，应该说鼠疫对战争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后来发生的那些都属于政治史了。至少从史料上来说，没有李自成及其部将士兵染病的记载。”

“这一点确实比较诡异。从历史记载上看，李自成的部队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疫区，发生了大疫，但是确实没有李自成部队本身受感染的记录。”

关于战争与疾病的因果关系，曹树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写过一篇论文，讲述太平天国战争时，霍乱的流行怎样对这场战争发生影响。

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到了决战时刻。清军一方，曾国藩的部队本来已经形势大好，满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南京。不想，一场凶猛霍乱使得“士卒十丧四五”，死去的人数以万计，有时军中病人连侍候服药的人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正是太平天国一方大举反攻的好时候。可是，霍乱同样也袭击了他们的军营，使得他们也无力进攻。这样，战争进入了僵持。本来预计马上会结束的战争，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说。

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响战争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论文和结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曾国藩的书信。

在以往，人们只关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在正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疫病记载不但少而且相当模糊。曹树基说，他做这段研究时，看了大量地方志，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历史资料是来自明人的笔记。

如果我们仔细去对应战争的轨迹与疾病的轨迹，仍会发现许多对不上的地方。或许，疾病流行本身的规律我们还没有悟透；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记录者也好，后世的阅读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换代的大事变所遮蔽，已经无暇关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飙之中，那藏在人间角落里的小小老鼠。

<h3>人与鼠：战争与和平</h3>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鼠疫最初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末的几场大鼠疫，都是从山西开始的？曹树基开始注意到，自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有大量的汉人迁入，大片原来的牧场被开垦成农田，这里的生态环境变了。

历史记载，大批汉人进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间（1533-1534），大同边卫发生变乱，许多汉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们还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那里耕田。也有记载说蒙古俺答也从内地虏掠汉人过去，从事农活。

本来在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老鼠。它们中也会有携带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带菌老鼠的种群小到不足以传染流行，就没关系。在草原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曹树基说。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过去，改变了这种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就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发生旱灾的情况下。

据鼠类专家的研究，一旦发生旱灾，老鼠会到处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窜到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而因为它们吃不饱，会导致体质变弱，这时它们身上带的跳蚤会格外多，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升高，又促进了鼠疫杆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

这时的老鼠对人就相当危险了。可是恰恰这时，人们——受了旱灾的饥民们，偏偏要到处找老鼠。他们需要刨鼠洞里的粮食充饥。可以想见，这时人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老鼠们存下的粮食，更有老鼠们身上的跳蚤、和跳蚤们所带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历史记录，关于灾荒特别是旱灾的记录触目惊心：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h2>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h2>

清政府1895年初在与日本的甲午之战中落败，被迫求和。双方谈判地点定在日本马关（现称“下关”）。这个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小镇由此闻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3月14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携其子李经方，二品顶戴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美国顾问科士达以及随从医生、武弁、厨师、茶房、轿班、理发匠等共计135人的庞大使团，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礼裕”号，从天津港起航，19日上午8点到达马关港。日方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等人到港口迎接，并照会清政府代表团：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为日方议和全权代表。双方约定，次日下午3点在春帆楼举行第一次会议。当天，使团按预定方案暂住在船上。

马关港口除了有接待的日方工作人员，还挤满了看热闹的日本人。其中夹杂着不少玄洋社、神刀馆等当时日本黑社会的暴徒们。这些人挥舞着太阳旗和日本军旗，狂呼“打到北京去，占领全清国！”“杀死李鸿章，反对媾和”等口号。此情此景，让李鸿章原本欠佳的心情越发沉重。

李鸿章：“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

3月20日下午2时30分，李鸿章等乘坐汽艇“小野田”号抵达阿弥陀寺街镇守神社前的临时栈桥，上岸后坐轿进入谈判地点春帆楼。随员有李经方、罗丰禄、伍廷芳等9人。罗丰禄携带用丝织品包裹的卷轴国书。据日方当日报纸报道：李鸿章脸色壮实，穿黑色上衣、褐色缎裤子，脚着薄底快靴，戴金边白玉眼镜，身高五尺六寸左右，高于他人。出船舱与登石阶时，由两名侍者搀扶。出船移步至栈桥时，见观者人山人海，似乎流露出担心人多势众的表情，但又立即端正严肃地进入轿内。相比之下，李经方则面色明显衰老，因其曾在日本任职两年，故登陆后表现比其父亲要镇静许多。他面露笑容，频繁向围观人群挥手致意。

3时，中日双方第一次议和会议在春帆楼开始。中方出席人员为：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参赞官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日文翻译官卢永铭、罗庚龄。日方出席人员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内阁书记馆长伊东已代治，外务省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会场陈设简单，一张长方形大桌，上罩淡黄色桌布，桌子周围摆着十多把靠背椅。考虑到李鸿章已年逾七旬，日方在李的座位旁摆了一个精美的陶瓷痰盂。

谈判之前，伊藤博文宣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无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警卫人员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各旅馆的旅客出入，均须接受官厅检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国议和专使的密码电报均可拍发，公私函犊概不检查。由于清政府的密码之前已经被日本人破译，李鸿章与清廷在之后的往来电文，日方一览无余。这也直接导致清政府在谈判桌上处处被动。而这一点，清政府直到谈判结束也没有意识到。

双方首先寒暄了一些诸如旅途辛苦、接待是否满意等无关紧要的话，然后互相审阅对方的全权资格。李鸿章将随身所带的黄绸包袱解开，从绘有黄龙的筒中取出全权证书正文本，连同英译本亲手交给伊藤博文。伊藤也将天皇的委任证书正文及英译本交给李鸿章。双方在翻译的帮助下互相审阅。随后，李鸿章拿出了一份用汉、英两种文字写成的要求停战的备忘录，由罗丰禄宣读，提出：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接着，双方又闲扯了一会。双方列席的工作人员商洽了迎送礼仪等，并商定：清政府使团21日移驻岸上日方准备的下榻地——引接寺，21日下午开始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15分，第一次会谈结束，时长75分钟。

当晚，李鸿章回船后，向国内电告了首次会谈情况，表示日方在停战问题上“意似游移”。

李鸿章：“只有听从阁下意见。但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办。”

伊藤博文：“阁下认为苛刻，是因为我们各自意见不同，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

3月21日上午10时，中方使团登岸，住到引接寺内。

下午2时30分，第二次谈判举行。双方围绕停战问题展开辩论。

日方首先提出了停战条件，由伊藤博文亲自宣读：1.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上述三地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需品交给日本军队；2.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交由日军支配；3.停战期限内中国负担日本军事费用。

李鸿章听后大惊失色，连呼“太苛刻了，太苛刻了”。大沽、天津等乃京畿要地，如让日本人占领，那北京将岌岌可危。他勉强稳住情绪，问：“大沽、天津我国驻有很多军队，日军占领此地，我们的军队驻到哪儿去？”

伊藤答：“那还用说，当然送往贵国认为合适的地方。”

李鸿章又问：“天津除有驻军外，还有众多官署。如果你们占领了，各官署能否照原样保护？”

伊藤不耐烦地回答：“这些细节，可另行商议。”

李鸿章：“这件事关系重大，请允许我方作充分考虑后再答复。”

伊藤：“多少天？”

李鸿章：“一个礼拜后？”

伊藤：“太久。”

李鸿章：“4天后答复如何？”

伊藤：“越快越好，我的意思是限3天内答复。”

李鸿章：“只有听从阁下意见。但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办。”

伊藤：“阁下认为苛刻，是因为我们各自意见不同，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

下午4时20分，会谈结束。双方各自离席。

当晚，李鸿章向总理衙门电告了日本的停战条件。同时，他也给在天津的家眷发了封密电，告知：“不允停战，家眷速行。”

李鸿章的电文送达北京。光绪见了大惊失色，立即求见慈禧太后。慈禧以生病为由，没有面见。于是光绪只好命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前往各国驻华使馆商议办法。各方使馆一致认为应先了解日方的议和条款，再作打算。清政府也怕再僵持下去影响和谈，便电告李鸿章将日方停战条件“暂置勿论，向日索和议之条款”。

这份电报于23日下午6时35分发到马关电报局，但却被日方扣押至24日中午才送到李鸿章手中。此时，距第三轮谈判开始仅剩不到3个小时了。

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嘱咐随员将换下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浣洗。面对袍服上的斑斑血迹，他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3月24日下午3时，第三轮谈判在春帆楼继续进行。

李鸿章首先表达了先议和后停战的意思，正中伊藤下怀。伊藤看了日方的复文后，用日语与陆奥宗光商量了很长时间，又再次对复文的英文本、汉文本看了一遍，然后问李鸿章：“停战谈判，中堂是否打算搁起不提？”

李鸿章答道：“暂且搁起，我来时专为议和起见。”

谈判快结束时，伊藤有意无意地突然提起了台湾问题：“我军已向台湾前进……台湾究竟住有何等人民？”

李鸿章听后面露惊愕。他深知日本素有侵占台湾的想法，便想用英国向日方施压，“贵国若占领台湾，英国将不能置之不理”。

不料伊藤不为所动：“英国现局外中立，没有任何干涉的理由。”

李鸿章：“英国虽然中立，但台湾与它自身利害攸关。”

伊藤边笑边说：“利害攸关的不是英国，而是你们吧。”

李鸿章：“不是，因为台湾接近香港。”

伊藤不耐烦地答道：“不只是台湾，你们国家版图内任何部分要想割让，其他国家都无权干涉。”

下午4时15分，谈判结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10时会晤，开始讲和谈判。李鸿章神情疲惫地走出春帆楼，坐上蓝色“驾笼”小轿，返回驿馆引接寺。其他代表团成员乘坐人力车在后跟随。

从春帆楼经阿弥陀寺至外滨町的道路两旁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看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日本警察沿途设岗，严密警戒。当小轿转过外滨町，距引接寺所在地的山坡脚下不足60米时，忽然从胡同中冲出一人，在距李鸿章的轿子不足2米时，他举手枪向轿中射击，李应声倒于轿内。随员们急忙上前探视李的受伤情况。李受枪击时，戴着眼镜，眼镜稍低。子弹穿过左边镜片，击中李鸿章左面颊，血流不止。破碎的镜片落在李的衣襟和轿子内。

轿子抬至驿馆时，李鸿章因流血过多已昏厥过去。众人急忙将他抬进卧室，两名随行医官当即赶来，为李鸿章止血裹伤。不多时，日本医生也闻讯赶到，与中国医官共商抢救之策。

众随员有的茫然无措地肃立于李鸿章卧榻前，有的向医生探问李鸿章有无性命之忧，有的为抢救李鸿章里外张罗，忙个不停。一时间，驿馆内的气氛十分紧张。

良久，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嘱咐随员将换下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浣洗。面对袍服上的斑斑血迹，他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当晚，他向国内报告了自己被刺杀的经过，并表示谈判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刺杀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助，1869年生，是日本浪人社团神刀馆的会员，刺杀当日就被日本警察捉住。

小山的刺杀行为，反映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狂热的国民情绪。据小山丰太郎供述，他认为李鸿章是日清两国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有杀掉李，日本才能获胜。3月，他听说李鸿章要来日本马关，便购买了短枪一支和多发子弹，12日午后从东京动身，经陆路于24日抵达马关。4时30分左右，他见李鸿章乘轿从此处经过，便冲出人群举枪向李射击。他原准备射击李的胸部，以便一枪毙命。但由于紧张，加上是隔着轿子的玻璃射击，因此误中左下眼窝。

实际上，小山丰太郎的行为，并非如他所说是自发的，而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的刺杀行动。

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海陆两路战场上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军界和政界一些狂人和野心家。以日本大本营首席参谋官、“征清都督府”总参谋长川上操六，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等为代表的人，都希望战争继续，反对本国政府与中国议和。

中日议和谈判开始后，川上操六秘密会见了日本秘密社团玄洋社头目之一平冈浩太郎，向他表明了反对停战的态度，希望借助黑社会的力量破坏谈判，使议和失败。平冈浩太郎认为要使两国谈判破产，必须干掉李鸿章。这个主意马上得到了川上操六的高度认同。平冈于是便派人物色了小山丰太郎，让他充当杀手，伺机刺杀李鸿章。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伊藤博文提出：“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李鸿章）所一再恳求之休战，较为得计。”

李鸿章面露喜悦神情：“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

李鸿章被刺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在国际上引发强烈谴责。3月25日，德国、美国、英国公使先后前往日本外务省表明各自立场。德国公使认为：“关于李鸿章之事件，无疑已在欧洲惹起对日本的恶感。”英国公使称：“此次事件甚为可叹，给欧洲恶感甚大。”美国公使也认为：“欧美对此抱有甚大恶感。”26日晨，日本驻德国青木公使给陆奥宗光发电报称：“整个欧洲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表面的文明。”

鉴于李鸿章被刺在国际上引起了各国对中国的普遍同情，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当夜往见伊藤博文，提出：“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求之休战，较为得计。”伊藤对此完全赞同。他立即致电在广岛的内阁成员，征询意见。

在广岛的多数阁员联名电说：“目下实行休战，对我国不利，请再加考虑。”26日，伊藤博文来到广岛，召开有内阁重要成员及军政界元老参加的重臣会议。会上，伊藤强调指出了如果不停战将会造成的危害性。经过讨论，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并报明治天皇裁决。27日夜，他将停战决定及主要条件电告在马关的陆奥宗光。

3月28日，陆奥宗光受伊藤博文全权委托，来到中国使团驻地，向还在养伤中的李鸿章陈述日本政府应允无条件停战之意。李鸿章的半边脸还缠着绷带，仅露一眼在外。他听此消息后露出喜悦的神情：“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当日下午，他派李经方前赴会议厅进行协商。李鸿章本人躺在床上，与日本外务书记官井上围绕具体停战条款，进行商讨。双方经过多次修正，最后折中达成协议。3月30日，中日双方缔结了停战协定：1.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军，均遵照停战条款；2.中日两国军队各自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间不得互为前进；3.所有两国前敌军队，无论攻守，各部增加前进，并不添派援兵；4.停战期限到4月20日。

在此期间，日军于3月26日攻占澎湖马公城，并在城内设澎湖行政厅，实现了对澎湖的实际占领，为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增加了砝码。

伊藤博文对李经方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

总理衙门复电“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

4月1日上午10时，第四次会谈在春帆楼举行。双方主要围绕“是日方提一条、商讨一条还是日方提出全部议和条款再商定”进行争论。

陆奥宗光表示，可以先行提出全部条款，但要求中方必须在三日内答复。李经方表示，必须先提出全部条款主张，但对三日答复的意见则不置可否。日方最后同意在限期答复的前提下，将条约内容全部提出后，再逐条逐项依次议定。11时45分，会谈结束。

李经方回到住地后，立即向父亲汇报了会谈情况。李鸿章立即照会陆奥宗光：同意日方条件。日方收到李鸿章的照会后，当日下午2时，派外务大臣书记官、秘书官前往引接寺，将日方拟讲和条约稿本日文、中文、英文各一份，面交李鸿章，并声明限4日内答复。李鸿章戴上眼镜，坐在病床上读了数行，感觉力不从心，就让李经方代读。条约底稿主要内容是：1.承认朝鲜独立；2.割让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3.赔款3亿两白银；4.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李鸿章听后，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请美国顾问科士达来商量。按照科士达的建议，当日晚分两次将合约底稿内容电告总理衙门。

4月3日晚，电文到达北京。军机处次日上奏光绪帝。朝中大臣翁同龢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对割台不以为然，双方争论不休。军机大臣们于是一同到当时卧病在床、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府中商讨对策。奕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会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几乎就在军机大臣们一筹莫展的同时，陆奥宗光向驻俄公使、驻美公使、驻英公使、驻法公使等发出将媾和条件秘密提示给各国政府的训令。

同日，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先后约见英、俄、法、美等国驻该国公使，向他们通报了日本的媾和条件。次日，又秘密地通知了德国公使。显然，日本在防止中国争取列强支持方面，又走在了前面。

4月5日，日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已到，但清政府却依旧没有商讨出任何结果。不得已，李鸿章派伍廷芳向中田秘书官送交对日方和约底稿的答复说帖。说帖内容分朝鲜自主、让地、军费、通商权利四部分。除了承认朝鲜独立外，对其他三部分都提出了长篇驳辩。

由于中方的驳辩有理有据，陆奥宗光阅后认为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详尽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文章”。伊藤主张彻底反驳。陆奥则认为：“论驳之端不可开，与其空论，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

4月6日，伊藤派秘书官中田向李鸿章面交了日方对中方说帖的反驳照会：“或全案、或按条，是否应诺，予以明确答复。”8日下午，伊藤派人请李经方到其住处梅坊谈话，当面质问李经方：“我们一周前就提出约案，为什么中方至今还没有明确答复？”并对李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