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早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对修道感兴趣。在康熙诸皇子的“夺位大战”中，迷信天命的胤禛曾嘱咐前往福建任知府的谋士戴铎寻访高明的道人。戴铎果然在武夷山找到了一位“语言甚奇”的道人，并请他为主子胤禛算命。道人算出了一个“万”字，让胤禛振奋不已，从此对道士更有好感，经常与道士参修论道。他还自称“圆明居士”，作《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将自己的名字排列在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大师之后。
雍正即位后的最初几年，可能因为要忙的事实在太多，所以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六年的这一段时间，从史料中很少发现雍正炼丹修道的痕迹。
雍正七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好几个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甚至将自己在圆明园秘藏传位诏书的事情悄悄告诉了张廷玉和鄂尔泰，似乎对后事都作了安排，幸好在御医的调治下闯过了鬼门关。
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保命，他开始大规模地向各地征访名医术士。雍正的心腹、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了一位有“神仙”之称的道士贾士芳。贾士芳入宫后手到病除，颇见奇效。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多月后雍正突然下令将贾士芳下狱治罪，最终“斩立决”。据说是因为经贾士芳调治之后，雍正的病情还有所反复，时好时坏，后来雍正感到自己被这个“异人”耍弄了，“伊（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
但杀了一个贾道士，不等于雍正就从此不信道士了。不久，又召江西龙虎山的高道娄近垣入京。娄近垣在御花园内设坛礼斗，以符水治疗，雍正果然病愈，还于雍正十一年喜得儿子弘曕。娄近垣自然备受恩宠，被雍正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主持之职。龙虎山道观也沾了娄近垣的光，得库银一万余两，大兴土木，焕然一新。
雍正十二年，娄近垣奉命回龙虎山督造道观。宫苑内的修道之事由张太虚、王定乾主持。张、王二人与娄近垣不同，更注重于“炉火修炼”，以金丹大药来给雍正治病，企图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娄近垣可能也用丹药，但比较谨慎）。可能就是这两个人炼的丹药，最终让雍正送了命。
为皇帝炼丹当然是绝密事件，在官书正史上没有记载。但研究人员仍通过清宫秘档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活计档》记载，在雍正八年冬天，运入圆明园4000余斤木柴煤炭和矿银等物，开始在园东南角的秀清村为雍正开炉炼丹。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熄灭。从雍正九年到十三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个月两三次。累计动用黑煤192吨，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炼丹必备的矿产品以及其他相关物件。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由此炼成。雍正服后，感觉良好，还拿出少许丹药赏赐给出征将士。
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又有200斤黑铅运入圆明园。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致人死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常年服用丹药，毒素早已渗入到五脏六腹，但很可能就是这200斤黑铅，最终让雍正毒发而亡。
雍正暴崩后的第三天，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便发布一道上谕，下令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在宫苑中炼丹的道士全部驱逐，令其各归本籍，告诫他们对宫中及先帝的一言一行，不准在外谈起，如有违反，绝不宽贷。并特意强调，先皇雍正喜好“炉火修炼”，仅是作为“游戏消闲之具”，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作为新天子，万机待理，为何要这么急迫地专门发布上谕将这些道士赶走?且还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作一番辩解？合理的解释是，正因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乾隆恨不得将怂恿父亲吃丹的道士碎尸万段，只是热丧期间不宜杀人，且要顾及皇家体面，不便公开将他们公开处死，只好一赶了之。
<h3>其他死因说</h3>
关于雍正之死，除了“丹药中毒说”外，还有若干种其他说法。
1.“累死”说
雍正虽然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帝位，但从他上台后的政绩来看，他还算是中国历史上政绩最为突出的君王之一。作为“康乾盛世”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举凡国家政制、吏治人事、财政赋役、军事战略、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无巨细，雍正都躬身规划，建树颇多。要处理这么多的政务，雍正的“勤奋”的确非常人可比，经常白天亲政、议政，夜晚批览奏章。所作批语，少则数十字，多达一千多字，且“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后来，雍正挑选自己朱笔批阅的奏章7000多件，陆续编成360卷的《朱批谕旨》。而实际上，雍正亲笔朱批的奏折远不止这些，总数有数万件之多。经常熬夜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可能是导致雍正患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
2.“春药致死”说
雍正曾说自己“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大义觉迷录》）这种自我表白未必可信。雍正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事情太多，政敌无数，还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称职的皇帝，所以才做出不好色欲、自我节制的样子来。可雍正七年之后，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政敌也摆平了，制度也理顺了，相对于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与之有关的病症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有史料可考，雍正的后宫从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有二十几人，可能还有一些隐在后面“没名分”的。考虑到雍正在位的时间才十三年，实在不能算是“甚少”。为了应付这么多妻妾，使用“春药”一定必不可少，不排除雍正因过度服用“春药”而被“色杀”的可能。朝鲜有一本书叫《承政院日记》，是朝鲜使者写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书里记载“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当可作为雍正死于女色的一条重要佐证。
3.“人参补死”说
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宫廷医疗档案，其中医案《人参底簿》的记载，反映了清宫中大量食用人参的习俗。雍正十年五月雍正移居圆明园，至年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皇家内廷共使用人参800多斤；雍正十三年的《太医院用人参药档》载，宫廷用掉的人参达230斤。按照惯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门供皇帝、太后和皇后三人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的（清宫所用的四等参如今已十分少见，五、六等参相当于今天的一等野山参）。雍正本人到底食用了其中的多少好参，无可稽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食用人参的数量一定是很惊人的（雍正的父亲康熙特别谨慎，一般不用人参补身，但雍正嗜好人参）。这是不是造成雍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值得怀疑。
4.“中风或其他不明病症致死”说
著名清史学者郑天挺在《清史简述》中曾提到雍正是中风而死，但没有详述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这个论断还需用史料来作进一步证明。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脏病、脑溢血、中风等疾病瞬间丧命是完全可能的。雍正之所以暴崩，有可能得了这几种病的一种或多种。
此外，从史料上看，雍正一向患有严重的“畏暑病”。在朱批中，常因天气太热而自嘲“字画潦草”“可笑之极”等字样。为了不影响正事，他还让人制作了许多机械台扇，以便在盛暑时使用。雍正后来得病，很可能与他酷暑贪凉有关。另一方面，雍正同他的祖上不同，不爱运动，深居简出，很少参与骑射狩猎活动。从故宫所藏的雍正画像上看，他年轻时尖嘴猴腮，但晚年时明显发福，可能也与他不爱锻炼、缺乏正确的养生之道有关。这就使他体质虚弱、难以抵挡病魔的侵袭而毙命。
5.“综合死因”说
雍正之死，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他多年勤政，体力透支，且因惧怕报应而长期心神不宁、夜不能寐；二是常年服用丹药、体内大量积毒；三是过度的人参进补，反受其害；四是性生活没有节制，淘空了身体，靠春药支撑而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伤害；五是不爱运动，抵抗力差……可能还患其他疾病，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了雍正的猝死。
<h2>乾隆身世之谜</h2>
乾隆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之一，当了60年皇帝，活到了89岁。他在位期间，大清帝国经过其祖、父辈近百年的努力，根基稳固、欣欣向荣，正处于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持续的“盛世”时代。在他的治下，清朝取得了文治武功的成就，终其一生，鲜有不顺心之处，所以晚年自诩“十全老人”。但是，二百多年来乾隆的身世一直没有个明确清晰的说法，他出生在哪里，他的亲生母亲到底又是谁？
这还要从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说起。
<h3>千里追《遗诏》</h3>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外出打猎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猝然崩逝。随扈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匆匆忙忙拟写了一份《遗诏》，经刚继位的道光皇帝过目后，誊抄多份发往全国各地以及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然而没多久，朝廷又下令追回所有《遗诏》，并且特别指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错诏”截留封存。很快，修改过的“新诏”又重新发出，而“错诏”的草拟者托津、戴均元等人则被开除出了军机处。
让道光帝如此兴师动众、大费周章的两版《遗诏》，区别主要在一句话，它在“第一版”中是：“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而在“第二版”中，这句话改成了“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画像）在焉，予复何憾?”两版《遗诏》相比，“第一版”提到避暑山庄是乾隆的出生地，而“第二版”则“删除”了这种说法，修改为避暑山庄里有乾隆和雍正的画像。
如果时间往回推十几年，我们会发现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也曾为同一件事“纠结”过。1807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帝在审阅朝臣编修的记载乾隆帝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时发现，这两部重要的文献典籍都把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雍和宫原为乾隆的父亲雍正为雍亲王时的王府，雍正继位后将王府赐给了藏教喇嘛当作寺院，改称雍和宫），当即命令编修大臣就此进行核查。负责这两部典籍编纂工作的刘风诰提供了此说的依据——乾隆自己做的诗，而且不止一首。其中一首是乾隆在瞻仰祭拜雍和宫后做的，其中有一句“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这句诗的意思是：我（乾隆自称）正月初七这天到雍和宫祭拜，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在另外几首诗里，乾隆也一再说自己诞生在雍和宫，甚至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雍和宫的东厢房。
乾隆亲自写下的诗，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写下的很多首，“当然”是证明编纂人员并没有搞错的最佳证据，嘉庆最终也认可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中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是这么写的：“……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乾隆）于雍和宫邸。”
这件事虽然以嘉庆认可“雍和宫说”而结束，但是总透着奇怪。先说乾隆，按说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出生地，是不太会去大肆宣扬的，因为这不过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事实而已。可乾隆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或者说生怕别人搞错。而嘉庆呢，一开始却是对“雍和宫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呢，是他一向认定乾隆是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而且也是有诗为证——嘉庆自己写的诗。
乾隆在登基满60年的时候“退休”，把皇位让给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庆皇帝，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嘉庆刚登基的前两年，“太上皇”两次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都陪着去了，并且写诗祝寿。这两首诗后面的注解里都记录了同一个信息——嘉庆的曾祖父康熙在辛卯那年肇建了避暑山庄，而他的皇父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也就是说，早在嘉庆帝让大臣们核查乾隆出生地之前十多年，他就已经对“避暑山庄说”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只是后来发现“皇父”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出生在雍和宫，才不得不“改口”。不过，就仿佛一个人一直在努力严守一个秘密，却在最后的时刻说漏了嘴似的，嘉庆在弥留之际终于没坚持住，冒出一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
嘉庆帝说漏嘴的地方，由他的儿子道光帝“千里追遗诏”及时弥补上了，这似乎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一件本来不算事儿的事儿，被这祖孙三代一再地强化，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从而催生了有关乾隆身世的各种民间传说。
<h3>“草房诞子说”</h3>
早在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写诗说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而且地点非常具体：狮子园。
狮子园是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小园林，因背靠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去避暑山庄时常有皇子随行，不过皇子们不住在山庄里面，而是住在山庄边上的临时性园林里，狮子园就是康熙第四子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随驾期间的临时住处。狮子园中有一处不起眼的房屋，名为“草房”，匾额上的“草房”二字为雍正御题。乾隆继位后，曾多次“驾临”“草房”，写下数十首以“草房”为题的诗作。一个地位尊贵的帝王，为什么对一间毫不起眼的“草房”情有独钟？难道仅仅是为了“缀景”和“示俭”？于是有人猜测，乾隆可能就出生在这里！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地方，又和雍正的一段传闻有关。
传说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一年冬初在木兰围场打猎，射倒了一只梅花鹿，他当即叫人把鹿宰杀，大口喝起鹿血。鹿血有很强的壮阳功能，雍亲王喝后难以自持，就随便拉住避暑山庄行宫里一位很丑的李姓汉女发泄了一番。事后，雍亲王把这段露水姻缘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秋中再来，李姓汉女已经大腹便便。康熙偶见此女，大为震怒，经过追问，才知道是四阿哥雍亲王干的。康熙正在大骂雍亲王“下流种子”的时候，那位李女马上就要临产了。为了不让她污亵行宫，康熙就指着一座马厩让她入内分娩。这个马厩是用干草搭的，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乾隆），竟诞生于此焉”。
最早将这一“秘闻”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在《古今文史》（半月刊）上刊登的《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叫周黎庵，是根据晚清遗老、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冒鹤亭的口述写成的。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的《乾隆出生之谜》和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清朝的皇帝》，都采用了这一说法，甚至指出李姓女子的名字叫李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所以康熙下旨让胤禛府里的格格（低级侍妾）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庄练还提出了三条史料，作为旁证。
一是《清圣祖（康熙）实录》第二百四十七卷载，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亲王专程赶赴热河向皇父康熙请安。根据时间推断，这正是那个李姓女子临产之前。康熙之所以要把雍亲王召到热河，是为了当面确定雍亲王就是那个“种玉”之人。
二是乾隆朝一位官至御史的管世铭有一首《扈跸秋狝纪事诗》，诗后小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日临驻”，管世铭是乾隆秋狝时的随行人员，他留下的文字应该是可靠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避暑山庄说”在朝臣、亲贵的小范围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
三是清代官修《热河志》中专门将“草房”记入“狮子园”条目中。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为什么要将这一处不登大雅之堂的“草房”记入其中呢？
关于“草房诞子说”的“女主人公”，除了李氏女子一说外，还有“傻大姐”说、“承德贫女”说等多种说法。不论是哪一个版本，要说明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乾隆的母亲是一个汉女，乾隆有一半是汉人血统。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雍正继位前后的种种劣迹，使他树敌太多，这段“鹿血”传闻，让他的“公众形象”又降低了一层。第二，乾隆“半个汉人”的身份，则反映了当时具有“反清复明”情怀的人的一种愿望。当然，相比“半个汉人”的说法，还有一种更彻底的、更符合汉人口味的说法——乾隆的父母都是汉人，所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h3>“海宁换子说”</h3>
所谓“海宁换子”，说的是乾隆本是海宁陈阁老（陈世倌）之子，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雍亲王胤禛也生了个女儿。结果胤禛“偷龙转凤”，偷偷地把女儿换给了陈阁老，而把陈阁老的儿子——即后来的乾隆留在了府里，当作自己的儿子。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满清外史》中的《弘历非满洲种》，后来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钱塘九钟主人《清宫词》、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等都将“海宁换子说”大加演绎，而影响更大的，则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而展开的。书中，反清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还说乾隆左股有胎记。金庸还虚拟了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这一人物，陈家洛继于万亭之后成为红花会总舵主，在得知自己与乾隆的身世后，曾试图劝说乾隆与红花会结盟，恢复汉人朝廷，但最终失败。
金庸的武侠小说精彩纷呈，在华人世界流传极广，“海宁换子”的故事因小说的流传而广播海内外，让一般没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信以为真，但事实并非如此。
野史、小说里都说当乾隆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陈世倌后，对陈优礼有加，官拜内阁大学士。乾隆朝确实有个内阁大学士叫陈世倌，但此人并没有得到乾隆帝的“优礼”，却因一次无关紧要的出错而被乾隆帝训斥了一番，革掉了官职，一点情面都不留。如果陈世倌是乾隆帝的亲生父亲，何至于如此无情？！
更重要的是，乾隆降生时，胤禛的长子、次子虽然已夭折，但第三个儿子已经8岁，且有一个王妃已经有孕，而此时胤禛才34岁，正当壮年，生儿子的机会有的是，哪有必要偷偷摸摸地用女儿去换个儿子进来。所以，乾隆是“纯种汉人”的说法荒诞不经。不过，近年来发现的一则史料，使乾隆是半个汉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h3>最接近于真相的说法</h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年公布了一则雍正元年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全文如下: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这件档案是未经任何篡改的原始资料，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而根据这份原始档案而修纂的《清世宗（雍正）实录》则这样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上述两份资料有不少不同点，比如，裕嫔、懋嫔的姓氏对应错了，不过最大的不同点是：被封为熹妃的，在原始资料中是“格格钱氏”，到了《清世宗实录》变成了“格格钮祜鲁（禄）氏”。册封“熹妃”是同一天发生的同一件事，被封为熹妃的钱氏和钮祜禄氏应该就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她们在不同的记录里有着不同的姓氏呢？其实，姓氏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钱是汉族的姓氏，清朝特别是清初，汉族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汉女哪怕入了宫入了王府，也很少有机会当上高等级的皇家嫔妃或者王爷妻妾。钮祜禄这个姓呢，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它是满洲八大姓氏之一，而且是出皇后的姓氏：前有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顾命大臣遏必隆之女），后有道光帝的孝全皇后，还有实际上比西太后慈禧地位更高的东太后慈安——这些钮祜禄氏，可都是她们的皇帝丈夫在位时封的货真价实的皇后，至于清史上的钮祜禄皇妃等，那就更多了……两相比较，“格格钱氏”变为“格格钮祜禄氏”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抬高这个女子的身份。也就是说，作为雍正第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母亲的那个女人，应该是一个汉族女子，后来为了要抬高身份而改了一个满姓。
联系传说中的“草房诞子说”，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几种推测：
第一，正史档案中的汉女“钱氏”，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汉女“李氏”，她在承德狮子园的“草房”里生下了乾隆后，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北京的雍亲王府里来，成了雍亲王的低级侍妾“格格钱氏”。
第二，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的的确是汉女“李氏”（或其他传说中的汉女），但由于地位太低，或者像传说中说的，李氏因为长相丑陋，胤禛只想要儿子不想要她，所以在雍亲王府里给小弘历另找了一位养母——“格格钱氏”。
第三，乾隆的确是“格格钱氏”所生，而且就出生在雍亲王府。
第四，“格格钱氏”可能在康熙四十九年“木兰秋狝”时陪胤禛住在狮子园，发现怀了孕，不便带回北京，所以就留下来一直待到第二年把孩子生下来。
不论是以上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生下弘历的这个女人，产子时最高的身份，可能就是汉女“格格钱氏”。如果钱氏只是乾隆的养母，而其生母另有其人，那么这位女子的地位也只会比“格格钱氏”更低，有可能就是做粗活的宫女甚至宫外女子。至于“避暑山庄说”，其实是附会在“半个汉人”说法上的一个小细节，不过这个细节非常“敏感”，因为它关系到一位大清皇帝的血统是否纯正高贵的问题，所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才会对这个说法“前赴后继”地“敏感”不已。
比较接近真实的推测是：因为汉女的身份，或者再加上本人姿色平庸，“格格钱氏”在“雍亲王时期”即使有了个儿子（不管是亲子还是养子），却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她的儿子“子以母贱”，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也一直没有得到父亲雍亲王的多少关注。至于当雍亲王变成了雍正皇帝后，“格格钱氏”突然时来运转，一下子从“格格”变成了“熹妃”，还改了一个高贵的姓，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母以子贵”。因为在当亲王的时候，胤禛春秋鼎盛，总觉得自己有的是生儿子的机会，所以对这个身份低下的儿子并不重视。可没想到等到他继位时，存活下来、已经长到十多岁的儿子，只有三阿哥弘时、四阿哥弘历（即“格格钱氏”生的这一位)、五阿哥弘昼三个，即使是按照排行来算，弘历也是第二位可能的继承人。更何况，长大的弘历在兄弟辈中逐渐显示出了非凡的聪慧和优秀，越来越为雍正所看中。这么一个优秀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儿子，如果有一个汉族血统的母亲，说出去不太好听。于是，“熬”了20年的“格格钱氏”，终于沾了好儿子的光，改了满洲大姓、封了妃子。再后来，年贵妃和皇后相继去世，熹妃一时成为后宫地位最高的人，统摄六宫。雍正暴崩后，弘历成了乾隆皇帝，熹妃成了皇太后。皇太后高寿、健康，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被称为“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太后”。
引人注目的是，这位皇太后多次被“皇帝儿子”侍奉着出游，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登泰山是为了皇帝“封禅”；去避暑山庄是从康熙开始的皇家传统（当然也可能和“草房诞子说”有关）；至于下江南呢，据说是为了巡视“海塘”，也就是为防钱塘江大潮成灾而修建的堤坝，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间广为流传的“海宁换子说”。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乾隆四次陪太后南巡，其实是陪母亲“回家看看”。钱氏是江南大姓，皇太后的老家有可能就是海宁，也有可能是嘉兴、绍兴、苏州、杭州、南京……或是南运河岸边、钱塘江江边的某个小村镇，是不是凡南巡巡幸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呢？这一切，都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h2>嘉庆遇刺之谜</h2>
在清代宫廷史上，有一位皇帝差点在宫廷里遇刺，他就是嘉庆皇帝（爱新觉罗?琰，1760-1820），而且是两次遇刺，两次未遂。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自圆明园还宫（紫禁城），将入顺贞门时，突然有一个叫陈德的人持刃向他扑来，几乎遭遇不测。事过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突然有一伙天理教徒，分两队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突入宫内，其中一队一直攻到隆宗门外，被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等组织的侍卫击退。因这一年为农历癸酉年，所以史称“癸酉之变”。这次嘉庆本人不在现场，有惊无险，但“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其震撼力是前一次所无法比拟的。
<h3>厨役行刺嘉庆</h3>
关于嘉庆第一次遇刺，《清史稿》和《清实录》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好在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中有一套《嘉庆八年仁宗遇刺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此案的始末。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这一天，一个叫陈德的中年男子，带着自己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从东华门混入紫禁城，然后绕到皇宫的北门神武门一带，潜伏在顺贞门外西厢房山墙的后面，看着嘉庆坐着轿子即将进入顺贞门时，突然窜出，手持尖刃，直奔嘉庆冲去。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守卫神武门、顺贞门之间的上百名侍卫，他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有嘉庆的侄子、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喀尔喀亲王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蒙古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6个人，还算镇定，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一边护卫嘉庆的轿子，一边奋力捉拿陈德。嘉庆被救至顺贞门内，但距离搏斗的地方不远，已经听到了搏斗之声，大概吓得不轻。经过一番搏斗，绵恩的褂袖被刺破，丹巴多尔济的身上也被扎伤三处。陈德寡不敌众，力竭被捉，并在陈德身上搜出谶语等物。陈德的儿子陈禄儿乘乱溜出皇宫，跑回自己家里，也很快被逮捕。
陈德被捕后，嘉庆当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第二天又增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后又命九卿科道一同会审。经过“反复诘问，并加开导”，陈德开口招供，供词中有以下一些信息：
陈德，年四十七岁，父亲一直做男仆、跟班一类的工作，幼时跟随父亲到山东，长大后也以做男仆为业。后因父亲去世，在山东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北京来投靠堂姐，在外甥的帮助下又找了一份厨子的工作。但后来因妻子去世，家庭负担太重被辞退。失业后的陈德求告无门，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转念一想，无声无息地自杀太不值，想死得“一鸣惊人”，于是自己“策划”了刺杀皇帝的计划——“我就同大儿子进东华门，出东西牌楼门，从西夹道走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之内，看见皇上到来，我就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惊驾的罪，当下必定奉旨叫侍卫大臣们把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
对于如此简单的作案动机和过程的交代，“殊出情理之外”，审案大员们当然很不满意，又将陈德“拧耳跪炼”，但陈德“矢口不移”。嘉庆得到初步的审讯报告后，当然也不满意。他认为一个失业的厨子，仅因要自寻死路就要行刺皇帝，既无主使也无同谋及帮凶，殊不可解。而且，他又是从何得知皇帝入宫时间，又是怎样混入宫中的呢？于是，审案大臣逐一传讯或逮捕了所有与陈德有关的人，并加紧刑讯陈德，但是所获信息依然很少。
通过讯问陈德的儿子陈禄儿和他的房东黄五福，官员们得知案发之前陈德已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但仅凭这一点进展，还是难以交差。当晚，他们又派人轮番对陈德进行“彻夜熬审”，至二十二日晨，陈德已经“神气消沮”。再问他受何人指使，他的口供仍大略如前，而且说：“我实在无人主使，实在供不出来。我总是求死，所以被拿时逢人乱扎。”
至二十三日，军机处再报审案情形，似乎又有了一些进展。经反复刑问，陈德回忆说自己这几年曾做过两次梦：“嘉庆二年曾梦见有人引自己到过东宫。嘉庆三年又梦见自己躺在无水桥下，被人拉起上桥，到桥上一看，像是在一座知府大堂后头，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我就醒了。后来读了《文昌书钞》，突然开悟，想这两梦，东宫是守阙的意思，桥底睡是个蚪龙，知府是个黄堂，程乡茧蟒袍是个黄龙袍，我将来必定有朝廷福分。又想起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在正阳门内抽过五支签，都有好话。我近因穷苦不过，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签语，必有好处，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宫，我就定了主意，见皇上随从官员都带腰刀，原想用小刀割取腰刀，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由我，可得好处。”
这一口供中，陈德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是为梦兆、签语所惑，以为自己有“朝廷福分”，想入非非，想通过劫持皇上获得好处。这种口供，或是实情，或是因经不住刑讯逼供而不得不乱说一通，但仍没有说出审案官员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幕后指使是谁？
当天，又传讯了陈德的旧主人僧格布、孟启基及有关人员黄二、蒋兴国等人，均称对陈德行剌之事并不知情。孟启基供词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陈德在孟家服役五年，“素常原是安静”的。嘉庆六年二月间死了妻子，七年十二月间又死了堂姊姜陈氏。陈德带着瘫痪的岳母和两个孩子，家境艰难。如果他堂姊尚在，似乎还有依靠，因为这个堂姊之子姜六格任内务府正白旗护军，多少会给他一些照顾。如陈德前供词所说他来北京，主要就是来投靠这个堂姊。现在这个堂姊也死了，他谋生更加困难，精神上也受到了一定刺激，“时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
他人的证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验证”陈德的口供，但是如此大案，仅为一失业厨役独自所为，仍不免令人生疑。所以嘉庆又谕令添派九卿、科道会同审办。
从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会审诸臣共同审讯，并对陈德加重用刑，“将该犯掌嘴二十，板责三十，并加刑夹，收至四分。该犯供词与前几日无异。复再三推鞫，坚供实无同谋、主使之人。”会审诸臣一筹莫展。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他们突然于二十四日接到了嘉庆的谕旨，命令就此停止审讯，立即结案：
“诸臣见此等逆犯，义愤自不容已，必欲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反复究诘，悉心讯问，忠君为国之忱，必应如是……然朕为天下共主，以诚心御下，毫无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见者。八年以来，虽无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诛戮。既不妄杀，有何仇怨？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侄至亲骨肉，朕又何忍令凶犯扳扯？况实无疑忌之人乎？总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猘犬噬人，原无主使，鸱枭食母，岂有同谋？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是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
当天，诸臣拟定将陈德凌迟处死，二子一并绞决，其岳母年已八十，免议。房主黄五福杖一百，徒三年。
至此，这场轰动朝野的行刺皇帝案，在审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宣告结案。但陈德真的没人指使吗？嘉庆为什么不深究而草草结案？最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有两件事：一是嘉庆初年扳倒了在乾隆朝权倾朝野的和珅，白绫赐死，但和珅党羽众多，陈德是否是和珅党羽派来的刺客？二是嘉庆元年到九年，清廷几乎动用了全国所能动用的兵力，耗费了二万万两白银的代价才将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陈德是否是前来报复的白莲教余党？
第一种可能，野史曾言，自嘉庆赐死和珅后，宫中发生了多次嘉庆险遭暗算的事。一次，近侍奉茶，嘉庆帝未及饮用，因故离去，一名小内侍将茶撤下喝了，立刻毙命。陈德案件发生以前，社会上已经有和珅党羽欲谋害皇帝的传说。现在，行刺皇帝的事件真的发生了，那些与和珅有关系、但已经被嘉庆网开一面、“悉不深究”的官员肯定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嘉庆借助此案“秋后算账”。从陈德的口供中我们知道，他曾在不少富豪、官宦人家当差，甚至和宫里也有一些关联。严刑逼供之下，如果陈德随意说出几个人名来，很可能再引发一场政治风波。所以，嘉庆在要求结案的谕旨中特别点明“实无疑忌之人”，也是为了稳定人心，表明自己实无“秋后算账”的打算。
第二种可能，如野史所言，陈德是位武艺超群的武林中人，一腿能扫断深埋于地的十二根木桩，有可能是民间秘密会社（尤其是白莲教）派来的刺客。从陈德在刺杀嘉庆时以一敌六，尚能伤及大内侍卫的情形推测，应当是有一定武功的，甚至可算是武功高强，似乎不像是个谋生无门、贫困潦倒的穷汉。野史所言并非毫无根据，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嘉庆九年才被全部镇压下去，到陈德案件发生的嘉庆八年，朝廷为镇压起义所耗费的财力、物力甚巨，已经为此疲惫不堪，哪怕是白莲教行刺圣驾的事，嘉庆也想息事宁人，不加深究。
<h3>“癸酉之变”</h3>
陈德事件后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紫禁城内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两股乔装改扮的天理教徒武装分别从东华门和西华门攻入紫禁城，一直打到离乾清门不远的隆宗门外，甚至有几个天理教徒已经翻上了宫墙，几乎要进入内廷。天理教徒的这次行动，最终虽然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嘉庆本人当时也不在现场，但对他的心理打击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早上，约一百个天理教徒伪装成向宫内送东西的商贩挑夫，三三两两地靠近戒备森严的东华门。人还没有聚齐，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有几个教徒与往宫中送煤的人因争道发生了争执，推推搡搡的时候，有一个教徒不小心露出了藏掖在身上的利刃，被守门军士看见，急忙关上宫门。说时迟那时快，为首的教徒陈爽立即抽出藏刀，率众向门内冲去。但已经太迟了，成功冲入门内的只有陈爽等十几数人，其他大部分则被挡在了门外，四处逃散。这十几个冲进宫内的教徒在内应太监刘得财、刘金的引导下，直奔协和门而来。由于人数太少，他们在与护军进行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大部分被杀，幸存的被迫藏匿在宫内的各个角落。
几乎与此同时，聚集在西华门外的以陈文魁为首的五六十个教徒在内应太监杨进忠等人的接应下，全部进入宫内，反闭宫门。他们打着“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小白旗，由太监高广福等引路，在杀死一些护卫后，一直冲到离内廷不远的隆宗门外。此时隆宗门已关闭，有几个教徒由矮房翻上宫墙，窥视内廷，并沿墙头向养心殿方向移动。正在养心殿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闻讯后迅速取出撒袋、鸟枪和腰刀迎战。他用鸟枪击毙了两名爬上宫墙的教徒，吓阻了教徒们的攻势。礼亲王昭梿、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闻变后，也率禁兵自神武门入卫。随后，临时调来的千余名火器营官兵也赶至隆宗门下，与教徒们展开了激战。教徒们虽然拼死抵御，但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被打散。除了个别跳墙逃出宫去外，其他的也藏匿于宫内各处。
九月十六、十七两日，清军搜出藏匿在宫内的30多个天理教徒。又于十七日逮捕了坐镇大兴黄村指挥的天理教首领林清。
事件发生的当天，紫禁城的主人嘉庆皇帝刚好不在宫中，而是正在从避暑山庄回京的途中，本打算拜谒一下清东陵。九月十六日，驻跸京东远郊白涧行宫的嘉庆收到了皇子绵宁发来的第一份“六百里加急”，得知紫禁城正在发生变乱，但具体情况不明。正在犹豫是否回京的时候，又收到了第二份“六百里加急”，得知大事已定，才松了一口气，决定取消谒陵计划，马上回京。九月十七日，嘉庆在行宫下了一道沉重的《罪己诏》，十九日回到紫禁城。二十三日，嘉庆亲至中南海丰泽园，当堂审讯了林清等人。
林清，京南大兴县宋家庄（今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宋庄村）人。年轻时当过药铺学徒、官衙佣役和运粮船夫。大约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加入流行于京畿地区的白洋（阳）教，后又加入八卦教中的“坎”卦教。起初，他参加坎卦教只是“希图敛钱”，后因“会说话”，被教众们推举为掌卦教首。经过几年努力，他吸收了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红阳教和大乘教，初步统一了各教，实力大增，胃口也越来越大。他认为“八卦总该归一”，进一步把视线转向了教徒众多的河南、山东等地，试图实现八卦教的统一。他与河南滑县的“震”卦头目李文成和山东德州“离”卦头目冯克善取得了联系，并多次至滑县与他们举行秘密会谈。三人结成了“刎颈之交”，并达成了“八卦归一”的协议：林清主“坎”卦，总领八卦，称“天皇”；李文成主“震”卦，并管领“坎”卦以外的七卦，称“地皇”；冯克善为“人皇”（一说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他们还约分土地，“（林）清取直隶，李（文成）得河南，冯（克善）割山东”。林清、李文成、冯克善三股势力联合后，改名为“天理教”，约定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闰八月中秋节）以“奉天开道”为旗号、以“得胜”为暗号，同时发动反清起义。
嘉庆十八年八月，由于河南天理教徒动静太大，起义机密泄漏，李文成等首领相继被捕下狱。滑县教徒为营救李文成，聚集3000人，于九月七日提前发动了起义。他们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占领了滑县县城。李文成在滑县“开帅府、设羽帐”，树起了“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远在北京大兴的林清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也可能迷信九月十五日（闰八月十五日）这个“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是个好日子，依然决定按预定计划于那一天起事，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述的那一场惊变。
事后，林清被凌迟处死。300多名天理教徒及其家属也被分别处以死刑、流徙和发配为奴的刑罚。河南李文成的起义军也于十一月初被镇压下去，李文成自焚而死。冯克善于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河北献县被捕，押至京师磔死。
<h3>两次刺杀的关联</h3>
与陈德的孤立事件不同，“癸酉之变”是天理教首领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反清起义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事变中，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紫禁城居然被几十名手持大刀短刃的天理教徒一拥而进，搅得不得安宁，真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可能是自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以来最可怕的一场变乱。从清代全史的视角来看，这场变乱是嘉庆初年到嘉庆九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和嘉庆十年陈德事件的延续，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正如后人所指出的：“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之关键。”（铁庵《林清之变》）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天理教的余众依然分散、潜伏在各个地方，这些余众及其后人与清末的义和拳乃至辛亥革命期间的秘密会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终将清朝送上了灭亡的道路。
剩下的问题是，陈德行刺事件发生在前，林清发动“癸酉之变”在后，中间相隔十年，二者是否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种说法，陈德在山东生活过较长时间，是有可能与曾在山东活动的林清发生过联系，甚至可能就是林清的党徒，是林清派来刺杀嘉庆皇帝的。不过如前所述，林清大约是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也就是发生陈德事件3年后才加入秘密会社的，而且也不可能一入社就当头目，所以说陈德是林清党徒的可能性不大。天理教是由八卦教中的几个分支和青阳教、红阳教等组合而成，大约创建于“癸酉之变”发生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而陈德事件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所以陈德更不可能是天理教徒。据现有资料，陈德和林清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关民间秘密会社的历史资料极缺，即使有一点零星的资料，也往往是模糊的、不准确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可能永远是个谜。
<h2>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h2>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长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新贻的手下为将，而马新贻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后文称马案）。
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马新贻系回族人），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投名状》。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逼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马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长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掺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个时代，出来当兵吃粮，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