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个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这种猛烈，既表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也反映在推行的过程中。
从减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叶适说“惟明黜陟、抑侥幸，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觉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应该先易后难，“若仲淹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庶几谗间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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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h2>
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也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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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h3>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在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致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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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困</h3>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们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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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三变”</h3>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赤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单影只，“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破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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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h3>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起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体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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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h2>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之时，这位垂暮老者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895年初夏的一天，77岁高龄的京剧名角刘赶三在北京一家戏园登台献艺。刘赶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诨的功夫了得之外，还以敢于嘲讽权贵，抨击时弊，广为人推崇。就在刘赶三在戏台上表演时，突然想到时下的国耻，便即兴来了一句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这明显是一句嘲骂当朝重臣李鸿章的话，当时，割让台湾、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公敌，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挤满了他的照片，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则雪片般飞向光绪皇帝的案头，而更有许多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在不断地经历战败求和的屈辱之后，整个民族很容易感染上这种急切“雪耻”的情绪。
这一句即兴发挥的台词里，“三眼花翎”成了无尽的羞辱。而在此背后，不仅仅是晚清一代重臣盛极而衰的个人命运，也是整个国家改革努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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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花翎</h3>
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得来时间并不长。1894年，慈禧要过六十岁大寿，刚过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将一班大臣都加官进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于是，李鸿章被破格授予“三眼花翎”的荣誉。“三眼花翎”，对汉人来说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尊荣，之前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只是获授过双眼花翎而已。这一刻，李鸿章达到了一生功业的顶峰。
而为了这一刻，李鸿章几乎付出了50年的努力。早在1843年，年仅20岁的李鸿章离开家乡奔赴京城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乡试的路上，李鸿章写下了10首《入都》诗，后来广为传颂。他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写道：“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尽管李鸿章第一次科举并未考中，但在这些诗句里，一种气宇轩昂、纵横捭阖的气概已是喷薄而出。
曾国藩见到少年李鸿章时，这样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正如此，步入仕途后，不管是在曾国藩幕下出谋划策，还是独当一面平发平捻，李鸿章的才能、谋略都显露无疑。为官之路上，李鸿章左右伸张、如鱼得水。正如他晚年所言：“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像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官员的样子，李鸿章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同时，也常常肩负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已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彻的耻辱与灾难，而国内又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作乱、匪盗四起，一时这个危机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当时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何以自立！”
所以，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李鸿章等一批官员的努力下，一场旨在自强国家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而从李鸿章办洋务的实践来看，无论如何他交出了一份可称得上出色的成绩单：1865年，筹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870年，建天津机器局；1872年，挑选一批聪颖子弟派往赴美留学；同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1875年，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矿、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行业的早期发展，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他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空谈理论的排斥，希望通过踏踏实实地做事，来一点点地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对洋务自强，他充满着信心；对残破的国家，他也从未丧失重整乾坤的自负。
但1894年，注定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甲午战败，消息传到朝廷，翁同龢将失败归结为李鸿章消极应战以至贻误战机，于是恼羞成怒的光绪皇帝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有些负气般地颁布谕令：“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并削去了其直隶总督的头衔。
这小小的“花翎”之后，凝聚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个国家耗费数十载，历经几代人，以洋务诉求的改革努力。而这一刻，一切都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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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灭的外援</h3>
1895年初春，北国的天气依然有些凄寒，李鸿章踏上了赴日求和的路程。为了激励这位备受倚重“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光绪再次赏戴李鸿章“三眼花翎”，并将之前褫去的黄马褂一并赐还。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了。“三眼花翎”可以发还，但一个国家错过的机遇则不会再来。光绪皇帝希望李鸿章能够通过外交努力来为战败的中国稍稍挽回些利益。他也明白，讲到外交，除了李鸿章也确实再找不出第二人。
正如梁启超所言：“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届外交之生涯也。”李鸿章的时代，正是这个国家从传统的纳贡体系走出，迈向到近代外交的过程，其间充满着清官员们陌生、迷茫、惊慌与不知所措的种种表情。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无疑是最大胆，也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积极地熟悉着国际惯例、学习国际公约，并以一种长期在中国官场中练就的炉火纯青的手段在各国之间周旋，使之相互制约。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尽管很多条约也给他带来不断的非议，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家，他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些“外行”的无知，就在甲午战争之前，“外交”也一直是李鸿章颇为自诩的事情。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一味“求和”的态度，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每遇到有战争的端倪，他总是约束下属克制，强调“衅不必自我开”。对外交往，他主张遵守《万国公法》，信守条约，因为他相信，只要中国以诚对待西方国家，他们也能以诚对待中国，以此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赢得发展洋务的空间和时间。即便是偶然产生冲突，他也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
这番惨淡经营，自然容易引起清流派的攻击。委婉者说他“隐忍”，激愤者直接就骂其“误国”。但李鸿章依然置之不理。直到中日临战，李鸿章依然相信只要中国遵守条约，就能避免战事的发生，他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由无干涉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另商办法。”
面对日本毫无顾忌的挑衅，他冀望俄使喀西尼能够调停。俄使开始也信誓旦旦地答应帮忙，但是经过一番利益盘算之后，又电告李鸿章，俄国只能用友谊相劝，不便武力强迫。如果说，国内清流派的批评犹可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李鸿章赖以纵横开阖的国际条约体系的破灭则是对其致命的一击。
“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在国际外交场合已经运用了二十年，屡试不爽。但这一次，却丝毫没有用处了，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情，都无法阻止外交的失败。李鸿章可谓沮丧之至。其实并不是李鸿章变得无用了，而是他所凭依的大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如果说早二十年，李鸿章与之打交道的，还只是一个致力于商品输出，信奉自由贸易，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西方世界的话。那么，此时的西方各国，则已经演进为一个弱肉强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强力为唯一抉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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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贤良寺</h3>
1895年4月，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便称病不出。当年8月，他进京向光绪帝汇报。光绪帝慰问李鸿章一番后，话锋一转，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无法回答，只得“引咎唯唯”，临行前赏赐的“三眼花翎”，又一次被摘去。
不久光绪皇帝下旨诏令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而当时伦敦的《特报》曾这样评说：“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钦差头等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那段时间，他寄居在贤良寺，仿佛朝廷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而外面不绝于耳的则是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声音。
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段悠闲时光。他很少出门访友，来谒见的，十有八九也都被挡驾不见。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出来，李鸿章也第一次有了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这里，我们已很难见到他早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转而换作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同时，突然的孤寂生活，也让他更加冷静地观察外面的这个繁杂纷乱的世道，自己有没有补天之才已不再重要，他发现整个天下已到了无法可补的地步。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中日开战之前，他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主战的翁同龢责问李鸿章北洋海军为何不出战。李鸿章半晌无语，反问翁同龢平日掌管财政，每到北洋要求拨款，总是左右刁难，现在才问北洋海军，“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又以做大臣的应该尽忠职守，不该推脱责任诘问。李鸿章再也无法忍耐，悲愤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这才语塞。
到了日本，他又一次被老对手伊藤博文羞辱。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当时会议的英文记录这样记载李鸿章的回答：“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方法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如果说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认为可以在旧的体制内闯出新局，他建厂、修路、开矿、派遣留学生，相信落后的局面可以通过奋起直追的努力来扭转颓势，然而这一时刻他也不得不承认旧政体对自己的束缚了。
也许这时，他也明白了之前自己惨败的原因。他的洋务、海军，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抱着一种从器物可以引发制度渐变的侥幸。而这种做法，到底是治标不治本的，况且当时的国家又是怎样一个病入沉疴的机体。正如历史学家谈到：“他们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是一种技术性之事务。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能够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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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已死</h3>
就在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时，康有为、梁启超们已经日夜奔走，召集公车上书，呼吁维新变法了。消息传到贤良寺中，李鸿章向强学会捐款2000两白银，要求入会，但却被新党们拒绝了。因甲午战败而立上潮头的一代新人，自然不愿意和这个过气的“卖国者”发生什么纠葛。
未几，“维新”刚刚百日，就嘎然而止。事败后，众多朝廷要员纷纷退出强学会，唯恐与维新派扯上关系，而此时李鸿章亦被当作康党受到弹劾。慈禧太后拿着奏折，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就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太后听后默然。
李鸿章甚至托人致信给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自己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任何祈求了。此时，李鸿章已经76岁，接近生命的终点，垂暮之年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900年，北方因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事陷入混乱。此时执掌两广的李鸿章，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有资料记载，也正在此时，流亡在外的梁启超来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梁启超献上三策：上策拥两广自立，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权……类似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在广东期间，其幕僚刘学询曾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同流亡在外的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以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而李鸿章最终的回答则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人向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问及国是，他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失声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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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h2>
旁听英国议会，坚定了他国民教育的信念；巴黎和会的诡诈，击碎了他心中的公理梦；而欧战的残酷，更让他深刻反思起了西方文化的缺失。但正当他自省之时，这位“立在阵头最前一排的勇士”，骤然发现，自己已经全然落伍了。
1919年10月11日，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梁启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虽然离巴黎城不过二十分钟火车的距离，梁启超和同游们却已无心去那里凑热闹，终日埋头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把一年来欧游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这便是日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欧游心影录》。
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满眼萧条的风景恰如梁启超凄冷沉郁的心情，回想去国赴欧时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同样的季节却是冰火两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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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h3>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1918年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先是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的14条建议，让中国人开始期待其宣扬的“世界公理”；随后是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更让身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群情振奋。
威尔逊在14条建议中，为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列国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于是，中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威尔逊14条已然如此，当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更是兴奋莫名，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附近，游人更是拥挤不堪。
狂欢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拉着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门发表演说，而且强令北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参与者“均不记旷课”，不参与则“以旷课论”。
与蔡元培的狂热不同，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对战后的时局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事实上，中国所谓“参战”无非是输出数万劳工，军队根本没有出动。他在《对德宣战回顾谈》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虽然英美等国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启超依然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在和平谈判中分得一杯羹。
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同样担心中国在巴黎和谈中缺少必要的“本钱”。于是，他找到了梁启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尽管对巴黎和会的谈判深自忧虑，梁启超还是对列强们宣扬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欢声中，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驶向了不寻常的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