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侧面(马勇)_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1 / 2）_中国历史的侧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h2>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h2>

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

<h3>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h3>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

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

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

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

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

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

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

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

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

<h3>叔嫂搭台共创新局</h3>

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

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

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

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

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

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

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

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

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

<h3>生命中的缺憾</h3>

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

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

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

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

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

<h3>另一种爱法</h3>

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

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

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

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

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由。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

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

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

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

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

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

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

<h3>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h3>

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

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

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

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

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

<h2>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h2>

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

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

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

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

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

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

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

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

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

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

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

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

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

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

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

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

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

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

<h2>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h2>

项城袁公世凯先生：

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

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

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

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

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

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

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

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

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

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

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

专此，敬颂

在另一个世界安宁

马勇

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

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

（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

<h2>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h2>

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