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米涅)_第十章民主派暴动及其失败（2 / 2）_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曾经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在这时也被召回，并且撤销了之前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伊斯纳尔和卢韦写信给国民公会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力，但人们却因为5月31日事件的后果和各郡的暴动对这两个人十分不满。西哀耶斯说：“我们不要混淆了暴民肆虐和依法行事，那些得到我们敌对势力支持的人，在5月31日和6月2日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行为绝不是爱国主义事业，而是暴政的一种阴谋。大家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大会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5月31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压力；热月9日前，国民公会在暴政的支配下压迫群众；热月9日以后，国民公会重新掌握了权力，正义得到伸张。”

为了使大会重新团结一致，为拯救共和国提供保证，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在梅兰的建议下，被放逐的二十二名国民公会代表在十八个月之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伊斯纳尔、卢韦、郎热内、克尔维勒冈、亨利·拉·里维埃、拉雷韦耶尔·勒波、勒萨日等人都是吉伦特派的残存人物。他们与温和派联合起来，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昔日的敌人忘却了曾经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团结起来。

这成为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与主张制定可行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和解的开始，撤销了对联邦主义者采取的一切措施，吉伦特派人成为共和派反革命力量的首脑。由于国民公会在反动力量的控制下企图弥补一切和惩罚一切，于是在司法方面实行了过激行动。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因此在采取方针上又陷入了以暴制暴的误区。从前以牺牲资产阶级来保全群众，以牺牲商人来维护消费者，如今则恰恰相反，最高限价法被投机牟利取代，群众的检举人由中产阶级的告密者接替。那些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遭到了激烈的控诉，到处响起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吁声。

被控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逐渐扩大，各郡也开始检举过去的地方专员。这个人数众多的党，由于广泛和持续的复仇威胁，已濒于绝望，失去了权力的它也不足为惧。出于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吉伦特派产生了反叛的意图。在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减少，富人入狱，穷人掌权，在取消最高限价法之后，为了补偿之前强加于自己的损失，商人和农场主开始抬高粮价。另一个困难则是指券失掉信用，实际价值跌到票面价值的十五分之一，因此，人们开始普遍追求硬币。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硬币因被追求而被藏匿，纸币的跌价便更加厉害。因为粮食紧缺，人民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极度穷困的部门将原因归咎于政府，甚至开始怀念不久前有面包、有权力的救国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委派粮食委员会来解决巴黎的粮食问题，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每天也只能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一天运一次来解决城市的最低需要。

在最后一批吉伦特派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在风月12日下令逮捕了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对他们的审讯定在芽月3日。为了阻止审讯，在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即芽月1日（1795年3月20日），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了暴动。他们以半请愿半暴动的方式从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出发，要求国民公会发放面包、实施1793年宪法并且释放爱国者。没过多久，国民公会遭受威胁、雅各宾派将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便四散传开。城区的五千公民和“金色青年”的队伍一起担任大会守卫，驱散了郊区的群众。

受到教训的大会接受了西哀耶斯的建议，下令恢复从前的戒严令，被称为“大治安法”。这次援救行动没有成功，芽月3日，俾约－瓦伦等人在国民公会受审，只有瓦迪埃缺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诉书中列举了他们对人民施行暴政、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的很多证据，但被告们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罗伯斯庇尔身上，并且坚持说他们执行的都是国民公会通过、救国委员会同意采取的措施。他们原来的同僚也证明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才这样做的，并表示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被称为“山顶上的人”的山岳党残余也极力支持他们。

这样的控诉和答辩进行了九天，各郊区都发生了很大骚动，群众集会从芽月1日一直持续到12日，终于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希望这次能实现阻止审讯的目的。这次暴动的群众人数更多，个个情绪高昂，他们冲破守卫闯进大会会堂，旧山岳党的代表表示了支持，其他各党派的代表则惊慌失措，会议被迫中断，救国委员会敲响了警钟。没多久，临近城区的公民便集合起来，携带武器前来给国民公会解围。国民公会作出了流放被告的判处决定，逮捕了支持暴动的康邦、吕昂、莱奥纳尔·布尔东、杜里奥、夏斯勒、阿马尔和勒库安特尔等十七名旧山岳党代表。这些人在第二天全部被押解到哈姆堡。

芽月12日事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各郊区暂时被击退，因为要彻底消灭一个党派，必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完全肃清其残余势力和影响。在民主派的许多问题解决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宪法问题。是群众占优势还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完全取决于宪法如何制定。为了能恢复失去的权力，维护革命政府的人坚持1793年的民主宪法；他们的对手则主张建立一个新宪法，来保证自己的统治，将政权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

两派将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决战，由于1793年的宪法是人民批准的，因此在反对起来很费心思。他们首先答应实施这个宪法，然后成立十一人委员会拟定“宪法实施纲要”，之后在实施过程中，以宪法分散政权进行反对，最后，一个城区代表团将1793年宪法称为“用恐怖政策强行制定的十头政治的宪法”。这样一来，那些拥护1793年宪法的人因为愤慨而准备举行暴动来维护这个宪法。但这次革命没有公社的强力支持，没有总司令负责指挥，对象也不是之前的国民公会和驯顺的城区，因此不能获得和上次5月31日革命一样的结果。

由于芽月1日和12日两次暴动的失败教训，叛乱者想要弥补他们在组织方面和行动目的上的缺陷。于是他们在牧月1日（5月20日）以“要求面包和恢复自身权力的起义人民”的名义发动暴动，宣布了以下决定：取消革命政府，实施1793年民主宪法，释放爱国者，撤除政府现任官员职务并逮捕，于牧月25日召开初级议会，于获月25日召开立法议会代替国民公会。占领关卡、电报局，夺取警炮、警钟、大鼓，并成立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作为活动中心，除非全法国人民的粮食、安宁、幸福和自由得到保证，否则不会罢休。他们以人民的旗帜号召炮兵、宪兵、步兵和骑兵，并向国民公会进军。

这时的国民公会，正忙于讨论如何制止人民因饥饿而引起的暴动，根本没有发觉这次大规模暴动的任何迹象，因此并未采取措施来防止或反击这次暴动。得到消息后，国民公会即刻宣布长期开会，下令紧闭城门，命令巴黎政府负责代表们的安全，宣布聚众滋事的首领将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号召各区的公民拿起武器，任命勒让德尔、亨利·拉·里维埃尔、克尔维勒冈等八个专员领导各区。

他们刚出发，最外面的门就被冲开了，许多喊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妇女冲上旁听席，国民公会以坚定的态度接见了她们，议长韦尼埃试图安抚她们，但被一阵可怕的喧嚷压住了声音。郊区的暴动者很快便冲到里面，用斧头和铁锤砸开大门，暴动群众涌到国民公会中心，一时间，会场成为了战场。代表奥基手执军刀率领着担任大会警卫的老兵和宪兵，刚开始他们俘虏了几个人击退了进攻者，但更多的暴动者不断冲进国民公会，暴动者在会议厅中连发数枪，瞄准了正在主持会议的布瓦锡·丹格拉斯，代表费罗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却被刺刀砍成重伤，暴动者误认为他是弗雷隆，将他拖到走廊里砍下了头颅，并挑在长矛上。

战斗结束后暴动者占据了会议厅，大部分代表逃跑，支持这次暴动的旧山岳党人占据讲坛，夺回办公场所，重新宣布了起义宣言中的所有条款。罗默担任他们的代言人，成立了一个由布尔勃特、迪罗瓦、迪凯努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苏布拉尼（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执行委员会，宣布召回被囚禁的同僚、实施民主宪法、撤销敌对者的职务、恢复雅各宾派的活动，希望以此来恢复统治。

但是，只暂时侵占议会远远不够，还必须征服各市区。大会派到各区的专员迅速地集合兵力，布特·德·木兰、勒佩尔蒂埃、皮克、丰丹·格雷内勒等几个邻近营队占据卡鲁塞尔广场和主要街道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在勒让德尔、克尔维勒冈、奥基的率领下，各区军队包围了暴动者，开始时暴动者还进行了抵抗，但看到不断涌入的各营队，暴动者开始害怕，当听到勒让德尔“我依法命令武装的公民们退出会议厅”的声音时，暴动者便在慌乱中退出大厅。大会的代表重新回到会场，讨论重新开始，宣布了会议中断时通过的措施无效，并且逮捕了二十四名组织暴动或发言支持暴动的代表。

暴动虽然失败，但郊区的人民并不甘心，他们在第二天又携带着大炮再次进攻国民公会，各市区的营队赶来防卫。在战斗开始前，双方先进行了谈判，大会接见了一名郊区代表，他重申了之前提出的各项要求，然后说：“我们早就下定决心，宁愿死在我们所坚守的岗位上，也不会放弃我们的要求！”大会表达了对郊区的友好，但并没有正面答复他们的要求。由于再没有一个公社来支持他们的决心，也不会有昂里奥那样的指挥官来指挥他们，郊区代表没有提出更多要求，在得到国民公会尽心处理粮食、公布1793年宪法实施纲要的保证以后，便撤退了。

这次暴动让人们认识到，想要成功，只有物质力量和明确的目标远远不够，领导者和支持者、指导暴力行动的权力机构更为重要。现在，只剩下国民公会这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得到国民公会拥护的党派取得了胜利。六个民主派山岳党人古戎、布尔勃特、罗默、迪罗瓦、迪凯努瓦、苏布拉尼被解送到军事法庭，他们沉着冷静、态度坚定，指控他们的罪名中，唯一不利的是参加了牧月运动，但在党派斗争时期，这个罪名足够判处死刑。他们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传递同一把刀子自杀，罗默、古戎和迪凯努瓦自杀成功，其余三人则在濒死状态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经历了牧月1日被击退，在2日被赶走，郊区方面仍保持着起事的力量，但在这两次暴动中发生的一件并不重要的事情，却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失败。杀害费罗的凶手被抓捕后判处死刑，在4日行刑的那天却被救走了。这件事激起了人民愤怒，国民公会下令解除各郊区的武装，面对各市区部队的包围，郊区放弃了抵抗，丢下他们的首领和武器，选择了退却。

失去了领导人、俱乐部、权力机构的民主派，现在只剩下了一支武装部队和曾经使他们征服一切的组织制度。在民主派这次失败后，下层阶级被国家政权彻底排除在外，作为他们自己议会的各革命委员会被摧毁，他们被解除武装，他们坚持的1793年宪法被废除，从此，群众政权宣告结束。

从热月9日到牧月1日，山岳党中七十六名代表被逮捕或处死，山岳党的结局和吉伦特派从6月2日到热月9日的下场一样。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时期，彼此之间绝没有迁就和容让，山岳党和吉伦特派都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也同样遭受了失败。革命法庭审判了韦尼奥、布里索、加代等人，军事法庭则审判了布尔勃特、迪罗瓦、苏布拉尼、罗默、古戎、迪凯努瓦，前后如出一辙。从此以后，中等阶级重新获得了革命的领导地位，在吉伦特派的控制下国民公会再次团结一致，就像6月2日以后在山岳党的控制下团结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