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米涅)_第八章救国委员会的胜利（2 / 2）_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h3>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h3>

10月10日，国民公会宣布革命政府成立之前，无论是内阁、公社还是国民公会，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政权集中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为权力最集中和最广泛的机构，在国民公会内成立独裁政权，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执行成为必然。在山岳党和吉伦特派互相对立期间，国民公会成立了救国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负责以非常和紧急的手段来保卫革命。在5月31日前，救国委员会由大会的中立派代表组成，在第一次改组后的主要成员则是极端派的山岳党人。巴雷尔留任，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免去了丹东派埃罗·德·塞舍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职务，并且将巴雷尔拉拢过去，然后利用圣茹斯特、库东、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等人，掌握了委员会的权力。

通过掌管舆论和警察部门，罗伯斯庇尔掌握了委员会的统治权，追随他的人担任了各个要职：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检举各党派的活动，各郡的事务由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负责，军事由卡尔托、财政由康邦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由科多尔郡的普里厄、马恩郡的普里厄等人负责；库东负责提出过激的但在形式上缓和的提案；巴雷尔则担任了委员会的日常发言人，负责随时上台宣传。

委员会下面设立了治安委员会，协助执行革命的政务工作以及一些次要措施，和大委员会一样，治安委员会有十二个成员，三个月改选一次，成员们可以长期担任。这些人掌握着革命的全部力量。在圣茹斯特的建议下，建立了以独裁为目的的强力政权，实行古罗马式的十头政治，这种可怕的强力政权首先吞噬了山岳党的敌人，继而是山岳党和公社，最后自身也被吞噬。

救国委员会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支配一切，它拥有任免高级军官、部长、政府专员、审判官和陪审官等职位的权力，既对各党派进行压制，也提出各种措施，它派出专员控制军队和将领，并对各郡发号施令，借惩治嫌疑犯的条例随意处分对抗者，利用革命法庭随意处决人命，以制定最高限价法和征用的手段来支配所有的财产，甚至利用国民公会来控诉国民公会的成员，在这种独裁政权下，国民公会完全沦落为救国委员会的工具。

<h3>共和历诞生</h3>

出于战争和法律的限制，这些革新者与所有国家及各种政体都有些格格不入，但他们还是想将这个距离再次扩大，为了配合这次前所未闻的革命进行，他们制定了一种新纪元，不但改变年份的划分，也更改了日和月的名称，用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用旬来代替星期，休息日也从星期日变为每旬的第十天，一年分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新纪元从共和国的奠定之日开始，即1792年9月22日。从9月起依次排列：秋季为葡月、雾月、霜月，冬季为雪月、雨月、风月，春季为芽月、花月、牧月，夏季为获月、热月、果月。每月分三旬，每旬十日，每日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的顺序命名。此外，剩下的五天属于全年，被称为“无套裤日”，从第一天到第五天分别称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舆论节”。1793年的宪法产生了共和历，并取消了天主教的信仰。在此之后，公社和救国委员会也提出了各自的信仰：公社提倡“信仰理性”，救国委员会则提出“信仰最高主宰”。

<h3>救国委员会和公社的斗争</h3>

公社和山岳党共同进行了这次反对吉伦特派的革命，但受惠者却是救国委员会。从6月到11月，作为共和国的第一权力机构，救国委员会掌握着一切防御事务，公社试图反过来控制救国委员会，山岳党也企图摆脱救国委员会的控制，而市政自治派的目的与救国委员会恰好相反，它反对国民公会的专政而主张建立地方民主政治，主张以粗率的无神论代替信仰宗教，他们的旗帜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

在开创时代，革命总会受到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并体现出这些思想的思想体系，在危机时期，法国尊崇教皇的天主教派的代表是反对派僧侣，在哲学上的代表则是救国委员会所创立的最高主宰信仰。在政治主张方面亦是如此，在从旧制度的王权到市政自治派的无限制民主的进程和斗争中，市政自治派失去领袖和支柱马拉，而救国委员会却保存了他们支柱和领袖——罗伯斯庇尔。

在下层阶级，公社的领袖们威望极高，他们的军事将领是革命军司令隆森，而宣传家则是无神论者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这些人得到了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革命委员中有一些外籍人员身份不明，这些人被认为是英国派来制造混乱的间谍，企图用过激行动来倾覆共和国。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成员大都拥护市政自治派，在丹东时代和8月10日事变中，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员起到了重大作用，并在那个时期组织了公社，后来这些人都进入了政府和国民公会；他们在俱乐部中的位置也被“第三批入会的爱国者”所代替。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端革命派——埃贝尔派，他们经常在《杜歇老爹报》上发布一些下流卑鄙的言论，对那些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进行嘲弄，并且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在他们的强硬手段下，教堂或者被封闭、或者改为理性教堂，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被迫在国民公会中背弃天主教，此外，国民公会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以信仰理性来代替天主教。很多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信仰上帝的奇怪现象。

这种局势发展令救国委员会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准备制止和消灭它。共和二年霜月15日（即1793年1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讲坛上对这一派进行了攻击，他呼吁说：“代表人民的公民们，由各国国王派遣的联军使用阴谋手段，反对共和国的成立，对此，我们要组建更加英勇善战的军队来回击他们，用提高警惕和实行正义制裁的行动来揭穿他们的阴谋。越是受到爱国主义者的打击，这些敌人和间谍越是加紧联系，并且以自由的借口来破坏自由。现如今，他们又处心积虑，借共和主张来破坏共和国，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内战。”

在罗伯斯庇尔的言论中，公社中的极端革命派与共和国的外部敌人性质变得相同，他对国民公会提议说：“对于那些无法无天、与外敌阴谋互相勾结的狂乱行为，你们应当立即制止。对于公社这个特殊权力机关不加考虑就轻易地为敌人效劳的行动，我要求你们立即惩处，并宣布，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干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曾经按照公社的要求赞成放弃宗教信仰的国民公会，又宣布“禁止一切违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和措施”。

<h3>温和派与丹东派的失败</h3>

除了要战胜公社外，救国委员会还要抵抗山岳党中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员会独裁政治的温和派，为了进行镇压还需要建立革命政府，而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实行独裁。丹东这一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制，让国民公会能够独立自主，因此他们要求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动、释放嫌疑犯，并以此来打击公社派，削弱各委员会的权力。丹东和他的同党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韦斯特曼将军等人共同拟订了这个实行宽大、人道和法治的方案。他们提出：要先稳定共和国的战场，在取得胜利后再实行安抚。当这一派变成温和派后，就被罗伯斯庇尔派从政府中排挤出来。

5月31日以后，狂热的爱国派认为丹东的行为暧昧，并没有为这次事变出力，而且又反对对二十二人的判决，遭到了人们指责的丹东，退隐到故乡奥布河岸的阿尔西来躲避风暴。这时的埃贝尔派已有很大发展，丹东在同党的要求下于霜月（12月）初回来。

这时，菲利波站出来指责旺代战役的失败是因为指挥不当；不久前被救国委员会撤职的功绩卓著的韦斯特曼将军支持菲利波的意见，此外，卡米尔·德穆兰在他《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言论表示赞同。德穆兰怀着狂热的激情，参加了从7月14日到5月31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赞同革命的一切过激和暴力行为，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共和国。他言辞激烈却心地宽厚，为了避免共和国会分裂，他参加了打击吉伦特派的活动，他将自己的党等同于共和国，甚至以牺牲公正和人道来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拥护。但在目前的情势下，还用从前那种为革命服务的方式来打击玷污和破坏革命的人，已经没有作用了。他在《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文章，慷慨激昂地谈论自由，尖刻辛辣地评论人物，他通过对古代暴君的嘲讽来影射当前的暴政，他引用古罗马学者塔西佗著作中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连谈话都可能被视为政治犯，稍不留意，连简单的注视、忧伤、同情、甚至叹息和沉默，都能被当作罪行。卡西乌的后代在家里挂了一张祖先的肖像，就被定为反革命罪；马麦尔库斯·斯考路斯在悲剧著作中引用了一句意义双关的诗，就被视作反革命分子……”

德穆兰建议政府恢复温和、宽厚和公正的主张，这引起了狂热分子和独裁者的反感。对于革命的独裁制度，德穆兰不仅仅进行攻击，而且主张废除它，建立一个宽大的委员会取而代之，只有这样才能结束革命和平息党争。他的报纸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见面就先询问对方：“你最近看《老科德利埃党报》了吗？”此外，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布尔东·德·洛瓦兹等人，竭力联合山岳党和右派，鼓励国民公会摆脱两委员会的束缚，以恢复自由和权力。当时两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大，他们首先采取的步骤是逐步削弱，通过改变舆论来增加国民公会的勇气，然后通过道义的力量来反对革命的力量，最后用国民公会的权力来对抗两委员会的权力。

丹东派的山岳党人认为，十头政治中只有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圣茹斯特是死心塌地拥护恐怖政策的，巴雷尔由于软弱而拥护这个政策，库东则因为效忠罗伯斯庇尔才拥护这个政策，因此他们试图将罗伯斯庇尔拉拢到温和派方面。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关系较为友好，此外罗伯斯庇尔秩序观念强烈、作风严谨，再加上他公开宣扬道德，这些因素都成为他们利用的条件。当时，罗伯斯庇尔是享有最高声望的人，他曾经维护七十三名被羁押的吉伦特派人免于两委员会和雅各宾派的毒害，曾在公开场合对克洛斯和埃贝尔进行抨击，人们将他看作共和国的调解者、舆论的支配者。只要争取到他，就能够控制两委员会和公社，并且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影响。丹东从阿尔西回来后就和罗伯斯庇尔会面交谈，当丹东遭到雅各宾派的攻击时，罗伯斯庇尔出面维护他。罗伯斯庇尔还亲自为《老科德利埃党报》批阅修改稿件，并且宣传了几项主张温和的原则，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当时掌握革命政权的人，俾约—瓦伦和圣茹斯特公开表示支持两委员会的政策，当科洛·德布瓦出使回来后，进一步恢复了这一派的勇气。

在国民公会上雅各宾派开除了卡米尔·德穆兰，巴雷尔代表政府抨击他，罗伯斯庇尔也被指控为犯了温和主义，但由于他的威信很高，进攻和取胜都需要他，两方面都在争取他，因此没受到责难。凭借自己这种优越地位，罗伯斯庇尔站在两派之间并不加入任何一方，而是专心对付这两派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需要牺牲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者，两委员会需要牺牲山岳党和温和派，因此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罗伯斯庇尔将丹东、德穆兰和他们的同党交给救国委员会，而救国委员会则把埃贝尔、克洛斯、肖梅特、隆森和他们的同党交给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袒护温和派，希望通过打垮无政府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这对于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是有利的。

这个时期，共和国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共和国的不满普遍存在，两委员会认为还不是与欧洲列国和国内反对派讲和的时候，因此必须实行独裁来继续作战。在他们看来，埃贝尔派卑鄙而下流，它使人堕落，通过制造混乱来帮助外敌；丹东派则通过温和政治和道德败坏来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因此，巴雷尔代表政府发言建议作战，并加强实际行动。几天后，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他反对自己曾支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反对法治的政府，要求保持革命政府。他说：“国外，各国的暴君包围着我们，国内，拥护暴政的人在进行阴谋叛乱。如果姑息这种情况，他们必然要谋叛到底。为了共和国不灭亡，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用理智对待人民、用恐怖对待敌人的原则。如果说道德是人民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动力，那么道德与恐怖就是人民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动力。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缺少力量的，我们只有用恐怖手段来制服自由的敌人，才能奠定共和国基础，革命政府的专制实际上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在这次演说中，罗伯斯庇尔谴责了温和派和极端革命派，认为他们都希望消灭共和国，他尖锐地指出：“两派的旗号和道路虽然不同，但他们追求的却是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颠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国民公会，使暴政得逞。”就这样，罗伯斯庇尔做好了剥夺他们权力的舆论准备，他的演说得到了一致赞同，演说稿随即被发放给所有民众团体、政府机关和军队。

在罗伯斯庇尔公开表示敌意后，曾经同罗伯斯庇尔来往密切的丹东要求与他进行一次会谈，地点选在了罗伯斯庇尔的家里，两人的态度冷淡，交谈却很尖刻。丹东满腹牢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罗伯斯庇尔则保持克制和冷静。丹东首先说：“我完全知道委员会的态度，但是我并不害怕他们的仇恨。”罗伯斯庇尔回答：“你想错了，委员会对你并无恶意，只是觉得你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丹东激动地反驳：“解释？要解释就得说实话！”看到罗伯斯庇尔的脸色沉下来，他又补充说：“压制保王派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应该只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能混淆了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罗伯斯庇尔愤愤地反问道：“是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听到这句话，丹东苦笑着对同来的人说：“你认为呢？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然后他们就起身离开了，这次分别后，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友好关系一刀两断。没过几天，圣茹斯特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以从未有过的、更加露骨的口气，对包括温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反对派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且建议赋予政府最广泛的权力来对付公社派中的阴谋者。

对此，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采取任何防卫的措施，他们的成员副检察官埃贝尔、“革命的将军”隆森、“人类的发言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蒙莫罗、樊尚等人，被当作外国间谍和国内的阴谋叛乱分子逮捕，并被解送到革命法庭。在首领被捕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卑怯地死去。通过这些行动，救国委员会取消了革命军队，各区委员会的权限也被削弱，公社被迫到国民公会中表示对逮捕和处罚措施的感谢。

丹东如果不起来自卫，下次遭刑罚的对象将会是他。但是他已经无所依靠，虽然国民公会对他和他的事业有所偏袒，但此时国民公会被两委员会的革命势力所控制。失去了政府和国民公会支持，也得不到公社和俱乐部的援助，丹东除了被动等待没有别的选择。他的同伴们要求他进行自卫，他拒绝道：“我宁愿做受刑人而不愿做行刑人。”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雄辩的口才谴责罗伯斯庇尔和两委员会，发动国民公会推翻他们的暴政，虽然旁人竭力敦促，但丹东明白，推翻一个已经确立的统治并非轻而易举，况且，国民公会也处在被控制威胁的地位，他的任何行动都没有效果。于是他只是勇敢地等待着，他相信敌人不敢处死他这样的人。芽月10日，有人来告诉丹东救国委员会正在讨论逮捕他，催促他立刻出走，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不肯离开。但当天夜里，丹东在住宅中被逮捕，和卡米尔·德穆兰、菲利波、拉克鲁瓦、韦斯特曼等人一起被押解到卢森堡宫，他被关押在一间单独监禁的密室。

人们对丹东的被捕忧虑不安，一时间流言四起，第二天国民公会在开会时，人们面带惧色地悄声询问，不知道为何对人民代表也要采取这种逮捕手段。勒让德尔说：“公民们，昨夜大会的四名代表被捕，除了丹东，其他人我不知道是谁。我在这里公开宣布，我认为丹东是无辜的，没想到却戴上镣铐。我要求在没有听到控诉之前，先将被捕的人叫来，让他为自己受到的指控答辩。”他的提议受到了会场的欢迎，有几位代表提议进行表决。

没过多久，罗伯斯庇尔出现在讲坛上，他说：“这次会上出现了已经很久不见的混乱情形，刚才发言人的话引起了骚动，由此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今天必须知道，是几个人重要还是整个祖国重要？我们要看一看，国民公会是主动打碎一个早已腐朽的偶像，还是等着它垮下来压倒国民公会和法国人民！”寥寥数语，罗伯斯庇尔就压倒了丹东的同党，使会场复归平静，勒让德尔也撤回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圣茹斯特宣读了对被捕代表们的长篇控诉书，言词似是而非而又极其巧妙，对他们在言论、政治活动、私人生活以及各种图谋方面进行指责，代表们在沉静中附和通过了对丹东及其同伙的控告。

被告们在革命法庭上表现了勇敢高傲的态度，迪马担任审讯丹东的审判长，他按照程序询问丹东的姓名、年龄、住址。丹东回答说：“我是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人人知晓，今年三十五岁。我的住址即将消失，但我的名字将永存史册。”虽然人们被丹东轻蔑而有力的回答、拉克鲁瓦得体的反驳、菲利波的严峻表情、德穆兰的激昂气势所感动，但法庭以被告们不尊重法律为由剥夺了他们的辩护权，直接宣判死刑。之后，这些人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执行死刑。

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有大批的军队和监护队，随行的群众一路沉默。囚车上的卡米尔·德穆兰不甘地高呼：“公民们，难道这就是对自由最忠诚的信徒的报偿吗？”丹东则沉着而高傲，昂首挺胸地走到断头台前，他先是大声说：“我亲爱的妻子，我将永远看不到你了……”然后又打断自己的话对自己说：“丹东，勇敢些！”

在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人们死去后，再没有人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再听不到反对恐怖独裁的声音。恐怖独裁笼罩着全国，吉伦特派和丹东派都曾试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但他们都死了。敌人愈多，统治者要杀的人也愈多，身处血腥的人们无法自拔，直到他们被杀死。在吉伦特派垮台后，十头政治提出了恐怖政策；在卑鄙的埃贝尔派垮台后，他们提出了公正与忠诚；而在丹东派垮台后，他们提出恐怖和道德，并将丹东派指为姑息派和不道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