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与此同时，议会外面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从未停止。议会采取措施果断应对，规定军队属于革命力量，宫廷和贵族头衔不限制军阶和晋升，一举击败了敌人瓦解军队的阴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7月14日逃到都灵以后，秘密联系里昂和南方，但由于缺乏国内外支持者，所有的阴谋计划全部失败。在朗格多克，僧侣尝试发动暴动，除引起短时间骚乱外毫无结果。法夫拉斯侯爵计划挟持国王到佩龙讷，由于过于高调，还未来得及执行便东窗事发，被夏特莱裁判所判处死刑。</b>

<b>宫廷进退两难，它感到对议会的依赖更加明显，而且很多时候自己无能为力。它迫切想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难度过大，又根本不敢去尝试。因此，它只是躲在暗处煽动反革命，却从来不公开露面。在成为改革的主要发起人之后，米拉波想联合所有派别——包括宫廷来稳定改革。他支持立宪，也不想将革命交给宫廷，只是为使宫廷转向革命。但是，他的失误之处在于不应叫别人收买他的这种支持。宫廷先后与拉法耶特、拉梅特之辈和吉伦特派人有过瓜葛，想利用他们终止革命、摧毁革命。由于力量强大、影响广泛，平民领袖米拉波在宫廷中很有威望。尽管面临种种阴谋和奸计，制宪的工作坚持着国民的最高主权的原则，在议会中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司法组织被确立下来，所有新的司法官职都是暂时的。按照君主立宪制度，人民拥有所有权力，可以任命官员。所有权力不归某个人或某个家族所有，所以不像王位一样可以世袭。司法领域也有了新变化，刑事案件中出现了过去一般性的民主组织陪审团，民事案件中有了专门的审判官。所有案件都要在固定法庭中分两级审判，以防止出现错判误判。用于维持法律的保护作用的最高法院开始出现。放在国王时代，这些权力是固定属于国王的。革命以后，这些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归任何个人所有。在与他国是战是和的问题上，议会把主动权赋予国王，立法机关拥有决定权。</b>

<b>通过革命，旧有的藩篱被推翻，新的政治、社会秩序被建立起来。革命政府迅速成立，国君、国民议会、行政区域被设立，军队、市政权、行政权、平民法庭、教会和货币建立起来，国债也找到了抵押，一些财产的所有权被合理转移。</b>

<h3>练兵场上的结盟大会</h3>

<b>7月14日是国民解放周年纪念日，人们打算在练兵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由国王、各郡代表、国民议会代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为宪法宣誓。节日来临之前，有一些同情平民的贵族议员建议取消贵族爵位，议会随即召开专门会议，于6月20日废除了所有爵位、纹章、徽章和勋爵骑士团。这次会议的召开，消灭了旧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职务的爵位、标志家族势力的纹章、封建贵族私人军队佩戴的徽章、立下战功的勋爵骑士团全都不存在了，特权不复存在，一切的权力和荣誉都属于平民。这项针对贵族的决议，像僧侣世俗化引起僧侣的反对一样，引起了贵族的逃亡和反击。贵族们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反对革命的行动。</b>

<b>7月14日很快来到，除了天气不太好之外，还算是一个好日子。各郡代表陆续赶来觐见国王，国王以立宪君主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布列塔尼代表团团长单膝跪地，把象征忠诚的宝剑献给国王。路易十六高兴地说：“我相信布列塔尼人对我的爱戴和忠诚，宝剑还是交给你们吧！请转告大家，我是所有法国人的父兄，也是他们的朋友。”代表又说，“陛下，您是公民国王，全体法国人永远都爱戴您。”</b>

<b>紧张筹备了几个星期后，7月14日早上七点，结盟大会拉开序幕。各路代表从巴士底狱旧址开始，沿着既定路线，浩浩荡荡地朝练兵场进发。前进的队伍中，有选举人和各公社代表，也有各县县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军队代表、巴黎国民自卫军和各郡的结盟军也在其中。大家身着节日盛装，高举着旗帜和爱国标语，在悦耳的音乐声中穿过城区，跨过塞纳河，从牌楼下进入练兵场。练兵场周围是宽敞的草坡看台，上面聚集了约四十万观众。练兵场上，各郡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代表列队站在各自的旗帜下，一个古式祭坛被设置在场中央，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在祭坛周围的观礼台上就座。伴随着军乐声，首先由身着祭礼服装的奥顿的主教主持了弥撒。随后，他又为王旗和八十三面郡旗行了祝圣礼。接下来进入宣誓环节，广场上十分肃静，在当天上任的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首先走出来。他代表他自己、军队和结盟军宣誓，将永远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全力维护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和全体法国人民永远保持团结。然后，国民议会议长和全体议员也进行了宣誓。路易十六以全体法兰西人国王的名义宣誓，将尽自己的全力来维护宪法。王后举起怀中的王子，激动地说：“我和我的儿子，怀有同样的愿望。”刹那间，各团体的旗帜挥舞起来，和群众的欢呼声一起，将练兵场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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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日之后，巴黎市举行了竞技会、灯会和舞会，延续结盟节。在遍布铁栅、刑具和瓦砾的巴士底狱旧址，人民载歌载舞。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监狱旧址，会成为歌舞欢乐的场地。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专门制作了纪念章，代表们也随后返回。结盟大会的召开，暂时停息了各党派之间的敌对行为。</b>

<h3>会后的阴谋活动</h3>

<b>结盟大会以后，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又在议会内外开始了。奥尔良公爵结束流放，刚回到巴黎，就有人控告他和米拉波是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谋。于是，夏特莱裁判所继续调查审理这一已经搁置的案件。不过由于无法证实，宫廷这次急于求成的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议会本来就没有打算护短，但由于查无实据，便宣布不应追诉。对这起不成功的诉讼程序，米拉波严厉谴责，对他的控告也不攻自破。</b>

<b>宫廷又想了别的办法破坏议会。他们收买一些写手，撰写了诋毁议会的文章在议会门口出售。大臣们则出面谴责并反对议会的做法。昔日的权贵内克尔不甘寂寞，希望逐步改革的他与议会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不愿意服从议会的命令，便通过向议会递交备忘录的方式表示反对。不过，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便在1790年9月4日辞职，离开巴黎。</b>

<b>被取消爵位的贵族也对革命怀有敌意，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认识到在国内煽动人民难度很大，便想采用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到国外去，通过联合外部势力干涉法国内政，最终卷土重来。但是逃亡之前，他们也不放弃在国内可以煽动反革命的一切机会。</b>

<b>军队也已经发生了分裂。新的军事条例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的军阶改为授予从军时间长的人，这对士兵而言是有利的。大部分军官却不欢迎新的制度，当被迫宣誓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时，有的人选择了逃亡，有的人选择拉拢士兵希望能自成一派。手下兵多将广的布耶侯爵显然属于后者。在不得已同意宣誓之后，他想方设法让军队忠于自己。一方面，他努力减少军队和公民的接触，防止军队染上反抗思想；另一方面，他谨言慎行，努力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使他们拥护和爱戴自己。而在别的地方，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士兵的反对和舆论界的反映，克扣军饷，隐瞒军需账目，最终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年8月，南锡有三个团的士兵反抗军官，遭到了布耶的率兵镇压。巴黎人民对士兵十分同情，他们认为士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主张镇压的大臣。好在拉法耶特及时出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这时的议会，努力化解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攻势。</b>

<b>看到国民议会面临困境，反革命团体得意万分。他们认为，无论群众是否支持议会，旧制度都将很快恢复。僧侣也在推波助澜，为了阻挠出售教会财产，他们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格。平民摆脱了什一税，也获得了债权保证，自然和主教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于是主教们便改用“教士法”来煽动教会的分裂。实际上，这项法律既不涉及教规，也不涉及信仰，并且已于12月26日获批通过。主教们却不这么认为，声称这项法律侵犯了教权。教皇也极力怂恿主教们反对僧侣世俗化。主教们决定反抗这项法律，不认可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也不认可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b>

<h3>“教士法”引发的分裂</h3>

<b>议会不但没挫败反革命联盟，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事实上，如果最开始议会不强制撤换那些反对派神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议会认为，僧侣们出于自身考虑，一定会赞成宣誓，凡拒绝宣誓的，必须撤换其职位。主教们却以为，所有教士都会和他们一样拒绝宣誓。结果议会和主教们都失算了。主教和教区司铎在宣誓问题上的选择并不一致，而是有的宣誓了，有的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自然被换掉，新的继任者走马上任，并接受了奥顿和利达主教的任命。但是，被撤职的僧侣并不甘心，留在原来的教区继续发号施令，煽动人们违反法律。利益和制度之争最终演变成党派之争。僧侣分成反对派和宪政派两个派别，互相攻击对方为叛徒或异教徒。宗教也成为满足私心和私利的工具。</b>

<b>人民群众没有卷入这些纠纷中，但成为各派团结争取的对象。各派开始利用俱乐部的方式影响群众。俱乐部原本是私人会社，主要用来议论政府措施、国家大事和议会法律。这些讨论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外，没有任何权力。第一个俱乐部产生于凡尔赛宫，是布列塔尼地区的代表成立的，成立初衷只是商讨他们的步调，后来他们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便得名为雅各宾俱乐部。它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会员范围从市政人员扩展到普通公民，并在各省陆续建立了分部。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除对议会外，对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开始产生影响。雅各宾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势力，并开始领导合法势力，左右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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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这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变为一个群众集会的场所。看到俱乐部性质的改变，一部分元老离开了，创立了一个类似原来俱乐部的协会，称为89年俱乐部。它在议会中占有优势，领导者是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等人。拥有人民基础的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则是拉梅特和巴纳夫。看到这两个拥护新制度的俱乐部，反对革命的贵族一派也成立了俱乐部与之抗衡，先是叫作“无党派俱乐部”，后来又更名为“王政俱乐部”。他们想采用分发面包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但是群众视之为反革命机构，根本就不接受，还多次扰乱俱乐部的会议。1791年1月，这个俱乐部迫于群众的压力被市政当局查封，终于寿终正寝。</b>

<h3>米拉波之死</h3>

<b>由于国王几位姑母的出走，群众变得十分不安，他们担心宫廷正准备另一次出走。为防止国王从与杜伊勒里宫相通的万森城堡的望楼出走，群众纷纷到万森去拆除望楼。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来由，反革命分子正想趁乱把国王劫走。就在这时，国王被冲进杜伊勒里宫的六百多名武装人员劫持，他们企图挟持国王出走。拉法耶特及时率领国民自卫军赶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群众被驱散，宫中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缴械。经历了这次事件，人们对路易十六可能的出走更加警惕。当路易十六要到圣克卢去时，群众和禁卫军便出面阻拦。为防止国王出逃，议会在宣布国君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宣布了国王不得出亡国外，否则立即失去王位。</b>

<b>当时有很多的逃亡者，议会想用颁布法令的方法来制止逃亡，却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任其逃亡，将会威胁国家安全；如果严加管制，又成了对人权自由的侵犯。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议员们分为三派，一派人袒护逃亡，一派人只关注人权，一派人又只关心国家安全。三派势力对制定什么样的法令各持己见。有人提出一个办法，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认为，这项提议过于苛刻，好像与以严酷著称的《德拉古法典》一样。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言，还没有严峻到必须采取这种手段的地步，议会最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几天之后，也就是1791年3月2日，米拉波因操劳过度不幸离世，全国上下一片哀悼。巴黎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安葬在以“国士墓”命名的伟人公墓。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他的勇敢精神，帮助革命取得了成功；他的冷静判断，帮助革命少走弯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议会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讨论时，人们还不自觉地望向他曾经的座位。米拉波的死，对革命来讲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他既想巩固王位，又想加强革命。实际上，万一他真的行动起来，不是王权压倒革命，就是革命消灭王权，想要两全其美，根本是不可能的。</b>

<b>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贵族方面，更是抓住一切机会反对革命，包括怂恿临时法院抗议高等法院复会、挑拨各等级反对废除省制、策划新的选举扰乱各郡的组织、要求议会解散、煽动军官叛变等。然而他们的反抗全部失败，于是不得不逃亡国外，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方面，极端不满对教会财产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教会的新制度。为了反对新制度，他们制造暴动，甚至利用宗教分裂来掀起暴动。这段时期，各派的分裂日趋明显，反革命势力积极筹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