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世纪，新型船舶就可以让欧洲人征服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将新大陆上以前独立的核心区域转变成西方的外围区域。欧洲人在18世纪就开始将南亚的核心区域变成另一个类似的外围区域。到了19世纪，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将西方的触角伸向世界，再一次改变了地理格局。英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意愿传递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随着西方人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源，为了合理确定相互间的占有比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陡升。1800～1900年间，西方能源获取量只增长了2.5倍，但其军事力量却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将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变成了统治。

令人愤怒的是，东方的强大国家却对此不予理睬，它们把西方的贸易商限制在广州和长崎等几个极小的区域内从事交易。如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当英国马戛尔尼勋爵于1793年来到北京要求开放市场的时候，乾隆皇帝坚决回绝了他——尽管如此，正如马戛尔尼在日志中回忆的那样，普通中国人“都是做非法买卖的。在我们所停泊的几个中国海港里我发现，没有什么能比看见我们的船经常驶入这些港口更让他们感到惬意的了”。

在19世纪30年代，问题越发凸显。300年来，西方商人一直都是乘船来到广州，兑换银元。银元似乎是唯一一件他们拥有同时中国官员也需要的东西了，他们可以用银元来买茶叶和丝绸。18世纪80年代，每年有将近700吨的银元从西方运至广州。但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发现，许多中国人喜欢吸食鸦片——这种种植于印度的神奇毒品。西方商人（尤其是英国人）极大地推动了毒品交易。到1832年，他们运送了将近12吨的鸦片到广州，每年吸鸦片成瘾的人数保持在100万～200万（见图10-3）。购买毒品所需的钱将中国由白银流入国变成白银净支出约400吨的国家。这可是一大堆毒品，一大笔钱啊！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4917.jpg" /> <h5>图10-3 1730～1832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鸦片销售量陡然增加

</h5>

商人们坚称鸦片“只是为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服务，就像英国白兰地和香槟是为上流社会提供一样”。但是，实情却并非如此，而且这些商人也心知肚明。鸦片使许多人的生活破碎，使这些人境遇悲惨。同样，这让一个从未见过鸦片烟枪的农民心碎，因为银元流入鸦片贵族手中增加了金属的价值，这就迫使农民销售更多的农作物以换得更多的银元缴纳赋税。实际上到1832年，税收增长到了50年前的两倍。

清朝道光皇帝的谋士提出了一个市场解决方案，即将鸦片合法化，却遭遇了冷嘲热讽。鸦片本土种植后将会减少从英国进口的数量，这样就可以阻止白银外流，增加税收收入。但是道光皇帝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听从他手下大臣们的建议。他想从鸦片自身寻求解决方案。1839年，道光皇帝宣布禁烟。

我在此对第一次禁烟运动做一下简单介绍。起初，禁烟运动很成功。道光皇帝的禁烟大臣没收了数吨鸦片，并将其烧毁，投入大海中（之后写了一篇堪称经典的诗歌献给海神，对污染其领域的事件致以歉意）。但是随后，禁烟运动进展得并不顺利。英国的贸易专员发现，市场的神奇力量无法奏效的地方，枪炮却可以做得更好，于是他将英国拖进了和中国的战争中。

随后，就到了工业革命展现其优势的时候了。英国的秘密武器就是军舰“复仇”号，一艘崭新的全铁制大轮船。不过，甚至连皇家海军都对这个巨大的武器持怀疑态度。就像其船长坦言的那样，“木头的漂浮性质让其成为建造船只最天然的材料，因而我们无须考虑用什么形状的木头或是用什么方式来打造木头。而铁的下沉性质却使其一眼看上去并不能像木头那样，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这一担忧似乎是有道理的。船的铁制外壳扰乱了指南针的正常运行。甚至还未驶离英国，“复仇”号就撞上礁石了，它在好望角附近还险些撞成两半。船长需要把几块木头和铁块拴在船侧才能保持船体漂浮于水面。但是，一旦到了广州，它就一扫往日的阴霾。“复仇”号没有辜负这个名字的内涵，它依靠蒸汽驶入了木船无法经过的浅水道，将所有敌对势力撞成碎片。

1842年，英国船队关闭了京杭大运河，将北京城逼到了饥饿的边缘。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握有与外国人和平谈判的权力，向皇上保证仍可以“解决这些小问题，完成国家宏伟大业”，但实际上他却允许英国船只驶入其要求开放的中国港口——随后美国、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提出相应要求。当中国人民对这些外国魔兽（见图10-4）的敌意奋起反抗，使得这些特权未能获得预期的利润时，西方人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4237.jpg" /> <h5>图10-4 文化不一致：中国一幅简笔漫画——口中喷火的英国士兵（1839年）</h5>

西方人之间也相互引诱，吓唬对方说，商业中的竞争对手会获得更多的特权，会把英国的贸易商们从新市场中驱逐出去。1853年，英国与他国的贸易竞争扩展到日本。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乘汽船来到东京湾，要求获得让美国驶往中国的船只在东京湾补给能源的权力。虽然仅有四艘现代船只跟随，但是这些船只装备的军事火力比日本所有枪支火力加起来还要大。它的舰队是“水域里自由移动的城堡”。当时有人目睹这一切后惊奇地说：“一团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们还以为起火了呢，真的是这样！”最后，日本允许美国在两个港口通商。立刻，英国和俄国要求同样的待遇，日本也一一满足。

地位之争并未就此停止。1842年，在中英《南京条约》附件中，英国律师创造了一个关于法律地位的新名词，即所谓的“最惠国”，这意味着中国给另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权利也要同样给予英国。中美于1843年签署的条约规定可以在12年后进行修订，因此，英国外交官于1854年也要求享有同样的权利。可是清王朝终止了这项权利，英国随即向中国宣战。

即使是英国国会，也觉得这么做有点儿过分了。国会严厉指责了帕默斯顿首相，其政府随之倒台，不过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却不断攀升。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将赃物送回巴尔莫勒尔堡。为了在修约时不让他国超过自己，美国总领事威逼日本答应另一个新条约，并威胁若不答应，英国的船队就会轰开日本的大门，输入鸦片。

1860年，西方像个巨人一样立于世界之上，所及之处无边无际。古老的东方核心在一个世纪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而今与南亚和美洲以前的核心地带一样，已沦落成西方核心国家新的边缘地带。北美大部分人口来自欧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挤进了世界的核心区域。对于此次地理格局的巨大调整，欧洲则继续开拓新的边疆。他们驾驶着汽船将白人大批大批地运送至南非、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然后运回沉甸甸的谷物和绵羊。1870年，非洲在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上还是一大片空白的区域，等待开发。到1900年，它几乎已经全部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了。

回首这些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将其称为“黄金年代”，此时：

<blockquote>

对于（西方）中产阶级来说，生活成本低，麻烦事儿少，服务便利，身心舒适，消遣娱乐随手可及。这比以前社会上最富有的人或有权有势的君主生活得还要好。伦敦的市民打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可口的饭菜，在床上喝着早茶，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这些订单很可能提前送达呢！此时此刻，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可以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源和世界各地新兴的企业……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立刻获得通往世界各地、各种气候环境下便宜又舒适的旅行，而且不用护照，也不需要任何正式手续……接着，他可以继续出访他国，不了解那里的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也没什么大碍。他新创造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如果他人对此有任何一点干涉，他都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极大的损害，震惊万分。

</blockquote>

但是，对于1890年在刚果盆地度过大部分时光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来说，事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他在自己的反殖民主义经典著作《黑暗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中评论道：“征服全球大体意味着，从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肤色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微大一点的人手中夺去所有。当我们深入探究后就会发现，征服全球并不是件好事。”

刚果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实例：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夺取刚果，并将它占为私人财物。他折磨、伤害并残杀了500多万刚果人，用这种方式促使其他人向他进贡橡胶和象牙。借此，利奥波德国王成了亿万富翁，但这绝不是个例。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白人几乎将原住民斩尽杀绝。一些历史学家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因为这些殖民主义者几乎将1876～1879年和1896～1902年间的弱季风变成了一场场灾难。从中国到印度，从埃塞俄比亚到巴西，饥饿已经扩展成饥荒。痢疾、天花、霍乱、黑死病接踵而至，夺去了将近5000万生命。一些西方人为缓解饥荒状况筹集善款，一些人则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有一些，如《经济学人》杂志则抱怨道，饥荒救济款只会告诉饥饿的人“政府有让人民存活的义务”。难怪库尔茨先生渐渐消失的话语在此时赫然出现，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墓志铭——“真可怕啊！真可怕啊！”[6]库尔茨是个邪恶的天才，康拉德描绘他在森林中开创自己的事业。

东方世界没有出现像刚果那样糟糕的情况，但是仍然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羞辱和剥削。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爱国志士、持异议者和犯罪分子谴责政府的无能，发动了武装起义，中国和日本已经四分五裂了。宗教狂热分子和民兵屠杀离开保护地的西方人以及纵容这些侵略者的官僚们。西方海军轰炸沿海城市进行打击报复，敌对派别在西方国家间挑拨离间。欧洲的武器大量涌进日本。1868年，英国支持的日本派别推翻了日本的合法政府。中国内战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随后，西方金融学家断定政权更迭会伤及投资回报。于是，在一批“常胜军”和美英官员及炮舰的帮助下，大清王朝镇压了起义，总算保住了统治地位。

西方世界指挥东方各国政府该做些什么，西方抓住东方的资产，在它们的国会内阁中安插西方的顾问。毫无悬念，这将压低西方的进口关税，并且降低那些西方需要的商品的价格。有时，这些举措甚至会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1879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告诉日本天皇：“看到欧洲列强试图侮辱亚洲国家，我怒火中烧。”

但是，大多数西方人总结道，事情就是按照它本该发生的那样进行着。看着东方国家一个个崩溃，西方优势的长期注定理论变得更加确定了。在东方国家里，君王腐败，孔门弟子卑躬屈膝，十几亿苦力吃了上顿没下顿。似乎这些国家命中注定就该受欣欣向荣的西方国家的征服与压迫。世界似乎行进至终结，步入了其注定的形式。

<h3>东方的战争：日本冲到了前面</h3>

傲慢自大的西方人沉浸在19世纪长期注定理论的成功应用中，却忽视了一件大事，即他们以市场为导向的帝国主义理念的逻辑性。正如市场曾经引导英国的资本家在其最强悍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进行工业基础建设一样，现在市场奖赏将资金、技术、经验投资于东方国家的西方人。西方人可以随时依照他们的喜好累积资本，但是资本对新利润的不断追求也给准备利用投资机遇的东方人提供了契机。

东方人抓住机遇进行投资的速度快得惊人。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模仿西方的精华。他们将西方在科学、政治、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书籍翻译成中文、日文，派代表团去西方进行实地调查。西方人也迅速前来向东方人出售他们刚生产出的小玩意。中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在农村开设工厂，也污染了那里的生态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出人意料。东方人争先恐后地尝试促使西方社会迅速发展的工具。其实，西方人600年前也是这么对待东方传来的先进技术的，如指南针、铸铁技术，还有各式枪炮。以前美洲、南亚的主要国家在过去300年间已经沦落成西方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对西方统治的反应与中日等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截然不同。

美洲原住民从未发展过本土工业，南亚在这方面做得比东亚各国还要慢。一些历史学家觉得文化解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可以明确地说），西方文化十分鼓励努力工作、理性思考，而中日等东方文化在这方面却很少强调，南亚文化提及得更少，其他地区的文化则几乎从未涉及过。但是殖民主义思维定式留下的产物确实需要这么做。

当我们在一个长期的范围内观察东方国家对西方统治的反应时，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两种显著的相关性。第一，那些在西方统治世界之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如东方的核心区域）工业化的速度往往比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核心区域快；第二，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日本社会在1853年前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发展，并且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而印度的社会发展较为一般，并且沦落成西方列强的完全殖民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现代化才开始起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展水平很低，也成为西方的完全殖民地。直至今日，那里才开始追赶其他国家的发展脚步。

由于19世纪的东方（按照工业化前的标准来看）是个农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城镇发达、文化普及、军事力量强大，不少居民变通西方的方法，将其应用到新的社会环境中。甚至有些东方人接纳了西方关于工业化的观点。对于每一个东方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武士在抱怨：“旧生活需要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无是处。但是新生活只需要有用的东西，虽然它们可能看上去并不赏心悦目。”虽然1900年城市实际工资上涨，但是中日两国的持异议者还是积极组建社会主义政党。

各个国家对工业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就像在西方，一旦时机成熟，不管是伟人、傻子、文明人还是倒霉鬼基本上都不会出来阻挠工业革命的开展。但是，和西方一样，这些力量却可以决定哪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

当W·S·吉尔伯特（W.S.Gilbert）和亚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于1885年表演喜剧《天皇万岁》（The Mikado）时，他们将日本看成是东方异域国家的典型代表，在那里小鸟会为爱殉情，刽子手也会自杀。但实际上，日本的工业化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快。1868年内战后，他们将年少的新天皇扶上宝座。在东京，聪明的掌权人成功地使日本免于和西方列强作战。他们主张主要利用本地资本投资工业，劝阻愤怒的人们对外国人先发制人。与此相反，中国于1884年和法国开战（在一小时内，中国昂贵的新型战舰大部分被摧毁），西方列强从中国拿走——准确地说是抢走——大量财物，中国遭到了破坏性攻击。

日本的政府中坚分子面对的事实是：自由化是个一揽子交易。他们戴上了西方的高帽子，穿上了西方传来的服装。一些人建议采用拉丁文字，其他人主张日本人学说英语。他们开始思考任何可能奏效的方法。而中国的清王朝官员的做法与此形成反差。清朝官员考虑的是各自集团的利益。46年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反对任何危及清朝统治稳定性的现代化方案。有一次，她采纳了西方人的提议，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光绪皇帝于1898年试图进行百日维新运动（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创办大学、调节茶叶和丝绸生产、进行出口贸易、发展采矿、兴修铁路、西化陆军海军）时，慈禧太后宣布光绪帝请她回来摄政。随后将光绪幽禁于宫中，处决了光绪手下进行变法运动的大臣。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前，她用砒霜将光绪帝毒死。然而，光绪皇帝至死都是改革派的支持者。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裹足不前之时，日本正在赶超。1889年，日本颁布了一部宪法，给予富有的男性选举权，允许组建西式政党，创建现代政府部门。中国仅在慈禧太后在位期间钦定了一部宪法大纲，于1909年给予男性有限的选举权。日本将普及全民教育列为重中之重。到了1890年，2/3的日本男孩和1/3的日本女孩接受了免费的小学教育，而中国最终并没有进行全民教育。两国都于1876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上海政府于1877年拆毁了铁轨，因为担心叛民会利用铁路进行不法活动。1896年，日本有2300英里的铁路，而中国仅有370英里。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体现在钢铁、煤炭、蒸汽机的拥有量及电报线路的数量上。

纵观历史，核心地带的扩张通常会在边缘地区展开激烈的战争，这将决定边缘地区的哪一部分会抵制（或同化）大国的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雅典、斯巴达和马其顿为争夺波斯帝国的边缘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战争。在中国，随着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的扩张，楚、吴、越三国在南方同样展开了争夺战。19世纪，当东方成为西方的边缘地带时，争夺战再次上演。

16世纪9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未果。自此以后，东方大国认为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代价大于所获得的利益，但是西方的入侵推翻了东方人此前的想法。无论哪一个东方国家，只要它尽快进行工业化，重组经济，重振军威，它不仅会拒西方帝国主义者于国门之外，还会压制其余东方国家的发展。

最后，带给中国重创的是日本的工业化，而非英国的战舰。日本缺少自然资源，而中国供应充足。日本需要市场，而中国市场广阔。在日本，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争论很是激烈，甚至发展到暴力的程度，但是在过去五六十年中，日本逐渐变得依赖于中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好战分子已经下定决心征服整个东方世界的核心国家，将中国和东南亚变成其殖民地，赶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场东方大战打响了。

但是，这场东方大战和18世纪的西方大战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东方战争发生时西方已经占据了全球的统治地位。这将一切都变得复杂了。因此1895年，当日本无视中国对其侵占朝鲜的抵制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给其表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一幅令他十分害怕的画《黄色的危险》（见图10-5），敦促他“要教育亚洲人，要保护欧洲免受不凡的黄色人种的袭击”。因此，尼古拉斯夺取了日本从中国侵占的大片土地。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4162.jpg" /> <h5>图10-5 “黄色的危险”：这幅画是根据德国威廉二世创作的草图而绘制的。威廉二世解释说，此图的创作意图在于鼓励欧洲人联合抵制佛教教义、异教教义和野蛮的侵袭，保卫基督教</h5>

但是，其他西方国家却发现了与日本合作的好处，它们想利用日本处于萌芽阶段的力量来为它们维持东方的秩序。1900年，机会来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秘密反帝国主义团体——义和团发动起义（他们宣称，练习中国武术100天就能刀枪不入）。2万外国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其中参与镇压的大部分士兵来自日本，虽然西方的记载中不会对此进行记录——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北京55天》（55 Days in Peking）更是只字未提。英国对此十分满意，它们在1902年签订了海军同盟协定，认可了日本在亚洲的大国地位。日本坚信英国的中立立场，于1904年对俄国展开复仇战，击沉了俄国的远东舰队，与俄国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陆地战，击垮了俄国军队。沙皇尼古拉斯派遣自己的主力舰队航行两万英里来到日本意图扭转局势，日本战舰同样将其击沉。

虽然从东方掠夺财物返回伦敦还不到半年，但是古老的东方国家对此的反应却是如此激烈，似乎都可以颠覆西方帝国了。颜面尽失的俄国司令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Aleksei Nikolaevich Kuropatkin）总结道：“1904～1905年间发生的事不过是和先遣部队进行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维护亚洲和平的共同认知才是重要的事。只有怀着这一愿望，我们才能遏制‘黄色危险’。”但是，欧洲却忽略了他的建议。

<h3>世界大战：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h3>

1914～1991年间，西方大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其一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决定了德国能否建立欧洲陆上帝国。其二是1939～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的是同样的问题。其三是1947～1991年间的冷战，目的是商定美国和苏联如何分割世界。这一系列战争加起来形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战争。它包含夺去上亿人性命、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东方战争。与此相比，18世纪战争的规模真是相形见绌。1991年，西方仍然统领着世界，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库罗帕特金的担心真的快要来了：东方蓄势准备夺去世界霸权。

人们常常说到新的西方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的长期衰败是如何导致巴尔干地区滋生恐怖主义分子或自由斗士的，当时，一个名叫黑手党的团伙专干坏事，虽然运气不好，但它是如何于1914年6月刺杀奥地利哈布茨堡家族继承人的（第一个刺客扔的炸弹没有扔到奥地利大公的车上，仅仅让司机拐错了方向，倒了车。车恰好停在第二个刺客的面前，这位刺客行刺成功），以及旨在维护欧洲和平的一系列条约是如何把每个人拖到崩溃边缘的。

随后的事情也同样众所周知——欧洲现代化城市是如何征召年轻人参军的，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些人装备上最新式的武器，将他们巨大的能量投入这场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屠杀中。1914年前，一些学者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经济联系得太紧密。如果战争发生，所有国家都会受损，因此它们会阻止冲突产生。但是，到1918年，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只有那些有效利用广阔而多元经济形式的国家才可以在20世纪的战争中求得生存。

战争似乎展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优势，这些国家的人们全身心投入这场争斗中。公元前1000年，东西方人都明白，富有活力的帝国是发动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历史上，帝国是长期存在的政府管理形式，其中带有从亚述、波斯、秦朝等帝国延续下来的传统。在当今这个10年中，他们明白了这些富有活力的帝国与战争格格不入。

最先走向灭亡的帝国是中国的大清王朝。清王朝陷入债务、战争的泥潭中，政府管理混乱，小皇帝溥仪的大臣们早在1911年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不过，当袁世凯1916年称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同样不能掌控国家的局势。另一个军阀派别辅佐溥仪重新即位，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举。一架飞机在北京紫禁城上方投下炸弹，溥仪再次被罢黜，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几天之后中国的帝制结束。

随后灭亡的是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1905年，俄国与日本开战，尼古拉斯沙皇政府差点儿被日本推翻，勉强保住江山。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王朝彻底颠覆。1917年，尼古拉斯家族被自由派夺走了权力，并于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党枪决。德国的霍亨索伦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茨堡家族仓皇逃离自己的祖国，从而避免了像罗曼诺夫王室一样的命运。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到1922年终于灭亡。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破坏，但是也清除了欧洲古老的王朝帝国，中国一天比一天危弱，“一战”强化了西方统治。“一战”最大的赢家似乎是英国，然后是法国。英国不仅侵占了德国的殖民地，将大英帝国延伸至更远的非洲、太平洋以及古奥斯曼帝国的油田，此外还欺凌东方盟国日本，让日本交出其在战争中夺取的大部分德国殖民地。到1919年，世界上超过1/3的大陆面积和约1/3的人口在英国和法国的掌控之下。

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旧地图上仍然用彩色标示着这些帝国，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战争在增强西方力量的同时，也重新分配了它们之间的权力。欧洲进行战争的花费超出了其本身的财力，战争的开销甚至超过了英国的贷款数额。1920年，通货膨胀率上涨至22%；1921年，失业率超过11%。8600万工人进行罢工。英国仍然是日不落帝国，不过它得挣扎着维持对商业的全球开放。

为了还清债务，英国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大部分是跨洋投资。战争就是地狱，而美国就有这么一场战争，它以世界工厂和银行的方式出现。回溯至15世纪，西方的核心区域从地中海地区转移至西欧；到了17世纪，核心区域又转至欧洲西北部的海上帝国；到了20世纪，随着欧洲西北部海上帝国的崩溃，北美帝国崛起，西方的核心地带再次发生转移。

美国将自己改变成一种新的组织，我们可以称其为次大陆帝国。和传统的皇室帝国不同，美国没有古代压迫农民的贵族统治阶级。和欧洲各海上帝国不同的是，这个帝国没有工业化的较小的定居地来生产棕榈和松树。但是，在几乎消灭原住人口，进行了血腥内战，将上百万过去为奴隶的人变成实质的农奴身份后，欧美国家将民主公民身份从大西洋东岸散播至世界其他国家。那里富裕的农民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偏北地带广阔的工业化腹地上饲养牲畜，购买商品。1914年，这个次大陆的美洲帝国已经可以和欧洲的海上帝国相抗衡了。1918年后，美洲帝国的贸易走向了全世界。

欧洲富商们纷纷跑到美国吸收资本，这让他国大为吃惊。一位美国国务卿评论道：“世界金融中心从幼发拉底河岸转至泰晤士河及塞纳河河岸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但是转移至哈德逊河河岸似乎只用了一朝一夕。”1929年，美国持有1500多万美元的外资，和英国1913年拥有的数量差不多。此外，美国的全球贸易增长约50%。

在美国的领导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复活，但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1914年以前，虽然凯恩斯说，“伦敦对全球信贷行业有显著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几乎可以声称自己是世界管弦乐队的指挥”，但是1918年后，美国担当了这一指挥角色，虽然它并不情愿。1918年以后，美国的政治家们逃避了欧洲的竞争及战争，离开了空空的指挥台，他们撤到政治孤立中，和18世纪的中国及日本情况相似。当时机不错的时候，管弦乐队即兴表演，还可以应付过去。但是当时机不好的时候，演出的音乐就变成了刺耳的杂音。

1929年10月，事情进展得不怎么顺利，运气也不太好，乐队指挥也不在场，而美国的股市泡沫不断，全球金融随之崩溃。就像传染病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火速蔓延开来：银行倒闭，信贷蒸发，货币崩溃。虽然没多少人挨饿，但是到1932年圣诞节时，25%的工人失业。在德国，失业率接近50%。失业大军一列接着一列，探出灰白的脸朝外张望。英国记者乔治·奥威尔认为：“他们凝望着自己的命运，就和动物在牢笼里的呆滞惊异神情一样，只是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自由民主党所做的一切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似乎不仅是发展的悖论降低了西方核心世界的发展水平，而且后发优势在其他方面也显现功效了。几百年来俄国都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国家，重组后它形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一样，它将新兴工业和广阔的农业腹地联系起来。但是和美国不同的是，苏联鼓励国有企业、集体农业及中央计划模式。苏联采用更接近西方国家的方法来动员人民，而非用旧皇室帝国的方式。

与失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苏联发展成功了，不过其人民生活水平却很低。无可置疑的是，斯大林的确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因为当资本主义工业在1928年和1937年崩盘的时候，苏联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倍。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访问苏联回国后，曾对美国人民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已经看到了未来，而且它起效了。”[7]

1930年，对于许多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的教训并不是告诉人们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未来的社会形态：虽然主张自由主义，但依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联盟获得了胜利，而不是自由主义获胜。其实，获胜的真正原因是次大陆帝国，它越是不自由开明，就越容易获胜。日本跟随主张自由的国家，获得了很大利益，但是当全球经济和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日本并未继续追随这些国家。由于失业率飙升，民主制度步履维艰，共产主义势力增长，军国主义介入，强烈要求组建日本帝国，让日本人求生。军队，尤其是激进的初级军官失去控制，利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混乱态势和中国内战吞并了中国东三省，直指北京。一名日本中佐解释说：“只有通过日本——满洲间的合作和日中友谊，日本人才可以成为亚洲的统治者，进而发动对各类白种人的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

从某种程度而言，军国主义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了72%，钢铁产量增长了18倍。但是代价仍然很高。“合作”和“友谊”常常意味着封锁和屠杀。即使是以保守且具有欺骗性的20世纪3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日本的野蛮行径依旧令人震惊。此外，时至1940年，征服者显然没有解决日本的问题，因为战争消耗资源的速度比获得资源的速度还要快。战舰和炸弹燃烧使用的每5加仑石油中，有4加仑是从西方购买的。军事计划——依旧征服他国——却没有任何减缓。随着中国的局势变得日益困难，日本提出了另外两个惊人的海上计划：即使意味着和美国开战，也要打入东南亚，摆脱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石油和橡胶的依赖。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来自德国。战败、失业、金融危机给歌德和康德的后人留下创伤。这伤痛是如此之深，他们甚至乐意听妇女数落犹太人，散播征服万能说。阿道夫·希特勒虐待、驱赶德国的犹太商人，将行业工会主义者打入监狱。此后，他向自己的财政部长保证：“集中营是保持我们货币稳定的首要原因。”希特勒看上去举止怪异，但行事是合乎情理的：赤字支出、国有化、重整军队消除了失业，并在20世纪30年代带动工业产值增长了一倍。

希特勒公开吹嘘自己的计划，他想通过击败海上帝国夺取德国西部，并将东欧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赶走，替代以强健的雅利安农民。希特勒有着以德国为中心建立次大陆帝国的野心，这种野心不仅是偏执狭隘的，而且发展到了种族屠杀的地步。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会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这种自欺心理带给他们一件他们最想避免的事——又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几个昏天黑地的月份中，一个陆上帝国似乎即将统一欧洲，虽说1812年已经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与拿破仑的做法不同的是，希特勒转身攻击英吉利海峡、白雪皑皑的莫斯科和沙漠成片的埃及。他想做到能力不及的事，希特勒试图将与日本的东方战争归入自己的西方战争中。但是他并没有将英国击败，而是将美国卷了进来。战争使美帝国和苏联结成同伙，虽然德国和日本抢夺欧洲和东方的矿物和劳动力，但是它们无法遏制这两大帝国联合起来所带来的金钱、人力和制造业的优势。

1945年4月，美军和苏联军队在德国会师，他们相互拥抱，喝酒跳舞狂欢。几天之后，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8月，天空中冒出团团火焰，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将其夷为平地。日本天皇一反常规，直接向人民发表演说。他告诉臣民：“战争的形势并不总是朝着有利于日本的一面发展。”然而，即使在此时，顽固的日本官兵仍企图发动政变，以期继续战斗。但是同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日本赢得东方战争、赶走西方帝国的计划和德国建立欧洲次大陆帝国的计划双双破产，西欧的海上帝国也被消灭。这些国家受到战争影响而无法对民族主义者进行反击，在二三十年内就灭亡了。欧洲被击碎了。一位美国官员于1945年沉思自问：“如果我们不考虑罗马帝国的倒台，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崩溃似乎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西方的社会发展并没有在1945年崩溃，这是因为西方的核心世界如今已经很强大了，即使是最大的战争也不能将其全部毁灭。苏联已经重建了工业，这是德国所不及的，苏联的炸弹差点在美国国土爆炸[8]。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对中国开战所造成的破坏及美国对日本的破坏却将东方的核心区域彻底毁灭了。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让西方的统治变得越来越强大。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的统治地位仍旧存在，不过问题在于谁是领导者——苏联还是美国。

这两大帝国将过去欧洲的核心区域在它们中间划分开来，把德国一分为二。随后，美国的金融家们给资本主义制定出一个低劣的国际金融新体系，并精心策划了马歇尔计划，这或许是有记录以来有关利己主义最明智的计划了。如果欧洲人的口袋里有钱，美国人想让他们用这些钱来购买美国的食品，进口美国机器，重建他们的工业。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可以让欧洲各国不去支持共产主义。鉴于此，美国给了欧洲135亿美元，占1948年总产值的1/20。

西欧人瓜分了美国的金钱。他们接受了美国的军事领导，加入了推行民主、主张贸易的欧盟[9]（美国劝说欧洲人建立在联邦德国工业化领导下的陆上帝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接受这一主张）。东欧人接受了苏联的军事领导，此外还接受了推行共产主义且转而向内发展的国会，以此来支持经济发展。苏联没有将资源输入东欧，而是将资源从东欧撤离，监禁或枪杀了其对手，即便这样，东欧的产值在1949年还是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在美国控制的区域中，情况稍有好转，而且这里的监禁和枪杀数量很少，产值在1948～1964年间增长了一倍。

这并不是美苏之间第一次分配西方的核心国家，但是原子弹之类的武器使它们和以前的分配方式有所不同。苏联于1949年试验了原子弹，到1954年，美苏双方都有了氢弹，这比炸毁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大了1000倍——甚至更高。丘吉尔在日记中写道，就像克里姆林宫报道中总结的那样，“总的来说，原子弹创立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球新环境，它让生命无法生存”。

但是，这蘑菇云有一个银色的内层。丘吉尔对英国国会说：“虽然这看上去有点儿奇怪，但是我认为，它具有广泛的潜在破坏力，我们要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确保相互毁灭”已经产生，虽有一系列小摩擦，世界险些就要进入大决战的边缘，但是西方世界最终并未上演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就西欧和日本的战后问题，西方在第三世界进行了一场战争。战争主要是通过委托战争代理人的方式发动的（对于苏联来说，代理人通常是农村革命，而对于美国来说是血腥的独裁者）。从表面来看，对美国而言这本应该是个走过场的比赛。现在美国占据的世界领土比英国一个世纪前所占据的地盘还要大。尤其是在东方，美国显然掌握着整个局势。美国将5亿美元注入日本，建立了一个忠实的、经济繁荣的盟国。由于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国民党军队蓄势待发，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结束中国内战。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失败改变了局势。东方变成了当时西方冷战的兵家必争之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400万人丧生（毛泽东的一个儿子也丧身于此）。游击战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激烈进行。1968年，50万美国人投身越南战场，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这些战争是美苏西方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但是它们绝不是东方战争的重复。中国和日本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后，领土扩张获得的好处却很少。中国国内问题丛生，而日本——和西欧在欧洲的成功一样让人费解，这颇具讽刺意味——正忙于实现许多它在1941年苦心想出的目标。日本聪明地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它利用旧工业被摧毁的机会，重组工业，并对其进行机械化，找到了有利可图之处。到1969年，日本的经济超过了联邦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稳步逼近美国。

此时，美国感觉到了冷战全方位竞争带来的压力。虽然美国在越南投下的炸弹比在德国多，但是却遭遇了战争的重创。在国内，美国人民对此褒贬不一，这损害了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力。苏联的战争代理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战争取得胜利，这将美国此前的胜利贬得一文不值。美国苦心建立的东方盟友国家现在发展很好，它们侵占了美国的市场，而美国花大价钱保护的欧洲盟友正考虑精简武装力量，形成不结盟国家。美国把以色列归为其盟友，导致阿拉伯国家政府投奔苏联。1973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作战时，阿拉伯国家禁运石油，油价飙升，可怕的经济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产生）一触即发。

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时我和朋友们正在英国随意地聊着美国即将崩溃的情况，那会儿我们正穿着美国的牛仔裤，看着美国的电影，弹着美国的吉他。我记得，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此外，我非常确定，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不仅没有见证美帝国的灭亡，而且我们实际上在为美国赢得西方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家很快就明白，具有决定意义的前线并不在越南或安哥拉，而是在商店里。

<h3>东西方的竞争：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美好</h3>

1957年，英国首相对选民说：“我们坦然面对吧。我们许多人民的生活已经不能再美好了呀！”英国本来可能失去帝国的位置，失去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和世界上日益增加的人口一样，不管怎么说，他们拥有了很多物质。到20世纪60年代，100年前从未见过的奢侈品——如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汽车、电冰箱、电话、电灯（还有，深深印入我脑海中的塑料玩具）——都成为西方核心国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见图10-6）。

这让有些人恍然意识到这是个粗俗的物质时代。一位诗人曾经这么写道，在这个世界中：

……新房里走出来的居民，悄悄推着手推车

走在笔直的道路上回家，

从玻璃旋转门里自由经过，由着自己的意愿——

便宜的外套、温馨的厨房用具、新潮的鞋子、冰冻的棒棒糖[10]，

电动搅拌器、面包机、洗衣机、甩干机——

一个买便宜货的队伍，生活在城市但是活得简单，居住于

只有售货员和买卖关系出现的地方。

从美国的莱维敦到英国的泰尔福特，郊区和卫星城在每条便道和小路附近伸展蔓延，其方块状和没有变化的造型在美学家看来是大煞风景。但是，这些新兴的城区带来了人们想要的东西——小小的空间、室内管道设备，还有供闪亮的福特车停放的车库。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4D2.jpg" /> <h5>图10-6 生活不能再美好了：本书作者和身旁的玩具（摄于1964年圣诞节）</h5>

20世纪是什么都不缺乏的时代，物质之丰富是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用便宜的煤炭和石油生产出的电力供所有活动使用，只需一按开关，发动机就开始运作，房屋就亮起来。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奴隶不会从我们身边消失，我们始终需要他们帮我们做事，除非我们拥有能够自动运转的机器。如今，他的设想实现了，电力给我们（甚至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温暖以及娱乐活动，而同样的工作量以前需要几十个奴隶才能完成。

能源革命将16世纪童话故事中描述的天天享受饕餮大餐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1500～1900年间，由于农事活动组织更为有效，饲料质量也更好，西方国家的小麦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可是在19世纪90年代，即使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也无法突破以前的农业产值。至此，增加畜力的使用可以提高产量，因而到1900年，北美1/4的农田用来喂养马匹。随后，汽油的使用对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的第一家拖拉机厂于1905年开业。到1927年，美国农场上拖拉机提供的能量和马匹提供的能量一样多。

1875年，半数美国人在田地里干活，而100年后只有2%的人从事农业。机器将人从农事活动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离开土地。只需雇几个帮手，点燃柴油发动机就行了，机器使得做农活的利润提高了。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称这些拖拉机为“塌鼻子怪物”。他写道：“这些怪物扬起灰尘，将长鼻子伸进去，横行农村，越过栅栏，穿越庭院，笔直地进出于溪谷中。”

斯坦贝克希望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发动革命，剥夺土地的大潮将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向西驱赶，将摘棉花的黑人向北驱赶。当这股汹涌的大潮减退的时候，许多移民都在城市找到了工作，这比他们所抛弃的农村工作薪酬更高。现在那些取代他们的农业商人向他们出售低价食品，在化学肥料和除草剂上投资获利，用电动马达抽水灌溉农田，而且还种植几乎可以抵挡任何侵害的转基因庄稼。到2000年，美国农田每公顷消耗的能源量是1900年的80倍，产值是1900年的4倍。

今天美国走到哪儿，世界明天跟到哪儿。1950～2000年间的“绿色革命”使全球粮食产值增长了3倍。物价稳定下降，饮食中肉类所占比例增加。除去疾病、战争、暴乱等非常时刻，世界摆脱了饥荒。

和所有有机体一样，人类吸收了过多的能量，并将其用于繁殖后代。20世纪，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世界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人类没有将全部能量用于哺育新生儿，而是将其中一些能量储存于自己的身体中。2000年，成人平均比1900年增重50%。人类的身高增加了4英寸，也长胖了，更有体力了。人们的器官更具活力，身体中的脂肪更多（在发达国家，肥胖更严重），这些大块头们能够抵御更多的疾病和创伤。很明显，现代美国人和欧洲人比他们的祖父辈能多活30年，他们的视力、听觉及其他器官的衰弱时间、关节炎发病的时间均向后推迟了一二十年。在余下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中国和日本，人们的寿命延长了近40岁。甚至在艾滋病和疟疾肆虐的非洲，2009年人均寿命也比1900年增加了20岁。

在过去100年中，人类身体发生的变化比过去5万年要大得多。此外，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人们学会了改变不利因素。自1300年起，欧洲人就开始使用眼镜，而今眼镜已遍及全球。医生发明新的技术来拯救听觉，让心脏起跳，重新接上四肢，甚至干预细胞的生长。公共卫生计划消灭了天花和麻疹，它们不再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了。垃圾收集和清洁饮用水计划在呵护人类健康方面贡献更多。

图10-7显示的是美国退伍军人受哪些慢性疾病的困扰，从图中我们可以得知人们的健康状况提高了多少。考虑到其工作具有暴力性，退伍军人可能不是研究人类健康的理想样本。但是由于军队保留了大量记录，因而退伍军人这个集合成为研究的最佳子集，从中可以发现退伍军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惊人的改善。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4613.jpg" /> <h5>图10-7 能怎样就怎样：美军退伍军人的健康状况（1910～1988年）</h5>

这些退伍军人以男性为主，但是女性的身体状况改变得更多。纵观历史，妇女曾经是生养孩子的机器。由于半数孩子在一岁前就会夭折（实际上，大多数在第一周），而能够平安度过儿童期的孩子中又只有一半能活到40岁。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口数（抚养两代人至成年后，妇女及其配偶才可退休养老），妇女一生中平均需要生育5次，也就是说她们成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要么在怀孕，要么在养儿育女，或者是一边怀孕一边抚养后代。但是在20世纪，这一高死亡率、低科技化的时代终结了。

在1900年以前，身材高大、脂肪多、壮实的妇女所生育的后代更强健，她们喂养的食物更多，对孩子的照顾也更周到。这类妇女的后代很少会夭折，因而人口迅速增长，直到妇女开始控制她们的生育能力。人们总是有避孕的方法（传说，18世纪风流浪子卡萨诺瓦将柠檬一分为二，自制避孕套），因而到1900年，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在20世纪，美国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1920年，橡胶避孕套问世；1960年，口服避孕药出现。在发达国家，出生率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即一对夫妇平均只生两个孩子。

孩子健康状况的提高和良好的医疗设施将女性从需要辛劳一生的哺育工作中解脱出来。同时，供熨烫衣物的廉价电子线圈、烤面包机、装在洗衣机上的小型发动机以及吸尘器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的乏味工作现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轻松解决。以前，妇女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儿。但是到1960年，妇女可以驾驶汽车（基本上美国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前往超市购物（这里出售的食品量占全国的2/3），把买的东西存在冰箱里（98%的家庭有电冰箱），她们可以在孩子放学回家前启动洗衣机洗好衣服，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下来看电视。

经济正快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蓝领工人的人数减少了，对白领员工的需求陡增。这些变化让从家务活中解脱出来的妇女离开家门出去工作。1960年后，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中，拥有工作和高学历的妇女比重稳步上升。和前面几个时代一样，这一时代也拥有其主导的思潮。诸如《女性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等书籍促使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跳出其传统角色，找到人生的成就感。1968年，100名抗议者制止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到了20世纪90年代，男性和女性共同分担了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任务（当然，女性通常做得比男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