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天下万国：中国为什么没有金字塔</h3>

考古学家往往会遭受这样的烦恼，我认为这个烦恼是埃及嫉妒症。无论我们在何处挖掘，挖掘出何物，我们都会认为，如果我们在埃及挖掘的话，我们会找到更好的东西。埃及嫉妒症也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人，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很宽慰。1995年，中国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宋健正式访问了埃及。考古学家告诉他埃及的古物比中国的年代更久远。回到北京后，他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4年后，该工程宣布了发现成果：埃及古物的确比中国的年代久远。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久远多少时间。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公元前9500年农业生活方式就开始在西方发展，足足比中国早2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农业传播至边缘地区，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公元前3800年季风开始转而向南吹时，这些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建造了城市和国家。东方也有很多干旱的边缘地区，但是到公元前3800年，他们才开始接触农业，因此更寒冷、更干旱的天气没有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崛起。如果温暖潮湿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更干旱一些、更易控制一些，可能会使两岸的村民生活更方便。长江流域的大片区域在公元前4000年是亚热带森林，这在现在很难想象。在北京现在堵车严重的地方，那时大象在吼叫。

公元前4000年的中国没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发展并建立城市和国家，但人口缓慢增长。人们砍伐森林，建立新的村庄，老村庄发展成城镇。人们获取能量的能力越强，人口增长越快，人们的压力也越大。因此，他们像西方人一样，不断改进，不断试验，寻找新方法，从土壤中获取更多东西，更有效地组织自己，并从别人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更大的区域周围出现了用夯土建筑的坚固要塞，这意味着当时有战争；有些居住地比其他地方更有组织，这意味着出现了群落规划；房屋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在房屋里面发现了更多物品，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房屋之间的差距也在增大，这可能意味着富有的农民正在将自己同邻居区别开来。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房屋内工具的分配也显示了性别差异。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山东，一些人的最后容身地——大坟墓中比别人有更多的物品，特别是男人的坟墓，有些坟墓中甚至还有精致的玉雕饰物。

虽然这些玉饰很漂亮，考古学家在挖掘中国公元前2500年的遗址时，还是很难避免埃及嫉妒症带来的说不出的痛苦。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伟大的金字塔或者皇室的刻印文字。事实上，他们的发现更像是考古学家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的遗址，在城市和国家出现不久之前。东方走着像西方一样的道路，但是至少落后1500年。按照这样的模式，东方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经历了社会转变，就像西方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之间经历的转变一样。

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周围，社会变化加速，但是一个有趣的模式出现了。最快的改变不是发生在最广阔的有着肥沃土壤的平原上，而是在狭窄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如果人们在村庄内为抢夺资源而斗争失败或者战争失败，就很难逃跑，很难重建家园。比如说，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在山东的小片平原上形成了新的居住分布模式。一个大城镇发展起来，这个城镇可能有5000名居民，周围分布着较小的卫星镇，每个卫星镇又有各自更小的卫星村。调查发现，伊朗西南地区的苏萨在1500年前也有着相同的模式。当一个群落取得政治控制权时，可能都会采取这种模式。

有些人的葬礼上会有奢华的祭品，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公元前2500年之后，真正的国王在山东可能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一些坟墓中有十分豪华的玉饰，其中有一座坟墓中有一个看起来很像皇冠的绿松石头饰。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也只是丁公[5]的一片十分简陋的陶瓷碎片。这片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瓷碎片刚刚出土时，挖掘人员只是把它和其他挖掘出的物品一起扔到了桶里，但是当他们回到实验室清洗这块陶瓷碎片时，他们发现在碎片表面刻有11个符号，这些符号和中国后来的文字有关，却又与之不同。挖掘人员提出疑问，这是不是广泛流传、写在易毁坏材料上的文字的冰山一角？山东的君王是否像1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统治者一样，有官僚帮他处理事务？事实可能如此，但是其他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文字的鉴定非同寻常，他们怀疑日期鉴定错误，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伪造的。只有之后的发现才能解释这些疑问。无论有没有这些文字，掌管山东群落的人肯定权力很大。到公元前2200年，人类献祭变得很寻常，有些坟墓还有祖先崇拜。

这些掌管者是谁？陶寺[6]是400英里以外汾河流域的一处遗址，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这是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村落，大约有1万居民。一座巨大的夯土平台可能支撑起了中国第一座宫殿，虽然唯一的直接证据只是被毁坏的墙上的一片装饰碎块，碎块是在一个考古坑穴中被发现的。

在陶寺，成千上万的坟墓被挖掘出来，这些发现暗示，当时有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10座坟墓中有9座是小坟墓，只有很少的祭品。10座坟墓中约有一座较大的坟墓，但是约100座坟墓中就有一座巨大的坟墓（通常是男性的）。有些巨大的坟墓有200件祭品，包括画龙的花瓶、玉饰和整猪，这些猪被用来献祭而不是被吃掉。最富丽的坟墓还含有乐器：黏土或木质鼓，鼓皮用鳄鱼皮制成，还有大石钟、外形奇特的铜铃，这和第二章已经谈论过的史前墓地贾湖有着惊人的相似。

我在第二章讲述贾湖时提到了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理论：东方的君王从史前的萨满发展而来，这些萨满用酒、音乐和重复的仪式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旅行至精神世界，和祖先与神灵交流。当张光直提出这个想法时，贾湖遗址还没有被挖掘，而且他只能找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证据。但是说到陶寺和其他相似遗址时，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和皇家的象征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被具体化。

2000年后，一本关于礼仪的儒家著作《周礼》列出了在陶寺的坟墓中发现的所有种类的乐器，将其列为上层人士仪式中演奏的乐器。

张光直认为，和《周礼》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显示了公元前2000年那段时期的状况。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神秘的著作就是《吕氏春秋》，这是一部包含很多实用知识的著作，由秦国丞相吕不韦于公元前239年编撰。吕不韦宣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据说圣王是地神的后代，最后一位圣王禹通过开凿水渠，抵御黄河的洪水，拯救了人类。有文本记载：“苟非禹，吾属皆为鱼矣。”[7]充满感激的人们让禹成为他们的大王，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

吕不韦对自己编撰的《吕氏春秋》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在城市的主要集市外悬赏，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他就赏黄金千两。（幸运的是，现在出版社不要求作家这么干了。）虽然吕不韦的信念很感人，但是大禹的故事听起来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一样缺乏可信度，诺亚方舟是拯救人类使其逃离洪水的西方版本。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圣王完全是虚构的。然而，张光直认为吕不韦的书保留了公元前3000年的真实信息，虽然这些信息有点歪曲。在那个时代，类似王权的权力在东方正在形成。

吕不韦书中描述，圣王将天圆地方作为他们立天下的法则，张光直认为，这和一种玉卮“琮”有关系。公元前2500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在富丽的墓地里就有琮，后来传到了陶寺和其他地方。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圆和方代表了天和地的统一。方圆一直代表着皇权的强大，一直到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如果你在北京的紫禁城，在拥挤的人群中探视昏暗的宫殿内部，你就会看到同样的符号——方形王座、圆形藻井——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形状。

古代的僧侣王宣称他们可以在我们的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穿行，并且将琮作为他们权力的象征。张光直指出，这些记忆一直保留至吕不韦所处的时代。张光直将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段时期称为“玉琮时代，在这段时期萨满教和政治活动联合起来，上层阶级出现，用萨满教来控制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琮当然是皇家财富，比如，最大的琮刻着神人和动物，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琮王（他们非常缺乏幽默感）。

如果张光直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宗教专家们就把自己变成了统治精英，就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000多年前的宗教专家一样，他们还将夯土平台上的庙宇作为向神灵传达信息的扩音器。一处遗址甚至还有一座形状似琮的圣坛（不可否认，虽然很小，斜边长只有20英尺，平台很低）。

到公元前2300年，陶寺看起来就像发展中的乌鲁克，他们有了完整的宫殿、平台，当地的首领正要成为天子。很突然的，他们没有成功。上层阶级的宫殿被摧毁，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宫殿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在垃圾坑里发现的一块墙壁碎块，我之前提到过。40具尸骨被扔进当时宫殿所在的地方，其中有些尸骨被肢解，有些尸骨上还有武器，一些最大的墓地遭到掠夺。陶寺的面积变成了原来的一半，在几英里开外，一座新的大城镇发展了起来。

考古学家感到最沮丧的是，我们常常能发现事情的结果，却找不到原因。我们可以编造故事（野蛮人烧毁了陶寺！内战摧毁了陶寺！内部争执让陶寺分裂！新的邻国侵略了陶寺），但是我们几乎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故事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最多也只能认为，陶寺的衰落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000年，山东最大的地区也被废弃，中国北部地区人口减少——这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然也在遭受干旱和饥荒灾害。气候变化会造成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吗？

如果像埃及的尼罗河水位计那样，陶寺也用一个黄河水位计来记录溢流水位，或者，如果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像叙利亚恩利尔的考古学家那样进行微观研究，那我们就能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些证据。这些事件发生2000年后，有相关文字记录，我们可以搜寻这些记录来找到相关信息，就像我们从《吕氏春秋》中找到关于圣王的故事一样，但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些文字的作者对如此久远的年代了解多少。

《吕氏春秋》中写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国”指的是“酋邦”，是一个城墙包围的小型政治单位，他们觉得这个词能十分恰当地描述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之间黄河流域的情况。还有些学者主张，禹王的确存在，他终结了万国时代，并建立了夏朝。文献资料甚至还提供了气候原因：黄河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式的风沙中心，黄河流域10年中有9年会下倾盆大雨，这也是为什么禹需要疏导黄河的水。当然，这些学者的推测可能是真的，20年前，黄河有些地方开始干旱，人们经常把黄河干旱叫作“黄祸”，因为大多数年间黄河都会发洪水，使大批农民遭受苦难。

禹的故事可能的确是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场真正的灾难，也可能只是一个民间故事。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又一次发现，虽然我们不清楚发生社会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结果却很明显。公元前2000年，山东和汾河流域的城镇再次发展起来（陶寺甚至还有一座高20英尺，对角线长200英尺的大平台），后发优势开始显露——这个理论在西方历史中如此重要，在从前的穷乡僻壤伊洛河流域，更多的纪念性建筑开始建立起来。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伊洛人为什么不模仿陶寺的建筑，而是创造了全新的建筑风格。之前的1000年，中国北方流行从每个角度都能看到、都能靠近的大型建筑，陶寺的建筑代替了这种建筑，宫殿变成封闭式的，庭院被有顶的走廊包围，只有几处入口，然后用高高的夯土墙将宫殿隐蔽起来。解释建筑风格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但是伊洛式的建筑风格可能意味着，随着僧侣统治传播到伊洛河流域不断变化的边缘地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级制度变得更森严。

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东方的乌鲁克时代，一个群落远远超过它的竞争对手，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统治者可以使用武力强行做出决策，强行征税。这个群落就是二里头，公元前1900～前1700年，二里头迅速发展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有25000居民。很多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是夏朝都城，传说夏朝由禹王建立。其他国家的学者大体上都反对这个说法，他们指出，到二里头废弃以后1000多年才有关于夏朝的文献资料。可能他们认为夏朝和禹王都是人们编造的。这些学者指责中国的学者，说得好听点，就是认为他们轻易相信这些神话；说得难听点，就是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利用这些神话进行宣传鼓吹，以提升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毫不奇怪，这些争辩变得很令人讨厌。

这些争论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就我来说，即使关于禹的故事大多数是民间传说，我也倾向于相信夏朝的存在以及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看到，当我们想要证实它的准确性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历史学家非常善于将名人代代相传，我无法想象禹和夏是凭空编造出来的。

无论事实如何，夏朝的禹，或者任何统治二里头的人可以指挥更多劳工来建造一系列宫殿，可能还在夯土平台上建新的封闭式宗庙。支撑一号宫殿的平台总共花费了10万个工作日的劳动来完成。在距离此地0.25英里的地方，考古学家从青铜铸件中发现了熔炉、渣滓和铸模。公元前3000年，人们就发现了铜，但是铜对人们来说一直是新事物，多数人只是把它当做小饰品。当二里头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发展起来时，武器还不常见，石头、骨头和贝壳还只是农业工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因此，二里头的铸造工艺较之早期的工艺有了重大突破，产出了大量武器和工匠的工具，这帮助这个城市取得了成功，同时也生产出了非凡的礼器——陶寺早期的铜铃、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和直径一英尺多的青铜觚。在二里头发明的这些器物（青铜斝、青铜鼎、青铜爵、青铜盉）成为东方人传达宗教旨意的终极扩音器，它们代替了琮，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在宗教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伟大的器物只能在二里头找到。张光直认为，皇室的权力是由这些礼器和超自然世界来体现的，如果他的看法正确，那青铜礼器对二里头的神权来说可能和青铜剑同样重要。二里头的国王有最大的扩音器和神灵交流，一些次要的小国领主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最能向神灵传达信息的人合作是明智的。

然而，对于国王来说，青铜器皿是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青铜器异常昂贵，需要无数工匠，一吨又一吨的铜、锡、燃料——这些在伊洛河流域都很短缺。二里头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国家（一些考古学家通过定居的格局，猜测这个国家占地2000平方英里），还派出殖民者去掠夺原材料。比如，东下冯地处丘陵，有丰富的铜矿，在二里头以西100英里，有二里头式陶瓷和大量炼铜残渣，但是没有宫殿、富丽的坟墓或者铸造器皿的模具，更不用说这些器皿本身了。原因可能是考古学家挖掘错地方了，虽然他们在东下冯寻找了很长时间。最可能的原因是，铜在东下冯被开采并提炼，然后被送到二里头这个东方第一殖民政权。

<h3>从二里头文化到甲骨文的发掘</h3>

后发可能会有优势，但是也有不利之处，尤其是当一个周边国家进入一个旧核心地区时，它就会面临新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和它一样想进入旧核心地区。公元前1650年，二里头是东方最耀眼的城市，庙宇中闪耀着青铜鼎，悦耳的钟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有大胆的二里头城里人走出黄河流域，走到一天步行路程之外，他就会置身于一个充满军事要塞和敌对领主的暴力世界。在离二里头40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两具被剥掉头皮的尸骨。

二里头和这些荒野边界的关系，可能很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阿卡德帝国和亚摩利的关系，贸易和劫掠对双方都有利，一直到这个平衡被打破。偃师建于公元前1600年，距二里头5英里，这个军事要塞的出现意味着东方出现了动荡。后来，文献资料显示，在这段时期，一个新朝代商朝推翻了夏朝。在偃师发现的最早文物结合了二里头式的物质风格和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的考古学家（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认为，商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跨越了黄河，击败了二里头，建立了偃师来统治那些更卑下却更久经世故的敌人。当二里头逐渐衰退时，偃师迅速发展成一座伟大的城市，直到公元前1500年，商朝的君王可能不想离之前的敌人二里头人太近，于是迁都50英里以东的新城市郑州。

看起来，人们在二里头能做的事，在郑州能做得更好，或者规模更大。郑州的内城和二里头差不多大小，郑州还有1平方英里的市郊，每个郊区有各自的夯土墙。据估计，这需要1万劳工花费8年建造完成。后来一首诗这样描述建造这类墙的劳役：“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8]那时郑州肯定萦绕着轰轰、噔噔、乒乒的建造之声。郑州需要不止一处的青铜铸造间，其中一处就留下了8英亩的废料堆。郑州的礼器延续了二里头的传统，但是更宏大。公元前1300年被匆忙埋葬（可能是因为战乱）的一座青铜鼎高约3英尺，重约200磅。

郑州同时也扩张了二里头的殖民范围。在长江之外400英里，矿工为了寻找铜矿，挖遍了铜陵的山谷，开采了上百个竖井，破坏了当地的山水，留下了30万吨残渣。他们留下的物品（保存相当完善，考古学家甚至还找到了他们的木质和竹质工具，还有芦苇席子）和商朝都城的很像。当乌鲁克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3500年后沿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播时，有些遗址看起来就像乌鲁克的复制品，甚至连街道的布局也一模一样。同样，商朝的殖民者在盘龙城建造了一座小型郑州，商朝式的宫殿、富丽的葬礼、青铜礼器一应俱全，开通了从铜陵到商朝中心城区的通道。

然而，直到公元前1250年，商朝才真正繁荣起来。根据传说，1899年，北京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王懿荣的亲戚得了疟疾，派人去买一剂中药龟甲[9]。这位生病的亲戚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看到仆人带回的龟甲上刻有一排符号时，他猜测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字。他把龟甲送到王懿荣家，询问他的意见，王懿荣猜测，这些文字可追溯到商朝。

王懿荣买了更多龟甲，在译解这些符号上有了很大进展，但是进展还不够迅速。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使人们对西方的愤怒爆发。皇太后支持这些人对西方的反抗，并派包括王懿荣在内的朝廷官员掌管民兵队伍。义和团团民包围了外国大使馆，但是两万外国军队——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突袭了北京。王懿荣的家在这场灾难中被掠夺殆尽，他和他的夫人，还有长媳一同服毒跳井自尽。

王懿荣的刻有甲骨文的龟甲传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手中。10年内，这位朋友被发配到中国荒凉的西部地区，忍辱负重，最后也病逝了，但是他在1903年成功出版了一本关于甲骨文的书。这在当时引起了一阵甲骨狂热。国内外的学者纷纷抢购龟甲，有一位学者出价每字3盎司白银，而那时北京的劳动者每天只能赚到1/6盎司的白银。坏消息是，这股热潮导致了非法挖掘，一些武装团伙在西红柿田里为了抢夺龟甲碎块而决一死战。然而，好消息是鼓舞人心的。王懿荣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而且这些甲骨文还记录了中国到商朝为止的历代帝王，这些名字和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不谋而合。

古董商试图将甲骨文的挖掘地保密，但是人们很快就知道它们来自安阳。1928年，国民政府在那里启动了首次官方考古挖掘。不幸的是，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一样，这次挖掘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军阀和强盗在附近争斗，盗墓者用自制手枪向警察射击，日本军队逼近此地。1936年挖掘将要结束前一小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甲骨文龟甲，共有17000片。考古学家又花了四天四夜将这些龟甲挖出土，他们知道这些龟甲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入土了。在接下来战乱的10年，他们的大多数发现都消失了，但是青铜器和甲骨文龟甲在1949年被运往台湾。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安阳的挖掘改变了中国早期的历史。

这几次挖掘表明，安阳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建于公元前1300年。安阳用城墙围起的居住地直到1997年才被发现，占地约3平方英里，但是像郑州一样，安阳的市郊使城区相形见绌。庙宇、墓地和铸铜间在周围10平方英里以内都可见到，整个面积相当于曼哈顿的1/3。一处在2004年被挖掘的铸造间占地10英亩，但是这个用来举办仪式的地方的中心处正在举行一项不同的活动：国王通过举行仪式祈求祖先保佑，这些仪式在甲骨文记录中十分重要。

挖掘出的甲骨文在武丁王（公元前1250～前1192年）统治时期就开始出现了，根据这些甲骨文含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当时仪式的各个阶段拼凑在一起。国王会向祖先提出问题，在流经安阳的河流对岸，国王从华丽的坟墓中召唤祖先的灵魂。他将一根烧烫的木棒压在龟壳或骨头上，然后解释碎裂的声音的含义，专家就会在甲骨上记录下结果。

这些仪式使武丁王成为祖先首领，负责为最近死去的国王举办祭祀活动，将这些国王的灵魂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召集并招待各自的祖先，这些祖先——为了特别严肃的事情——会召集所有祖先的灵魂，直至所有人的共同祖先——至高神灵“帝”。不会说话的乌龟能让人们听到祖先的旨意，这种思想在6000年前的贾湖就存在了，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但是，商朝的君王使其规模更大，形式更佳。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2万多片甲骨，西方甲骨文研究泰斗古德炜（David Keightley）计算，当时大约制造了200万～400万片，用去了10万只乌龟和牛。仪式还包括饮酒狂欢，可能是为了让君王和巫师进入状态，和神灵交流。

商朝的君主死后都会举行规模宏大的葬礼，下一任君主会传承这个传统。考古学家发现了八座皇家坟墓，从公元前1300～前1076年的每位君主都有一座，第九座帝辛的坟墓未建造完成，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灭亡的时候，帝辛还在位。所有坟墓都被掠夺，但是墓地仍然规模宏大——每座坟墓挖出几千吨泥土，根据埃及的墓地规模标准来看，这是微不足道的，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商朝葬礼的特色：暴力。

中国古代文学讲述过人们为社会上层人士“陪葬”，但是安阳的挖掘者在挖掘出这么多残酷的发现之前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第1001号坟墓可能是武丁王的墓地，墓地里有200具尸体——竖井底部有9具尸体，每个坑穴放一具尸体和一条狗，还有一些被故意折断的青铜剑，在竖井周围的壁架上还有11具尸体，坟墓封土的斜面上还分散着73～136具尸体（很难从这些破碎的尸体残骸判断精确数量），坟墓表面附近还有80具尸体。坟墓周围大约共有5000个祭祀坑，每个祭祀坑里都有陪葬的人（大多数是男人，有些人因为苦役而伤了关节）和动物（从鸟类到大象）。这些被命运诅咒的人没有安详地死去。有些人被砍头，有些人被砍去四肢，有些人被腰斩，还有些人被绑得身体扭曲，这些人肯定都是被活埋的。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甲骨文记载了13052次仪式性凶杀，如果像古德炜说的那样，我们只发现了其中的5%～10%，那么受害人总共有25万人。平均算来，150年内，每天有4～5人死于非命。然而，事实上，他们被聚集到宏大的葬礼上。在这场贵族的狂欢会上，他们被刀劈，哭喊着死去，墓地的确是用鲜血建造成的。大约3000年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国王为了向他们嗜血的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提供战俘的血，发动了战争。商朝的君王可能为了祖先，做了同样残忍的事，尤其是对羌族人，在甲骨文记载中，有7000多名羌族人被害。

武丁王和他的同僚像西方的伟大国王那样，在这个世界建造墓地，同时和另外一个世界的神灵交流。因为个人崇拜和战争，他们成了君王，葬礼使死去的君王变成下一任君王的祖先，这充满了军事象征意味。第1004号坟墓（可能是廪辛的墓地，廪辛死于公元前1160年左右）虽然被掠夺，但仍然有731支矛头、69把斧头和141只头盔。武丁王和帝的直接交流也往往是关于战争的。甲骨文记载：“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受我佑。”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商朝的军队规模很小。甲骨文记载的最大军队有1万人，是卡叠什罗马军队的1/3。甲骨文记录的地名显示，武丁王直接管理黄河流域的一小块土地，还有一些遥远的殖民地，比如盘龙城。很明显，他管理的国家不像埃及那样完整、有税收、官僚制度健全，而是一些分散的同盟，这些同盟会向安阳进献贡品——用来祭祀的牲畜、白马河兽骨，甚至是用来献祭的人。

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将商王写入他编纂的历史中，他编写的历史使早期的中国历史听起来很简单。在圣王（禹王时代达到顶峰）时代之后，中国建立了夏朝，然后是商朝，接下来是周朝（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三个朝代）。中国自这三个朝代起发展起来，其他信息都不值一提。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二里头和安阳在当时是无可匹敌的，同时也发现，司马迁的记录使历史过于简单化。夏朝和商朝周围还有几十个邻国，就像埃及和巴比伦那样。

考古学家才刚刚开始发掘其他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尤其是中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直至1986年，我们还毫不知晓，一个富有的国家于公元前1200年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兴旺发展起来。但是考古学家不久就在三星堆发现了埋有宝藏的坑穴，其中有几十座青铜钟，一些六英尺高的人像，大眼，戴冠，还有精致的青铜“神树”，是人像的两倍高，枝叶繁茂，硕果勾垂，枝上立鸟栖息。挖掘者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失落的王国，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于2001年在金沙附近被发现。据估计，在21世纪的前20年，中国将建造世界上一半的房屋和高速公路，我们难以预测抢救遗迹的考古学家是否会在这些挖土机前抢先一步，发掘新的遗迹。

我们很容易认为赫梯人、亚述人和埃及人是不同的民族，因为古代的记录文本显示，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而且我们习惯地认为，西方被分为很多国家。然而，在东方，根据司马迁编写的历史，中华民族始于夏朝，并向外辐射，这个想法如此吸引人，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中国之外的其他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古代东方和西方都包括众多国家，它们有着相同的信仰习惯和文化形式，但又有着不同之处。它们进行贸易、战斗，互相竞争，不断扩张。随着我们的证据不断增加，古代东西方的发展历程看起来越来越相似。可能在当时，安阳有一座木质大厅放置文件，这些文件写在丝绸和竹子上，记录与外国统治者的外交往来，就像埃及阿马那的陶土片一样。可能金沙的君王在和武丁王讨论是否平等对待山东的君王时，称呼武丁王为“兄弟”；可能武丁王甚至将商朝的公主嫁到长江流域的一个小朝廷，让公主在这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地方生儿育女。这些事情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

<h3>国家开始分裂：连外星人都会感到吃惊</h3>

我又要提到冯·丹尼肯的太空人的故事。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200年瓦解了，虽然这使外星人感到吃惊，这一点我之前提到过，但是如果他们到公元前1250年中国的武丁王时代和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看一下，他们就会十分满意，这样他们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这时西方的社会发展得到24分，是公元前5000年的3倍。

平均每个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每天获取2万千卡能量，相比之下，公元前5000年每人每天获取8000千卡，最大的城市可能有8万居民，比如埃及的底比斯或者巴比伦。规模最大的军队可以召集5000辆战车，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一个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赫梯）可以建造一个核心范围内的帝国。新兴国家在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发展，有着各自的宫殿、神庙和圣王，然后核心地区的帝国会吞并这些国家，并不断扩张。东方的发展继续落后于西方一两千年。东方可能会像西方那样遇到发展障碍，而西方可能会遇到更多动乱，但是这些动乱仅仅是放慢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就像之前讨论的那样。西方社会发展将会保持领先态势，几千年后西方发现化石燃料，继续统治世界。

因此，西方核心地区的每个主要城市，从希腊到我们现在称为加沙地带的地方，在公元前1200年都被付之一炬，外星人会认为这是又一次浩劫，像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那样——很确定地说，是一场很大的浩劫，但是长期来看，这不需要担心。甚至在历史记录员还没来得及记录，灾难就十分突然地席卷宫殿的时候，那些外星人也毫不担心。

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希腊的皮洛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片不同寻常的陶土片，陶土片上有一行文字“守卫者正在守护海岸”。考古学家还在相同的地方找到了另一块陶土片，上面的文字明显写得很匆忙，写到一半就终止了，这些文字看起来是在描述为防止不测而举行的人祭。在乌加里特——叙利亚海岸上的一座富有的贸易城市里，考古学家在一个烧窑里发现了一些陶土文件，在把这些文件归档之前，记录员打算在烧窑里烧干陶土。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文件带走，乌加里特就遭到洗劫。在乌加里特即将瓦解的时候，这些文件读来让人感到事情十分严重。文件中有一份来自赫梯的国王，他乞求食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另一份文件中，乌加里特的国王写道，当他的军队和战船在支援赫梯人时，“敌人的战船来到了这里，我的城市被烧毁，他们在我的祖国作恶”。

到处都被黑暗笼罩，但是只要埃及仍然挺立，希望就仍然存在。拉美西斯三世法老以他的名义建造了一座神殿，里面立了一块碑，碑文看似是在讲述乌加里特的故事：“外国人在他们的岛上密谋，在他们武器的威力下没有国家得以幸存。”这些外国人——拉美西斯称他们为海人——击败了赫梯、塞浦路斯和叙利亚。公元前1176年，他们又来到了埃及。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埃及的神王，神王说道：

<blockquote>

那些胆敢侵犯我国边境的人，他们将会断子绝孙，他们的身心、灵魂将万劫不复……他们被拖到海滩上，在海滩上被包围、征服、杀戮，尸体成堆……我（甚至）只要提及埃及这个名字，就能从他们手中夺回原来的土地。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呼喊我的名字时，就会燃烧殆尽。

</blockquote>

拉美西斯三世所说的海人也可能是皮洛斯和乌加里特故事中的恶棍。拉美西斯说，这些恶棍包括Shrdn、Shkrsh、Dnyn和Prst。埃及的象形文字不记录元音，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Shrdn应读做“Sherden”，这是撒丁岛人的古代名字，Shkrsh读做Sheklesh，是Sikels（西西里）的埃及文名字。历史学家还不是很清楚Dnyn指什么人，可能是指Danaan，后来诗人荷马用这个名字指希腊人。我很确定Prst指什么人，是指Peleset，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埃及文名字，他们在《圣经》中很出名。

这些都是不同的地中海人，他们为什么会来到尼罗河三角洲，历史学家还在不停地争论。证据不是很完整，但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原因是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核心地区所有地方都气温过高，降水量太少。他们指出，旱灾重现了公元前2200年的景象，使人们迁移，国家因此瓦解。还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地震使西方核心地区陷入混乱，在边境地区为掠夺者和袭击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人们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来自边缘地区的大批轻装步兵原来纪律涣散，有了用来砍杀的新式刀剑和更致命的标枪后，这些步兵部队就能打败核心地区的战车队伍，这些战车部队表面光鲜，实际上却笨重而不灵活。疾病也有可能是人们迁移的原因之一。公元前14世纪20年代，一场可怕的瘟疫从埃及传到赫梯。一位祈祷者说：“赫梯之地，每个角落，都在死亡。”虽然幸存的史料没有再次提到这场瘟疫，但是，如果在史料记载更完善的时代，此类瘟疫会不断地在史料中被提及。到公元前1200年，核心地区人口明显减少。

虽然潜在的动态机制看起来已经足够清晰：核心地区和扩张的边境地区的关系突然转换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场危机的具体原因，这是不争的事实。和之前讨论的事情一样，扩张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中海沿岸的新边境地区促进了社会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揭示了新的后发优势，并且引起了社会动荡——人们迁移、变得唯利是图、使用难以控制的新策略——这些都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旧秩序的挑战。公元前13世纪，核心地区看似已经对他们建立的边境地区失去了控制。

不管人们是被迫还是出于自愿，不管原因是气候变化、地震、战场的改变还是瘟疫，人们开始大量向核心地区迁移。在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拉美西斯二世已经加强了埃及的边境防御，将移民安置在受到严密管制的城镇，或者让他们参军，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元前1209年，梅内普塔法老不仅要与撒丁岛人和西西里人作战（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就与他们作战），还要同利比亚人和阿凯瓦沙人战斗——希腊语可能是阿希亚瓦——这些人联合起来从西方袭击埃及。

梅内普塔胜利了，他十分欣喜，割下了死去敌人的6239个未受割礼的阴茎，以此来计算敌军死亡人数，但是就在他数这些阴茎的时候，风暴席卷了北方地区。希腊、赫梯和叙利亚的城市被摧毁。后来有传说讲述，这时埃及有移民迁移去希腊，考古学家的发现也暗示了可能有向外迁徙的移民。加沙是非利士人公元前12世纪定居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很多陶器，这些陶器和希腊的陶器别无二致，这表明非利士人一开始是希腊迁移过去的难民。更多的希腊人在塞浦路斯定居。

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受灾地区迁移出去，移民数量迅速增长。这看起来是一场无组织的迁徙，因为到处都充满劫掠和斗争。很明显，叙利亚的瓦解促使阿拉姆人移民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虽然拉美西斯已经宣布了胜利，之前的海人还是在埃及定居了。和希腊一样，埃及人不但向外移民，还有人向内移民。圣经故事中讲到摩西和犹太人逃出埃及，并最终在现在所称西岸的地方定居，这些故事可能就反映了这些混乱年代的现实。梅内普塔在公元前1209年的碑文中提到以色列，说他离开了这片“寸草不生”的土地，这是《圣经》以外史上第一次提到以色列，可能不仅仅是巧合而已。

公元前13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移民，其规模之大，让之前的社会动荡相形见绌，但是到公元前12世纪70年代，在飞碟里监视人类的外星人可能仍然希望这个阶段和之前的动荡一样。毕竟，埃及并没有被洗劫，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述人在对手国屈服的时候扩张了领土。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动乱仍在继续，但是这个阶段的动乱和之前的完全不同，这一点慢慢开始变得明显。

在希腊，公元前1200年遭到破坏的宫殿没有再次被占领，旧官僚体制消失。希腊富有的贵族确实像以前一样保存了一些物品，将它们转移至易守难攻的地方，比如山上或小岛上，但是他们在公元前1125年遭到了新一波的破坏。我在读研究生时，非常有幸来到这些遗址之一进行挖掘（不但考古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还在那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这个遗址在派洛斯岛上的库库纳里的一座山顶上，防御坚固[10]。这些贵族的首领享受了优越的生活方式，他的居住地风景优美，能看到美丽的海滩，王冠装饰华丽，还内嵌象牙。但是在公元前1100年，灾难发生，他未能幸免于难。希腊的村民采集了石头来攻击袭击者，并且把他们的牲畜带到城墙后（我们在废墟中发现驴的尸骨），但是他们在有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是谁——攻击堡垒的时候，在战斗发生之前就逃走了。在希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公元前11世纪，幸存者只建造了简单的泥坯屋。人口减少，工艺水平降低，平均寿命也减少了。黑暗时代来临了。

希腊的衰落是一个特例，但是赫梯帝国也衰落了，埃及和巴比伦艰难地控制移民和袭击者。随着村民不断遗弃他们的田地，饥荒越来越严重。因为农民没钱交税，国家就无法征兵；因为没有军队，袭击肆虐，当地强人建立公国。公元前1140年，位于现在以色列的埃及帝国衰落了。警备部队不再从军，有的成了农民，有的成了强盗。《士师记》（The Book of Judges）中讲述了这次埃及衰落中犹太人的状况：“以色列在那时没有国王，所有人都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来做事。”

到公元前1100年，埃及四分五裂。底比斯人离开了，移民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公国。不久，拉美西斯十一世这位官方神王竟被自己的大臣控制——这位大臣在公元前1069年篡位。几个世纪内，埃及无足轻重的法老几乎都没有组建军队，建造纪念性建筑，甚至都没有记录多少历史。

亚述早期看起来像个大赢家，但是随着阿拉姆人不断迁徙，它也对农村地区失去了控制。到公元前1100年，田地继续休耕，国库资金用尽，亚述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生饥荒。我们很难了解这种情况，因为官僚越来越少记录历史，到公元前1050年，这种记录突然终止了。那时候，亚述的城市被遗弃，整个亚述帝国成为人们的记忆。

到公元前1000年，西方核心地区缩小了。撒丁岛、西西里和希腊很大程度上和广阔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勇士首领分割了赫梯和亚述帝国留下的土地。叙利亚和巴比伦王国的城市幸存了下来，这些城市，比如乌加里特，在公元前2000年是大城市，但是后来不幸地衰落了。在埃及，一些小国家幸存了下来，但是这些国家相比辉煌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帝国，十分弱小，十分贫穷。在这个阶段，社会发展首次倒退。所有社会发展参数都下滑了：到公元前1000年，人们获取的能量更少，城市规模更小，军队更弱，比公元前1250年的前人留下的资料更少。社会发展指数又下滑到600年前的水平。

<h3>战车：商朝上层人士的陪葬品</h3>

公元前1200年左右，当武丁王还在位时，商朝的上层人士又有了新的陪葬物品：战车。公元前12世纪和13世纪，安阳上层人士的坟墓中就有几十辆战车（不用说，当然是完整的战车，被宰杀的马和人都被埋葬）。商朝的战车和西方核心地区500年前的战车十分相似[11]，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种战车都源自哈萨克斯坦公元前2000年发明的战车。经过两三个世纪，战车制造工艺传到了胡里安人的手中，胡里安人也有了战车，西方强国的平衡格局被打破，战车制造工艺传到黄河流域需要8个世纪。

就像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一样，商朝的人在接受使用新武器方面发展缓慢。他们肯定是从西北方的鬼方族人和羌族人那里学到战车的制造方法，甲骨文记载了这些邻国的人在战争中使用战车。在武丁王时代，商朝人只用马车进行捕猎，而且还不能驾驭自如。有记录描述武丁王在捕猎犀牛的时候翻车了。武丁王幸免于难，但是某位皇子伤得很重，甲骨文花了大篇幅描写如何驱散引起他痛苦的鬼神。几百年后，商朝人开始在战斗中使用少量战车，但是他们没有像赫梯人和埃及人那样大量使用，而是分散在步兵队伍中，可能是让官员乘坐的。

商朝人和西北方邻国人的关系看起来很像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和胡里安人与赫梯人的关系。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商朝人和邻国人进行交易，进行战斗，还使邻国人互相战斗。其中一群人——周人于公元前1200年在甲骨文中首次被提到，他们被描述为商朝人的敌人。后来他们成为商朝人的同盟，但是到公元前1150年，他们又变成了敌人，那时他们居住在渭河流域。当周人不断和商朝人建立然后又终止友好关系的时候，周人也在汲取适合他们的商朝文化。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宫殿、青铜器、占卜仪式和富丽的坟墓。一位周人贵族在死去的时候杀死一队战车部队用来陪葬，这是商朝的传统，周王甚至娶商朝的公主。像美索不达米亚面对胡里安人和赫梯人的战车那样，商朝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很明显，周人与西北部地区的人们结成同盟，在公元前1050年威胁着商朝都城安阳。

就像西方古代的国家一样，商朝面临动乱时很快就瓦解了。据甲骨文记载，自公元前1150年，商朝的上层社会内部就发生了动乱，君王权力增强，却失去了很多贵族支持者。到公元前1100年，商朝南部的殖民地脱离了商朝统治，很多离商朝很近的同盟（比如周）叛变了。

公元前1048年，商王帝辛还能召集800位领主来抵挡周人的袭击，但是两年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绕到安阳城后攻取安阳。在一首描述武王伐商的诗歌里，周王的战车听起来所向披靡：

檀车煌煌，驷彭彭。

……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12]

帝辛后来自杀了。武王任用了一些商朝的官员，处决了另一些官员，留下帝辛的儿子让他做藩王。武王实施的政治后来遇到了麻烦，我们在第五章会看到，但是，到这时，东西方社会发展差距大幅缩小。西方一开始在农业、村庄、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这几方面领先东方2000年，但是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差距逐渐缩小至1000年。

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西方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知道中国为什么开始赶上西方：因为中国几乎从西方复制了所有的物质文化——农业、陶器、建筑、冶金和战车。格拉夫顿·艾略特·史密斯爵士（Sir Grafton Elliot Smith）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在埃及开罗，他满腔热情，甚至成功地给埃及嫉妒症冠以恶名。无论他在世界上看到什么，无论在何处看到——金字塔、刺身、巨人和侏儒的故事——艾略特·史密斯都会认为它是以埃及为原型的复制品，这是因为，他坚信埃及的“太阳之子”在全世界都传播着“太阳巨石”文化。我们不但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埃及人。

这些理论甚至在当时看起来也相当疯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逐渐证明艾略特·史密斯的所有论点都是错误的。东方的农业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东方人使用陶器比西方人早几千年，东方有自己的纪念性建筑的传统，甚至人祭也是东方独立发明的。但是即使如此，东方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想法来自西方，尤其是青铜铸造。青铜在二里头非常重要，但是青铜并不是首先在发达的伊洛河流域被发现，而是在西北方干旱贫瘠、狂风侵袭的新疆，可能是由那些长相像西方人的人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传播到新疆，我在之前提到过，这些人埋葬在塔里木盆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战车可能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传入中国，在战车被传入西方核心地区500年后，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