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证据来得很意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描述的冰芯还显示了由空气传播的污染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增长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罗马在西班牙采矿造成了污染,前10年对泥炭田和湖里的沉积物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13世纪生产出的铜和银是公元1世纪时的9~10倍,其中隐含的能量需求可以想象——需要劳工挖矿,牲口运走煤渣;更多的劳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码头,装卸货船,把产品搬运到城里;用水车碾碎矿石;最重要的还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撑,锻炉需要木炭燃料填装。通过这种独立的证据来源,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工业活动水平。直到11世纪,冰层的污染才降到罗马时代的水平(中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由于钢铁工人源源不断的需求,开封附近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直到19世纪,因为英国喷涌黑烟的烟囱,污染的程度才再次远远超过罗马时代。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电锯艺术。譬如,我估计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日人均能量获取在31000千卡左右。这要大大超过库克对后期农业社会26000千卡的估计,不过考古学清楚地表明罗马人比18世纪前的欧洲人要吃更多肉,建更多城,开更多更大的商船。这样说来,罗马的能量获取与我的估计肯定会有5%的偏差。不过,因为我在附录中提到的原因,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肯定不会达到20%。库克的框架以及详细的证据使得估测产生的误差不会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于所有的猜测工作都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出现错误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术和战争也有自己的困难(附录中简略提到,在我的网站上有详细讨论),但与城市化和能量获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许产生的误差也是一样的。正如我在附录中讨论的原因,分值达到15%甚至20%的系统性错误,才会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实质的影响,但如此巨大的误差是有悖于历史证据的。可是,最终唯一确定的方法是其他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数字,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其他特征,或是使用其他的计分方式。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9121.jpg" /> <h5>图3-1 数字能量链:地理科学家厄尔·库克关于从能人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日人均能量获取的估计(单位:1000千卡)</h5>
50年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科学的进步是“推测与辩驳”的过程,遵循之字形路线:一个研究者抛出一个观点,其他学者争先恐后地进行反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更好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证据的指数得出的模式都会与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错了,其他人发现这个计划有不足之处,那就希望我的失败能鼓励他们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对任何理论来说,其最好的命运……莫过于能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的提出指明方向”。
<h3>测量的时间和地点</h3>
最后有两个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多久计算一次分数。如果愿意的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可以描述每年甚至每月的社会发展变化。不过,这样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毕竟,我们希望看到很长时间跨度下的历史的整体架构,为此,每个世纪给社会发展把一次脉应该就足够了。这一点也是接下来我想要证明的。
然而,当我们回顾冰河时期末期,若是每隔一个世纪观察一次社会发展,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多大价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没多大区别,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质证据,部分是由于变化本身发生得就很缓慢。因此,我采用比例增减的方法。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社会发展每1000年测量一次。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有所提高,改变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测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测量一次,最后,从公元1400~2000年,每个世纪测量一次。
这样做也有风险,最明显的是追溯历史越早期,变化就会显得越平缓。每1000年或500年才计算一次分数,我们很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发现。不过,要为已知的信息标注日期,较之我所提出的时间范围,很难有更准确的方法了。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叙述中将会填补尽可能多的空白,可是此处用到的框架在我看来确实为实用性和准确性提供了最好的平衡。
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进行测量。当你阅读前面的内容时,或许会吃惊我在给“西方”和“东方”生成数字时对自己所指的世界的某个部分会如此含蓄。有时候我说的是美国,有时是英国,有时是中国,有时是日本。在第一章里,历史学家彭慕兰抱怨比较历史学家们常常歪曲了对西方统治世界原因的分析,他们草率地把面积很小的英国和领土辽阔的中国进行比较,然后就下结论说西方在1750年就开始领先于东方了。他认为,我们必须比较规模相似的单元。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对此做出了回应,把西方和东方具体定义为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和侧翼丘陵区的原始东西方农业革命的社会。不过现在得承认,那只是部分解决了彭慕兰的难题。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农耕开始后的5000年左右时间里,东西方地区令人惊叹的扩张过程,以及在侧翼丘陵区或长江流域等核心地区,和诸如北欧或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之间经常存在的社会发展的差异。那么,当我们为社会发展指数计算分值时,应该关注东西方的哪些部分呢?
我们可以尝试研究整个东西方地区,尽管那就意味着,譬如,1900年的分值将综合考虑工业时期英国浓烟滚滚的工厂和轰隆作响的机器、俄罗斯的农奴、墨西哥的苦工、澳大利亚的牧场工人,以及广阔西方地区各个角落的群体。我们需要为整个西方地区调配出一种平均的综合性的发展分值,对东方亦然,然后对之前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重复同样的过程。这样做太过复杂,且不实际,我怀疑它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当解释西方规则时,最重要的信息一般来自比较各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由最密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测量和比较的是这些核心地区内部的变化。
然而,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看到,核心地区会随着时间发生迁移和改变。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位置从公元前11000~公元1400年期间是很稳定的,基本保持在地中海东岸。在公元前250~公元250年左右,罗马帝国向西扩张,吞并了意大利。除此之外,核心地区一直在如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里。从1400年起,核心区域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到西班牙和法国,再扩大到囊括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到1900年,核心区域横跨大西洋;2000年,固定在了北美。东方的核心直到18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黄河长江地区,尽管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心向北部黄河流域的中原转移,公元500年后又转向南方的长江流域,1400年之后又逐渐转向北方。到1900年,核心区域扩展到日本,2000年在中国的东南部。目前为止我只是想说明,所有的社会发展分值都反映了这些核心区域的社会,这些核心区域转移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重点讨论。
<h3>英国工业革命:三分靠判断,七分靠运气?</h3>
游戏规则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来看一些结果。图3-2显示了前16000年的分值,因为冰河时期末期世界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这么多铺垫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坦白说,并没有看出多少东西,除非你的视力比我的好很多。东方和西方的曲线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难以区分,而且它们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勉强离开图的底部。即便如此,也是直到几个世纪之前才有大的变化,两条线几乎都是突然90度转折,直线向上攀升。
这个图看起来很让人失望,但事实上却告诉了我们两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一,东西方社会发展并没有太大差别。以我们所观察的尺度看,二者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区分。第二,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迄今为止史上最迅猛、最巨大的转变。
要想获取更多信息,我们需要换个角度观察这些分值。图3-2的缺点在于,由于20世纪时东西方的曲线陡然攀升,为了在纵轴上显示出2000年的分值刻度(西方906.38分,东方565.44分),早期过低的分值就不得不被压缩到肉眼难辨的程度。所有模式若想显示增长的加速较之以前是成倍增长而非简单增加,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有个很简便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93R.jpg" /> <h5>图3-2 计分:公元前14000年以来的东西方社会发展</h5>
设想一下,我想买杯咖啡,却没有钱。我从本地的黑帮老大那里借了一美元(假设那时一美元还是能够买到一杯咖啡的)。当然了,他是我的朋友,所以只要我在一个星期以内还给他,就不收利息。不过,要是我超过了期限,债务就会每周翻一倍。不用说,我超过了期限,所以现在我欠他两美元。天生对理财少根筋,我又拖了一个星期,也就是欠了4美元。接着又过了一个星期,于是欠款变成了8美元。我出了城,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图3-3显示了我的债务变化。正如图3-2,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多大变化。直到大约第14周时,代表利息的曲线才变得清晰,而那时我的债务已经令人咋舌地累积到了8192美元。第16周,债务盘旋上升至32768美元时,曲线终于完全离开了图的底部。到第24周,等到黑帮找上门时,我已经欠了8260608美元的巨款。那真是史上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了。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aY.jpg" /> <h5>图3-3 一杯800万美元的咖啡:传统图表显示的复利。虽然咖啡的价值在14周内由1美元盘旋升至8192美元,在图中这场财务危机直到第15周才趋于明显</h5>
当然,按照这个标准,我的债务在前几个星期的增长实在是微不足道,从1到2到4,再到8美元。可是假如我买了那杯咖啡后的一个月左右,碰到了黑帮老大手下的一个小喽啰,那时我的债务是16美元。假设我没有16美元,但给了他5美元。考虑到自身安全,我坚持每周偿还5美元,持续了4周,可接着就又一走了之了。图3-4中的黑线代表没有任何还款的情况,而灰线则代表坚持5周,每周还5美元之后的债务增长情况。我那杯咖啡最后仍然花了不止300万美元,却只相当于一分未还情况下最终利息的一半还不到。这至关重要,然而在图中却无法看到。从图3-4中无法得知为什么在结尾处灰线比黑线低那么多。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91O.jpg" /> <h5>图3-4 一种不是很有力的表现方式:黑线显示的是与图3-3相同的债务累积情况,而灰线则表现了第5周~第9周的小额还款后的状况。该传统(线性-线性)图中无法显示这些还款情况
</h5>
图3-5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我的破产。统计学家们把图3-3和图3-4叫作线性——线性图,因为每条轴上的刻度都是以线性增长的,也就是说,过去的每周在横轴上占据相同的长度,债务增长的每一美元在纵轴上也占据相同的高度。对比之下,图3-5在统计学中被称为对数线性。时间在横轴上也是以线性单元分配的,但纵轴是以对数的方式记录我的债务,意味着图的底部轴线和第一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代表了我的债务从1美元到10美元的10倍增长,第一条和第二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意味着又涨了10倍,从10美元到100美元,然后再涨10倍,从100到1000,如此反复,一直到最顶部的1000万。
政治家和广告商们已经把用数据误导人们发展成了一项精湛的艺术。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有感而发,“谎言有三种:无伤大雅的小谎,糟糕透顶的大谎和统计数字。”图3-5或许就证明了他的话。不过与图3-3和图3-4相比,实际上只是关注了我债务的另一个方面。使用线性——线性刻度很好地表现了我债务的糟糕程度,对数线性刻度则清楚地显示了原因。图3-5中的黑线平滑,说明未作偿还时,我的债务稳定地增长,每周翻一倍。灰线显示4周的翻倍之后,我的一系列5元还款是如何减缓,却并没有停止债务的增长。当我停止偿还时,因为债务再一次每周翻倍,灰线再一次上升到与黑线平行,但最后并没有涨到那么令人眩晕的高度。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0609.jpg" /> <h5>图3-5 预示破产的平滑直线:对数线性刻度表上的债务增长。黑线显示未还款时债务的稳定翻倍,而灰线表现了第5周~第9周小额还款的影响,以及之后停止偿还时又回到翻倍增长的状态</h5>
政治家和统计学家们并不总是在撒谎,只是根本没有一种完全中立客观的方式可以表现政治和数字。每句新闻陈述、每个图表,都强调了事实的某些方面,而低估了另外一些方面。因此,图3-6用对数线性刻度显示了从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会发展分值,与图3-2的线性-线性版本相比,同样的分数却给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图3-6比图3-2更有揭示性。近几个世纪里社会发展的飞跃十分真实,清晰明了,再多巧妙的统计手法也无法掩饰。但在图3-6中它并没有像图3-2里那样突兀。当曲线开始向上攀升时(西方大约在1700年,东方在180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分值已经比曲线左半部分高出10倍左右了。这个差别在图3-2里很难看到。
图3-6表明,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就意味着要回答几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社会发展在1800年之后会突然发生飞跃,达到的水平之高,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向全球范围投射威力(接近100分)。
在发展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前,即便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社会团体,也只能统领自己的那一部分地区。然而,19世纪的新技术和制度允许社会把地方统治变成全球性的统治。当然,我们也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西方是第一个迈进这一门槛的地区。不过,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理解在此前的14000年里,社会发展增长如此之巨的原因。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0613.jpg" /> <h5>图3-6 对数线性刻度表现的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会发展。这种表现方式十分有效,突显了东西方的相对增长率,以及在1800年以前几千年的变化的重要性</h5>
图3-6显示的还不止这些。它还表明东西方的分值实际上并不是直到几千年前才开始有差别的:自从公元前14000年起,西方的分值就在90%的时间里比东方高。这似乎是对短期偶然理论的一个挑战。西方自从1800年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是对长期注定理论的一种回归,并不是什么古怪的异常现象。
图3-6虽然并没有否认短期偶然理论,但的确意味着成功的短期理论需要更加周密,要同时能够解释冰河时期末期的长期模式,以及1700年以后发生的事。不过,从这些模式看来,长期注定理论家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图3-6清楚地显示出西方社会发展分值并不是始终领先于东方。两条线在公元前的1000年里不断趋近,在公元541年相交,之后直到1773年,东方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日期精确到难以置信,前提当然是假设我计算的社会发展分值完全正确。最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东方的分值在公元6世纪中期超过西方,而西方在18世纪后期重获领先地位。)东西方分值在古代曾趋近,东方在社会发展上领先世界1200年,这些都不能证明长期注定理论的错误,正如西方在冰河时期末期以来几乎一直领先,也不能推翻短期偶然理论一样。但是,这些事实意味着成功的理论需要更加周密详备,需要考虑到比目前所提供的还要广泛的证据。
在结束对这些图表的研究之前,还有几个模式值得提一下。在图3-6里可以看到,而在图3-7中更加清晰。这是个普通的线性——线性图,不过只覆盖了从公元前1600~公元1900年的3500年。截去2000年的高分部分,我们就可以伸展纵轴,从而看到早期的分值。缩短时间跨度,可以拉长横轴,使横向改变也更加清晰。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0593.jpg" /> <h5>图3-7 跨越时空的曲线:线性——线性表现的从公元前1600~1900年的3500年里的社会发展。线A代表可能的43分门槛,阻挡了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西方罗马帝国以及1100年左右中国宋朝的持续发展。线B表现了东西方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里分数下降的潜在联系。线C显示了1300年左右开始的东西方的另一潜在关联</h5>
这张图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在公元1世纪,西方的最高分在43分左右,紧接着是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如果再向右边看一下,就会发现东方的最高分是1100年的42分左右,是中国宋朝的鼎盛时期,然后是类似的下降。再往右,在1700年左右,东西方得分都降到了40分的底部,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停滞,而是加快了速度。100年后,西方的曲线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攀升。
有没有某种“40分门槛”阻止了罗马和中国宋朝的发展呢?我在前言中提到过,彭慕兰在他的书《大分流》中主张,18世纪时,东西方都陷入一种生态瓶颈状态,这按理说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彭慕兰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英国靠三分判断和七分运气把掠夺新大陆的成果和化石燃料的能源结合起来,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生态限制。有没有可能,罗马和宋朝的社会发展达到40分底部时,也遇到了类似的瓶颈,却未能突破?若当真如此,在过去的2000年历史里,主导的模式或许是长期波动,庞大的帝国分值攀升到40分底部,然后又跌回来,直到18世纪特殊事件的发生。
图3-7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我们既可以在上面画横线,也可以画竖线。可以画竖线的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公元1世纪,东西方分数都处于顶峰,虽然东方得分与西方还有不小的差距(34.13分和43.22分)。与其只关注西方上升到40分底部,或许我们应该不管它们达到的水平,而是去寻找影响旧世界两端,致使罗马人和中国人的社会发展分数下降的事件。
在1300年左右我们还可以画一条竖线,东西方得分再一次遵循类似的模式,尽管这一次是西方的分数低了很多(30.73分和42.66分)。东方的分数已经下滑100年了,西方这时也加入了进来,直到1400年之后两条曲线才有所回转,在1700年左右开始加速上升。同样,与其关注18世纪早期触及40分底部的分数,我们或许应该寻找是什么全球性事件,在14世纪沿着相同的轨迹推动了东西方的发展。或许正如彭慕兰总结的,工业革命首先来到西方并不是纯属侥幸,而是东西方其实都在朝着这样一个革命的方向前进着,但西方对14世纪发生的事件的反应,使之稍稍超前一点,这微小的优势却对其领先到达18世纪的飞跃点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我看来,图3-2、图3-6和图3-7说明了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都存在的一个缺点。一小部分理论家关注农业革命初期的事,大多数则研究最后的那500年。因为其中的几千年大体上被忽视了,所以当观察整个历史架构时,对突然出现的那些陡增、下滑、坍塌、会聚、超越,或水平顶部以及竖直连接等现象,他们甚至很少去尝试着解释。坦白说,那就意味着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这样一来,二者就都无法回答隐藏于其后的问题——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h3>斯克鲁奇的疑问:未来依然扑朔迷离</h3>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的高潮部分,圣诞未来之灵把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带到一个杂草丛生的教堂墓地。圣诞未来之灵静静地指向一个无人打扫的墓碑。斯克鲁奇知道自己的名字将出现在那里,他知道自己将长眠于此,孤独清冷,被人遗忘。“这些幻影是一定会实现的事情,还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呼喊道。
我们也可以对图3-8提出同样的问题,它突显出了20世纪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增长率。[8]东方曲线在2103年与西方交叉。到2150年,西方的统治地位就将结束,其繁盛将如尼尼微和提尔一样成为历史。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00161.jpg" /> <h5>图3-8 即将发生的?如果把20世纪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延伸至22世纪,可以看到东方于2103年重获领先地位(在对数线性图中,东西方曲线从1900年起都是直线前进,表明增长率不变。这里是线性图,所以两条线都急剧上升)
</h5>
西方的墓志铭同斯克鲁奇的一样清晰:
<blockquote>
西方统治
</blockquote> <blockquote>
1773~2103
</blockquote> <blockquote>
愿灵安息
</blockquote>
这些幻影真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斯克鲁奇在面对自己的墓志铭时,跪倒在地。“行行好吧,圣诞未来之灵,”他祈求道,紧紧抓住圣诞未来之灵的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你给我看的未来幻影也会改变!”圣诞未来之灵没有回答,但斯克鲁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圣诞过去之灵和圣诞现在之灵一起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因为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我会吸取教训的,”斯克鲁奇保证道,“噢,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石头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说过在分析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特别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当中,自己属于少数派,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借着斯克鲁奇的比喻,我认为由于讨论缺少历史学家,我们陷入了只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的误区。我们需要把圣诞过去之灵也请回来。
为此,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讲述东西方过去几千年的故事,试图解释社会发展产生变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把这些故事串起来。我相信,这不仅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hr/>
[1] 虽说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观与斯宾塞的其实存在很大差异。斯宾塞认为进化适用于一切事物,是渐进性的,会不断地完善宇宙万物。达尔文则把进化局限在生物学范畴,定义为“有改变的传代”,认为改变的原因是随机的基因突变,因而是没有方向性的,有时会由简单结构生成复杂体,有时又不会。
[2] 斯坦福大学在2007年承认了这件事,并举办了一次强制的“复婚”,把两派人类学家又重新组合在了一起。
[3] 心理学家使用的“社会进步”有很大区别,是用以指代孩童学习成长环境中的社会习俗。
[4] 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一位成员试图赞美爱丁顿,说世上仅有三个人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学说,而他便是其中之一。爱丁顿沉默了,最后说:“我只是好奇,那第三个人是谁?”
[5] 我也搜集了最大政治单位的人口规模、生活水平(使用成人身高作为替代物)、交通速度、大型建筑物的规模等数据资料。这些特征与我最后选择的4个相比,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其他特征存在重复部分,数据资料不足),不过好消息是这些特征与我选的那4个大致遵循同样的模式。
[6] 我在前面给出的数字3500万是针对2009年而言的,意味着在2000~2009年,东方在组织力或城市化上的分值由250分飙升至327.72分。在本章末以及第十二章我将继续讨论21世纪社会的加速发展。
[7] 对于库克的数据,我只做了一个实质性的修改。我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植物驯化初期西南亚地区的能量占有增长率。他提出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日人均耗能12000千卡的“早期农业”时期数字,应该更符合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水平。
[8] 我为2000年设定的最高分是1000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发展水平。通过我的计算,在2000~2010年,在我编写本书的时候,西方发展指数从906分上升到了1060分,而东方从565分升至68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