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整个过程杂乱无章——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千年，穿过了几个大陆，怎能不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记得这只是关于地球获得能量之链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轨道的变化意味着地球能获得更多的太阳能，光合作用将一部分太阳能转化成了化学能，新陈代谢将一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了动能，农业使得人类能够从动植物中获取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虽然害虫、肉食动物和寄生生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能量，但还是有很多剩余的能量。

像植物和其他动物那样，人类主要通过有性繁殖来释放多余的能量。高出生率意味着新的村庄可以迅速发展，直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被耕种，然后出现疾病和饥饿，最后死亡率和出生率相平衡。一些村庄就这样稳定发展，总是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而在另一些村庄，则有一些大胆的人决定重新开始。他们也许会走上一个小时到同一个村庄或平原上的一块空地（也许不太合人意）——或者长途跋涉几百英里寻找他们听说过的绿色牧场。他们甚至还可能漂洋过海。毫无疑问，很多冒险家都失败了，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幸存者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来了。不过，有一些人成功了。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直到死亡率赶上了出生率。

当大多数农民扩张到新的领土时，他们发现采集者已经生活在那里了。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老电影中的场景：农民抢掠牛群，剥去采集者的头皮，双方用弓箭互相攻击。不过现实可能没这么戏剧化。考古学家研究发现，每一个地区的首批农民往往定居在与当地采集者不同的区域。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最好的农田和最好的采集地很少有重叠的。至少，在初期，农民和采集者可能互相忽视。

当然，最后，采集生活消失了。今天，你在托斯卡纳或者东京郊区已经看不到狩猎者或者采集者在修剪过的地方觅食了。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仅仅几个世纪就占领了最好的土地，直到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入侵（在他们眼里）采集者生活的边缘地带。

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主要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认为，农民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始富足的社会。疾病是其中一个原因，老鼠、牲畜以及永久性村庄毫无疑问使得农民没有采集狩猎者那样健康。不过，我们不能将这种传染病与1942年之后夺取几百万美洲原住民性命的传染病相比。农民与采集者只是隔着几英里的森林，而不是不可穿越的海洋，因此他们之间疾病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数量的多少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采集者决定和农民打一仗，就像很多现代殖民地那样，他们就有可能摧毁奇怪的农业村庄，不过，会有更多的农民前来，攻破他们的防线。另外，采集者可以选择逃跑，但是无论他们撤退多远，新的一批农民最后还是会出现，他们会砍掉更多的树，到处传播细菌，直到采集者被打败，而这片土地农民也不能利用了，就像西伯利亚和撒哈拉沙漠的情况那样。

第二个理论认为，以上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大部分区域出现的首批农民并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的后代。他们是定居下来的当地采集狩猎者，最后自己成了农民。萨林斯的观点使得农业与原始富足的社会相比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是采集者很可能并没有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农民不会进入采集者的林地。相反，他会首先进入一个没有像他那样精耕细作的村庄（也许没有开始使用犁耕地和施肥），然后进入精耕细作程度更低的村庄（可能烧毁森林，种植植物，直到长出野草，之后他们继续迁移），最后，他会进入那些完全依赖于采集狩猎的社会。思想、人口和细菌在这个广阔的接触带不停地来回流动。

当采集者意识到他们的邻居能够以更加集约的办法杀死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植物和动物时，他们没有对农民发动进攻或者逃跑，而是加入了这个群体，加强了自己的耕作。人们并没有用农业完全取代采集业，而是决定少花一点时间进行采集，多花一点时间种植。之后，他们可能要决定是否要除草、犁地和施肥，不过——重复之前提到的情景——这只是从原始富足社会迈向繁重劳作和慢性疾病的一小步。整体说来，在经历了几百年，跨越了几千英里后，那些向农业靠近的采集者人口数量增多了，而那些固守自己传统方式的人减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边界”延伸了。没有人选择等级制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妇女也不喜欢患有关节炎的脚趾，这些东西悄悄地降临到他们身上。

无论考古学家挖掘出多少石器、焚烧过的种子或者地基，他们都无法证明其中的任何一个理论。不过基因学再一次提供了（部分）帮助。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对欧洲血型和核DNA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他的团队发现从东南部到西北部，基因频率的变化相当一致。他们指出，这证实了考古学家所说的农业传播方式。他们得出结论：在亚洲西部的移民把农业带到欧洲后，他们的后代大规模地替代了原始采集者，把剩余的采集者逼退到遥远的北部和西部。

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认为语言学也支持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批农民不仅用西南亚的基因替代了欧洲的基因，还用侧翼丘陵区的印欧语系代替了欧洲的本土语言，出现了诸如巴斯克语这样孤立的语言。农业社会对原始富足社会的取代在欧洲人的血液和语言中体现了出来。

起先，这些新的证据只是引起学者们更多的争论。语言学家马上就挑战了伦福儒的观点，认为如果欧洲语言真的是在六七万年前从同一个祖语中分离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会更大。1996年，布莱恩·赛克斯（Bryan Sykes）带领的牛津团队在基因学方面挑战了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赛克斯研究的是线粒体DNA而不是卡瓦利-斯福扎研究的核DNA。他发现，传播路线并非像斯福扎所说的那样自东南向西北传播，而且由于这个传播路径太混乱，无法轻易地在地图上表现出来。赛克斯发现六组基因宗谱，只有其中一组能够与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相联系。赛克斯认为，其他五组的历史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25000～50000年前。他总结道，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了欧洲第一批农民主要来自那些决定定居下来的原住采集者，而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后代。

卡瓦利-斯福扎和赛克斯的团队在1997年《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之后，他们的观点开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扎现在认为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占了欧洲人DNA中的26%～28%，赛克斯则认为这个数字是20%。要说每三四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西南亚移民的后代，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单，但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h3>猜测与预言：东西方的生产活动对比</h3>

无论是卡瓦利-斯福扎还是伦福儒，又或者是赛克斯的观点——即使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妥协——都无法令楠泰尔的学生高兴，因为所有的这些理论都认为农民将不可避免地代替采集者。基因学和考古学认为，竞争与考试或者教师无关，因为竞争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意味着不管如何，事情大体上都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但是，这是真的吗？毕竟，人类有自由意愿。懒惰、贪婪和恐惧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中做出选择。如果欧洲第一批农民中至少有3/4是原始采集者的后代，那么显然，史前欧洲人很可能会停止耕作——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抵制人工种植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几百年前，农业从现在的波兰传播到巴黎盆地之后，停止了传播。在1000年里，几乎没有农民进入巴黎盆地与波罗的海之间五六十英里的土地，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也很少有人从事更加集约的耕作。在这儿，采集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农业/采集的断层线，我们发现了大量加固了的定居点和被钝器杀死的年轻人的骨骼，骨骼左边是他们的头颅——如果他们是面对面搏斗，用手抓着石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些大型的坟墓甚至就是发生屠杀的地点。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7000年前，在欧洲北部平原的边缘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是地理和经济对确定农业/采集边界的作用与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样大。波罗的海的采集者生活在一个寒冷的伊甸园，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供养着村庄里密集的人口。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大量的贝壳和盛宴的残余物，这些东西在村庄的周围堆积如山。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采集者能够自给自足：有足够多的采集者可以对抗农民，但是为了养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发现，那些原先在侧翼丘陵区人工种植和养殖的动植物在这个遥远的北部生长得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农业会最终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学家强调是推力的作用，认为农民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们压制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另一些人强调是拉力的作用，认为采集社会自身的危机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无论结局怎样，波罗的海的这个特例表明，一旦侧翼丘陵区出现了农业，原始富足的社会将无法存续。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那样的话会很愚蠢，虽然有很多人会受到诱惑而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例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结尾就用奇怪的附录否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说它奇怪，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各种痛苦的决定（和优柔寡断）、思想的突然转变和很多带来严重后果的愚蠢错误。托尔斯泰认为，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他继续说道：

<blockquote>

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一个天体可以自由移动，那么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都将无效，并且关于天体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blockquote>

这是一派胡言。高级的一派胡言，再高级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采集者都可以决定不再进行集约生产，任何一个农民也可以从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边走开，去收集坚果或者捕杀野鹿。显然，有些人这么做了，于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竞争意味着那些继续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农民们养育更多小孩，饲养更多牲畜，开垦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着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罗的海的情形那样，农业的扩张在适当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农业也会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过度放牧使得约旦河谷变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的气候灾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愿都无法阻止农业生活方式向所有适宜的地方扩展。当智人与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以及能够被种植和驯化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农业的发展就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欧亚大陆西端那些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农业社会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时，我们可以将“西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在幸运纬度带上，大约有6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独立发展农业。

在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间，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国北部的人们开始种植粟；粟和稻分别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种植；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间被驯化。最近的研究发现，耕种在西半球几乎同时开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鲁的南充克流域已经开始人工种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们也开始种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时，南充克流域已经出现了花生。虽然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区野生的类蜀黍转变为人工种植的玉米，不过基因学家怀疑这个过程实际发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显然，中国和西方的驯养与侧翼丘陵区没有关系，不过发生在流经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况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驯养的绵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尔格尔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把它们带到那儿的。小麦的出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当地野生的小麦与在梅赫尔格尔周围出现的人工种植的小麦区分开来。植物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彻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寻找这些部落领地的巴基斯坦军队也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这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是由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着：在公元前5500年，人们驯化了当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一个先进、有文化的城市社会。

公元前7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东部比现在要潮湿得多，每一年的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风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还是不适宜居住。显然，在这里，逆境是“发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采集者将它们从一个湖赶到另一个湖，就能使这些动物生存下来。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间，采集者把自己变成了牧民，把野生的牛和羊变成了体型更大、性情更加温顺的动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两个高原地带也出现了农业，其中一处在秘鲁，人们在这里放牧着美洲驼，采集着变异的奎奴亚藜种子；另一处是新几内亚岛。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岛的发现和在印度河流域的发现一样有争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时，高地的人们放火烧毁森林，抽干沼泽，种植香蕉和芋头。

这些地区的发展历史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每一个都是特色鲜明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起点，这些传统流传至今。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从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如何定义西方。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对各种所谓“弹性地理”的西方定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定义“只是为了扩大作者的利益”。戴维斯不分精华糟粕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谈论西方。多亏了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深度，我们现在能够做得更好。

现代社会的伟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河时期末期驯养的开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戴维斯的观点而不把“西方”作为分析范畴：它只是一个地理术语，指的是那些由欧亚大陆最西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来讨论毫无意义，当时的耕作刚刚开始让侧翼丘陵区变得不同。只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西方”这个概念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农业核心也开始出现。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扩张，包括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过去的500年里，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伯利亚都纳入了“西方”。因此，把“东方”定义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国最东部的核心驯养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论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南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传统。我们问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实际上是问为什么是从侧翼丘陵区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而不是从中国、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东部、秘鲁或者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统治着我们的地球。

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解释：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当他们穿过欧洲时，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基因和语言传递了下来。1500年之后，欧洲人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殖民化。以上这些就是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种族论那样，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至于原因，进化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已经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戴蒙德认为，自然是不公平的。侧翼丘陵区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几千年出现农业，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特别聪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认为，虽然现在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但是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其中只有几百种可以人工种植。事实上，我们今天消耗的热量中超过一半是来自谷物，其中最重要的谷物包括小麦、玉米、稻、大麦和高粱。这些从野生状态进化而来的谷物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的。在65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生长在亚洲东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而亚洲东部只有6种，美洲中部有5种，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种，北美洲也是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各有2种，欧洲西部有1种。如果人们（就整体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世界上所有的采集者都一样懒惰、贪婪和恐惧，那么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是因为他们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侧翼丘陵区还具有其他优势。野生小麦和大麦只需要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被驯化，但是将类蜀黍变成玉米却需要几十个基因突变。公元前14000年左右进入北美洲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懒惰、更贪婪，他们种植类蜀黍而不是小麦，这也没有什么错。在西方，没有野生的小麦。移民也不能将驯化作物从东方带到西方，因为只有美洲和亚洲之间出现大陆桥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左右，当上升的海平面还没有淹没大陆桥时，他们还没有驯化作物可以携带。当出现驯化的粮食作物[6]时，大陆桥已经被淹没了。

在驯养动物方面，机遇再一次青睐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有148种大型哺乳动物（重量超过100磅），直到1900年只有14种被驯养，其中有7种原产于亚洲西南部。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驯养动物中（绵羊、山羊、奶牛、猪和马），除了马之外，在侧翼丘陵区都有野生原种。在14种被驯养的动物中，东亚有5种，而南美只有1种。北美、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种也没有。当然，非洲到处都是野生动物，但是在驯养诸如狮子和长颈鹿这样的物种时，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狮子会吃掉你，而长颈鹿跑得比狮子还快。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首先发展了农业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优越。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因此，他们率先发展了农业。中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虽然比不上侧翼丘陵区，但条件也比较优越。大概2000年之后，中国也开始了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又过了500年才出现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当时他们驯养绵羊和牛群，因为沙漠里无法种植作物，这些牧民没有变成农民。新几内亚高地的人面临着相反的问题，他们只有一些可以种植的植物，但没有适合驯养的大型动物。他们需要再过2000年才能发展为农民，并且永远也不会成为牧民。不像侧翼丘陵区、中国、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鲁那样，撒哈拉和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没有发展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自然资源。

与非洲和新几内亚地区的人们相比，美洲原住民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但比不上侧翼丘陵区和中国的人们。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人行动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的2500年里就种植起了植物（不过没有驯养动物）。火鸡和美洲驼是除了狗之外，他们可以驯养的两种动物，而这还要再经历几个世纪。

澳大利亚的资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亚人尝试过鳗鱼养殖。如果再给他们几千年时间的话，他们或许也能建立驯养和种植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纪，欧洲侵略者征服了他们，带来了小麦和绵羊。

就目前我们所说的，不管哪里的人似乎确实都一样。全球变暖给了每个人新的选择，包括劳动量更少、劳动量不变和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的小孩，即使这意味着要更辛勤地劳动。新的气候状况也使人们能够选择在更加庞大的群体生活，不用那么频繁地四处迁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不做改变、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劳动的人就会排挤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开始了这个过程。

<h3>伊甸园之东：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有多大差别</h3>

也许宣扬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同意这种观点，也许任何地方的人们真的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地理因素确实对西方更加有利。但是，历史不仅仅是由天气和种子的大小决定的。显然，人们在劳动得更少、吃得更多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很重要。故事的结局往往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也许今天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比世界上其他核心地区的文化都更有潜力。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在西方之外，起源于中国的记载最为详细、历史最为悠久，并且（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最为强大的文化。我们需要找出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农业文化有多大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是否导致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揭示为什么西方社会得以统治全球。

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农业还是知之甚少。很多学者甚至认为水稻——中国最主要的食物——起源于泰国，而不是中国。1984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水稻表明人们曾在这里种植过水稻，但是依然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问题是，虽然面包师总要烤一些面包，留下一些烧焦了的小麦或者大麦的种子，从而被考古学家发现，但是煮食水稻却很少会有烧焦的种子留下。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要恢复古代水稻更加困难。

不过，考古学家们不久就攻克了这个难题。1988年，挖掘者在长江流域的彭头山发现，公元前7000年左右，制陶工人开始将米糠和稻梗加入陶土中，防止陶壶在窑中破裂。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这些作物了。

不过，真正的突破始于1995年，当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和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Richard MacNeish）合作（麦克尼什是世界一流的实地考察者，他在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开始挖掘的时候，在地沟里待了5683天，令人惊叹——几乎是我的10倍；2001年，当他在伯利兹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生事故身亡，享年82岁。据说，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停地和救护车司机说着考古学）。麦克尼什不仅给中国同行带来了研究早期农业的专业技术，同时还带来了生物考古学家德博拉·皮尔索尔（Deborah Pearsall）。这位考古学家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尽管在考古发现中我们很难找到水稻的踪迹，但是所有植物都从地下水中吸收少量的硅。一些植物细胞中富含硅质，当植物腐烂的时候，就会在土壤中留下植物岩。对植物岩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大米是否被食用，还能让我们知道水稻是不是人工种植的。

严文明和麦克尼什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吊桶环遗址挖了16英尺深的地沟。皮尔索尔通过研究植物岩发现，公元前12000年时，人们就已经将野生稻连根拔起，带回洞中。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随着全球变暖，这里的小麦、大麦和黑麦迅速生长——这对采集狩猎者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虽然植物岩无法表明稻向人工种植发展的过程与黑麦在阿布胡赖拉丘发展的过程一样，但是新仙女木事件对长江流域的破坏和对西方的破坏一样大。公元前10500年，野生稻在吊桶环几乎完全消失，直到公元前9600年之后气候变暖，野生稻才再一次出现。那个时候，粗糙的陶器碎片（很可能是来自煮食谷物的容器）已经很常见了，这比侧翼丘陵区的第一个陶器早了2500年。公元前8000年左右，植物岩变得更大，表明人们开始种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谷物和人工种植植物在吊桶环一样常见；到了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水稻已经消失。

自2001年开始在长江三角洲进行的一系列挖掘证实了这条时间线。到了公元前7000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小麦。黄河和长江之间有一个名为贾湖的重要遗址，这个地方的人们在公元前7000年就已经种植水稻和小麦了，也可能已经驯养野猪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赤山的一场大火烧焦了近25万磅重的粟米种子，这些粟米种子被储存在8个坑里。在一些坑的底部，粟米下面埋着狗和猪的完整骨架（很有可能用于祭祀），这是有关中国驯养动物的最早记录。

像西方一样，东方种植植物、驯养动物以及发展科技的过程跨越了几个世纪。长江流域的河姆渡的高地下水位让考古学家们惊喜不已，这里保留着大量被水浸过的大米、木制品和竹制品，全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了公元前4000年，水稻已经完全被人工种植，像西方的小麦和大麦一样，等着人类来收割。河姆渡人还驯化了水牛，用它们的肩胛骨当做铲子。在中国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开始慢慢地从狩猎转向农业。这在人们使用的工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人们从开垦森林土地变为在农田上耕种，工具也从斧头变成了石铲和锄头，并且由于农民翻地翻得越来越深，铲子也变得越来越大。在长江流域，可辨别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

早期的中国村庄，像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贾湖地区，看起来和侧翼丘陵区首次出现的村庄非常相像，都是又小又圆的半地下小屋，小屋之间有磨石和尸体。

有50～100人居住在贾湖，其中一间小屋比其他小屋略大。但是研究发现，当时人们还很贫穷，性别差异也不明显，煮食和储存的食物都是公有的。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发生了改变，当时一些村庄有150个村民，并且有一些地沟保护。在这个时期记录最全的遗址姜寨，小屋面向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两大堆灰烬，这些灰烬很有可能是宗教仪式遗留下来的。

姜寨的这些祭品——如果它们是的话——与西方几千年前建起的圣坛相比，显得相当温和，但是贾湖坟墓中的两个重要发现表明，宗教和祖先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也很重要。第一处发现中有三十几支用丹顶鹤翼骨雕刻而成的长笛，它们均出现在比较富裕的男性的墓葬里。其中5支还可以吹奏。最早的长笛源自公元前7000年，只有五六个孔。虽然它们并不十分精致，不过可以用来吹奏现代的中国民歌。到了公元前6500年，长笛上一般有7个孔，制造长笛的人也对音调制定了标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群笛手在共同吹奏。大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一个坟墓中，有一个8孔长笛，能够吹奏现代所有的旋律。

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只有当我们看到24个富裕男性的坟墓时，我们才能明白长笛的全部意义。这些坟墓中有龟壳，其中有14个龟壳上还刻有简单的符号。在一个约公元前6250年的坟墓中，死者的头已被移走（让人想到了恰塔勒胡由克），取而代之的是16个龟壳，其中两个还刻上了符号。其中一些符号——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与中国最早的象形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5000年后中国商朝的皇帝开始使用这些象形字。

在第四章中，我会再一次提到商朝的碑文，但是，我现在只想说明，虽然贾湖符号（公元前6250年左右）和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公元前1250年左右）之间的差异就像叙利亚杰夫阿玛的奇怪符号（公元前9000年）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系统之间的差异那样大，但是中国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其连续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刻有符号的奇怪陶壶，尤其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同样，对于这些贾湖地区的符号是否是商朝文字系统的直系祖先，专家们也各持不同观点。

认为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最重要原因是很多商朝文字也是刻在龟壳上的。商朝的皇帝在宗教仪式中利用这些龟壳来预测未来，而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贾湖遗址的挖掘者提出这样的问题，龟壳、文字、祖先、预言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读过孔子学说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在公元前1000年时就已结合在一起，那么贾湖坟墓中的长笛、龟壳和文字能否作为证据证明仪式专家能够与五千年前的祖先对话呢？

这是个引人注目的连续性，但是也存在着平行性。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曾提过，在约旦艾因加扎勒发现了一尊独特的塑像。这个塑像有两个人头，眼睛很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0年。美术史学家丹尼丝·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指出，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描绘的神灵形象和那些塑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第一批农民的宗教中有一些部分延续了特别长的时间。

甚至早在发现贾湖遗迹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中国考古界的泰斗——认为中国第一批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是巫师，他们能够令别人信服，他们能够和动物及祖先对话，能够在几个世界之间穿梭，也只有他们能够与老天交流。20世纪80年代，当张光直提出这个理论时，当时的证据只能显示这些巫师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一些村庄变成了城镇。到了公元前3500年，一些群落已经有两三千名成员，和3000年前恰塔勒胡由克和艾因加扎勒的人口一样多。一些群落已经能够动员劳动者用一层层夯土建造堡垒（好的建筑石料在中国很少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西山的城墙。这个城墙厚10～15英尺，长度超过1英里。即使到了今天，这堵墙还有8英尺高。地基下面陶土罐中的小孩骨头也许就是祭祀品。在定居点的很多坑里都是骨灰，一些人的姿势表明他们曾做过挣扎。这些骨灰有的还和动物的骨头混合在一起。这些可能就是活人祭祀，就像土耳其的恰约尼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仪式在公元前5000年传到中国。

如果真如张光直所说的那样，公元前3500年确实是巫师起着领导作用，那么这些巫师有可能居住在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大房子里（考古学家常常把这些房子称为“宫殿”，虽然有一点夸张）。这些房子的地板抹上了石灰，还有大壁炉和装有动物骨头（不知是不是祭品）的灰坑。其中一个坑里有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物体，看起来就像一根权杖。最有趣的“宫殿”在案板，坐落在城镇中间的高地上。这个“宫殿”中有石柱，周围都是灰坑。有的灰坑里装着被染成红色的猪下巴，有的装着用布包着的猪骨头，还有一些装着陶土雕像。这些雕像有大大的鼻子、胡须，还有尖尖的帽子（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巫婆）。

关于这些小雕像，有两个方面令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第一，制作这些雕像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考古学家在“宫殿”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雕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这个雕像的帽子上还刻有中国的汉字“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所有的这些小雕像，包括在案板发现的，全都代表着巫师。第二，很多小雕像看起来像高加索人，而不是中国人。类似的雕像从案板一直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都曾发现过，这条路后来成了丝绸之路，连接起中国和罗马。即使在今天，西伯利亚的萨满教还是非常有势力，为了获得金钱，狂热的幻想家仍会召集神灵，为冒险的旅游者预测未来。案板的小雕塑也许能够说明，公元前4000年左右，来自中亚偏远地区的萨满和中国传统的宗教权威相结合。一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这意味着，公元前10000年时侧翼丘陵区的萨满对东方也有着某种影响。

其他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最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完全不知道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干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国家地理》、《考古学》和《科学美国人》对它们进行了介绍。干尸也具有高加索人的特点，这似乎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前，人们确实从中亚甚至亚洲西部进入中国的西北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是，那些埋葬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不仅像案板雕像那样有胡须和大鼻子，而且他们也偏爱尖尖的帽子（一个坟墓中有10顶羊毛帽）。

对于一些异常的发现，人们总是过于激动，但是，即使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边，看起来宗教权威对早期中国而言就像宗教在侧翼丘陵区那样重要。如果还有人心存怀疑，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惊人发现应该能够驱散他们的怀疑。在西水坡挖掘的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约在公元前3600年的一个坟墓中躺着一个成年男子，他的旁边放着一些刻有龙虎图案的蛤壳。在坟墓的周围，还有更多刻有图案的蛤壳。其中一个图案是一只有着龙头的老虎，背上有一只鹿，头上还有一只蜘蛛，另一个图案是骑着龙的男人。张光直认为，死者是一个萨满，周围的这些是帮他游走于天地之间的动物神灵。

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发现让考古学家们更加惊讶。公元前3500～前3000年之间，一系列占地两平方英里的宗教场所在牛河梁发展起来。这个地点的中心被挖掘者称为“上帝的庙宇”。这是一个长60英尺的半地下走道，房间里有人、猪龙混合体以及其他动物的泥土雕像。至少有六尊雕像是裸体的妇女，有真人般大小，盘腿坐着，保存最好的塑像有红色的嘴唇和用翡翠镶嵌的淡蓝色眼睛。翡翠是一种少见、难以雕刻的宝石，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种奢侈品。蓝眼睛在中国很少见，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这些雕像与案板和塔里木盆地那些看起来像高加索人的塑像联系起来。

虽然牛河梁与外界隔绝，但是有6个坟墓群散布在这个庙宇周围的山上。一些坟墓有100英尺宽，并且坟墓中的物品还包括一些翡翠饰物，其中一个刻有猪龙混合体的图像。考古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埋在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到底是牧师还是首领，很有可能他们中既有牧师也有首领。不过，无论他们是谁，用翡翠为一小部分死者——往往是男性——陪葬在整个中国都变得非常流行。公元前4000年时，对死者的真正崇拜开始出现。看起来，东方核心地区的人们和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一样在乎祖先，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方是将头颅从死者身上取下，然后把它们与活人放在一起，而东方对死者的敬意则在坟墓中表现出来。但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们都将最多的资源投入到与神灵和祖先有关的仪式上。第一批拥有真正权力的人似乎是那些能够与祖先和神灵交流的人。

公元前3500年东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几千年前在西方创立的农业生活方式极其相似——都需要辛勤劳动，储存食物，建立堡垒，进行祭祀，还包括女人对男人、小孩对老人的从属——这种农业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在东方的核心地区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传播到其他地方。东方的农业传播和西方的农业传播过程非常相似，或者至少可以说，东西方的专家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进行争论。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人们迁移的时候，穿过东亚，传播了农业；另外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当地的采集者开始定居下来，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并且迅速在大范围内发展类似的文化。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和在欧洲一样引起争议，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基因数据来说明一切。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中国东北的采集者就生活在大村庄里，种植着黍类。公元前4000年，长江流域的人们已经种植水稻，水稻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种植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在泰国和越南的种植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那时，水稻的种植已经传到马来半岛，穿过南中国海进入菲律宾和婆罗洲。

像西方的农业发展一样，东方的农业发展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植物岩表明在公元前4400年，水稻就传到了朝鲜，黍则是在公元前3600年传到朝鲜，公元前2600年传到日本。但是史前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并没有重视这些新鲜事物。像欧洲北部一样，朝鲜和日本的海岸有着丰富的海底资源，能够支持永久性的大型村庄。这些村庄被大量废弃的贝壳包围着。这些有着丰富资源的采集者发展了先进的文化，显然并不急于开始发展农业。再一次，就像公元前5200～前4200年间的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那样，他们有足够多的人（也足够坚定）去驱赶那些试图强占他们土地的人，但是当饥饿迫使他们从事农业时，他们的人数则显得不够多。

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人们转而发展农业都与金属武器的出现有关——公元前1500年在朝鲜出现了金属铜，公元前600年在日本出现了金属铁。就像欧洲的考古学家争论究竟是推力因素还是拉力因素结束了波罗的海富足的采集社会那样，一些亚洲学者认为武器来自那些带来农业的入侵者，而另一些亚洲学者则认为由于采集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农业和金属武器突然变得具有吸引力。

到了公元前500年，稻田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农业发展在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岛受到了挫折。又过了1200年，农业才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发展起来，这里食物采集的机会尤其多。但是最终，就像西方一样，东方的农业活动完全替代了采集活动。

<h3>烧煮和烘烤，头颅和坟墓：东西方的其他不同之处</h3>

我们该如何弄懂这一切？当然，西方和东方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人们的饮食还是他们敬畏的神灵。没有人会把贾湖当成杰里科。但是巨大的文化差异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西方统治世界？这些文化传统会不会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

表2-1总结了这些证据。我想，主要说明了三点。第一，如果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由这个文化发展出了西方社会）确实比东方文化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具有潜力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从表2-1中看到东西方存在的一些巨大差异。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事实上，东西方发生的事情基本一样。西方和东方都驯养了狗，种植了植物以及驯养了大型动物（这里我所说的大型动物指的是体重超过100磅的动物）。它们都见证了“成熟”农业（指的是高产量、高强度的体系，有完全人工种植的植物，以及财富和性别等级）的发展，以及大型村庄（指的是超过100人的村庄）的兴起，并且在两三千年之后，发展成了城市（人数超过1000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建造了精致的建筑和堡垒，发明了原始的文字系统，在陶壶上绘制漂亮的图案，建起了巨大的坟墓，崇拜祖先，用人类当祭品，并且逐渐扩展了农业生活方式（起初是缓慢的扩展，2000年后加速发展，最后甚至完全取代了最富足的采集者）。

第二，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我已在表2-1中用连线表示。图中大部分直线的斜度都是差不多的。西方先开始发展，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开始发展。这有力地表明了东西方的发展遵循同一个文化逻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唯一的区别在于西方比东方早2000年开始这个过程。

第三，我的前两个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总有例外的情况。东方比西方早至少7000年开始制造陶器，也比西方早1000年开始建造大型坟墓。另一方面，西方比东方早6000年建造大型圣坛。如果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东西方的文化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巨大的文化差别能够解释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那么他就要解释为什么陶器、坟墓和圣坛的意义这么重大，而那些认为这些并不太重要的人（比如说我自己）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东西方会分道扬镳。

对于陶器这么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原因，考古学家大都达成一致看法：因为东方的食物使煮食变得非常重要。东方人需要能放在火上的容器，因此也就很早地掌握了制造陶器的技术。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我们不应该关注陶器本身，而应该问问是否是烹饪上的差异使得东西方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或许西方人的烹饪方法会留住更多的营养，因此造就了更加强壮的人民。不过这个观点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骨骼研究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很暗淡：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此时的生活描述为贫穷、肮脏和物资缺乏。在东西方，农民都缺乏营养，身材矮小，背负重担，一口坏牙，而且寿命很短；在东西方，农业的发展都逐渐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在东西方，最终都出现了了不起的烹饪技术。东方人对煮食的依赖只是其中的差异之一，但总体说来，东西方营养方面的相似点还是远远大于它们的不同点。

<h5>表2-1 东西方起源的对比</h5>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5b08.jpg" />

或许从长远来看，不同的烹饪方法产生了不同的饮食方式和不同的家庭结构。但是再一次，事情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在东西方，最早的农民似乎都共同储存、烹饪甚至食用食物，几千年后才发生改变，这些事情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再一次，东西方之间的相似超过了它们的差异。东方早期对陶器的制造显然是一个有意思的差别，但是这似乎与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并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东方早期精致的坟墓和西方更早些时候精致的圣坛是否有关系呢？我想，这些只是各自发展中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们所见，东西方都曾对祖先非常崇拜，当时农业的发展使得对逝者土地的继承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出于各种原因，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东西方为什么用不同的方式向祖先表示感谢，与他们联系。一些西方人显然认为，四处传递他们亲属的头颅，把公牛的头和脊柱放于屋中，以及把其中的一些人作为祭品就能达到目的；而东方人一般将刻有动物图案的翡翠作为陪葬品，并砍掉其他人的头，把它们扔在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但是结果却是相似的。

我想我们能够从表2-1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早期东西方核心区域的发展非常相似。我不想掩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石器的类型、人们吃的动物和植物，但是，这些差异都不能为我们先前提到的理论提供支持，即在冰河时期后，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它比东方文化更具潜力，从而解释为什么世界是由西方统治。这看起来并不真实。

如果任何长期注定理论能够经得起表2-1的检验，那么最简单的理论就是，得益于地理因素，西方领先东方发展2000年，这个领先优势足以让它先开始工业革命，然后得以统治世界。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我们需要将东西方的比较放到离我们更近的时期，看看事情是否真的是这样。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从表2-1中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跨文化比较很难。在两栏中列出重要的发展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要了解表2-1中的异常现象，我们就需要将煮食、烘烤、头颅以及坟墓放在当时的背景中考虑，找出它们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这将会把我们带到人类学（人类学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去。

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和牧师收集了殖民帝国的人们的信息，他们报告中所描述的奇怪风俗使很多学者感到震惊。人类学家对比了这些活动，推测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路径，从而推断出人类更高文明行为（他们指的是更像欧洲人的行为）的进化。他们派遣渴望成功的学生前往奇异的地方搜集更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优秀年轻人，他是一位在伦敦学习的波兰人。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当时，马利诺夫斯基没有船回家，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事情：他生了一会儿闷气之后，在岛上交了一位女朋友。因此，到1918年，他已经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文化了如指掌了。他了解到了专家的研究中缺失的部分：人类学其实是解释不同的习俗如何变成一个整体的。要进行比较，对象必须是有完整功能的文化，而不是脱离背景的零碎习俗，因为即使是相同的行为，在不同的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拍脸的动作在堪萨斯代表你不同意，而在新几内亚却代表你同意。同样的，相同的想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像史前东西方分别用传递头颅和用翡翠陪葬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