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印度对英国势力的反应是强烈而独特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早在19世纪罗姆·莫罕·罗易（1833年去世）在印度就采用英国的思想和言辞宣传了大量的法律改革。直到1885年，在英式学校和大学中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足以为印度国民大会党提供一个健全的委员会和有效的支持，而印度国民大会党自组建之日起就强调以印度自治为最终奋斗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其拥护者和敬仰者称为“圣雄”，即“伟大灵魂”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948年去世）成为印度国大党的领袖。甘地曾经接受过英国法律教育，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他结合了律师的机智和印度宗教传统那种坦荡的感染力。尤其是他以非暴力原则组织了大量平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3，1930～1934年），其中有成千上万城镇居民乃至部分农村人都参与到这一运动中。英国统治者不能镇压甘地的运动，除非他们违背自己的理念：要正当地抵制权利的滥用。

出身高级种姓的吠舍阶层的莫罕达斯·甘地也尝试克服对“贱民”和其他低种姓群体这种印度人传统的歧视。但是他在这方面未能取得发动印度教徒反抗英国那样的成功。他效仿印度圣人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止一次地以绝食行动迫使英国统治者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他将传统而与众不同的印度领导模式与他对很多现代通讯系统对英国对手政治和心理态度影响了如指掌的精通结合起来。这一新一旧、印度和英国手段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并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独立。

另一方面，随着甘地及其追随者动员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团结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周围，这就让印度的穆斯林感到不快。以盛行的甘地原则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将使印度的穆斯林成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宗教派别。几乎没有穆斯林愿意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穆斯林联盟（1905年成立）提出建立巴基斯坦这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目标时，几乎所有印度穆斯林都加入了这一阵线。结果就导致在穆斯林和带有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暴力冲突。

建立在这种直接或排他的（尽管甘地运动并不是这样）宗教基础上的印度式社会内部中，显然只要甘地倡导古代印度式的领导模式就会产生与之敌对的穆斯林运动。于是，在1947年实现独立时却导致了印度的分裂，尽管实际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不愿看到印度的分裂。

<h3>中国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h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跨越几十个世纪，并且不断取得辉煌成就，这就让中国的官员们很难相信野蛮的外国人具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因此，甚至直到帝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借助外国军事专家的帮助来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才有极少数官员敢于或忧虑地正视中国衰弱的教训。改革者为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陆军和海军的基础的努力很快消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保守的反对派，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以及在真正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任何举动面前表现出畏缩。创造一个技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要求大规模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纪的中国改革家从未着手准备进行这些改革。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军事耻辱。1860年为报复中国关押外交官，英法联军竟然占领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同年面临巨大压力的帝国政府将黑龙江以北领土割让给俄国，显然这让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获得了太平洋上的一个新出海口。法国占领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1885年）和英国控制了缅甸（1886年）等地区是对被中国帝国政府历来视为进贡的附属国的剥夺。这些失败后果极其糟糕。另外，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1863年）、邮政部门（1896年）和准许外国人建设铁路（始于1888年）似乎标志着中国统治权的最终崩溃。但是迅速刺痛中国人自尊心的不是西方人带来的耻辱，而是日本军队在朝鲜半岛的胜利（1894～1895年）。由于朝鲜与帝国首都距离较近，所以中国把朝鲜视为一个最重要的附庸国。然而，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朝鲜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使朝鲜政府沦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当中国试图干预时，勉强适应西方新式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击败了中国军队。和平条约迫使中国全部撤出朝鲜，并将台湾和中国沿海的一些小岛割让给日本。日本还获得了巨额赔款。

显然日本也加入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同时开始了在太平洋的帝国扩张。1896年后朝鲜成为俄国和日本争执的焦点，在1904年两个敌对的帝国列强间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日本轻而易举地战胜俄国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后和平条约的规定将朝鲜全部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后来朝鲜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促使日本废黜了朝鲜最后一个国王并最终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

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成功装备出远胜于中国和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即使对最保守的官员来讲这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撼。然而，解决中国虚弱问题的努力仍未见成效，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敌对的欧洲列强和日本的代理人为了寻求特权和其他利益开始渗透到中国官方。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清政府对外国人的让步是在可耻地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尤其是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以推翻满洲王朝并建立真正汉人的、想必是更加爱国的政府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开始广泛发展。当皇帝尝试的一些激进改革（1898年）刚开始就被一些担心丧失特权的满族大臣扼杀时，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新的推动。对中国懦弱无能的另外一种激进的反应以强烈排外的半公开组织的形式出现。西方人称其成员为“拳民”，因为他们都热衷于练习义和拳。当这些拳民攻击传教士和其他遭人憎恨的外国人时，西方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1900年），并且以中国同意赔付这些拳民所造成的损失的方式签订了条约。

中国帝国政府遭遇的种种失败使满族统治者极大地失去了信任，当1911年革命运动爆发时，几乎无人再支持这个王朝了。因此，在没有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建立了（1912年）。但事实上由谁来掌握新政权却没有达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日本试图利用欧洲忙于战争的机会来扩大在华特权（“二十一条”，1915年）时，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中国却对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而同时美国开始遏制日本的野心；直到1922年外交局势才逐渐明朗。

直到此时，日本一方面要面对美国不断加强的遏制，另一方面要面对卷土重来出现于远东的俄国，在此情况下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俄国西伯利亚和沿海区域的行政机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被打乱，直到1922年莫斯科才恢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控制。在针对太平洋地区签订一系列条约的华盛顿会议上（1922年）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平衡，这类似于1918～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针对欧洲所制定的条约。

尽管外国的外交干涉暂时阻碍了日本在华夺取特权的企图，但是中国内部动乱仍让中国陷于混乱之中。与国家对抗的军阀在许多省份建立私人武装，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只是行使名义上的控制。宪政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无论在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清朝皇帝退位之前还是之后，政府体制的改革起初没有引起根本变化。省市中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混乱极大削弱了官方主动性的地位。而不断升级的暴力也抑制西方的经济渗透。铁路沿线地区的暴动造成铁路无法运行，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采矿业也只是零星生产，很显然这些设施远没有发挥在国内和平时期促进西化的效应。此外，平民暴力行为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由外国人实际管理的租界以外抵制外国的投资，而这种行为往往完全保护了整个中国内地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由于土地短缺、债务和高租税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高涨也造成国内的混乱。之前的中国王朝就是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下一个一个灭亡的。但是在20世纪这种完全传统的王朝衰落的表现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国受教育的阶层开始接受一些有吸引力的新思想，所以在中国内部爆发的革命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自从1905年作为一种招募帝国官僚方式的古代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都几乎一致地转而反对儒家传统。早年苦读儒家经典的学生都转而进入了西式学校。有些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其他的留学到美国或欧洲。中国的教会学校迅速发展，新式的世俗学校也建立起来。因此，大量的青年男女在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狂热地信奉西方的知识。

孙中山（1925年逝世）将道德说教、社会空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简单结合真实地体现了企图一口气消化西方知识文化的第一代学生那种十足的困惑。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杂乱而激进，但他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在1911～1949年间国民党为统治中国先后反对地方军阀、日本傀儡和与之敌对的共产主义。最初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遭受意见分歧和组织混乱等问题。1923年苏联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者到达广州并开始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纪律严明、意识形态自觉、具有军事能力的革命政党，之后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孙中山1925年去世后不久，国民党的领导决定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很快就同苏联顾问发生了争执；当他决定打击与之紧密合作的中国共产党时与苏联顾问最终决裂。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通过退缩到农村地区得以保存，并在农村组织农民反抗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即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成功地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取了对大部分中国的统治（1928年），他们仍无法消灭共产党这个对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偶发性的内战仍不断地蹂躏着中国。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扩张，中国陷入到了复杂的困境中。日本先占领中国东北（1931年）继而全面侵略中国（1937年），并迫使蒋介石撤退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仍旧在重庆，而日本却控制了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靠近苏联边界的西北地区立足。因此，当日本战败（1945年）并开始从中国大陆撤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一强大的对手。曾在日本侵略期间关系得到缓和的中国两大敌对政治力量间公开决裂，并在战后重燃战火。1949年战争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儒家传统的崩溃和遭到批判为激进的思想和文学变革创造了条件。一部分中国人急切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是国家政治军事的动荡时常让技术的进步极其困难。胡适（1962年逝世）首倡文学语言的彻底简化（白话文），让文学表达接近于大众语言。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白话文”（1917年）刚一提出时就被迅速接受，继而涌现出了大量旨在使中国能够接触到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最新思想的新闻作品。很显然，虽然中国社会被大量的农村所包围，并且深陷于政治动荡、人口过剩和严重贫困之中，但是同时知识精英们仍然接触着外国的思想和信念。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才被关注、才真正地接触到新思想和技术，而这都烙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而非国民党的印记。

<h3>日本的自我转变</h3>

当中国准备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外国的技术和思想时，其社会秩序和良好政府却首先经历了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崩溃。日本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1]。至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保留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国家的领导人利用其权力实现了日本社会面貌的革命性变化。他们最终削弱了领导阶层的传统基础，但是在新的政治形态和观念兴起之后方能在日本人中维持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一旦幕府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港口（1845年），形势就再也无法扭转了。反对并最终推翻幕府统治（1886年）的武士集团希望驱逐外国人，但是其领袖认识到，只有日本的舰船能够和外国相匹敌并击败它们时这一愿望才能实现。因此，拥有现代的陆军和海军成为日本的首要目标。日本人刻不容缓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他们引进专家并派遣使团购买了现代战舰和海防大炮。但是从一开始日本人的目标就是能够在国内生产出现代战争所需的武器。这显然需要各种新式工厂、制造业和采矿业。换句话说，实现军事强大的努力很快促使日本统治者发起了自己的工业革命。

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确信，在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的培养方面存在很多的困难。一些早期的工厂无法有效运转，还有一些只能生产出劣质产品。但是日本人从没有停止改善它们的性能。通常他们以极尽可能地仿制外国产品开始，并且不断地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转向战时生产时，欧洲制造的商品几乎从亚洲市场上消失。因此日本得以占领亚洲的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市场。战后欧洲产品卷土重来时，日本的产品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日本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效新机器制造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廉价产品。

在日本的工业发展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的中心角色。早期很多新工厂都是政府出资兴建的，在经过初期的建设投资和实现生产之后，工厂就转到了私人手中。后来大量的私人工业在日本出现时，政府的意愿和政策仍起到很大的作用。纯粹追求利润从来不是日本企业的目的。日本公司常常争取荣耀和威信，工厂管理者认为有责任为国家服务、服从上级并培养和保护下级。这种态度直接来源于统治日本很多世纪的武士道精神。英勇、忍耐和忠诚等古老的武士道品质在建立、管理新钢铁厂、纺织厂、造船厂及类似的部门中找到了广泛的发挥空间。

公司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以武士和农民这种古老的关系来塑造的。即工业管理者发号施令和进行指导，工人服从，但是作为回报，管理者维护并照顾工人一切生活。在经济萧条时不会解雇工人，反而会为工人寻找新的工作或是将工作分摊给所有人。回报是期望工人绝对忠诚和严格服从，并且做到几乎永远可靠。经常扰乱欧洲国家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动荡在日本几乎不存在。

此外，“家庭包工制”巧妙地动员了先前存在的手工工场和小的家庭作坊来生产新商品。这意味着大企业为家庭手工业提供设计图并尽可能地提供原料、动力工具和信贷，从而能够以一定的价格来收购产品，保证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在高等级和低等级的个人及家庭间这种传统的互惠责任保证了“家庭包工制”的顺利运作。

对这种讲求服从和义务的古代宗族模式的适当修改显然在工业关系中产生了显著效果。即将和已经引进的新的且不断更新的技术没有打断命令和服从关系，因为这种相互间明确的义务和责任非常类似于一些被无条件接受的传统的日本社会伦理关系。

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使日本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进步未能同自由、民主思想和议会政府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在起步阶段，开放国家与外国接触并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政策未受到普遍欢迎。一个民主的政权不可能彻底地执行这种政策。当日本社会的普通成员还不能瞥见最终的胜利，而只是看到了周围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恣意破坏和蔑视，这时，只有通过呼吁对天皇的一贯忠诚和强调视天皇为神的神道教的民族主义诉求，自上而下的日本革命才能克服起初的困难。

日本政府创建的西式陆军和海军也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融合了新旧元素。根据古老而极度谨慎的原则，只有世袭的武士阶层才有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1872年曾在4年前策动“倒幕运动”的武士集团决定引入普遍兵役制。由于此时欧洲所具有的一切事物在日本的高层统治者中都有着极大的威望，因而他们受到了同时期法国和德国的实践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需要军事力量去抗衡在“倒幕运动”中被排挤出权力之外的大量充满怨恨的武士宗族。政府已经摧毁了宗族所有制的土地结构并废除了封建义务和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瓦解潜在的敌人和敌对的团体，而并非从社会正义这一抽象的概念出发。因此，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在创建新式军队中忽视武士和贫民间的传统差异。

如此一来的长期影响就是让军队成为强大的爱国主义学校和非常重要的社会晋升渠道。海军保持着相对贵族化的气息，并且西化更深、技术更复杂。但是陆军为普通农家子弟提供了通过进行适当的培训就可以跻身到官员阶层的渠道。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生活渠道可以引起身份的变化，因为高等教育花费高昂，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必须在几年中放弃谋利机会而取得高等学位，这对于农家子弟来讲是无法负担的。而如果选择军旅生涯可谓生活基本有保障，并且原则上可以上升到与其能力相符的高度。尽管在新官员阶层中有很多来自普通的农民阶层，但仍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武士道传统和价值观。就如同工业组织一样，日本军事机构可以在不抛弃独有的日本精神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和西化。

与日本生活这种根深蒂固的延续性相比，始于“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和后来的宪法法律的制定都是很肤浅的。明治天皇（1868～1912年）登基初承诺建立协商的立法机构，并且遵照公众意愿进行统治。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很大程度上效仿俾斯麦参与制定的德意志式的宪法，将这种承诺最终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因此，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日本政治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巨大发展，就是所有成年男子参与议会选举所带来的一种公众和民主因素。从1898年起宗族领袖和其他高层的个人只有赢得各种公众支持才能保持政治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那些并非出身高贵的个人可以在议会的支持下获得政治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一些至少类似于西方民主革命的事物也在日本出现了。但是在宪法中民选议会的权力是有限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作为曾策划“明治维新”的宗族领导集团的继承者——内部“元老”派系一直在幕后行使着重要权力。此时一个新的权力争夺者在野心勃勃的军队年轻军官中发展起来，他们认为文人政府并未热心支持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激进政策。他们建立了半公开的爱乡熟法西斯社团，并且有时暗杀反对其观点的高级官员。结果东京的文人政府开始成为军方首先征服中国东北（1931年）之后征服大部分中国（1937～1941年）的不太情愿的、勉强的合作者。

日本刚走上军事征服道路就开始在太平洋上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努力通过对石油、废铁（都是日本必须进口的）等关键物资实行贸易禁运来遏制日本的野心，而这也迫使日本冒险偷袭珍珠港（1941年），企图使美国长期陷入瘫痪以借机夺取婆罗洲岛的油田，并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建立经济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在珍珠港对美国舰队的袭击极其成功，“大东亚共荣圈”也很快成为了一个军事现实。但美国反攻的速度和力量使日本感到震惊并且完全打乱了日本的原计划。到1945年美国的轰炸和潜艇击沉了日本大部分商船，造成日本国内经济动荡。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军国政府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之后美国的占领管制开始了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另一次剧烈的自我转变。

无论以何种标准，1854～1945年间日本在应对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方面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同样经历了非凡的转变。尤其是在日本自我转变的早期阶段，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模式。日本派遣使团到欧洲和美国，学习并带回一切看似有用的东西。学生出国留学掌握了一门又一门西方学问，之后他们回国成为专家并非常系统地将他们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其他日本人。

日本政府很早就决定主要强调发展基础教育体系，以使每个日本孩子都可以读书识字。除此之外，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各种技术学校和许多大学提供高深的和专业化的教育。结果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家开始对世界知识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且日本技师和工程师在同等条件下有能力同世界上任何的技师和工程师相竞争。

但是与众不同的日本艺术素养没有消失。事实上在30年代以军队为中心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强调日本的一切，并且轻视外国的模式和风俗。传统艺术、戏剧、国内建筑和备受欢迎的神道教仍充满活力。

因此，总体上新旧日本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调和仍然显得别扭和不协调。神道教神话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神圣的，这与日本人种混杂情况极为不符。艺术上，同一个人常常可以用日本和西方的风格表现，但是融合两种传统的有效合成或新颖的创造力极其罕见乃至从未实现过。

上述概览突出的是亚洲民族在有效的传统防御崩溃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在已经逝去的三代人中，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所表现的各种反应。这一时代的历史第一次被认为建立在大规模文化互动的过程之上，相信以后的时代也必将如此。

[1]暹罗也是如此，国王拉玛五世（1851～1868年）开创了对欧洲商人和士兵需求极端的顺应，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因此，暹罗（1939年更名为泰国）直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