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分支东正教的最后堡垒。但是1565年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很快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耶稣会传教士在波兰建立分会，迅速战胜了那里的新教徒，并致力于把东正教徒重新皈依罗马教皇管辖之下。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国家兼并了俄罗斯西部大片领土，迫使那里的居民承认基辅的宗教管辖权。因此，1596年，当基辅大主教及其属下大多数主教接受罗马教皇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时，莫斯科感到强烈震惊。乌克兰的或“东仪天主教”的教会被允许仍然使用斯拉夫语举行礼拜仪式，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缓和东正教的沮丧感。

但是有效地反驳耶稣会为罗马天主教教义辩护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俄罗斯各地教会的著作不完全相同，有些传抄者和翻译者的错讹也蔓延到所有最熟悉的经典内容，即有关圣餐礼仪式的段落之中。只要没有不友好的批评者把这种异常情况提请他们密切关注，那么俄罗斯教会人员就会发现，坚持传统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一旦耶稣会学者指责这种异常的话，那么东正教俄罗斯自称独占基督教正统将如何自圆其说呢？更为糟糕的是，在事实上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混乱版本中，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可靠的神圣经典段落如何被承认？传统的学术和俄罗斯教会的虔诚无法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俄罗斯人能退回到一个确凿的事实：希腊语基督教更加古老，因此，比耶稣会能够代表的拉丁基督教传统更加真实可靠。但是，修改俄罗斯的宗教祈祷书以便使它们与希腊模式相符，这本身就是对过去错讹的不打自招，而这又是俄罗斯教会无法承受的。他们觉得，灵魂得救本身依赖正确的仪式。错讹，哪怕对最微小的错讹，都将使整个东正教教义处于危险境地。

当然，宗教学术和宣传并不是1500～1648年西欧文化成就引起俄罗斯注意的唯一外表。伊凡三世开始引进意大利工匠和建筑师，用石头建筑美化莫斯科。当与旧式俄罗斯木质教堂建筑风格交织在一起并带有波斯风格优雅的活力时，意大利式的石头建筑和装饰性图案就产生了著名的圣巴塞尔主教堂，装饰着莫斯科红场。这座宏伟而非常成功的建筑是为庆祝伊凡四世1556年战胜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大汗而修建的。

俄罗斯的宗教绘画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在东正教代言人不能找到有效回击罗马天主教批评的几十年里，艺术家利用意大利和拜占庭画家的技巧，表达一种维持俄罗斯东正教神秘的虔诚。直到1648年，这种情绪使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保持了精神独立，尽管经常接触早期近代文化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欧洲地区。

<h3>西班牙美洲</h3>

与依靠更加脆弱的文化传统而不得不面对同样挑战的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震撼相比，由于地理上接近西欧，“神圣的俄罗斯”的创伤经历要轻松得多。事实上，美洲没有为保持哥伦布之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有组织的、持久的斗争。相反，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领导地位的灾难性坍塌使人数很少的西班牙人能够取代被消灭了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王国祭司和武士部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墨西哥和秘鲁所有重要居民点都至少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只要哪里能够调集所需的劳动力、具有建筑技术，哪里就会兴建起巴洛克式的基督教堂。在局部装饰方面，它们有时显露了不太熟悉欧洲原风格的印第安艺术家的手法；其他方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从西班牙移植过来的。

在城镇里，法律形式和关系很快被西班牙和天主教模式重塑。矿山也被迅速地按照欧洲技术水平组织开采，其生产的白银大量流出，打乱了世界价格体系。但是起初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如从前一样。与已经被消灭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曾经所做的一样，拥有自身宗教和法律的新主人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简单的关系很快就被疾病严重侵袭村庄劳动力的事实所颠覆（参见第278页）。随着人口开始下降，古老的自给自足农业崩溃了，因为西班牙殖民者急需继续供养城镇和在矿山劳动的农村劳动力。西班牙法律固然不允许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在马德里制定的官方政策也相当彻底地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当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劳动力时，他们就得到了，通常通过迫使印第安人负债，然后完全合法地强迫欠债的人劳动。这种债务是世袭的；欠债的印第安人被置于西班牙殖民者的监督下劳动，完成西班牙人所需要的任何工作。

经过最初的黄金渴望狂潮后，西班牙殖民者稍微平息下来，沿着西班牙领土的边界，基督教传教士接替了先驱者的角色。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其他修道团体都积极地展开活动，既为拯救灵魂，也通过传授印第安人欧洲的有用技艺而使他们的工作显得文明化。例如，巴拉圭兴起了一个活跃的传教协会，耶稣会教士在那里实施真正仁慈的专制主义，在部落中建立了一个大型而繁荣的印第安社区，此前这些部落是相当原始的。通过出口印第安人的劳动产品到欧洲市场，熟练的管理使传教活动可以支付自身花费。不久，耶稣会实际上能够从他们的企业中获取大量利润。

<h3>其他欧洲殖民地</h3>

耶稣会在一种传教协会结构内把土著居民的行为转化为按照理性经济办事的努力，是家长式作风和保护政策之间的有趣中介，这种保护政策是西班牙当局针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村庄、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以及加勒比群岛一些地区残酷的非理性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而正式制定的。在这些地区，印第安土著人口非常迅速地死亡。因此劳动力需求只能通过从西非进口的奴隶弥补。1562～1563年，一个名叫约翰·霍金斯的英国人首次把运奴船开进了西班牙控制的海域；但是直到甘蔗种植牢固地建立（约1630年后），黑奴制和农业种植园才开始变得极其重要。此后，这种利用非洲黑奴劳动的野蛮开发美洲土地的方式迅速大规模地进行，导致新大陆来自非洲的移民几乎与来自欧洲的移民一样多。

新大陆奴隶制经济企业主要是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而不是西班牙的。随着他们来到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将面临比西班牙殖民者更野蛮的入侵者。传教士对皈依者身体和灵魂的关注一直是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剥削美洲印第安臣民的一个真实因素。而没有类似因素节制葡萄牙、英国、荷兰的殖民者和商人的行为。像西班牙殖民征服者一样，法国人企图组织对美洲的传教活动，以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很快受到欧洲文明不良后果的影响。但成效甚微，因为与巴拉圭的情况不同，巴拉圭的耶稣会维持了一种精神免疫，只有合法权威才能进出他们的领地，以控制精神的而不是生物的污染，而加拿大的传教活动不能抵御天花和类似的毁灭性瘟疫。因此，与英国和荷兰的冷漠几乎相同，法国的善行给北美洲东部沿海早已存在的印第安社会造成了毁灭性后果。在巴西，始建于1530年的葡萄牙殖民地造成了同样的后果。

当然，到1648年，欧洲在北美洲和巴西的殖民地仍然位于沿海地区。这两个大陆的广大内陆只受到白人的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也是重要的，例如，高原印第安人文化发展和传播到北美洲的大草原地区。这种游牧、狩猎生活方式的基础是骑马捕猎水牛，当然，马匹是由西班牙征服者首先引入美洲的。

因此，即使在欧洲殖民活动还没有渗透的地区，以及欧洲人还未到达的美洲地区，西方文明的影响有时也能被感觉到。正如俄罗斯再也不能不顾穿越西部边界而来的刺激和挑战一样，美洲人也变成了西欧文明的一个边缘地区。1648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经历了如此剧烈的文化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