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威廉·麦克尼尔)_第十四章中国、印度和欧洲（600～1000年）（2 / 2）_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直到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欧洲人仍然处于守势。但是欧洲的守势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其次才是知识和情感方面的。因此，与印度不同，政治超越其他人类联系基础的重要性被欧洲“黑暗时代”好战的蛮族和基督教徒重新坚持下来，这种人类政治首要地位曾经首次被希腊人强调。

把这个时期欧洲政治史的动荡划分为三次蛮族入侵浪潮是有用的，其间经历过两次短暂的稳定。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考察过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这是匈奴入侵中欧引起的民族迁徙，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于378～450年进入罗马的领土。克洛维（卒于511年）的后代在高卢巩固了法兰克王国，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期罗马重建对北非、意大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这些事件构成了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后文明（或半文明，如法兰克王国）社会政府动荡中的稳定。

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在查士丁尼死后接踵而至，一支从南俄草原被迫向西迁徙到匈牙利平原、被称为“阿瓦尔人”的新游牧民族，像此前的匈奴人阿提拉一样，开始对他们新大本营南部和西部农耕地区大肆抢掠。717～718年，当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时，阿瓦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君士坦丁的都城城墙仍然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新皇帝、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登基，着手整顿拜占庭军事力量。他把大量土地授予将士，作为他们守卫边疆的报酬。在小亚细亚，这种政策很快便击退了阿拉伯人，并且能够永久地把他们阻止在大约陶鲁斯山脉一线。但是在欧洲，利奥及其后继者没能阻止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渗透，这种渗透逐渐把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部转化为讲斯拉夫语的地区。以同样的方式，568年后，伦巴第的日耳曼人也取代了控制意大利全部内陆的拜占庭势力。

随着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势力的恢复（718年后）和两个蛮族王国的稳固：第一个是多瑙河下游的勃艮第帝国（679年后）和“远西”的加洛林帝国（687年后），一定程度的稳定也降临欧洲。保加尔王国把斯拉夫人整合成突厥人的战争组织。它被证明强大到足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军事对手。在此过程中，文明政府和行政管理的属性渗透到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之中，甚至在保加尔汗皈依基督教（865年）从而为它吸收拜占庭文明打开大门之前。

在法兰克人中，类似的事件也出现了。法兰克王国在克洛维时期（496年）就已经变成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虽然他的后代激烈争夺（墨洛温王朝），但是旧罗马生活的痕迹在高卢仍然不确定地存在着。687年，赫里斯塔尔家族的丕平实际上控制了克洛维王国分裂而成的两部分。丕平出身于法兰克人领土日耳曼成分更纯粹的东部地区奥斯特拉西亚，他是墨洛温王朝慵懒的国王的宫相。丕平把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大量高卢土地授予亲信和支持者，由于其规模大，所以足以当作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752年，丕平家族的权力被正式承认，他的孙子（也叫丕平）取得“法兰克人的国王”称号。在下一代时间里，查理曼把新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势力带到了鼎盛。他征服了日耳曼和罗马欧洲，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之外。他主要依靠武力迫使萨克森人和其他异教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他消灭了阿瓦尔人在匈牙利的大本营，并声称基本控制了中欧的斯拉夫人。为了使他的权力得到承认，8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几年之后，拜占庭帝国皇帝认可了教皇的行动，因此，以法律形式承认西部重建了一个罗马帝国，与东部罗马帝国（拜占庭）相抗衡。

拜占庭与法兰克之间的合作之门从未关闭。围绕基督圣像崇拜作用的持续宗教争论加剧了政治分裂。从717～718年穆斯林围攻中挽救了君士坦丁堡的伊苏里亚王朝皇帝利奥三世希望废除基督教会的圣像。因此，他禁止圣像崇拜。他也许是在对穆斯林谴责偶像崇拜做出回应。当然，许多基督徒认为，他们在穆斯林和蛮族面前遭受的军事失利，都是由于上帝对偶像崇拜活动表示不悦。但是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宗教领袖却反对皇帝禁止偶像崇拜的政策。双方互相谴责对方为异端。与拜占庭皇帝的争论使教皇陷入尴尬境地。从官方角度来说，罗马城仍然处于拜占庭的管辖之下，但是入侵的伦巴第人经常扩大他们对意大利的控制范围，并威胁罗马城本身的安全。在这些情况下，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来到登上王位不久的丕平的法兰克宫廷，邀请他率军到意大利保护罗马教廷。丕平接受了邀请，打败伦巴第人后，他把意大利中部一块狭长领土交给教皇管理。由此建立的教皇国持续到1870年，教廷与加洛林君主之间的联盟关系持续到加洛林王朝终结。

最终，拜占庭帝国皇帝屈服于君士坦丁堡人民的意志，恢复了教会的圣像崇拜（843年）。这正式结束了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统治者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基督教世界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由于斯拉夫人渗透到巴尔干内陆，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代之后，拉丁语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突然消失了。希腊语在西方已经被遗忘了很久，拉丁语知识本身只是在少数修道院和主教堂附属学校里不稳定地维系着。大众语言迅速偏离了古代形式，演变成中世纪和现代各种日耳曼语和罗曼语。

因此，正是文化和政治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临着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蛮族入侵。从南俄逃亡出来的一支新的战争力量再次穿越匈牙利平原，并从这个基地出发，四处劫掠。这轮入侵者被称为“马扎尔人”或“匈牙利人”。896年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山口。不久，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几乎摧毁了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均势。一系列大规模海盗袭击接踵而至，矛头直指地中海北部沿岸各地。与此同时，维京海盗发动了同样甚至更残酷的侵袭，他们的基地在斯堪的纳维亚。

欧洲与其邻居之间关系的根本逆转发生在1000年左右。其标志是意大利造船业的兴起，它能够立即在地中海对穆斯林以牙还牙，另一个标志是基辅罗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纳的维亚的三个王国丹麦、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间）皈依基督教。在每个国家，皈依基督教都标志着雄心勃勃的王权出现，王权期望基督教帮助他们驯服桀骜不驯的贵族，在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属物，如识字和有组织的宗教。

<h3>封建主义的开端</h3>

通过自发皈依而驯服北方蛮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归功于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的欧洲组织制度，在马扎尔人、维京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打击下，这些组织制度的效率就开始显示出来了。在东部，拜占庭帝国自身逐渐以很久以前波斯人开创的方式开始转型。封建制度沿着国家边境地区发展起来了，主要由地主维持被招募的重装骑兵，随时准备抵御邻近民族对当地任何形式的侵袭。这种转型涉及的真正风险是很大的。拜占庭最伟大的征服者巴塞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虽然最终成功地打败了保加尔帝国，把帝国的边境推进到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但是他险些被封建贵族的叛乱赶下王位。此外，乡村的强大武士—地主阶层削弱了城市在社会中的全面支配地位——这也许是与曾经在地中海打败阿拉伯侵袭的拜占庭海上力量衰落有关的一个事实。

在西部，中央政权的确瓦解了。查理曼帝国不能防御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侵袭。而军事和政治领导权都落入鲁莽的地方领主和士兵手中，士兵把自己装备成重装骑兵或骑士。但是西部的骑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装骑兵有一个重大差别。当这种昂贵的装备首次明确引入“远西”时，即查理·马特时期（714～741年统治），法兰克骑士依靠一种全新的战术。与波斯和拜占庭士兵迎面向敌军射箭的做法不同，法兰克人依靠一支重矛。通过猛然向对手发力，他们能够集中马匹和手执长矛的骑手的全部力量于一点，因此，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能够轻易地突破任何其他阵型的防守。马镫的发明对这种新战术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马镫可供站立，冲锋时骑士全身倾斜，那么兵器接触时的震动将把骑手从马背上耻辱地横扫下来。遗憾的是，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过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世纪初法兰克人把马镫、盔甲、大型马和重剑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作战人员，论单骑决斗，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对手。只要他们的人数保持很少，那么最新式的骑士就无法阻止蛮族的侵袭。但是地方防御的需要实在是迫切而紧急。结果，部分地由国王或其他公共权威（公爵、伯爵）合法地授予，部分地由地方侵夺王权和非正式契约，越来越多的农业土地被指定用于供养骑士。所以，到公元1000年前，西欧大多数村庄已经被置于职业武装人员的控制之下，他们装备着战马、剑、盔甲和残忍的暴力设备。这样的骑士阶层不仅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在基督教世界各条边界采取攻势。

两种其他重要变化增加了新兴欧洲社会中世纪制度的范围和力量。一是重犁的传播，这在前文已经提到（第201页）。以这种犁为基础的农业为维持足够的骑士、使欧洲变得真正强大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是欧洲北部海域贸易的发展。海盗和海上打劫者很快便发现，当抢劫不再易行时，贸易可能是有利的。四处流动的商人、水手、业余海盗常常发现，在一个比较永久的基地定居下来是比较方便的，只要那里的交通路线和安全的港口能够带来适当的场所。中心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了，后来中世纪欧洲城市生活就兴起于欧洲北部的这些中心。对未来西方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批欧洲城市居民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反对任何外来干预者。这赋予西北欧市民阶层显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市民所习惯的、更自信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文明盛行保护社会优越者和礼貌地迎合地主和官员。

骑士制度、重犁与道德独立的结合，再加上富有进取心的商业人口赋予了“远西”一套有当地特色的、新的、与当时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技术。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实际上是非常有成果的。通过建立风磨和水磨，新的机械动力来源被开辟了。这些都不是新发明：最早的风磨似乎出现在中亚，用于派遣祈祷者通过转动一个轮子到达佛教菩萨那里；水磨在公元3世纪就被安装在罗马附近的台伯河上，为罗马城的市民磨小麦。但是拉丁基督教徒建造了更多的风磨和水磨，并改进了设计，以便原先不得不利用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现在常常能够通过机械手段来完成。另一种重要改进是马颈圈，它第一次使马匹能够全力拖曳重物而不被勒死。马颈圈和防止马掌在坚硬路面开裂的马蹄铁使欧洲农民能够利用马匹作为生产牲畜，而此前马匹被严格地限于军事目的。由于马匹行走速度几乎相当于牛的两倍——牛是另一种替代的主要牵引牲畜，所以在耕地和其他农活中，马匹使单个农民也能够在同样时间里完成双倍的工作。

<h3>学术的衰落</h3>

但是从另一种程度上，“黑暗时代”的确与传统名称名副其实。在欧洲大陆，人们过分忙于钩心斗角，以致没有很多精力献身于文学或艺术。但是在爱尔兰和不列颠，一股突出的浪潮出现了，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明生活方式。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标志是爱尔兰在圣帕特里克（卒于461年）的引导下皈依基督教。从此，在许多爱尔兰修道院中，异教的口头学术传统受到拉丁语甚至希腊语学术的滋养。传教士渡海来到苏格兰和英格兰；其他人则光临大陆，在使大陆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比高卢或日耳曼本身保存的更高水平的知识和文化。令人尊敬的比德（卒于735年）是这种传统学术的最佳追求者之一，他最伟大的著作是《英吉利教会史》。他死后不久，维京人毁灭了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修道院。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爱尔兰和英格兰所有其他学术中心，所以到公元900年左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了。爱尔兰和凯尔特欧洲其他地区再度陷入更广泛的欧洲世界的边缘和落后地位。

如果有人试图比较中国、印度和欧洲对穆斯林和蛮族压力所做出的反应，那么显然欧洲内部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并未被触及根本，一如既往，中间经历过佛教的传入之后，仍然恢复和丰富了儒家传统。印度受到更深刻的影响，但是以缩回本土宗教传统的方式作为应对之策。相反，欧洲打退了穆斯林和蛮族的进攻，并且在此过程中，它最根本的制度发生了转型，它的技术得到了改进，而且是以能够维持未来更大成就的方式改进。但是，几乎无论以任何可以想象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伊斯兰教世界、中国和印度都远远超过欧洲文明的水平。“远西”事实上倒退到蛮族文化，只保留了古典学术、文学和艺术的碎片。在这些领域，新的创造性直到公元1000年之后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