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笈多时代的艺术</h3>
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使我们对笈多时代雕塑艺术的情况难以做出公正的判断。后来穆斯林征服者以偶像崇拜为借口，系统地毁灭了印度北部的神庙。因此，笈多帝国中心地区印度北部保留下来的印度教艺术作品非常稀少。南部少量雕塑虽然可以追溯到笈多时代，但是相当粗糙，不能完全反映雕塑艺术水平。显然，在塑造形态可以互相转换的神的形象时，艺术家遇到了难题，因为印度教大量神祇都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后来的化身有关。保存至今的雕塑作品使我们能够对它们进行评价，但是这个问题在笈多时代没有被成功地解决。
另一方面，佛教艺术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完美境界。阿健陀石窟中的绘画的确名不虚传，反映了笈多文化的奢华和细腻特点。少量佛教雕刻作品也幸存下来了，表现了同样的艺术技巧——仅仅带有些许颓废的暗示——那就是阿健陀绘画的特点。
印度宗教从未与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分离。法律著作、两大史诗、纪念性的神庙、宗教仪式上的雕像和其他视觉艺术作品，更别提无法复原的音乐和舞蹈作品，都是印度教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处理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确定人类经验的某个关键方面。但是，印度教明确的教义直到笈多时代后的几个世纪，当商羯罗（约公元788～850年）提倡一种僧侣的、卓越的哲学时才被编写，后来穆斯林和基督徒批评印度的传统信仰时，印度教的捍卫者经常引用这种哲学。
笈多时代在许多文化领域取得的完美成就给印度教和梵文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没有给它们注入任何迥异的或新的因素。一般认为，最完美和均衡只有在重大的创新之后才能取得。这是笈多时代作家和学者忠实地进行的工作，他们愉快地保持在前辈规定的范围内，能够以后辈无法超越的方式，完善和改进流传给他们的作品。
<h3>印度文明向东传播</h3>
印度之外的地区也能感受到笈多黄金时代的魅力。印度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是商人和僧侣，而不是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中东，或把希腊—罗马文化传播到高卢那样的士兵。在东南亚，印度文明与相邻地区先前存在的文化没有产生很多竞争。因此，这里兴起了更伟大的印度。公元100～600年间，一系列地方性国家和王宫兴起，如缅甸、苏门答腊、爪哇、马来亚、暹罗（泰国）和越南，它们迫切地输入尽可能多的印度文明。
在喜马拉雅山以北，印度商人和僧侣则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波斯和希腊—罗马的人口都不愿意彻底抛弃他们的传统，甚至当他们情不自禁地被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所吸引时，他们被吸引的首先就是印度圣人长期实践的神秘的禁欲主义技巧。因此，只有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文明世界其他地区扎根和繁荣，尽管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只因当地的野蛮文化和简朴的村社而被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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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神话传说提供了印度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及河流沿岸、崇尚和平的村社共同体的一些信息。典型的情况是，印度商人与酋长家族的女子通婚，利用这种有利地位，他们开始树立对周围村社的文化—政治领导地位，直到最终一个小国家形成。在这种国家中，国王的权力主要依靠巫术观念，这种观念把土地的丰饶与国王人身的潜力紧密联系起来，并且由此创立了一种仪式的石头象征物（即男性生殖器），名为“林伽”。神庙和宫殿都设计为王室居住，不久，比较壮观的“林伽”更全面地表达了这些观念。起初，当地统治者试图模仿印度宫廷生活，尽量奢侈而准确地按照印度风格装饰宫殿。他们甚至从印度进口纪念性雕像和其他宗教仪式所需要的物资。但是公元600年前不久，独立风格的发展，不仅预示了后世豪华的建筑和雕刻，而且证明东南亚宫廷摆脱了他们以前学习的样板。
也许应该强调的是，印度宫廷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的输入对东南亚的芸芸大众影响非常小。更沉重的劳役和税赋也许是村社人口唯一能感觉到的变化。但是当然，罗马人统治的不列颠和高卢乡村人口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根本无法分享主人的希腊化文化。从地理范围看，印度文化扩张到东南亚比希腊文化向西扩张要广阔得多，而且也许可以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口，因为印度模式对世界上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h3>佛教僧侣到达远东</h3>
在印度向东南亚扩张的最初阶段，尽管佛教曾经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该地区最流行的是印度教的宗教思想和仪式，也许因为印度教比佛教对当地的宗教传统更加宽容。印度教从未对喜马拉雅山以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相反，佛教像滚滚洪流，涌入中国，然后从中国于公元200～600年传播到朝鲜和日本。
中国接受佛教构成了与儒家传统和价值观的有意决裂。的确，对于冷静理智、追求现世世界和中庸之道、强调家庭和政治责任的儒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遁世、宣扬禁欲、抛弃所有正常人际关系的印度佛教显得更格格不入的了。也许正是这种截然反差吸引了中国人。因为当汉朝政府开始失去对全国的控制时，蛮族入侵给悲惨的内战增添了新的暴力，儒家先哲们提出的中庸和礼仪建议可能听起来显得空洞，正如希腊哲学的安慰对同期罗马人的耳朵一样。在这样的时代，人们需要更猛烈的灵魂医药。罗马人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中国人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然而，虽然佛教最终在中国得到了大批信徒，但是精通古老儒家学说的名士从未消失，他们对佛教那种颠覆正常生活和政治纪律的教义——至少表面上如此——一直持怀疑态度。
为了获得正确的佛教知识和佛像，许多中国朝圣者旅行到印度，拜谒佛陀生活的场所。其中有些朝圣者带回了汗牛充栋的佛教经典，并着手组织系统的佛经翻译。但是到公元600年，渴望佛教知识的最初阶段已经顺利地结束了。
中国佛教从未密切关注导致印度四分五裂的各个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印度佛教僧侣终生为之献身的复杂的形而上学思辨对中国人也没有吸引力。但是，神秘的顿悟、从世俗社会隐退到爱好思索的共同体的确满足了追求秩序和心灵宁静的人的需要，而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传统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的佛教很快就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演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印度佛教衰落的轨迹。
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新艺术。希腊和印度因素已经在中亚混合，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佛教艺术为了适应中国环境而迅速进行了调整，到公元600年，一种有效而明确的中国风格已经发展出来了。在接受佛教之前，中国艺术主要是装饰性和几何风格的。佛教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菩萨形象的自然主义描绘，即身着人类服装的神圣救世主。此外，佛教的壁画和雕刻常常试图诉说一个故事，这就要求艺术家暗示人物之间的空间和关系。佛教艺术的这些方面表明了中国艺术传统的极大丰富，即使大多数中国人反对佛教本身，它们仍然极其重要。
佛教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具有更深刻的特点。这两个国家先前都不存在值得夸耀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当中国正在迫切地吸收佛教时，它们发现自己处于中国影响范围的最边缘。因此，正是披着佛教外衣的中国文明吸引了朝鲜的国王及其宫廷，公元372～528年，四分五裂的朝鲜各国国王把佛教定为国教。由于更加遥远，所以日本更无准备吸收最近的中国文明模式。但是，公元552年，一个佛教传道僧团到达这个“日出之国”，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从此，日本列岛就加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和半文明）国家之列。
<h3>印度对西方的影响</h3>
印度对文明世界的伊朗和罗马的影响远不如对远东和中亚那么明显。关于印度对欧洲和西亚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问题是缺乏记载。如果伊朗和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禁欲者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任何重要方式的影响，那么他们无法下此结论；从事件的性质看，我们不能指望有过任何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往来于印度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卑微民众有充足的机会交流，被认为是来自印度禁欲者的、令人惊奇的传说故事。的确，我们知道至少有一名印度圣人到过地中海，因为他在雅典当众自焚，由于这个事件太令人兴奋和惊奇，所以被记载下来了。但是那些自称出现了幻觉，并把它解释为遇到了上帝的基督教修道士的记载，就不能被认为印度的偶像崇拜者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基督教禁欲活动与印度圣哲的虔诚是如此相似，埃及、叙利亚早期修道士所包含的圣洁方式也非常类似于古代印度禁欲者的遁世做法。一些早期基督教修道士可能从传说或印度禁欲者的实践活动中选择了一些关于如何成为圣徒的有用线索，这似乎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仍然无法证实。
在哲学领域——曾经是希腊异教理性主义的骄傲和奥秘——普罗提努斯（卒于公元270年）引进了新的主题，强调神秘主义，这些类似于长期研习《奥义书》的学生的思想。至少普罗提努斯及其同时代的人都意识到印度哲学的存在，它像希腊传统一样博大精深。
西方人可能一直低估那些隐蔽而有限地影响他们历史的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强调这个事实：印度文明扩张到东南亚，以及它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使人类一半多的人口带有共同的文明色彩。如果亚洲拥有任何把印度与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缅甸、柬埔寨、锡兰各民族联系起来的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它应该归功于古代印度文明，特别是它的宗教。
希腊文化的成就并不更加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