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传统上被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结束时，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了。为了躲避中原地区不断增多的暴力活动而来的避难者，有助于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周边各民族，并且因此，把他们也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诸侯寻找蛮族盟友的活动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些过程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生活方式的边界延伸到南方的长江流域。总之中国正在迅速地确立后来可辨认的中国的地理范围。

在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中国在周朝也正在变成历史上的自我。因为正是在周朝，作为后来中国文明基础的各种思想都首次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东周时期，在中国分裂出来的每个互相敌对的国家里，官僚机构政府的管理艺术和适应官僚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固然，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2年），思想和实践才比较和谐，但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和重心在3个世纪前，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很明显了。

从一开始，周朝征服者就似乎剔除了更野蛮的商朝宗教仪式，停止了人殉和人祭。征服者很可能通过声称受“天命”而篡夺了最高权力。这个自然变成了后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正如某些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周朝第一批征服者的宣传。随着后来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被模糊地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祇“天”把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特别挑选出来的代表，“天子”或“皇帝”。只要他行为虔诚而正确，那么“天子”就被希望继续保留其帝位。另一方面，不虔诚或粗鲁、不当的行为则导致“天命”被收回，同时赋予其他可能被选择担任人间统治者的人。

周朝统治者的职权还包括实施魔法。例如，当需要雨水时，周天子被期望通过进行适当的祈雨仪式而让天公降雨。这种事情逐渐被精心构建成宇宙理论，在汉朝得到全面发展，这种宇宙理论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例如，当天空出现北极星时，人间事务就被认为出现在皇帝身上了，他不仅负责战争和政治事务，而且负责人间可能影响人类活动的现象。一个好皇帝会带来和平和丰收，一个坏皇帝则带来动荡和饥荒。皇帝的根本职责就是行为举止必须严格遵守仔细描述的礼仪。只有这样，大地和上天才能取得和谐，而和谐是人类福祉所必需的。

这些观念既增强也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一种明确的意义是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所有其他统治者的权威都必须通过某种真实或杜撰的代表关系而从天子那里获得。西周时期，天子的权力确实比较大，没有给理论家造成什么困难。地方贵族以多种土地占有制度占有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便变成世袭的。这种制度固有的离心倾向遭到宫廷学校的抵制，在这些学校里，贵族子弟不仅学习军事技术，如射箭，而且学习礼仪知识，当他们变成一家之主，肩负整个家族利益时，他们不得不实行这些礼仪。这些礼仪知识也意味着熟悉它们背后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这种理论使“天子”成为人间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适当地举行必要的仪式也要求识字，所以周朝的年轻贵族不得不至少学会艰难的基本中文字符。因此，他们集统治者、武士、祭司、书吏的技巧和职责于一身，他们亲自履行这些职责。而在中东，这些职责从很早时候起就被分化给专业人员了。

但是，公元前770年后，现实和理论之间开始以令人烦恼的程度发生分歧。东周统治者再也不能享有他们祖先曾经真实地实施过的权威。有名无实的“天子”变成了中国中部地区一个小国的弱小统治者，而边境地区新崛起的诸侯为自己建立了更为强大的王国，仅仅口头上表示——如果有的话——为周朝宗教和宇宙哲学服务。在列国互相交战的时代，为了征募可靠的军队，征收更多的赋税就成为生存的必然代价。这要求诸侯寻找为自己服务的人，这些人愿意打破先例，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把其他人当作工具。总之，它需要行政和军事官僚机构的密切合作。

<h3>儒家和道家</h3>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61G37.jpg" />

连绵且不断升级的暴力战争，加上这种战争给国家权力最大化带来的各种压力，都不符合古老的礼制。这些古老礼制认为，正确地遵守传统仪式是人间良好秩序和繁荣的关键。直接批判过去的虔诚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这种观点由许多实际政治家和被统称为“法家”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但是他们对传统思想的激进批判最终没有普遍化。相反，正是顽固保守的但被修正过的儒家的虔诚持续到我们今天，儒家给中国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后果在孔子生前（公元前551～前479年）还远不清楚。这位圣人的确自认为是失败，因为他周游列国却从未被征召重用；他相信只有通过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受过教育的人的品德才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自己一直向往在相互竞争的国家林立的时代被授予官职、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相比，孔子通过他的信徒统治中国，不仅时间更长，而且意义更深远和重要。

对孔子来说，甚至他最终的成功都显得荒谬，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增添任何新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否定自己的思想是新颖的，这是事实。因为孔子以最深刻的怀旧情绪向往西周时代，甚至怀念商朝、夏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他觉得那时是好时代，因为天与地的关系和谐。这种历史观为孔子思索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孔子的回答是冷静的、不系统的、中庸的。他说，一个智者应当在所有正常情况和生活遭遇中追求道德，尽可能地了解并遵守古代的礼仪。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都应当是仁慈的、明智的、勇敢的。他应当尊重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并期望与等级低下的人区别开来。当被授予官职时，他应当随时准备贤明地治理，但是不要因为偏离君子准则而贬低自己，孔子为了适当地获得权力而阐明、描述了这些君子准则。这种权力与品德不相容，而且按照孔子的说法，品德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

孔子认为贵族身份不必世袭。相反，他似乎认为适当的教育能够使年轻人变成君子，即使他的父辈出身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因此，建立在人性倾向基础之上的教育也许为那些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打开了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步入社会上层。这将变成传统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个方面，标志着与西周时期的贵族世袭制度的决裂。

孔子公开拒绝探讨神灵问题。他从未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或魔力，但是当人世处于如此混乱和动荡的境地时，他更喜欢直接关注事物的人类一面，而拒绝把“天”和祖先神灵的神秘作为适当的审视目标。学习古代君子曾经处理与“天”和祖先关系的传统礼仪，比徒劳地探讨神性或神力更好！

孔子的弟子记录了他的言论，并把它们流传给后世，也许作了编辑加工，作为他们尊敬导师智慧的表现。传统上把后来中国学术的《五经》的编订归功于孔子，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凭空想象。但是把传统中国著作编成五部经典的做法对后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学习这些经典变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熟练地从其中任何一部经典中引经据典，以纯正、古典风格使用书面语言就成了中国绅士的标志。刻苦钻研有限的几部经典著作（当然包括诸如汇集了孔子言论的《论语》），赋予后世中国人共同的根本态度和价值观念核心，这个核心成为中国文明的黏合剂。

孔子强调的“克己复礼”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在孔子设想的井然有序的世界里，人类激情的深度和大自然的神秘没有任何地位。其他密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面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家。这是一种以多少有些神秘知识为中心创立的、不太清楚的传统。道家强调神奇的魅力和被认为能给予健康长寿的仪式，以及超越人类和大自然的其他非凡的力量，即翱翔于天空的能力。后来，也许受到佛教的影响，道家达到了类似于宗教的定义。但是在孔子时代，道家显得更像西伯利亚的萨满教，或者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巫医，而不像希腊的哲学家或印度的圣徒。

但是，道教专家的存在为古代中国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世界观的平衡。中庸之道和克己复礼需要神秘和魔法弥补，以便满足普通人的需要，使生活于艰难动荡的时代的人能够表达跌宕起伏的情感。通过互补，儒家与道家构成了异常稳定的思想体系，虽然后来历经许多变化和补充，但是没有根本性的中断，从孔子时代持续到公元20世纪。没有其他任何文化传统如此长久地统辖着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国与其他高级文化的相对隔绝有助于取得这种稳定；但是把常识与无限精妙融合起来的中国方式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它获得长期而辉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