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吠陀与婆罗门</h3>

我们可以通过《吠陀》来了解雅利安人的宗教。用作宗教仪式手册的《吠陀》是由一些颂歌构成，在供奉祭品的时候，《吠陀》和其他指导祭司进行宗教仪式的段落都可以被大声朗诵。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对祭司来说，《吠陀》的语言也多少变得有些晦涩难懂。因此，通过一代一代的师徒口授，发音和音调的细节都被尽力地保持下来。世代相传的诗文的只言片语都事关重大，因为任何一个发音错误都可能使祭祀活动完全无效，招致神的不悦。

对细节正确性的优先关注，促使了从强调雅利安众神向强调崇拜行为和祈祷仪式本身的迅速转变。雅利安祭司也许学会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祭司所声称拥有的魔力。无论如何，一些婆罗门开始争辩说，通过举行正确的宗教仪式，他们实际上能够强迫神赐予人们所请求的任何恩典。的确，适当的供品和祈祷仪式建立了神的世界，人们更新和稳定了自然界与超自然现实之间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个别神的重要性和法力就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祭司的权力和技巧则大大增强了。在被称为“婆罗门”的经典中，这些祭司的夸张叫嚣随处可见。这些都是作为吠陀经典的注释形式而被提出来的，据说这些注释解释了比较古老的文献的真实含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注释也篡改了古老文献的含义。

<h3>《奥义书》、神秘主义和印度教的起源</h3>

在古代印度，祭司声称的拥有对神和人行使权威的要求从未得到普遍承认。虽然部落酋长和武士可能对祭司的魔法不太在意，但是他们并不迫切地把婆罗门声称的最高的社会地位让给祭司。社会上更低级的人群也反对祭司的最高的社会地位。下列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同的虔诚崇拜扎根于印度各地，并很快就变成印度最突出的宗教传统。另一部口头文献《奥义书》就包含了这种宗教发展过程的证据。《奥义书》不是系统的论文，所有的细节并非都前后一致，但是它的确表达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普遍看法。

首先，《奥义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宗教生活的目的。一个明智而圣洁的人不应该寻求富有、健康和长寿，而应该仅仅力图摆脱无穷的轮回。由于获得成功，所以他的灵魂能够融入产生灵魂的万物，胜利地摆脱人生的痛苦、煎熬和缺憾。

其次，圣洁和摆脱轮回的途径不是服从祭司，而是履行宗教仪式。真正圣洁的人无须中介，因此，也无须神。相反，通过自我克制、沉思、禁欲、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欲望，那么成功的宗教修行者就可以达到对神的玄妙幻觉——幻想着幸福和快乐。神秘幻觉的性质和内容从来无法用语言表达。它通过个体灵魂与宇宙灵魂合而为一来揭示真理。这种体验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和普通语言的表达能力，是自我与万物融合的最大福祉的预示，而这种融合是明智圣洁生活的终极目标。

《奥义书》所表达的主题和态度，与《吠陀》经典和婆罗门经典的世俗和实用语调大相径庭，任何非神秘主义者都会问：如何解释这种变化。也许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祭司和圣洁的人就已经知晓禁欲行为。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奥义书》给宗教生活的指导就可能表现为对起源于前雅利安梵文文学的态度和禁欲行为的默认。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前雅利安人时期宗教情况的材料，所以这种解释仍然是推测性的。

第二种解释认为，印度社会背景的变化是神秘主义蔓延的原因。的确，在铁器时代兴起于北印度、或多或少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少数自由人共同体开始解体，恒河流域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兴起之前，《奥义书》强调的禁欲和彼岸世界就已经吸引了说雅利安语的人的注意。或许因此，被那些发现熟悉的生活方式再也不能维持的人禁欲主义所吸引，因为外来入侵者和遥远统治者的官员已经破坏了他们父辈所了解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根据这种假设，武士和统治者的后裔在追求个人圣洁的过程中，找到了已经失去的自由的替代品，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享受隐退丛林的自由，远离喧闹的人群。当一位禁欲主义大师企图把他的神秘经历传授给其他人时，《奥义书》就是在这种地方创作出来的。

第三种解释是心理方面的。当然，怀疑论者能够毫无困难地证明，持续的斋戒、不眠、故意克制呼吸等，也能够产生异常的身体感受。当人们迫切地准备把这种体验解释为面临某些神圣的、最终的现实时，这种体验就取得了压倒情感和个性的重要性。

但是对任何具有神秘幻觉体验的人来说，这些解释纯粹是无稽之谈。共同拥有这种记忆并希望更新精神变化的发起者都知道这种体验的效力。证明是不必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怀疑是不可理喻的——或者说，成千上万神秘主义者的言行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一切。

《奥义书》主张无神论的禁欲主义，所以婆罗门经典要求的烦琐宗教仪式自然遭到反对。但是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祭司发现了调和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的简便方法。在他们经历了年轻时尊敬祭司、遵守宗教仪式指令、供养家庭之后，他们认为，《奥义书》提出的方法适合人生的目的。用这种方法，《奥义书》的教义被吸收进婆罗门教，作为普通人宗教仪式的承办者，因冒充权威而遭到《奥义书》教义直接抨击的婆罗门教祭司竟然从容地幸存下来了。

《吠陀》经典与《奥义书》宗教传统的融合标志着印度教的产生，印度教也是世界大型宗教体系之一。大量宗教实践和信仰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印度教的一部分；为了应付祭司的仪式需要和神秘主义的理想，整个体系继续演变。印度教继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刺激因素是与其他更系统的宗教的接触。

<h3>耆那教和佛教</h3>

大约公元前500年，佛教和耆那教的兴起给印度教带来了第一次外部挑战。这两种宗教都有历史创立者，他们可能都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虽然确切的时间都不得而知。耆那教由筏驮摩那创立或再创立，佛教围绕富有领袖魅力的乔达摩王子而兴起。这两种宗教有很多共同性。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使《奥义书》抽象表达的观念大众化了。筏驮摩那和佛祖乔达摩都使个人达到涅槃，摆脱了作为宗教修行最高目标的轮回。但是这两种宗教的一些具体的重要教义有差别，耆那教从来没有像佛教那样流行。它一直是精英的信仰，要求严格禁欲，甚至达到饿死的程度，它的创立者就是如此。

相反，佛教是围绕一个中等政权而创立的。乔达摩年轻时力行禁欲，但是他发现，残酷自虐身体并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他转而推荐一种介于平常的自我放纵与实行严格禁欲之间的适中方法。他本人及其众多信徒把时间分为沉思、宗教讨论和乞讨几个部分。在雨季，乔达摩喜欢带着一群信徒静坐一处。在旱季，他则云游四方，靠施舍维生。通过消灭自我而摆脱痛苦是佛祖的终极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涅槃——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佛祖敦促他的信徒通过追求“八正道”而培养内心的圣洁，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及最重要的正定。佛祖乔达摩从未明确说明如何翻译“正”这个词在这些短语中的意思。他的信徒企图仿效他的生活，无论何时遇到什么问题，都遵守他制定的规则。

因此，乔达摩生前就拥有一批信徒，他们对乔达摩描述的生活方式非常满意，即使在他去世（公元前483年）后，他们仍然生活在遵守他的规则的僧团内，尊奉乔达摩王子为神圣的佛祖。英语作家一般称这种僧团为“修道院”。事实上后来的基督教修道院与它们非常相像，因为许多佛教僧团很快便拥有了虔诚的俗人捐赠的房舍和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那些俗人觉得求解脱的路上需要圣洁者的帮助。

最初作为师徒共同生活的临时团体就以这种方式最终变成了永久性团体，而且持续到我们的时代。可以肯定，佛祖的教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微妙而急剧的变化，但是佛教僧团制度的延续仍然没有被打破。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情感和行为都受到这些团体及其宣扬和代表的宗教理想的影响。尽管佛教的诞生地后来抨击佛教的虔诚形式，但是印度对周边民族的主要影响都是通过佛教传道僧侣而产生的，正是这些传道高僧把佛教教义和行为方式传播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绝大多数地区。

在印度境内，佛教在诞生后的几个世纪里，使《奥义书》的宗教生活方式变得普遍、温和与定型。因此，佛教有助于给整个印度文明打上独特的来世、神秘、禁欲传统的烙印，为它指明发展方向，后世印度思想家和圣人从来没有偏离这种传统。尽管佛教早期获得了成功，但是复兴的和变形的印度教还是能够赢得大多数印度人的支持和忠诚。这个转变如何发生有待后文考察，值得指出的是，正是佛教自身的实践缺陷导致这种转变的发生。早期佛教没有为人类生活的正常事件——如出生、死亡、婚礼、老年等等——设立什么仪式，因此平常人的生活琐事仍然需要婆罗门的服务，因为婆罗门保存了吠陀学术知识和祭司的复杂活动。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只为那些拒绝正常家庭生活、终生追求神圣的非凡人物提供了完整的指导。没有传统的仪式和祭司的帮助，其他人将无法生活。早期佛教没有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提供解决方法。因此，印度从未变成彻底的佛教国家，印度文明也从未使自己完全适应佛教范式。

但是，公正地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当种姓制度和印度宗教特色变得清晰时，印度文明从整体上已经确立了它的永久特征和特殊倾向。重大的精细化和缓慢的重大转型当然还在后面，但是一种清晰的文化认同把当代印度与佛祖时代的印度联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