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庄则栋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叫鲍蕙荞，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坠入爱河。
1967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结婚。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鲍蕙荞的工程师父亲首先被打为右派，随后庄则栋又因为不肯批斗荣高棠，每天挨批、挨斗、挨揍，鲍蕙荞被流放到干校，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随着庄则栋的“翻身”，鲍蕙荞也被江青从干校调到北京，为样板戏伴奏。一开始，鲍蕙荞非常感激江青，但后来发现周围人其实都对江青有意见，于是开始告诫她的丈夫：“她是整人的人，你要和她保持距离。”但庄则栋不以为意。
更让鲍蕙荞伤心的是，随着做了国家干部，庄则栋似乎慢慢变了。鲍蕙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在被隔离审查期间，鲍蕙荞也受到牵连，不准上台演出。那段时间，鲍蕙荞不仅撑起了那个家，还来回奔走，为丈夫上访。但是，夫妻俩的感情裂痕已无法弥补，1985年2月2日，双方协议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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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则栋与鲍蕙荞在“文革”晚期的合影
受到影响的，还有他的孩子。
1987年，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去考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接到学院电话通知：“你没考上，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拆开一看，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
“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h3>7</h3>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535360.jpg" />
庄则栋后来一直在练书法
人生低谷时，鼓励和支持庄则栋前行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体育。
1984年，庄则栋得到了调回北京的机会，但他婉转地表示：鉴于以前在体育系统犯过的错误，以及人事关系上的不便，不希望回到体委工作，而愿意去北京少年宫担任青少年教练。
庄则栋没想到，他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北京市委还特地关照，给庄则栋安排离家近的少年宫，“让他心情愉快地工作”。
于是，30年后，那个当初在少年宫崭露头角的世界冠军，又回到了起点。
在少年宫担任教练期间，庄则栋遭遇了妻离子散，每月的收入只有100元（其中包含世界冠军津贴，一个冠军10元，他拿过3个），其中30元给老母，40元作为孩子抚养费，自己留30元生活费。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庄则栋开始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真情冷暖。
有一次，食堂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胖老头叫住了庄则栋：“你就是庄则栋？食堂里有规矩，吃完饭不准带走饭盒，知道吗？”
当时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庄则栋唯唯诺诺，立刻留下了自己的饭盒。
第二天吃午饭，庄则栋去拿自己的饭盒，忽然发现饭盒变得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肉和鸡蛋。
那位老头递给庄则栋一支烟，和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你过去来这儿打比赛，那会儿你刚得了世界冠军，每次吃完饭，人家抹抹嘴都走了，只有你，帮我们收拾碗筷，你还到厨房里跟我握了握手，一点儿没有大冠军的架子。想起当年的你，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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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庄则栋在家中与儿子和女儿合影
体会到了人间真情，庄则栋还收获了新的爱情。
1984年，庄则栋正在少年宫带小朋友训练，突然一位日本女球迷来拜访，她的名字叫佐佐木敦子。
出生在中国的佐佐木敦子，一直是庄则栋的球迷，两人在1971年的名古屋世锦赛时就认识了，在过去的13年里，佐佐木敦子一直单身。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准备结婚，却碰到了麻烦：因为个人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和外籍女子结婚。
怎么办？佐佐木敦子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为了嫁给庄则栋，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面对依旧存在的阻力，庄则栋最后决定给邓小平写信，这封信一路上传，最终真的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大笔一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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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
1987年，47岁的庄则栋和43岁的佐佐木敦子结为夫妻。佐佐木敦子放弃了在日本公司的优厚待遇，从此陪着庄则栋过起了清贫的生活，成了一位“胡同大妈”。
迟来的收获，还有当年的友情。粉碎“四人帮”后，因为当年的那些事，庄则栋从一些活动中“蒸发”了。有一次，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中国，问庄则栋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出差去了”。
1996年，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请庄则栋来颁发冠军奖杯。打到决赛，主办方突然想起庄则栋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宿怨，立刻担心起来：马上要打全运会，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结果只好去跟庄则栋说谎：“今天下午停电，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当天晚上把他送回了北京。
但是，时间毕竟还是能冲淡一切的，何况，大家还是明事理的人。
2002年，庄则栋成立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他给过去的队友、同事，现在已经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们写了一封信：
中国乒协徐寅生、李富荣等领导：
借北京庄则栋乒乓球国际俱乐部成立之际，我诚恳地邀请并期待你们的光临……过去我们是战友，在“文革”中由于我犯了错误，造成了隔阂，伤害了我们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我希望把我们的隔阂结束在上一世纪，这样对历史也是积极的交代。
2002年12月20日，庄则栋的俱乐部开张，徐寅生、李富荣都如约出现在开业典礼上。
三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媒体用了那个老掉牙但还算贴切的标题：
“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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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的中国男子队选手（从左至右）：张燮林、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王家声（黄景达摄，图片选自《庄则栋自述》，庄则栋、佐佐木敦子著，新华出版社2014年5月版）
<h3>8</h3>
时间能带来很多东西，但也会带走很多东西。
2006年，庄则栋出现血便等症状，一度被误诊为痔疮。2008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之后，他得到北京、上海多所医院的全力救治，“走到哪里都是绿色通道”。
在庄则栋患病期间，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那些昔日的队友和同事，包括当时刚刚担任乒协主席的蔡振华，都去看望了他。
2013年2月8日中午，庄则栋病情急转直下，院方通知家属考虑准备后事。
病床前，庄则栋闭着眼睛，紧紧拉着妻子佐佐木敦子的手，同时伸出另一只手，让儿子庄飚握住。
守在身边的人问道：“你拉的是谁的手？”庄则栋回答：“是我前妻。”站在旁边的鲍蕙荞赶紧上去，从庄飚手里接过庄老的手：“我是蕙荞。”
在家人的陪伴下，73岁的庄则栋最终合上了眼睛，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馒头说
我和庄则栋老先生，算是有过两次交集。
一次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那年考的，是复旦大学的“文科基地班”，提前招生，提前录取，在预先考完“3+1”的笔试后，我进入了面试。
面试由复旦大学的文史哲三系选派教授一起面试。满分150分，前50分是抽一道题目，主观陈述15分钟（后100分为三系的教授自由出题，我记得第一个教授上来叫我从蒙古开始，把和中国接壤的国家顺时针说一遍，另一个教授叫我把从明朝建立到灭亡，所有我觉得值得一说的事情说一遍）。
我当时抽到了两个题目（可以二选一），一个是：“试论述秦朝的建立对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影响”，第二个是：“谈一谈你理解的‘小球推动大球’”。
虽然第二个题目答题范围非常广，但我想了想，还是把“小球推动大球”的那张纸条扔回了抽签箱。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也熟悉那段外交历史，但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没选那一道题。
然后就到了2005年，上海，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作为一名记者，参加了大赛开幕前的一个中国乒乓元老的聚会。
那场聚会，云集了几乎所有新中国成立以来还健在的乒乓名宿。我发现，全场有两个人有那么一点尴尬，一个是小山智丽，一个是庄则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则栋的真人。
当时给我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文质彬彬，给人非常儒雅的感觉；第二，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有个报社给我的任务，带一块乒乓板，请所有的乒坛名宿签字）。
当时的庄则栋和小山智丽，给我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挺想接受采访的，但同时又非常谨慎，怕采访者无法忠实记录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大家都希望，体育能远离政治，但事实上，体育是不可能摆脱政治的，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比如奥运会，如果哪一天，奥运会真的能远离政治，那只有一种可能——奥运会再也没有人关注了。
所以放到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个体身上，我们该怎样评价庄则栋？
很难。我觉得，还是用庄则栋自己的话来作为结尾吧。
那是庄则栋在1980年被安排到山西队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去看望他时，他发自肺腑说的一句话：
“打乒乓，我是大学生；搞政治，我是小学生。以后我一辈子再也不会碰政治了。”
读者评论
□3C□：从小就读过“小球推动大球”的历史，但从来没关注过庄则栋后来的人生。谢谢馒头大师，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人，都有喜怒哀乐，旦夕祸福。
A.C.Lee：科恩的命运呢？回团汇报就完了？（作者回复：回国后火过一阵儿，做讲座，做嘉宾，但后来不行了。作为美国嬉皮士文化一代的典型代表，科恩后来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工作上也没有着落，2004年病逝，终年52岁。）
杨雷：当年不知什么原因，国家乒乓球队在中央音乐学院集训，吃、住、培训都在学校，庄先生和蕙荞先生的爱情就是在那时开花的。顺带说一句，由于有这个机缘，那个年代的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的乒乓球水平相当高。
啊紫：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时代的大环境左右，人生的对错恐怕不是一句“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能说得清楚的。如果说命运是注定的，庄则栋这一生可谓可叹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