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保罗·福塞尔)_第四篇恶俗的精神生活（2 / 2）_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如果不过度夸赞大多数的图书，人们几乎不可能大量提及图书。除非你与图书有某种职业联系，否则你发现不了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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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大多数图书有多么恶俗了。

要避开这类图书，一个既省时又省钱的办法是在出版前就认出它们，甚至可以在它们被写好之前就认出来。一个有用的建议是：警惕那些谈论自己将要写的书的人，或那本他们说自己正在写的书。十有八九，那本书就是糟糕或恶俗的。因为好书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论书的人创作出来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写作和表演（戏剧意义上），在于一个人孤独地工作和快乐地公开工作，说得极端点，就是做好的事情与炫耀之间的区别。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78曾经写到：“每当我听到一个作家朋友，特别是很年轻的那种，很镇定地宣布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我总会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小说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或书店的货架上超过 8 个礼拜，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如果你想让人记住你是一个聪明人或慈善家，就别写小说，甚至别去谈论它们，相反，你应该罗列一堆杂七杂八的兴趣，收集 75 年来的气象数据，或以表格的形式仔细分析经过改进的保险统计资料。这些东西比大多数人都能胡乱编造的“创造性”成果更有用，这些东西的作者也比较不会被轻易忽略，更不用说被嘲笑或蔑视了。此外，你还会发现，大多数宣称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借以获得关注和认同的人，事实上都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即便讲的是下流笑话，也无法在 30 秒钟内吸引一桌人的注意力。

我从最近一张新闻图片中得到启发，想到了在恶俗图书上市前认出它们的另一个办法。图片中，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间漂亮的客厅里，正用一台手提式文字处理器写作（我猜是小说），她的发型师在一旁摆弄着她的长卷发。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作出判断，她说的话将进一步提醒你：“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在亚洲花 10 年时间学习冥想的书。我在这间客厅里写了很多，写完后就传真给我在纽约的出版商。”在客厅里写作？这一事实表明她炮制的东西，其恶俗性是不言而喻的。

图书一旦出版——大部分图书都没有这么好命，这是当代生活少有的慰藉之一——书名就会成为另一个很好用的警告信号。吉姆·巴克写的《怎样才能确保成功？》（<cite>How You Can Guarantee Success</cite>）（这不是我的杜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治疗伤痛：生态女权主义的希望》（<cite>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cite>）呢？据说这本书里有“散文、故事、诗歌和祷文（！）”，兼具女权主义视角和生态学视角，而这两个视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治疗视角”。你要警惕所有书名中带有“治疗”一词的书，由此判断，《爱、和平与治疗》（

<cite>Love，Peace，and Healing</cite>）一书就散发着又大又浓的警告烟雾。还有一些书名是问句，要浏览完书的内容才能找到答案，比如《谁来发号施令？》（<cite>Who’s Calling the Shots</cite>？）、《如何有效应对孩子对战争游戏和战争玩具的痴迷？》（<cite>How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Children’s Fascination with War Play and War Toys</cite>?）（答案是建议他们加入海军陆战队）。

图书广告中也有恶俗的警告信号。对于一本从佛蒙特州一个邮箱寄出、声称用“完美的技巧”讲故事的书，不要过于兴奋可能比较好。或者另一本从佐治亚州一个邮箱寄出的书，这本书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

首次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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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

“一辆车就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全家人成功快乐地驾车旅行的方法。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

现在就开始订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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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冲上去买吧！如果这本书看上去太世俗，他们还可以奉上《论上帝存在的证据，及其他深层调查》（<cite>On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and Other Reflective Inquiries</cite>），这本书里有 85 幅图，会从纽约市的一个邮箱寄出。你也可以看看罗瑟琳·布鲁那尔（Rosalyn L﹒Bruyere）的《光明之轮》（<cite>Wheels of Light</cite>），该书被《冥想杂志》（<cite>Meditation Magazine</cite>）称为“一部极其准确地介绍直觉和人体光环的科学研究著作”。或者《提高你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cite>Up Your Punctuation</cite>），这是一本提高标点符号使用能力的简易指南，对此，我们必须这样答复：“不用了，还是提高一下你自己使用标点符号的能力吧！”他们还提供大量的诗集，比如《狮子的眼泪》（<cite>The Lion’s Tears</cite>），这本书“展现了图书管理员的真实灵魂”。居斯塔夫·福楼拜啊，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呢79？

以上这些书名已经很接近恶俗图书交易那可悲的真相了，这一真相就是出版毫无价值的东西。而那些既可悲又自负的笨蛋作家竟会被下面这样的广告感动得不知所以：

纽约市的出版社诚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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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家纽约市的出版社没能骗到那些笨蛋，就像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骗子“公爵”说“那我就不懂阿肯色州人了80”一样，这家出版社将十分怀疑自己对那些笨蛋的判断。

但这家纽约市的出版社坚信读者都不懂什么叫“资助”，所以继续写道：

为作者提供资助的一流出版社诚招各类手稿：小说、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诗、学术书、少儿读物等等。欢迎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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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者当然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知道，所谓“资助”，其实就是由作者花一大笔钱将自己那粗陋、可怜、不值得出版的作品印出来，捆好，再堆到仓库里（每个月的仓储费由作者承担），或用大量的纸箱装起来，送到某处阁楼去沉睡（运费由作者承担）。

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上承诺会给作者的书“做广告”，这个词又刺激了作者对名声与成功的幻想。于是，每个礼拜，在纽约某家大报上就会出现一些图书广告，弄得像真有人想买一样：

《一盒献给金发女郎的粉笔》

一部苦心经营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教师职业的一切欢乐、痛苦和挫折。

定价：13.95 美元

《笑话集：包涵干净、肮脏、猥亵等各类笑话》

从安全无害到猥亵下流，适合各种口味读者阅读的笑话集锦。

定价：8.95 美元

《万有引力内外》

有争议的思想食粮，将撼动现有的物理学。定价：7.95 美元

《漫游》

一段鼓舞人心、富有思想的旅程，能令你深味自我发现之乐趣。

定价：6.9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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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小广告的其中一些出自某个虚情假意的撰稿人之手。为了写出这类广告词，他每个礼拜都要重新鄙视自己一番，真是讽刺得令人同情，比如：

《献给我爱人的诗篇》

一束以诗编就的美丽花环，纪念诗人去世 30 年的亡妻。

定价：1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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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请为我种一些鲜花和阿龙尼亚苦味果树吧》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母亲献给十几岁就在不幸事故中遇难的女儿的辛酸礼物。

定价：13.9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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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没有必要特意强调那些书商的道德水准，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操纵毫无防御能力、头脑简单的人。但我很乐意提一下，一家多年来靠这种没有良知的欺骗行为发迹的公司，最近被判欺诈罪，受到了严厉的制裁，因为这家公司告诉那些可怜的笨蛋作家说他们的书将会通过书店去推广。我确信这家公司一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加入“资助作者的出版社”行列。

这种欺骗性的恶俗图书交易代表了美国长久的文化延续性。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明威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cite>In Our Time</cite>）就描绘了一个令人同情的上层“诗人”，其自我欺骗的情形与我们当代这些社会地位没那么高的傻瓜毫无二致。那位诗人与一些艺术骗子一起住在法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诗作差不多够出一本书了。他打算在波士顿出版，已经跟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还寄了支票过去”。

这个故事叫《艾略特夫妇》，它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直至今日还富有现实意义。原因很明显，虽然从来就没有值得信任的国际统计数据，但我愿意打赌，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在“虚荣出版”骗局中占据着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套可怕的把戏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虚荣的需要，他们情愿相信，只要了解规则，抓住每个不易把握的、能获得荣誉和名声的机会，就什么都可以得到。

以上这些针对恶俗图书的警告并不能保护读者抵御那些真正恶俗的书。像重磅炸弹电影（见“恶俗电影”）一样，真正恶俗的图书伪装得几乎能令读者不想抗拒。在奥威尔指出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的时代，“糟糕”一词就足以概括当时的实际状况了，因为当时，每年出一本真正恶俗的大部头书籍的商业传统才刚刚开始。格雷斯·麦泰莉（Grace Metalious）的《佩顿镇》（<cite>Peyton Place</cite>，售出 900 多万册）和威廉·布拉蒂（William Blatty）的《驱魔人》（<cite>The Exorcist</cite>，售出 1200 多万册）当时都还在等待时机。但“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时至今日，大部头的恶俗图书已成为无数出版商免于破产的摇钱树了，它们也是中产阶级人士最喜欢让人看见自己随身带着的那种又大又沉、永远都读不完的书。只要能畅销，哪怕一个季度只出一部，出版商就足以获得成功了。

许多年来，出版业一直疑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去买那种唠叨、冗长、又大又厚，能从 9 月（列在出版社当年的秋季书目上）一直读到来年的 6 月或 7 月的小说呢？最好的答案是：如果你一年只读一本书，还要引以为豪，你就需要一本看上去像书的书——厚、硬皮精装、严肃庄重、被广为宣传所以知名度很高，让人看见你带着这样的一本书坐公共汽车、火车、飞机或走在大街上，就能表明你在主流消费者行列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你这么做是对的！这并不只是安慰，还是一种强烈的满足。

不论是丹尼尔·斯蒂尔、斯科特·特罗，还是赫尔曼·沃克81炮制出的肥大作品，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和宣传攻势都会为这些大部头的恶俗重磅炸弹铺好路，好比施洗者约翰之于耶稣。这之后，就没有人能说出或真正在乎这本书讲了什么。如电影业一样，昂贵的精装书并不总是出版社销售的最重要商品，其衍生品——续集一、续集二，据此改编的电影、戏剧、电视剧、广播剧或有声读物，以及Ｔ恤衫等等的版权，往往能创造更多的利润。

小说家、编剧拉里·麦克穆特瑞82风趣地指出：“将现在的图书业称作‘出版业’实在太简约了，其实它是一种多媒体行业，这一行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不在于书籍的文学价值，而取决于出版社的促销能力。”所以，我敢担保大部头恶俗图书还会风行许多年，从而满足我们只与恶俗图书为伍的心愿。

音乐，不论什么音乐，只要受到心灵贫弱的人的欢迎，只要商业制造者乐意提供，那你听到或不经意间听到的所有音乐，就都是糟糕的。与其他事物一样，一旦音乐被认为是“艺术”，要求人们充满敬意地对待它，从而变得装腔作势，那这种音乐就很恶俗了。在这里谈论“古典”和“流行”音乐的区别几乎没有意义。披头士乐队、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83的许多音乐作品都写得比爱德华·埃尔加爵士84的大多数作品要好。只有十足的势利眼才会在帕西·格兰杰85那平庸地重复着旋律的《乡间花园》（<cite>Country Gardens</cite>）与最近流行的雷盖打击乐之间找出差别，虽然都是迟钝、夸张和根本一成不变的噪音，雷盖音乐可能还更胜一筹。两者依赖的都是恶俗的技巧——没有变化的重复、没有结尾（见“恶俗标识”），跟恶俗对话很像。

因此，对音乐而言，无聊乏味就等于恶俗，不论音乐大厅还是妓院中传出的音乐，也不论是由弦乐四重奏乐队还是由重金属乐队演奏。有几种确定可靠的信号可以判断音乐中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恶俗，比如伴随和音急速弹奏竖琴（注意那些上下翻飞的手指！）的臭名远扬的表演方式，或在钢琴演奏中耍黎伯拉奇的那套把戏——双手尽可能地在键盘上抬高，以展示其力量和动感，这也是大多数动感派交响乐队指挥的动机所在（见“恶俗的电影演员及其他演员”）。此外，要判断音乐是否恶俗，更多的线索还在于音乐是否陈腐、是否在乞求听众的注意和赞美。这类音乐的作者总以为听众太蠢了，不可能在听到他们的作品之前就听过千百遍同样的音乐。在沃利策（Wurlitzer）钢琴上弹奏出这类乐曲的高潮的做法，平庸得就像一些人在棒球和篮球比赛中巧妙调动观众的情绪，暗示他们齐声高喊“冲啊！”我还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些立志要让你陶醉在异国情调中的音乐，通常是东方音乐，比如《印度之歌》、《在中国寺庙的庭院》86等，都介于恶俗与极其恶俗之间。同样的，要谨慎对待任何贴着“夜曲”标签的音乐。评论家杰克·林奇（Jack Lynch）提议将恶俗音乐奖颁给“安德鲁·劳埃德·韦伯87创作、演奏、演唱、表演、制作、资助、鼓励、评论及倾听过的所有音乐作品”。

要判断恶俗音乐，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是：一部在任何层面都没有取得进步的音乐作品（比如大多数雷盖音乐）是糟糕的，没有取得任何进步还要装作稀有、有价值甚至神圣的音乐就是恶俗的，比如帕赫贝尔的《Ｄ大调卡农》88。借助机械手段假装取得进步的音乐也一样恶俗，比如简单地调高音量来改善和掩饰每一次重复，或只是加快节奏、加大音量，这么做比创造容易得多，比如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89和性交时听的音乐。这类作曲伎俩与剧院里的欺诈类似，比如剧院经理们那久负盛名的诡计：偷偷推动照明调控装置，使各式灯光依次变亮，从而暗示观众戏剧高潮将随着每一次幕布的开启逐渐到来。

还有一个更为便利的判断方法：在差不多最高级的银行、书店和电梯里听到的音乐，以及等待你要找的那个拖拖拉拉的恶俗人物接电话时灌进你耳朵的音乐，都是既糟糕又恶俗的音乐。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很少是由伯德、普赛尔、泰勒曼、亨德尔或拉莫90创作的，甚至莫扎特的都很少，尽管粗俗的电影《莫扎特传》91（几乎与《恋马狂》92一样，在恶俗人物中很流行）已经使莫扎特的音乐在商人和类似的俗人中变成一种时髦了，这类人以此假装自己很喜欢莫扎特。如果等对方接电话时你听到的是帕赫贝尔的《Ｄ大调卡农》，那你就算感受到对方的高度诚意了，即便不是诚意十足。

在《最糟糕的一切》（<cite>The Worst of Everything</cite>）这本实用的书中，唐·莱塞姆通过列出“最乏味的音乐”（“打鼾时听的音乐”），为公众做了件大好事。名单中当然有《波莱罗舞曲》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维瓦尔第的《四季》也在其中，还有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Ｄ小调第九交响曲》、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的《新英格兰的三个地方》。莱塞姆的确很敏锐，注意到菲利浦·格拉斯（Philip Glass）的音乐作品中有一些极端无趣的东西，但不知为什么竟忽略了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莱塞姆认为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特别冗长乏味。在我看来，它再怎么乏味，也比不上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的《芬兰颂》。也许还有人想提一提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比较不轻快的那几个乐章，或普契尼的整部《托斯卡》及其中的装饰音。

恶俗电影说服许多年轻夫妇在重磅炸弹电影《星球大战》或《烈火战车》（<cite>Chariots of Fire</cite>）的主题曲中举行婚礼，这说明一个领域内几近魔幻的恶俗的力量，能触发另一个领域内的恶俗。

如果你没有多少文学才华，却想获得一些诗歌方面的名声，甚至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可行的办法还是以非常卖座的色情开头写一首诗，比如：

一个阴蒂就是一种大脑

——爱丽丝·诺特利（Alice Notley）

格拉谢拉不想要我

——塔提亚娜·德拉·铁拉（Tatiana De La Tierra）

当我跟你做爱的时候，我要你读读这个

——劳拉·切斯特（Laura Chester）

鄙视阴蒂的人就是在鄙视阴茎

——莫瑞尔·洛凯瑟（Muriel Rukeyser）

在海滩边的索尔兹伯里

我的阴茎被你的爱所吞没

——瓦尔特·柯蒂斯（Walt Cur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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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从传统上说，上下文连贯是诗歌应有的本分，甚至是唯一要有的本分，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你可以随意组合各种词语，并自称为“超现实主义者”，比如：

整桶整桶的血，月亮动词曾在其中沐浴

巨大的乌贼被煮熟了，还记得一颗坠落的星星

——伊凡·阿奎勒斯（Ivan Argü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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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写短一些，超现实就更容易了：

托马斯的演讲远远超越了

冗长的现代慰藉

——汤姆·韦瑟利（Tom Weath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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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发明一首一开头就让人读不下去的诗，让那些文盲看了肃然起敬：

Phantasmagonillaorgasmiasmacharismamama

diaphragmdiarrheacatarrhcatatoniccatastrophicmascara……

——Cyn．萨尔科（Cyn. Za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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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会中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时，你还可以用诗来放任一下自己，并引起别人的兴趣：

我是一名女同性恋者

——简·克罗森（Jan Cl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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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色情开头太大众，还可以用一首“屁眼诗”让读者大吃一惊：

该是某人写一首屁眼诗的时候了……

——吉姆·霍姆斯（Jim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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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恶俗诗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成为某个团体或流派的一员，一个人玩没多大意思，他们渴望自己能被贴上一些标签、称号和类型。因此，某位这种类型的诗人在作者简介中声称自己是“射手摩羯座”。

另一个诗人据称是“纽约‘语言’界的领军人物”，还有人很自豪自己被人称作“充满激情的环境主义者”、“佛教动物权利活动家”或“超巴洛克团体”成员。一个诗人很珍视自己“城市超现实主义者”的称号，“纽约现实主义者”则是另一个诗人珍视的称号，一个女诗人为自己“与旧金山的色情女权主义者非常相似”的标签感到自豪。一些诗人受脆弱的自尊心驱使，在仿苏维埃式的集体中抱成一团。（对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93说的：“知识分子不应加入任何团体。”）因此，一位诗人的传记上说，这个诗人是“全国黑人男女同性恋者联盟……以及新词书店共同体的一员”，另一个诗人是“女编辑共同体的一员”。毫不奇怪，一些诗人团体还与新纪元运动有关。许多恶俗诗人称自己对“神秘艺术”、“萨满教”、“瑜珈哲学”、“魔法”和“草药学”感兴趣。唉，幸亏这些诗人频频出现预科生式的语法错误，这种假装渊博的把戏才不至于连累其他诗人的诚挚作品，比如分不清“躺”（lie）和“放”（lay）的桑迪·卡斯特尔（Sandi Castle），头脑简单得简直够得上“总统级别”94：

和男人们睡在一起时

你知道……

他们总是刚刚才手淫完

我脸朝下“放着”（躺着）

铺好被子

像母亲一样整晚照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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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克里斯蒂娜·M·邓肯（Christina M. Duncan）对语法与意义的完全解构：

如今匆匆忙忙地我们吵闹着跑前跑后

每天尽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能量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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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埃兹拉·庞德95说的：“诗至少要写得跟散文一样好。”）

这些东西之所以恶俗，是因为它们都是“无知的做作”。还有些诗具备恶俗的资格，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作者的自鸣得意和忸怩作态：

噢，上帝禁止

你的儿子

嫁给

一个

黑人男同性恋者

噢，上帝禁止你的儿子嫁给一个黑人男同性恋者。

——福莱迪·格林菲尔德（Freddie Gree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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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恶俗诗歌表达着对政治或社会的不平（“这是一个自怜的时代。”——安东尼·鲍威尔）、自我绝望，以及没人爱的悲哀。

与所有这些恶俗的例子相比，那些只是糟糕的诗歌就是一种明显的安慰了。当你转向新近流行的牛仔诗时，至少你会为这些诗没被男女骗子组成的团体（或“集体”）控制而感到满意，比如下面这首：

生命中我真正热爱的两样东西

生命中有两样东西

是我真正热爱的：

那就是女人和马，

这一点我很肯定。

所以，等我死了，

请把我的皮肤晒成棕褐色，

再把我加工成

一副精美的马鞍。

再把它送给一个

喜欢骑马的女牛仔，

从此以后

我就可以安息在

我最热爱的

两样东西之间了。

——盖瑞·麦克马汉（Gary McM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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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首让人笑中带泪的诗啊，性感因素隐而不露而非高声呐喊，与所有诗人认为能让读者满意的正确政治立场保持着令人愉快的距离。“生命中我真正热爱的两样东西”至少没有“阐明了有关人权的广泛议题，即国家之间、个人之间的问题”，这句话出自卡萝尔·鲁门（Carol Rumen）所著《冲向野外：后女权主义者之诗》（<cite>Making for the Open：The Chatto Book of Post-Feminist Poetry</cite>）一书的结尾。不用说乔治·赫伯特96和罗伯特·赫里克97的诗，现在还能模糊记得叶芝和艾略特的诗的人，应该知道诗与“广泛议题”扯不上任何关系。将诗歌这种语言艺术依附于“广泛议题”之上，只能确保艺术和议题都变得恶俗。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体验高等教育。经过短暂的试验，他们发现自己不喜欢。高等教育太难，也太严肃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要学好几年，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些高贵、慷慨大度的英雄们看起来没什么用，将他们作为大多数美国人挣钱的“榜样”的话，又太跟不上时代了。人们发现，逻辑和论证原理方面的知识实际上会妨碍他们挣钱的热情，妨碍他们建立良好的人缘，而带着怀疑研究普遍存在过失的人类历史，以及被迷信和乌合之众操纵的人类社会，看上去又不够民主和宽容，人们认为这种研究其实是一种“精英行为”。几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发现，精确地推理、分析，公正地审视其他人不加鉴别就想当然的现象，在美国社会中不可能普及。简单地说，美国人很快就发现，真正的教育对他们以行动、野心、贪婪和出人头地为中心的生活而言没什么价值。事实上，这种教育的作用恰好是反面的：智力的发展只会导致探究、深思这种非美国式的生活。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美国人发明一种改良的高等教育体制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体制更符合美国人的要求，尤其能满足他们想在公共领域获得成功的欲望，这些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发财，并过上一种不受思想困扰的生活。校际体育比赛的发明对此很有帮助，那类只强调当下发生的事件和对商业有用的技术的新课程也一样。一门新学科被发明了出来，并被称为“商科”。历史、文学、哲学都离美国式生活太遥远，不再有用了。对于大多数要在公立学校任教的无能之辈而言，对这些过时的学问的研究太让人气馁了。因此，另一门新学科也应运而生，那就是“教育学”，尽管实质上全然没有与智力相关的内容，却能使那些愚钝的胸怀大志者看上去像在忙于研修一门能让他们拿到学位的“学科”，从而获得教育下一代的资质。

结果呢，除了寥寥几所大学和学院，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恶俗的大学。事实上，没有什么鸿沟比美国大量恶俗大学的表象与实质之间存在的鸿沟更深的了，而这种鸿沟正是恶俗的典型特征。“上过大学”就等于受过教育，这种普遍观念对美国人来说很重要。美国盛行的平等主义使人们虽然看重“大学学位”，却不懂得批判性地区分（这种工作令人不快）一所大学的学位与另一所大学的学位。令他们烦恼的是，从威廉姆斯学院、阿姆赫斯特学院或史密斯学院拿到的学士学位永远没法与从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或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拿到的学士学位混为一谈。既讽刺又可悲的是，美国人竟创立了如此多的恶俗教育机构，尤其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受教育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夸大其辞地发出号召，促使无以数计的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商学院、文秘学校、地方性神学院和贸易学院升级为大学。所用的方法不是让他们成长为大学——那样太费事了，即使用不了几个世纪，也要花上几十年，而是直接将他们改称为“大学”。就是这类学校，如今为美国的大多数年轻人颁发了“大学”学位，这些学位并不能体现学生的智力水平，只能体现他们对技术的粗俗需求，这类技术能使他们被不加鉴别地安置在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为他们预备的位置中。统计数据显示，24% 的美国学士学位是“商科”的，“教育学”硕士和博士也比其他专业多。

就算你已经“主修”了商科，如果知识太浅陋，你可能连商科也学不好。一个推销“事业成功词汇”磁带的广告问：“你认识这些词吗？”，这套磁带不仅能教你认识“800 个有价值的词”，还为每个词提供了两个“商业方面”的例句。广告声称这些磁带能提供“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大学体验”，显然其目标顾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还需要学习的高难度词汇都是哪些词汇呢？它们包括“transcend”（超越）、“stratagem”（计策）、“efficacy”（功效）、“laconic”（简洁）、“ubiquitous”（无所不在）和“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这些词如果出现在大学入学考试的试题中，对准备不充分的高中生而言可能很难。但现在，不认识这些词汇的人都已经大学毕业了，许多还在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的还是教育学。再提一下，艾奥瓦州最热门的专业学位98不是医学或法学方面的学位，41% 都是脊柱按摩疗法方面的学位。

如果你具有讽刺的本能，有时还需要用一声大笑来抵抗阴天，你可以将下面这句话抄下来，然后用胶带贴在你家浴室的镜子上。美联社最近报道了一篇一些报纸欢欣鼓舞地用作头条的文章：

更多的美国人获得了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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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报道，有 1/5 年龄超过 25 岁的美国人已经完成了“四年的大学教育”。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如果你设法了解到，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除了畅销书不读别的，他们的历史想象力少得可怜，或者只对钱、体育运动、娱乐和业余爱好感兴趣，那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美联社这篇文章的意思其实是指：比以往更多的美国人都上过商学院或捱过了“教育学”的所有课程，这实在不足以成为报纸庆祝或举国人民沾沾自喜的理由。但当一家全国性大报上出现下面这段不实的鼓舞之辞，却无人质疑，也没有人露出嘲讽的笑容时，美国人民就难免会沾沾自喜了：

欧洲的大学久负盛誉，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他们被比作象牙塔，他们的围墙从未被商业世界所玷污。许多欧洲人为欧洲拥有这些典范而自豪，并将他们的存在等同于欧洲精神的健全。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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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美国人将教育改造成纯粹的技能训练并将之形成制度，将学生大量培养成公司里没有主见的工具，这种行为如今已经推广到了全世界，改善了全世界人的境况。塔夫斯大学的教务长索尔·吉特曼最近宣称：“我们最好的，也就是这个国家最好的 300 所大学和学院……被全世界人民所嫉妒……”显然，当时边上并没有人接着评论道：“这个世界真可怜啊！”

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并不真的想要高等教育，这种教育太难，太没用、与这个国家太格格不入了，却还得假装自己想要。因为哪怕这只是假象，也很有助于提高这个国家的声望。虽然大多数美国大学根本就不是思想活跃的地方，而是豪华的体育中心和保健中心，出于标榜的需要，“大学”这个词还是得跟美国人自以为配得上这一称号的所有事物（比如豪华的体育中心）联系在一起，即便货真价实的东西已变得越来越稀少了。过去还有几个州本着怀疑的精神严格授予教育机构“大学”或“学院”的名称，如今，你可以恬不知耻地将这些词安在随便什么机构上，丝毫不用顾忌合不合法。毕竟，你骗到的只有无知的人。

弗吉尼亚州显然是一个很轻易就能使用“大学”这类误导性词汇的地方，想想电视布道家帕特·罗伯特森在弗吉尼亚海滩创办的“CBN 大学”，还有杰瑞·福尔韦尔99在弗吉尼亚林奇堡创办的“自由大学”吧。现在，自由大学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私立“大学”，福尔韦尔的经营已使它成为通过更名自动升级的典范了，虽然直至 1983 年，它还遵守着起码的诚实原则，自称为“自由浸信会学院”，也还未自我提升，去假冒真正的大学。在假冒的大学里，怀疑的心灵可以自由嬉戏于一切学科之上而无须顾及任何后果。美国中西部还真有这么一所“大学”，宣称只接收心甘情愿发誓不跳舞、赌博、抽烟、喝酒、说脏话的“基督徒”学生。虽然学生们被强制去学校的教堂做礼拜，这个学校颁发的大部分学位却是“教育学”。（真令人吃惊！）

事实上，“大学”一词已被那些自我提升的学院糟践得惨不忍睹了，就像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奥罗尔罗伯茨大学、鲍勃琼斯大学和杨百翰大学。这么看来，如果名副其实的大学现在去掉“大学”这个词，还能满足于自己被简单地称作耶鲁、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的话，那就最好了。必须承认，这么做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来说很难，但也可以找到替代的名称，就像索邦大学（之前叫巴黎大学）那样。

低层次的学院假扮高等学府的行为是如此地恶俗，以致你都不敢想象还有什么东西会更低劣的了。但勤奋的恶俗学生无须失望，那些毫无希望的大学与学院往下，还有大量更为恶俗的学校，那类学校的表象和实质之间毫无关联。衡量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的标准，与衡量一个好餐馆的标准一样，就是不做广告。但真正恶俗的大学完全倚仗广告。有趣的是，一些杂志尤其是航空杂志，上面会登满大学的广告，承诺人们只要支付现金，不用上课，沉淀自己的“生活经验”就能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这些广告公然宣称拥有学位就等同于商业上的成功，也就意味着学位所有者（自动）提升为管理者阶层。所以，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大学才能激励那些身穿深色西装、白色衬衣，雄心勃勃但职业受阻的航班旅客前去攻读“博士”学位：

无须中断事业就能拿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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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国智力地理的病理学家无法不注意到，这类大学有许多都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州为它们提供了场地、合法的自由和足够的轻信，这些大学包括：

联合大学

南方联合研究生院

西南大学

美国西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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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许多别的大学。贝弗利山大学显然在这类或那类事情上做得太出格了，最后只好寿终正寝。创办冒牌大学更好的地方或许只有夏威夷，那里起码在 1988 年前都没有法律禁止这类冒牌货。佛罗里达是创办冒牌大学的另一处备受喜爱的地方。这类诈骗特别青睐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夏威夷这类地方，或许不仅仅因为那些地方禁止欺骗的法律比较脆弱或根本就没有，还因为在那些阳光灿烂、让人乐观的地方，室外通常比室内更有价值，表象同样也会战胜实质，所以好莱坞、罗纳德·里根100等等也是这类地方的产物。如果你认为美国的恶俗形势已经很糟糕了（我们的同胞中有五十多万人“持有”冒牌学位证书），你还可以看看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情形。印度有好几所假冒大学公开向一切来宾出售医学学位，而据最近的报导，哥伦比亚甚至可以夸口说，它至少有不下 56 所的假冒大学（其首都波哥大就有 27 所），任何人只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学位证书。想了解更多这类令人沮丧又让人大开眼界的事情，请参阅大卫·斯图尔特（David W. Stewart）和亨利·斯皮勒（Henry A. Spille）合著的《文凭工厂：学位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