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品是一个“一元化”和“官本位”的体制，而“朝位”是九品官品的温床，这很发人深思。秦汉禄秩发源于“职”，而官品发源于“位”，二者的来源相当不同。禄秩来源于职事的报酬，也就等于来源于职事，体现的是官职的权责大小与贡献大小。而官品的来源是朝位，是王朝之上各色官贵的综合地位，哪怕你没职事，但只要有爵号、有位阶，你就有“位”，就能在朝堂上占据一席之地。朝位是最重要的等级礼制之一，而中国等级礼制的基本精神，就是依身份、名位——而不是依职能，来安排人的尊卑贵贱，而那也正是中国官僚组织的基本特点。如此，我们对禄秩到官品的转变，就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四　一元化和连续性

中国号称“礼乐之邦”，“礼乐”成了中华文明的象征。从文化角度看，“礼乐”寄托着先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其中蕴藏着他们数千年来的精神追求。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从古至今都不是截然两分的。而从政治角度看，那些繁密入微的等级礼制，意味着什么呢？如《白虎通义·礼乐》所说：“所以尊天地，傧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有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64)“礼”是社会性的，对各种尊卑贵贱关系予以综合安排，是一种总体性的、一元化的等级秩序。正是为此，“礼”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概念。柳诒徵谓：“故中国古代所谓‘礼’者，实无所不包，而未易以一语说明其定义也。”(65)也正是由于其“无所不包”的性质，帝制时代的“古礼复兴运动”，得以在品秩位阶的一元化上，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人们看到，先秦礼制遍及生活的各个细节。甚至连吃瓜都有等级之礼。《礼记·曲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绤。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66)贾谊《新书·服疑》：“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饮食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使用什么交通工具，穿着什么服饰，在现代社会只是个人偏好和消费能力问题；但在传统中国古代，某种样式的车马、服饰只能为某等级所用。《管子·立政》：“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

某些社会的结构是“林立式”的，各个领域中林立着各种等级，其间缺少制度化的高低贵贱之别；一个领域的地位和成就的尺度，并不用作另一领域的尺度。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是“金字塔式”的，政治等级一家独大，行政管理的级别，或说王朝官爵决定社会分层。而王朝官爵，被儒生认为是更大的社会秩序的主干；那个更大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就是“礼”。传统中国礼制中蕴含着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特性，那就是“品级、等级、阶级的高度一致性”。周朝的礼制与后世相比，其实还是比较粗略的，但已显示出那种倾向了，显示出以国家行政品级塑造社会、通过王朝制礼来安排生活的强烈意图。

从某个角度看，战国秦汉之际是一个“断裂”的时代，但二者间又存在着相当的“连续”。周朝的某些制度元素、某些结构性特征，在帝国时代延续下去了。这种延续，一方面来自制度本身一环扣一环的进化，同时儒生所传承的“古礼”反作用于现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承载连续性的因素。古代礼制的“一元化”特征和“数字化”特征，被传递到了帝国品位结构之中。这个“塑身”作用就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在一段时间里面，古礼传统与帝国体制也曾彼此疏离，呈现出了“二元性”；但经汉唐间的“古礼复兴运动”，礼制文化与帝国体制再度完美整合。

说到了“连续性”，因已是本编的最后部分，可以把话题扯远一点儿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很早给了外部观察者以强烈印象。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其感觉就是“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了。亚当·斯密、黑格尔都有“中国停滞”的看法。“停滞论”在20世纪衰落了，原因之一是其西方中心论色彩太浓厚了；但更重要的，则因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主导是“传统—现代”视角，服务于进化与变革的时代需要。这时人们把最多努力，投入到最能体现进化与变革的“阶段论”、“分期论”上了。各种分期模式异彩纷呈。宫崎市定有言，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67)。这一番话，可谓对20世纪“分期论”、“变革论”的一个精彩评价。

不过“中国停滞论”虽含曲解，但不全是平地生风。中国王朝在崩溃与重建中仍能维持着某些基本特点。那也被表述为“循环”。美国教科书就通行着一种对中国史基本认识：即大一统的连贯性和周而复始性(68)。费正清观察中国现代史，以“王朝循环”为出发点(69)。当然西方学者的“循环”概念，还不意味着没有进化。伊佩霞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宣称：“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在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注意连续性的趋势。”(70)“连续性”的提法不含贬义，还可以容纳“进化”而不同于“停滞论”，所以被人们广泛使用着。作为一般史观而言的“中国历史文化连续性”的提法，恐怕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张光直先生曾把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划分为西方“突破性的”和非西方的“连续性的”两种类型，后者的代表者是中国(71)。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余先生赞同“传统之内的变迁”的提法，除了秦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为此他还忠告：“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72)

在今天，关注“连续性”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的主题，往往根植于时代主题之中。随“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问题逐渐成了新的时代主题。拥有世界1/5人口、巨大幅员和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其在近代的“历史断裂”，多大程度上是一般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多大程度上又将依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前行呢？尽管经历了巨大“断裂”，但数千年的独特政治传统，是否仍不动声色地发挥着同样巨大的历史惯性呢？其发展的结果，将在多大程度上以西式的现代法治国家为归宿，又将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着“中国特色”呢？世界在看，中国似乎也没全想好。

社会的进程也如人生。少年人的视野中充满了自由与机会，沧桑岁月则将不断消去生活的可选项，让人习惯于“路径依赖”。回顾20世纪初的中国，曾面对着那么多的可能性，而今远不是那样的了。罗素有句名言：“但是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73)真会如此吗？我们不能确知。但占世界1/5的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一种与众不同的体制之下，这是事实；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中，它看上去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将在保持着其鲜明“特色”的情况下强大起来。余英时先生说：“史学虽不能预言，但史学家却无法不时时刻刻以未来为念。多一分对过去的了解，终可以使我们在判断将来的发展方面，多一分根据。”(74)而我们是反过来看这个问题的：多一分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怀，可以使我们在反观历史发展之时，多一些观察与思考之点。无论如何，在“中国特色”论题前面，“传统—现代”模式已暴露出了某种局限性。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有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把中古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它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它来自皇权政治，也必将回归于皇权政治。这个“变态”与“回归”的思路，我认为在方法论上具有重大价值，可以引申出一种与“六朝贵族论”、“魏晋封建论”等不尽相同的中古史解释，并将之扩大到制度与文化层面(75)。中古时期的贵族政治、玄学思潮、宗教异端、异族政权和分裂局面等使人看到，中国历史本来是存在着其他可能性的；然而它们最终被消解，“回归”了。在“分期论”努力凸显“时代特殊性”的地方，“变态—回归”模式在衡量“变态”幅度和寻找“回归”动力。比如，在玄学思潮、宗教异端和儒学衰落构成了“特殊性”的地方，可以看到在君主诏书、臣工奏议中依然通行着“选贤任能”论调，它维系着秦汉以来的政治传统；比如，在士族凭藉门第而赢得了选官特权的时候，又可以看到考试制度、考课制度等依旧在缓慢进化。“变态—回归”可以包容时代特殊性，不过是用不同视角观察它们的。即，在汉唐间，是什么力量导致了那些“变态”或时代特殊性，又是什么力量促使其回到历史的轴线上来的呢？

“连续性”是就一个变迁主体而言的。中国历史的主体是什么？在我看来，除了种族发展与生存空间的连续性外，就是它的独特制度和独特文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秦始皇奠定了帝国体制的基石，孔夫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经过秦汉，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高度整合了，形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政治文化体制”；在我们的视角中，它就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生产工具在变，经济关系在变，哲学思想在变，社会阶层在变，民族成分在变，风俗习惯在变，但诸变动都只有在与那个体制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理解。它们都承受那个体制的强大制约，被以某种方式纳入体制；当其发展具有了反体制的性质之时，就会遇到限制与抑制。数千年来连续发展着的，就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体制。所谓“政治文化”研究，因而就有了特殊意义(76)。有人会觉得“常态”、“变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先验的，预定了一个“常态”就据以衡量历史。不过我们的看法相反。“常态”、“变态”视角恰好是“历史的”，是在对数千年的历史观察中得到的。确实，像统一王朝、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学正统、士大夫政治和“官本位”等级制，都表现了重大连续性。

所谓“政治文化体制”是“制度”，是“结构”。王朝可以更替，政权可能垮台，但“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一个王朝垮台了，另一王朝又以相似的样式建立起来；构成它的“部件”可能发生更新，但其整体结构却可以保持着基本特征。好比翻新一座古建筑，改用新式建筑材料了，但它仍是原先的风貌。也就是说，“常态”的提法不否定两千年的帝制中国有进化、有阶段；但不认为其间曾发生过“转型”或“变革”，因为其“部件”的更新没有导致结构的改变，而是同一结构的精致化。进一步说，所谓的“政治文化体制”是一块“模板”，或者说是长时段的起伏摇摆所趋向的“轴线”，而不一定就是某个王朝的具体制度。在帝国前期，制度与文化的起伏幅度更大一些，然而人们仍能看到一种“向心力”。各个时期都经常演化出若干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甚至反体制的因素，反体制因素也会由外而来，从而导致了或大或小的各种“变态”；但它们的结局，是被逐渐体制化了，被“常态”吸收了，或者停留在对体制无害的状态下而不能扩张。

除了“变态”，中国历史也发生过“断裂”。这样的“断裂”，可以认定为三次：夏朝进入王国时代，战国进入帝国时代，以及近代废除帝制。在这时候，确实就存在着“变革”或“转型”了。但“连续性”论点在此依然有效。因为它有如同一个人的长大成人，或软件的升级换代。“升级”，就表明它是同一产品的连续发展。如果把夏商周看成中国国家的1.0版，帝制中国就是它的2.0版。再以建筑打个比方，从商周的早期宗庙到秦朝的咸阳宫、阿房宫，可以说发生了“质变”或“飞跃”了，其规模、结构和复杂性远非昔比，然其样式和风格上仍有一脉相承之处，我们不会把它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建筑混淆起来。

“变态—回归”容纳了“变态”和“进化”，它立足一个“中轴线”，而把中国史理解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历程，从而既不同于“分期论”，又不同于“停滞论”。20世纪与“连续性”相关的研究，远不如“分期论”研究的成就之大。因为只讲某些特点的一以贯之，那么这“连续性”简单了一些。但若把“变态”与“断裂”纳入思考，则“连续性”的研究，就可能寻找到新的可耕地，并大大增加了可操作性。

回到本章论题上来，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到“官本位”的演进，就是被我们处理为一个“断裂—升级”进程的。我们在“品位结构”这个层面，通过若干线索，具体勾勒出了断裂的表现及原因，进而是断裂的弥合、新体制的完善，还有那些促成“升级”、维系“连续”的因素和机制。刚刚讨论过的等级古礼，正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古礼传统的“断裂”，也看到了它的“连续”，还看到了它与王朝官阶制是怎么逐渐整合起来的。它由“古礼”变成了帝国礼制，升级换代了。

【注释】

(1)我对“古礼复兴运动”的认识，参看拙作：《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2期连载。

(2)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5章第2、3节。

(3)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页以下。

(4)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6)“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原作“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非”字据刘敏先生说删。见刘敏：《重释“高帝五年诏”中的爵制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7)《汉书》卷八《宣帝纪》黄龙元年（前49年）夏四月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按，有些法制史的著作，据此而称黄龙元年开始实行吏六百石有罪先请制度。如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6页。其实，汉宣帝诏中所云“有罪先请”，是追述成制。《宣帝纪》注引韦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诏书的意思，是说吏六百石既已位在大夫，且有罪先请，就不必再举廉吏了。可见“吏六百石有罪先请”的制度，此前已有。

(8)《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韦昭注：“《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瓒注：“汉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按东汉太史令秩六百石，西汉太史令的秩级不详。《汉书》卷八三《朱博传》：“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

(9)《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有“上大夫壶遂曰”一句，司马贞《索隐》释云：“遂为詹事，秩二千石，故为上大夫也。”又如《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有“上大夫董仲舒”云云，这应该是就董仲舒曾为江都相而言的，国相秩二千石。

(10)《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侍中董贤年二十二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

(11)敦煌汉简1108A：“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辛酉朔戊寅大司徒晏、大司空少薄（傅）丰下小府，大师、大保、票骑将军、少傅、轻车将军、步兵▌▌、宗伯、监御史，使主兵主艸主客护酒都尉、中二千石九卿、▌▌▌▌州牧关二郡大守、诸侯、相关都尉。”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1页；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12)《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

(13)参看拙作：《王莽保灾令所见十二卿及州、部关系辨疑》，《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杨天宇先生称，新莽的三公九卿之制来自《礼记·王制》，所用为今文经说。见其《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文史》第53期，中华书局2000年版。其实新莽九卿又可以分为三孤卿和六卿，兼顾了《王制》、《周礼》，也有古文经的影响。

(14)《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执金吾原名中尉，系汉武帝所改。其官在中二千石，本来属于列卿，但两汉间为凑合“九卿”之数，将其排除在“九卿”之外，单列一官了。

(15)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16)《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目录》，称太常、光禄勋、卫尉“右三卿，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右三官，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右三卿，司空所部”。

(17)《通典》卷二十《职官二》：“太尉分主天，部太常、卫尉、光禄勋；司徒主人，部太仆、大鸿胪、廷尉；司空主地，部宗正、少府、司农。”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下栏。太尉、司徒、司空分主天、地、人，明有“天人感应”、“官制象天”的色彩。类似说法又见于《韩诗外传》的“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白虎通义》的“司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以及《尚书大传》的天公、地公、人公之说（《论衡》引），此不具述。

(18)参看拙作：《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9)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2期；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80年3期；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2页；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同朋舍1994年版，第111页；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图版二○。

(20)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误作“此丞相车”，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21)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第110页。

(22)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23)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8-49页。

(24)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99页。

(25)叶又新、蒋英炬：《武氏祠“水陆攻战”图新释》，《文史哲》1986年第3期。

(26)吴荣曾：《新莽郡县官印考略》，《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收入《先秦两汉史研究》，第322页以下。

(27)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28)蒙文通：《论经学三篇·乙篇》，《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91年第4期，第60页。

(2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8页。“通佐”之制，他书所无。

(30)《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

(31)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317：“敦德步广尉曲平望塞有秩候长敦德亭间田东武里五士王参秩庶士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元年十月乙未……”见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32)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九《史林·敦煌汉简跋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422页；或《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3辑第848页。

(33)参看王人聪：《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以下。

(34)《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

(35)《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册第3056页上栏。

(36)《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李贤注引。

(37)参看《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及《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38)《通典》卷七五《礼三五》，第409页。

(39)皮锡瑞等学者指出，汉儒重《仪礼》而魏晋以下重《周礼》。近年梁满仓先生的研究，又推进深化了这一认识，见其《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这是就整个礼学来说的。如果专论政治制度，则汉儒重《礼记》主要是重《王制》。魏晋以下，《周礼》的政治影响大大升温了。当然，新莽兼用《王制》、《周官》，是一个例外。

(40)《礼记·郊特牲》，《十三经注疏》，第1456页。

(41)“县主”当作“县王”。魏晋及萧梁有县王，参看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4页。

(42)《通典》卷七十《礼三十》引，第386页中栏。

(43)《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决疑要注》。

(44)大司马，曹魏黄初二年（221年）始置，位在三司上；大将军，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魏国初置，位为上公。洪饴孙谓：“案魏制，大司马或屯合肥，见《曹仁传》；或屯皖，见《明纪》，以备吴。曹植《求自试表》：‘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即指此”；“曹魏制度，大将军每屯长安以备蜀。曹植《求自试表》所谓‘西属大将军’是也。”《三国职官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9、1293页。曹植《求自试表》见《三国志》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曹植传》：“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也反映了当时的大将军和大司马，是设以备蜀备吴的。曹仁于黄初二年由车骑将军迁大将军，屯临颍，是年转大司马；曹真在黄初七年由中军大将军迁大将军，假节钺，太和四年转大司马。可见曹魏大司马在大将军之上，是防吴之任重于防蜀也。

(45)“二王后”就是山阳公和卫国公。山阳公即汉献帝刘协，是汉朝之后。卫国公被用作周朝之后，其人应即姬署，或其父祖。《宋书》卷六十《荀伯子传》：“晋泰始元年（265年），诏赐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爵关内侯，卫公姬署、宋侯孔绍子一人驸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刘憙等议，称卫公署于大晋在三恪之数，应降称侯。”此“卫公姬署”，即高堂隆《瑞贽议》所云“卫国公”。姬署死于西晋泰始七年，见《通典》卷七四《礼三四》，第405页下栏。

(46)梁武帝把汉代的九卿增加到了十二卿，即太常卿、宗正卿、太府卿、卫尉卿、司农卿、少府卿、廷尉卿、光禄卿、大匠卿、太仆卿、鸿胪卿、大舟卿。

(47)而且，梁朝的宗正卿“位视列曹尚书”，司农卿“位视散骑常侍”，太府卿“位视宗正”，少府卿“位视尚书左丞”，太仆卿“位视黄门侍郎”，卫尉卿“位视侍中”，大匠卿“位视太仆”，光禄卿“位视太子中庶子”，鸿胪卿“位视尚书左丞”，太舟卿“位视中书郎”。诸官的“位视”并不相同，同样反映了它们品级相同但官资不同，所以“班”也不同。

(48)以上所叙梁制，参看《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及《通典》卷二七《职官十九》。

(49)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下册第462页。

(50)见《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所叙陈制。

(51)《通典》卷七五《礼三五》引，第408页中栏。

(52)《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第32页。《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

(5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上栏。

(54)《司马光奏议》，山西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55)《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卷一六八《职官志八》。

(56)按，《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所列“建隆以后合班之制”，龚延明先生认为“实为仁宗庆历以后之制”，见其《宋史职官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57)可参看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8页。

(58)薛梅卿、赵晓耕：《两宋法制通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59)如《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所叙：“内客省使视七寺大卿，景福殿使、客省使视将作监，引进使视庶子。宣庆使、四方馆使视少卿，宣政、昭宣、阁门使视少监。客省等副使视员外郎。皇城使以下诸司使视郎中，副使视太常博士。内殿承制视殿中丞，崇班及阁门祗候视赞善大夫，供奉官视诸卫率，侍禁视副率。殿直视著作佐郎……”

(60)《庆元条法事类》卷四《职制门一·官品杂压》：“诸序位以职事杂压，从一高；同者，异姓为后（谓非国者）。次以贴职，贴职同，以服色；服色同，以资序；资序同，以封爵；封爵同，以勋；勋同，以转官；先后转官同，以出身；出身同，以齿。……诸杂压高下相妨者，先以差遣；差遣同或高者，序官。”《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第86-87页。

(61)《明史》卷五三《礼志七》。

(62)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四四《礼部二·朝仪》；徐一夔：《明集礼》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9册。

(63)可参看《光绪大清会典图典》卷二六。

(64)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5、126页。

(6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66)据郑玄注和孔颖达疏，其大意是天子吃的瓜要削皮，四析再横断，形成八块，再蒙上一块细葛巾；诸侯的瓜只切成两半再横断，形成四块，蒙上一块粗葛巾；大夫的瓜也切成四块，但不蒙巾；士吃的瓜只切掉瓜蒂，再横断，形成两块；庶人吃的瓜，只削掉瓜蒂而已。《十三经注疏》，第1243页下栏。

(67)转引自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又宫崎市定《古代帝国的成立·总论》：“即使说历史的理解是始于时代区分且终于时代区分也并不过分。……参考欧洲史的研究方法，我们想把东亚史的时代区分为第一期古代帝国的成立、第二期贵族社会、第三期独裁政治时代、第四期东亚近代化进行时代这样4期进行考察。”京大东洋史1，创元社1952年版；《宫崎市定全集》第17卷，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1页。转引自礪波護：《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18页。

(68)李毅：《美国教科书里的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69)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这个论点遭到了若干大陆学者批评，他们认为，新中国“宣告了‘王朝循环论’的历史终结，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70)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言。

(7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页。虽然法国的沙义德不同意这一说法，说是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引自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互联网，http://www.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660634＆PostID=9581630）。但西方历史的连续性，终究不能跟中国相比。

(72)余英时：《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收入《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9页，第146-147页。

(73)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9页。

(74)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75)参看拙作：《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主编）第三章《变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6)西方人的“政治文化”概念指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我所使用的“政治文化”，则指中国古代处于政治与文化交界面上的各种事项。“士大夫政治”则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文化体制和模式，它同时体现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方面。参看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