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32)《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见《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5页以下。
(33)廖伯源：《汉代仕进制度新考——〈尹湾汉墓简牍〉研究之三》，收入《严耕望先生纪念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3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35)日人纸屋正和也指出：“众所周知，汉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间，横有一道非经察举等不能逾越的森严关卡。”见其《前汉时期县长吏任用形态的变迁》，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这种“森严关卡”，应该说主要是东汉的情况。
(36)《论衡·程材》：“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犹家人子弟，生长宅中，其知曲折，愈于宾客也。宾客暂至，虽孔墨之材，不能分别。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
(37)《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卷三《明帝纪》。
(38)《三国志·魏书》卷一三《王肃传》注引《魏略》。
(39)《通典》卷一○一《礼六十一·周丧察举议》，有“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的提法，又称“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而后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选任唯命。”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74页。可见王官、司徒吏既不在职，又非“州国之吏”，而是“帝臣”，直属中央等待选任。
(40)《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又徐州流人辛苦经载，家计始立，（刘）隗悉驱逼，以实己府。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司徒吏及王官本来没有一般州郡编户的征发充役义务；所以刘隗对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悉驱逼以实己府”，“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就构成了他的罪状。
(41)《太平御览》卷五九八《文部·契券》引《晋书》：“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郡别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93页。可见王官及司徒吏有“应给职使”义务，且以郡为单位来轮换番上。又《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高柔传》：“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这反映了司徒吏须承担随机差使。
(42)参看拙作：《北魏北齐“职人”初探——附论“王官司徒吏”》，《文史》第48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东晋初年的司徒吏一度达到了20余万，以作为对投效者的褒奖。
(43)《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44)如卫官起家，“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见《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郎中》，第154页；又太庙斋郎起家，“取五品已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唐会要》卷五九《太庙斋郎》代宗宝历元年（762年）条，第1027页；又《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
(45)如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十日敕：“今三品以上，乃许立庙。永言广敬，载感于怀。其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并许立私庙。”《唐会要》卷十九《百官家庙》，第387-388页。
(46)《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第22页。又《全唐文》卷九五武则天《定伎术官进转制》：“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3页。
(47)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37册第276-277页。当然“清官”中也有一些卫率郎将，但章如愚的话，从总体上说我想还是成立的。“清官”的特点是“清要”、“清闲”和文翰性质，南朝“清官”更重“清闲”和文翰性质，而北朝“清官”则向“清要”偏转，以台省要职为“清官”，唐朝“清官”上承北朝，若干卫官得以混迹于“清官”之中。
(48)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有荫人不得为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49)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制度，廪膳生、增广生在校六年或十年以上学无成效，发附近或本处充吏。《大明会典》卷七八《儒学》，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48页下栏。
(50)《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大业六年（610年）诏。
(51)《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则服紬绢絁布，色用黄白。”
(52)《元典章》卷二九《礼制二》“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史公服”、“儒官”等条，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51-452页；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1113页。又《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皂隶公使人唯许服紬绢。”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又参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
(53)《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洪武三年（1370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视，凡三易乃定。”又同书卷一三八《孙远传附陈逵传》：“帝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胥吏，宜更易之。命逵制式以进。凡三易，其制始定。赐监生蓝衫绦各一，以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盖创自逵云。”
(54)《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
(55)《新唐书》卷五○《兵志》：“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军士为侍官。”“侍官”乃天子侍从之称。王仲荦先生认为，北周府兵称“侍官”，是其身份提高的标志。见其《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页。唐朝的“侍官”之称已完全不同了。
(56)勋官的官品是正二品到从七品上，但叙阶仅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勋官子弟的做官待遇，也相对低下。《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门荫出仕了，六品以下官的子弟才走“纳课品子”之途；但勋官三品以下子，就得从“纳课品子”出仕勋官。而且他们不能任清要官。《唐会要》卷六七《伎术官》：“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亲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中册1183页。
(57)唐朝门荫本来只看父祖官品，而不区分其父祖官阶之文武。以门资入仕者，多从卫官如亲卫、勋卫、翊卫起家。在服役期满进入仕途时，才有了文武之分：或从“文简”，即从吏部出仕；或从“武简”，即从兵部出仕。但唐后期因三卫猥滥，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以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唐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19页上栏。
(58)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以下。
(59)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页。
(60)《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6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以下。
(62)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9页；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9页。
(6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64)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页。
(65)那些设置，包括干部等级制度、单位制度、户口制度、行业制度等等。李强先生指出：“干部分层是中国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其他的社会分层是依据干部的垂直分层而划分的”，见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又参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31页；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张静：《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收入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美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译本电子版，第3章第10页；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经济地位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66)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67)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68)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文苑英华》卷六六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242页上栏；《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页上栏。
(69)王毓铨先生指出：“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得多”，“官与民之不同处很多，其主要之点是看他是否向皇帝当差。”见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收入《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8、365页。
(70)张显清：《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39页上栏。按明朝官宦生员免役，只免杂役，不免里甲正役。参看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72)“在京官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粮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粮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粮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粮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粮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粮十石，人十丁；八品粮八石，人八丁；九品粮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员，各减一半。教官、举、贡、监生、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二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例。”《清世祖实录》卷三七，《清实录》，第3册第303页上栏。
(73)清廷后来实行“摊丁入亩”，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税，那些地方的绅士依然拥有免役特权。特权扩大到绅士的家族成员，例如贵州黎平府学的一块碑文记“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还扩大到童生，例如吴嘉炎治下的广东普宁和儋州，儋州“旧例，儒户悉免徭役，故俗以应试为荣，童卷至数千”。参看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以下。
(74)《学政全书》卷二五《优恤士子》，《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册第656页下栏。
(75)《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嘉庆十六年（1811年）上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册第941页。
(76)《礼记·王制》：“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郑玄注：“不征，不给其繇役。”《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42页上栏。照这种说法，周代进入国学的青年人——他们当然都是贵族子弟——并不承担平民的徭役。就《周礼》等书看，国子生另有职役，如值宿、当差和从征等，但那与井田农民的兵役、徭役并不相同。
(77)《商君书·农战》把士人列在“舍农游食”者之列：“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不畜”或作“上畜”，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3页）。也是说一旦“随文学”，就可以“不畜于君”了。
(78)《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79)文翁在蜀郡建立学官，“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又《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记，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时，“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傜役。”
(8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俞启定、施克灿先生将之解释为“即都可以享有太学生待遇而免除徭役，不再有名额限制。但这样一来，显然会给政府开支造成负面影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比宣帝时还是扩大了5倍”，见其《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按，太学设员与民间通经者免役，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汉元帝初年，太学生超过了千人，太学的待遇和设施都是要花钱的，所以设员千人，限制人数。汉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其“复如故”指太学设员又减至千人，而“能通一经者皆复”的法律未变。民间通经者免役的做法虽然减少了服役者，但对帝国数千万人口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汉元帝之后，“能通一经者皆复”作为惯例维持下去了，它是私学的经师及弟子可以免役的根据。
(81)王素先生认为，“私学”和“私学弟子”源于地方豪强没人逃亡户口，但需履行正式手续，见其《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第43-50页；《“私学”与“私学弟子”均由逃亡户口产生：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之二》，《光明日报》2000年7月21日。胡平生先生认为吴简中的“私学”乃私学生，与没入逃亡者无关，见其《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第45-52页。侯旭东认为，“私学弟子”的本义是官学中的非正式学徒，见其《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2001》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514页以下。于振波先生认为，“私学弟子”是与官学相对的，指官学中的非正式成员及私学学生，见其《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1页以下。王子今、张荣强认为，“私学”是民间儒学的受教育者，其身份须经一定手续确认，方可登录入籍，见其《走马楼吴简“私学”考议》，收入《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
(82)《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注引《魏略》：“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同书卷十五《刘馥传附刘靖传》载刘靖上疏，也提到了太学“诸生避役”而无心向学的问题。《宋书》卷十四《礼志一》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谢石上疏：“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学建弥年”之“学”，指的是晋孝武帝所兴国子学。那么东晋国学弟子照例免役。不过在北齐，郡学生多是贫寒学子，他们反而“多被州郡官人驱使”，见《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序》。
(83)东晋穆帝时庾亮在武昌兴学，又听临川、临贺二郡并建学官。其教令云：“若非束脩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例，令法清而人贵。”《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84)《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记载了经师王裦的学生被安丘令所役之事。其时王裦有言“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按司马懿做安东将军时，王裦之父王仪为其司马，且为其所杀，王裦为之终身不仕西晋。地方官肯定知道王裦是罪人之后，也知道他对当局拒不合作的政治态度，故其私学未得县廷认可，或说没给予免役资格。这就是王裦“德薄不足以荫卿”的真意所在。反过来说，若这是个普通私学，不涉政治纠葛，其师长便足以“荫”其门人，许其弟子免役，使其弟子得以“学以庇身”了。当然，王裦颇有德名于时，所以他变着法儿抗争了一下，安丘县令随即妥协，“放遣诸生”了。若没有私学弟子免役的旧例，那位县令敢随便任人脱役么？这再度显示，私学是否能得到官方承认、其学生是否可以免役，权在长官。
(85)例如十六国的后秦就是如此。《晋书》卷一○七《姚兴载记上》：“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其时洛阳虽毗邻北魏，但仍在后秦境内。
(86)《抱朴子·内篇·道意》：“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
(87)唐制：国子学收纳三品官以上子弟，太学收纳五品官以上子弟；四门学的学生则分两部分：一是七品官以上子弟500人，称四门生；二是八品官以下及庶人子800人，称“俊士生”或“俊士”。参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侯力先生认为，俊士既是四门学中的一种学生，又是一个科举科目，俊士科是面向俊士生的。见其《唐代俊士科考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88)《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免课役。按唐代租庸调称“课”，力役称“役”。州县学生也免课、免役。李锦绣先生指出州学生属于不课口，“成丁的学生不但免杂徭，还免除了租庸调成为不课口，这样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她推测当时庶人学生约有70876人，推测因学生不课而减少的国家收入总数可达12.4万贯，参看其《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分册第1107页。南北朝以前士人之复除，能确认的大抵只是免役，至唐则课、役全免，比前代更优厚了。
(89)如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南郊赦》：“名登科第，即免征役。”《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3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90)如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南郊赦》：“准会昌中敕，家有进士及第，方免差役，其余只庇一身。”《唐大诏令集》卷七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2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又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且敕有进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杂科，止免于一身而已。”《文苑英华》卷六六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242页上栏；《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页上栏。
(91)参看韩国磐：《科举制和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收入《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2页。对唐代衣冠户，又可参看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2)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敕：“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四门）学者听。”见《唐会要》卷三五《学校》，第634页。《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作开元七年（719年），当以《唐会要》为准。
(93)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应公卿百僚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太学。……其外寄居及土著人修进士明经业者，并隶名所在官学。”《全唐文》卷七八，第818页。其制又见《唐会要》卷三五《学校》，第635页；《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姜汉椿：《唐摭言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加尊号后郊天赦文》又云：“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寄住，亦不称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则“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其差科色役”，是不必“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的（《全唐文》第820页）。韩国磐先生指出：“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的学生以及俊士都免课役，投考进士、明经等科的士子呢？……既隶名于官学为学生，当然也有免役特权。”见其《科举制与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收入《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7页。
(94)《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律》：“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在他所，事了留住不还者，亦如之。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阙赋役者，各依亡法。”《疏议》：“‘及学宦者’，或负笈从师，或弃繻求仕，各遂其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6页。“浮浪他所”有笞杖之罪，若阙赋役则属逃亡，罪至徒三年；但有两种人不在其例：商人与“学宦者”。这两种人的羁旅生涯不算“浮浪”，古已如此。
(95)如浚仪人白履忠，曾自云“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见《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白履忠传》，事在开元十年（722年）。《旧唐书》卷一九二《白履忠传》作“特以少读书籍，县司放免”。
(96)《唐律》中事涉“服膺儒业”的条文均不含私学在内。例如《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九曰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疏议》：“‘见受业师’，谓伏膺儒业，而非私学者。”卷二三《斗讼律》：“即殴伤见受业师，加凡人二等。死者，各斩。谓伏膺儒业，而非私学者。”《疏议》：“儒业，谓经业。非私学者，谓弘文、国子、州县等学。私学者，即《礼》云‘家有塾，遂有序’之类。如有相犯，并同凡人。”分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20页。杀官学业师属“十恶”中的“不义”，殴伤官学业师加凡人二等；而对私学业师的同样侵害，其惩罚同于侵害凡人。
(97)参看李伟国：《略论北宋末太学生的免役特权》，《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南宋太学生一度可能有差役，不过可以募人代役。参看朱瑞熙：《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19页。
(98)《开庆四明续志》卷七《行移始末》，台湾大化书局1980年版，第2-3页。曾琼碧：《宋代的下户》，收入《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64页。
(99)《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又《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校考七》政和七年（1117年）：“给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见诉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书，第捐数百缗钱求人试补入学，遂免身役。比其岁升不中，更数年而始除籍，则其幸免已多矣。请初试补入县学人，并帘试以别伪冒。’从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下栏。其事亦略见《宋史·选举志三》。表明县学学生在学期间是可以免除本人差役的。
(100)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丛书集成续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6册第417页下栏。
(101)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102)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页以下。
(103)“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军、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九《吴宪》，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1041页。
(104)顾炎武：《生员论》，《亭林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02册第77页。
(105)陈宝良：《明代地方儒学生员数蠡测》，收入《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又其《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以下。
(106)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107)《学政全书》卷二《学校规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册第552页下栏。
(108)《学政全书》卷二五《优恤士子》，《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第656页上栏。
(109)《大清十朝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73页。
(110)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111)黄式国、黄爱国：《〈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
(112)《十三经注疏》，第345页上栏。
(113)参看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册第126页以下。这段文字中可能有脱讹，诸家有不同解说，引文断句，依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赵守正：《管子通解》，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钟肇鹏：《管子简释》，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5-46页；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6页。
(114)阎益振、钟夏：《新书校注》，第53页。
(115)《十三经注疏》，第1668页下栏。
(116)《十三经注疏》，第958页下栏。
(117)胡适：《说儒》，《胡适文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18)孙诒让：《墨子间诂》，第451-542页；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3页。
(119)冯友兰：《原儒墨》，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1984年版，第308页。
(120)钱穆：《驳胡适之说儒》，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2册第377页以下。
(121)杨宽：《古史新探》，第248-249页；《西周史》，第783页。
(122)江永：《乡党图考》卷五《冠考》，《清经解》卷二六五，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309页中栏。
(12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7-718页；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0页。“缓”或释为穿玉玦以饰佩之“绶”，或释为“轻裘缓带”之“缓”，近于“褒衣博带”之“博”。
(124)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对“章甫、絇屦，绅带而搢笏者”，杨倞即以孔子“逢掖之衣”、“章甫之冠”释之，见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70页。这段史料又见《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见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9页。对端衣、玄裳、冕，孔广森、王先谦、王聘珍等释为斋服和祭服，参看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50-51页。又见《孔子家语·五仪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盐铁论·刺议》：“文学曰：……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7页。即用其意。
(125)《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
(126)《孔丛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127)《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
(128)《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129)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第1381页。
(130)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0页；韩敬：《法言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7页。
(131)周锡保先生云：“郦食其以儒衣而冠侧注见高帝，注解云：‘儒冠，侧注也。’故亦为儒者所服。”《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但周先生没给“注解”的出处。按《史记》卷九七《郦生列传》：“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集解》引徐广：“侧注冠一名高山冠，齐王所服，以赐谒者。”没说是儒冠。《汉书》卷二七《五行志》提到：“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仄注冠”即“侧注冠”，也没说是儒冠。查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儒冠，侧注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7页。但谢氏所云，恐系臆说。
(132)《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引，第559页（标点略有变动）。又见《太平御览》卷二三六《职官部·博士》引《汉旧仪》，原文“玄端”误作“立端”。第2册第1118页。
(133)《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
(134)《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注引《汉官仪》曰：“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又蔡邕《独断》卷下：“进贤冠，公、王三梁，卿、大夫、尚书、博士、二千石冠两梁，千石六百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135)可参看重庆市博物馆编：《重庆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或龚廷万、龚玉等编：《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61-62。但此图中下方之背面二人之冠，被说成是“委貌冠”。又刘志远等先生云经师所服为“高冠长服”，见其《四川汉代画家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按经师所戴，实即进贤冠。
(136)可参看王建中、闪修山编：《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34；或闪修山、陈继海、王儒林编：《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图12。
(137)以武氏祠画像石为例，所见孔子戴的就是进贤冠，孔子弟子大多也是进贤冠。可参看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孔门弟子，第69页孔子见老子（老子亦戴进贤冠），第71页孔子和何馈。一说孔子所戴为高山冠，高山冠与进贤冠形制相近，画像中不好区分。汉人尊孔子为“素王”，给他戴上高山冠也是有可能的。
(138)《续汉书·舆服志下》。
(139)《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索隐述赞》：“河间儒服。”
(140)《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详之辞。”
(141)《汉书》卷八八《儒林王式传》。瞿兑之先生因云：“博士服盖有特制，而史不详。”见其《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但我们认为，这“博士服”就是传统的儒服，并非另有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