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辫，青袴褶，青耳屩，羊车小吏服之。
总角髻，青袴褶，漏刻生、漏童服之(80)。
这段唐令叙述流外杂职之冠服，明显采用“由人及服”模式。有些文句仍用“某服，某人”句式，但那与“某人，某服”表述无实质不同，整体上仍然是“以人为纲”的。
从“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变化意义是什么呢？阅读《明史·舆服志》的“由人及服”叙述，像是阅读机关花名册，其等级结构宛然在目；而阅读蔡邕《独断》、《续汉书·舆服志》的“以冠为纲”叙述，则像阅读服装博览会的说明书，眼帘中净是形形色色的冠与服，至于穿戴那些冠服的人在朝廷中的地位，一下子就看不出来了。我们认为，“由服及人”仅仅依据于冠服的“自然差异”，是一种比较“原生态”的做法，这时候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聚焦于“冠”本身的差异；“由人及服”则把视线引向了“人”，“人”就是王朝统治者、各色官贵和各色臣隶，他们的地位、权势和职能，组成了一个等级金字塔。简言之，“人”的背后是帝国品位结构。在“由人及服”模式下，“人”的等级安排鲜明起来了。叙述模式是冠服体制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们说，冠服等级性强化，也体现在“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的叙述模式转换上。
叙述至此，可以做一总结了。本章围绕“冠服体制”概念，运用“自然分类”、“职事分类”、“场合分等”、“级别分等”各项指标，以及“以服为纲”抑或“以人为纲”的视角，考察王朝冠服在周朝、汉朝与魏晋以下的变迁轨迹，考察其分等分类功能与官僚等级制的配合。考察结果大致如下：
第一，周朝冠服体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的结合；汉代冠服体制的特点，则是“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相对突出，其时冠服的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世，其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世；魏晋以降，冠服体制的重心，就向“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明显偏转了。
第二，魏晋以降，服饰元素的等级日趋繁密，等级服饰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张。就是说越到历史后期，冠服的分等功能越强大。
第三，《续汉志》简单罗列各种冠，再把“服”附之于后，再叙其穿着之人、所务之事。这是一种“以冠统服，由服及人”的叙述模式。在汉以后，冠服叙述模式逐渐向“由人及服”变迁，即先罗列人员的等级类别，再叙其服。这意味着帝国冠服体制，已全面服务于帝国等级体制了。
以往对传统冠服“等级性不断强化”的叙述，是比较笼统的；而本书利用若干概念工具，给出了一个更精细的叙述，并揭示出其间的更多曲折。秦汉冠服体制的“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相对突出，服饰元素的等级性相对较弱，叙述冠服时采用“由服而人”的模式，乃是帝国体制尚处草创，其时品位结构还相对松散，其一元性、精巧性和内部整合程度，还不如后世的反映。此后二千年中，中国官僚等级日益森严，纵向的品级之别日趋细密严明，体制内部高度整合，成为一座一元化的金字塔。尽量让官僚的主体部分在同一阶梯上排成纵队，统一分出高下尊卑来，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冠服体制的各种变迁，就顺应了那个需要。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冠服变迁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官僚品位结构的变迁并非冠服变迁的唯一动因，还有更多因素影响着服饰面貌，例如服饰习俗的自身变迁，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等等。例如蟒龙纹样的使用在明朝限制颇严，在清朝就宽松得多了，那并不意味着清朝冠服的等级性松弛模糊了，而是另有原因，与满洲早期文化风俗有关。满族在较早时候自由使用蟒龙的风俗，叠加在清朝的冠服体制上了(81)。本章所用概念和所揭线索，也不能说涵盖了冠服体制的所有问题。一般说来，衣着习惯可能从社会高层滑向底层，但也可能由底层流向上层(82)，传统中国当然也存在着这两种流动。至少我们看到，各代都有一些新起衣帽、饰物和纹样，原系平民所用，但后来被纳入了冠服体制。同时，也有宫廷妆饰普及到民间的事情。其变迁规律需另行讨论。除了协助处理官职和官僚的分等分类之外，冠服制度在标识和构建君臣关系和臣民关系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各种服饰元素的文化象征意义，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推敲之处。就方法论而言，在冠服外还有更多礼制，都可以采用类似“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方法，从等级、品位角度加以研究。当然这要俟以来日，以及大方之家了。
六 附论《旧唐志》所见隋朝冠服“四等之制”
前文的阐述涉及了“服等”制度。这个制度前人落墨不多，仍有若干细节需要澄清。
所谓“服等”，就是按典礼与场合之庄重正式的程度，把所使用的冠服分为若干等。为什么把这个制度称为“服等”呢？是依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此《志》在追述隋朝冠服时，使用了“四等之制”之辞。我们就采用了那个“等”的提法。
但在采用了《旧唐志》“等”的提法之时，也要指出《旧唐志》对隋朝各服等的具体阐述，存在问题。兹将相关文字节略如下：
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
平巾帻，牛角箄簪，紫衫，白袍，靴，起梁带。五品已上，金玉钿饰，用犀为簪。是为常服，武官尽服之。六品已下，衫以绯。
弁冠，朱衣素裳，革带(83)，乌皮履，是为公服。其弁通用乌漆纱为之，象牙为簪导。五品已上，亦以鹿胎为弁，犀为簪导者。加玉琪之饰，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三品兼有纷、鞶囊，佩于革带之后，上加玉佩一。鞶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以上银缕，五品以上彩缕，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
三师三公、太子三师三少、尚书秘书二省、九寺、四监、太子三寺、诸郡县关市、亲王文学、藩王嗣王、公侯，进贤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犀簪导。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导。门下、内书、殿内三省，诸卫府，长秋监，太子左右庶子、内坊、诸率，宫门内坊，亲王府都尉，府鎭防戍九品以上，散官一品已下，武弁，帻。侍中、中书令，加貂蝉，佩紫绶。散官者，白笔。御史、司隶二台，法冠。一名獬豸冠。谒者、台大夫以下，高山冠。并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皁领、褾、襈、裾，白练裙襦，绛蔽膝，革带，金饰钩▌，方心曲领，绅带，玉镖金饰剑，亦通用金镖，山玄玉佩，绶，袜，乌皮舄。是为朝服。……
玄衣纁裳冕而旒者，是为祭服。
《旧唐志》“四等之制”的概括很简洁明快，直接袭用“四等”叙述隋朝服饰，对学者是很便利的。然而一般性地把常服、公服、朝服、祭服视为“四等”，是一回事；《旧唐志》对隋朝常服、公服、朝服、祭服的具体阐述，又是一回事，未必稳妥无误。有些学者迳袭其说，却弄出了混乱。比如王宇清先生论隋朝冠服，先按照《旧唐志》把弁冠称为“公服”、把平巾帻称为“武官常服”；随后叙唐朝服类，仍把皮弁称为“文官九品以上通用之公服”；可在后文王先生又这么说：具服亦名朝服，从省服亦名公服(84)。那么“公服”到底指皮弁，还是指从省服呢？显然自相矛盾了。而且这个矛盾，显由《旧唐志》“四等之制”的提法引起，源于《旧唐志》中的“弁冠……是为公服”那一句话。孙机先生对《旧唐志》“四等之制”的说法有所批评，可孙先生的意见本身，也不无可议之处。
不光是隋朝服等，即便唐朝的服等概念，人们的使用也存在混乱。沈从文先生称，唐朝官贵“平居生活，公服、便服都比较简单，一律穿圆领服。”(85)然而就服等概念而言，“公服”并不是圆领服，而是绛纱单衣、白裙襦。曾慧洁先生说：唐朝“朝臣官吏的常服和朝服基本相同，只是一品至五品在佩带上用纷鞶，不用绶和剑。”(86)他所说的“常服”其实是公服。许南亭、曾晓明先生说：“武德令把衣服分为祭服、朝服（也叫具服）、公服（也叫从省服）、常服（也叫燕服）。”(87)然而唐朝冠服不止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等。我们认为，弁服也曾构成一个服等。
在隋朝之前，虽已有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概念，不过还没被明确概括为“四等”，那些概念的含义也比较散漫。例如在南朝，祭服外的官服也被叫做“常服”。相对于祭服，皇帝的通天冠是日常所用的，所以也称“常服”。如《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叙陈制：“通天冠……乘舆所常服。”“常服”的这种用法，是从东汉来的。《续汉书·舆服志上》：“凡冠衣诸服，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絇履，大佩，皆为祭服，其余悉为常用朝服。唯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朝服云。”“长冠”本是祭服，但王国谒者日常也用，所以此服对王国谒者来说，是其“常朝服”。《续汉志》又说：“巧士冠……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这“不常服”，意思是不用做朝服，只用作祭服。这个意义上的“常服”是很散漫的，泛指祭服以外的其他冠服。
北周的冠服概念又有些特殊了，“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余常服，曰私衣”(88)。王朝冠服只分公服、常服两大类。由于北周搞冠服复古，恢复了《周礼》“六冕”制度，所以其“公服”特指冕服系列，是为“诸命秩之服”；至于北周“常服”，则主要来自胡服的幞头，圆领或交领缺骻袍，及靴(89)，大概也包括其他非公服的服装(90)。
北齐的服等概念，是在汉晋基础上继续发展的，所以与北周明显不同。北齐有朝服，又称具服，是七品以上之服，包括进贤冠、介帻、绛纱单衣及各种饰物；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是八品以下至流外四品之服。公服的构成也是进贤冠、介帻、绛单衣，但其饰物比朝服减省了若干(91)，所以低了一等。可见北齐的“公服”与北周“公服”不是一个概念。此外，北齐也有与北周相类的帽、袍、靴。《旧唐书·舆服志》云：“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高氏诸帝，常服绯袍。”孙机先生指出：“高氏诸帝所服之袍，其式样应即上述圆领缺骻袍，它是在旧式鲜卑外衣的基础上参照西域胡服改制而成。”(92)“长帽”就是鲜卑风帽或突骑帽，因为它的后垂部分很长，所以被叫做“长帽”(93)。《旧唐志》是在唐朝“燕服”部分追述北齐的“长帽短靴”之类的，那么北齐的“长帽短靴”及袍，若从唐朝概念看，属于燕服。总的看来，北齐有祭服（冕服），有朝服，有公服，有燕服，已略具“四等”之轮廓了。隋朝的冠服等级结构，就是上承北齐的(94)。
前引《旧唐志》隋朝“四等之制”，可以简略表述如下：常服，平巾帻、紫衫袍（绯衫袍），武官服之；公服，弁冠、朱衣素裳，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朝服，文官之进贤冠，武官之武弁及帻（即平巾帻），法官之法冠，谒者、台大夫之高山冠；祭服，冕服。对《旧唐志》使用的“常服”概念，孙机先生提出了批评：“本节说平巾帻是‘武官尽服之’的‘常服’，良有语病。”因为《旧唐志》在“燕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以下的文字中，叙北齐“长帽短靴”及袍，又叙述了隋朝的帽、袍、靴，所以孙先生认为隋朝“常服”应为帽、袍、靴，而不是武官所服的平巾帻、紫衫袍（绯衫袍）。孙先生还指出，“常服”有时候不是专名。如《隋书·炀帝纪》云“上常服皮弁”，孙先生认为那不过是说炀帝“经常”穿着皮弁而已。《隋书·何稠传》记何稠论弁服之语：“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孙先生因云：“可见这里说的弁服，实为文官入朝的朝服。《炀帝纪》以武官之平巾帻与文官之弁服并列，说明平巾帻应是武官的朝服。”(95)
不过孙机先生的说法，也带来了新的疑惑。他把弁服说成是“朝服”，相应把武官的平巾帻也说成“朝服”，这跟他后文的说法矛盾了：“公服亦名‘从省服’，较朝服为简易。朝服亦名‘具服’，是七品以上官员陪祭、朝、飨、拜表等大事所服，其余公事均着公服。唐代以冠服为朝服，故以下冠服一等的弁服为公服。”(96)在前面孙先生说弁服是朝服，而这地方孙先生又说弁服是公服了；其后一说法，显然也是受了《旧唐志》“四等之制”中“弁冠……是为公服”那句话的影响。可弁服若是朝服（即具服）的话，就不会是较朝服为简的公服（即从省服）了。而且，隋朝的弁服是朝服或公服吗？我认为，弁服就是弁服，自成一等，既非朝服，也不是公服。《旧唐志》“弁冠……是为公服”说法是错误的，孙先生说弁服是“文官入朝的朝服”，似不妥当。至于《旧唐志》把隋朝的平巾帻称为“常服”，孙先生认为不对，但我觉得《旧唐志》也不是无因而发，并不全误，问题在于“常服”如何定义。
对弁服和平巾帻的服等和属性的误断，可能招致对隋唐服等制度的不当理解。《旧唐志》对隋朝冠服只是简单追述，至于隋朝冠服的整体面貌，还得去看《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七》。开皇初年隋廷规划冠服，“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其时所确定的朝服和公服，据载如下：
朝服，亦名具服。冠，帻，簪导，白笔，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皂领、袖，皂襈，革带，钩▌，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绶，剑，佩。从五品已上，陪祭、朝飨、拜表，凡大事则服之。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去剑、佩、绶，余并同。
自余公事，皆从公服。亦名从省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革带，钩▌，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从五品已上服之。绛褠衣公服，褠衣即单衣之不垂胡也。袖狭，形直如褠内。余同从省。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服之。
那么，隋朝的朝服、公服两个概念就得以明确了：它们仍是“具”与“从省”的区别。前者服饰繁备，故称“具服”，用于陪祭、朝飨、拜表等“大事”；后者服饰较简，省略了若干饰物，故曰“从省服”，用于规格较低的场合。这种“朝服”、“公服”概念上承“东齐之法”，而与北周有异。《隋书·礼仪志七》后文又叙隋炀帝的大业服制，依然是“其朝服，亦名具服”，“其五品已上，一品已下，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可见大业年间的“朝服”、“公服”的概念，同于开皇。
朝服、从省服都用“冠，帻”。所谓“冠”，就是进贤冠；所谓“帻”，就是黑介帻。这一点也是同于北齐的。《隋书·礼仪志七》叙述隋朝的进贤冠：“进贤冠，黑介帻，文官服之。从三品已上三梁，从五品已上两梁，流内九品已上一梁。”隋朝的公服既用进贤冠、黑介帻，则《旧唐志》说隋朝“弁冠，朱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的说法必误。公服既用进贤冠，皮弁就不可能是公服，更不可能是朝服。
那么隋朝的“弁冠”属于什么“服”呢？这就要从其式样及用途来分析了。《旧唐志》说隋朝“弁冠”的用途是“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而唐代的冠服中，恰好就有式样与用途都与之对应的服类。《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叙述唐朝群臣冠服，说是“群臣之服二十有一”。那21种冠服的前几种是祭服，其余跟此处讨论相关的几种服装，我们摘引如下，并加编号以便称引：
1.武弁者，武官朝参、殿庭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桉工之服也。有平巾帻，武舞绯丝布大袖，白练▌裆，螣蛇起梁带，豹文大口绔，乌皮靴。
2.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为之，通用乌纱，牙簪导。缨：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品七琪，四品六琪，五品五琪，犀簪导，皆朱衣素裳，革带，鞶囊，小绶，双佩，白袜，乌皮履。六品以下去琪及鞶囊、绶、佩。六品、七品绿衣，八品、九品青衣。
3.进贤冠者，文官朝参、三老五更之服也。黑介帻，青緌。纷长六尺四寸，广四寸，色如其绶。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九品以上及国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有黄金珰，附蝉，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
4.平巾帻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绔，乌皮靴，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裲裆、螣蛇。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绯褶、大口绔，紫附褠。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裲裆、螣蛇。
5.黑介帻者，国官视品、府佐谒府、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参见之服也。簪导，白纱单衣，青襟、褾、领，革带，乌皮履。未冠者，冠则空顶黑介帻，双童髻，去革带。
6.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帻，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带金钩▌，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剑，纷，鞶囊，双佩，双绶。六品以下去剑、佩、绶，七品以上以白笔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笔，白纱中单，以履代舄。
7.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裙、襦，革带钩▌，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双佩，乌皮履。六品以下去纷、鞶囊、双佩。
先看最后两种，即第6种具服和第7种从省服。两服的构成、称呼和用法，与隋无异。“冠，帻”仍是具服与从省服所共有的，它们就是第3种“进贤冠”及第5种“黑介帻”。之所以单称“冠”而不特称“进贤冠”，是因为那“冠”除进贤冠外还包括远游冠、獬豸冠、高山冠、却非冠(97)，这五冠处于同一服等。情况是这样的：一般文官穿的具服或从省服，其“冠”为进贤冠；而亲王、法官、谒者或亭长门仆所穿的具服或从省服，其“冠”为远游冠、獬豸冠、高山冠或却非冠。上引第7条说“从省服”为“公事、朔望朝谒”之服，而第3条说“进贤冠”是“文官朝参”之服(98)，也说明进贤冠就是从省服中的“冠”，进而也是具服之冠了。
可见在《新唐志》“群臣之服二十有一”的说法中，具服、从省服与其余的进贤冠、黑介帻等冠，并不是同等概念——进贤冠、黑介帻是具服与从省服的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交叉重叠。王宇清先生把唐朝冠服分为7类，但他未能弄清具服、从省服与进贤冠的关系，结果把远游冠、进贤冠、法冠、高山冠等叙述为第4类，而把具服叙述为第6类，把从省服叙为第7类(99)。看来王先生没弄清楚，进贤冠、法冠、高山冠等“冠”，就是具服、从省服中的“冠”。可见《新唐志》“群臣之服二十有一”的说法有误导性，因为列在最后的两种——即具服与从省服——是服等概念而非冠类概念，与前面的19种交叉重叠。某些学者叙唐代冠服时，未加辨析而径用“二十有一”之说，那不怎么妥当。
孙机先生说：“唐代以冠服为朝服，故以下冠服一等的弁服为公服。”可我们看到，唐朝公服并不是弁服，而是使用冠、帻的从省服，同隋。这从皇太子的冠服上也看得出来。皇太子的具服，是饰物齐备的远游三梁冠；其公服，是比具服简单一些的远游冠；再下就是乌纱帽、平巾帻和鹿皮弁服等(100)。那么在皇太子那里，弁服也不是公服或朝服。孙先生还把武官的平巾帻说成“朝服”，可皇太子的平巾帻被列在朝服、公服之外，不好看成朝服吧。
进贤冠与黑介帻的搭配构成了文官朝服，单用的黑介帻则如前引《新唐志》第5条所示，是“国官视品、府佐谒府、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参见之服”。类似的搭配还有武弁与平巾帻：武弁与平巾帻二者共用，就构成了“武官朝参”之服；单用的平巾帻，则如前引《新唐志》第4条所示，是“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
对“公事之服”的提法，要给予特别注意。从构成、用途和等级看，我们认为，唐朝的“公事之服”应视为一个单独服等。武官以平巾帻为“公事之服”，而文官也有其“公事之服”。请看前引《新唐志》第2条：“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弁”即“皮弁”，它来自古代礼书中的“皮弁”，曾为冠礼“三加”之一，是鹿皮制成的。
唐以弁服为“公事之服”，其事在隋已然。《旧唐志》：隋朝“弁冠，朱衣裳素，革带，乌皮履，是为公服。其弁通用乌漆纱为之……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可见这套弁服，在隋朝是“文官寻常入内及在本司常服之”，在唐朝是“公事之服”，二者显系上承下效关系。什么是“公事”呢？“公事”包括两种场合：一、朝参之外的因事入见皇帝，即“寻常入内”；二、本司的日常办公。换言之，准以唐制，隋朝的弁服其实是“公事之服”，而不是《旧唐志》所说的“公服”。“公服”与“公事之服”是两个服等，各有各的用途，“公服”用于朝参，“公事之服”不用于朝参。
进而《旧唐志》叙隋“弁冠”，其所使用的“冠”字也有问题。若以“冠”为泛称，当然不妨说弁也是一种冠；若以狭义绳之，则唐制中弁是弁、冠是冠，“冠”特指进贤冠等五冠(101)。《旧唐志》隋朝“弁冠……是为公服”那句话的正确表述，应是“弁服……是为公事之服”。《旧唐志》作者疏忽或误会了，把“公事之服”说成了“公服”。少了“事之”二字，便可能招致误解。
顺便说，《旧唐志》所记隋朝车驾制度，也存在着问题。《旧唐志》云：“隋制，车有四等，有亘幰、通幰、轺车、辂车。”孙机先生指出：“其四等之说，全然与隋制不合，且置辂车于第四等，尤失其序……案《隋志》五通卷皆言车制，叙述甚详。本节仅节取其‘犊车’条末后数语，而以之概括隋代车制，殊爽原意。”(102)这就是说，《旧唐志》既用“四等”概括隋朝冠服之制，又用“四等”概括隋朝车舆之制，但二者都不尽准确。
文官的弁服和武官的平巾帻都是“公事之服”，在唐朝冠服体制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单独服等。请看《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对唐朝冠服的概括：
凡王公、第一品服衮冕……六品至九品服爵弁……
凡百官朝服，陪祭、朝会，大事则服之……
公服，朔望朝、谒见皇太子则服之……
弁服，〔文官〕寻常公事则服之……
平巾帻之服，武官及卫官寻常公事则服之……
袴褶之服，朔望朝会则服之……(103)
《唐六典》的分等叙述，比两《唐志》清晰得多了，它昭示人们，弁服与平巾帻同系“公事之服”，“寻常公事则服之”，自为一等。
《唐六典》上文还列有一种“袴褶之服”，“朔望朝会则服之”。袴褶出现于东汉末，本来是劳动者的服装，后来变成了军服。唐朝有一段时间，百官在多种场合穿袴褶。就其用于“朔望朝会”而言，它与用于“朔望朝”的公服规格相同，大概用了袴褶就不用公服套装中的“绛纱单衣，白裙襦”了。又：
1.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七月甲寅诏：……京文官五品已上，六品已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2.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御史大夫李适之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朝参官及六品清官服朱衣，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天宝中，御史中丞吉温建议：“京官朔望朝参，衣朱袴褶，五品以上有珂伞。”（《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3.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膳部郎中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礼，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请罢之。”奏可。（《文献通考》卷一○七《王礼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7页中栏；又见同书卷一一二《王礼考七》，第1017页上栏。）
第1条说在京五品以上及六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这跟用于朝参的弁服是相近的；同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穿袴褶，在公衙办公应属“寻常公事”了，而弁服也是“寻常公事之服”。第2条说冬至及元日大礼，朝参官及六品清官服朱衣，六品以下服袴褶。那么对六品以下官，袴褶又用于朝服场合了。由第3条知，唐德宗时罢袴褶，其服不用了。据此我们认为，一度被使用的袴褶，其用途类似公服，某些情况下也相当弁服与朝服。因为袴褶的使用跨越了几个服等，所以不必看成一个独立服等。
燕服则可以构成一个独立服等。燕服有时被称为常服。《旧唐书·舆服志》：“燕服，盖古之亵服也，今亦谓之常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着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其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晋公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天子“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皇太子“若燕服，常服紫衫袍，与诸王同”。官僚的燕服也是折上巾、乌皮六合靴和袍衫；袍衫之色是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
皇帝、太子和官僚的服等，存在着对应关系，可以互证。《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乘舆之服则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翼善冠之服。……皇太子之服则有衮冕、具服远游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弁服、平巾帻、进德冠之服。”由此，把皇帝、太子和官僚的有关冠服简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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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善冠、进德冠属什么服等呢？二冠为唐太宗所制，其形制与弁相近。翼善冠为唐太宗自服，进德冠赐给贵臣服，太子也服。李▌墓中出土了三梁进德冠，可供了解那冠的原始样子(104)。在一段时间中，皇帝在元日、冬至、朔望视朝时服翼善冠，那么臣下相应要服进德冠；若皇帝朔望视朝仍用弁服，则臣下应亦步亦趋，弁服如故了(105)。所以，进德冠的用途与弁服、公服、朝服重合，也不构成独立的服等。
下将唐朝服等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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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唐朝的文官服等有五，武官则是四等。马端临对唐朝冠服，是这么概括：“王公以下冠服，唐制有衮冕九旒……爵弁、朝服、公服、袴褶、弁服。宋朝省八旒、六旒冕、公服、弁服。”(106)在其所叙唐制中，袴褶是一种服装但不构成一个服等；弁服被他单独列为一类，说明他对那种“公事之服”有正确认识。
最后再对“常服”概念略加辨析。《旧唐志》把隋朝的平巾帻、紫衫白袍、靴称为“常服”，对这一点，孙机先生提出了非议，他认为常服是燕服。我们觉得，“常服”概念比较散漫，往往只是“日常之服”的意思。在南北朝，祭服之外的冠服都可称“常服”，皇帝通天冠也可以称常服。然而有时常服又是对朝服而言的。《魏书》卷十四《元丕传》：“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冕”属祭服，“朱服”属朝服，则其“常服”应在祭服、朝服之外，实为胡服；“晚乃稍加弁带”的服装，大概是弁服。《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隋炀帝所“常服”的皮弁，又是相对于冕服和通天冠而言的。
唐朝“常服”可以专指燕服(107)，但弁服似乎有时也算常服(108)。又《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说“太宗……常服则有袴褶与平巾帻”，那么平巾帻还真可以说成是“常服”的。但《新唐志》叙述太子之服，先说平巾帻是紫裙白袴，又云“常服则有白裙襦”，那么紫裙白裤的平巾帻又不算常服了。又如“其在京诸司文武职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并每日入朝之时，常服袴褶”(109)，话中以袴褶为“常服”。而在“帝、后俱兴，尚宫引皇帝入东房，释冕服，御常服”(110)、“近日惟郊庙太微宫具祭服，五郊迎气日月诸祠，并祇常服行事”(111)这类记述里面，“常服”明指祭服外的冠服，朝服通天冠、进贤冠都在常服之列。“常服”的各种意义，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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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常服”可指祭服之外的冠服，可指祭服、朝服之外的冠服，也可以特指燕服。看来“常服”概念是比较散漫灵活的，含义不太确定。所以在讨论服等之时，对那套折上巾、袍、靴构成的服饰，我们觉得特称“燕服”为好，称之为“常服”则难免纠缠不清。反过来说，也不能见到“常服”就认定它必定是折上巾、袍、靴。称平巾帻为“常服”，未必就是错误。
唐后期服等发生了一些变化。马端临说，“宋朝省八旒、六旒冕、公服、弁服”。细考《唐六典》、《通典》与两《唐志》，四者对公服、弁服及其用途的记载，其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唐六典》说“弁服，［文官］寻常公事则服之”；“公服，朔望朝、谒见皇太子则服之。”《通典》所述与《唐六典》相同(112)。按照《通典》与《唐六典》的叙述，弁服与公服各有其用，并不重合。《新唐志》的说法。就不同了，先称“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随后又云“从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谒、见东宫之服也，亦曰公服”。这样一来，弁服用于“公事”，从省服也用于“公事”，二者的运用场合发生了交叉。《旧唐志》叙述了平巾帻，却根本没记弁服，同时又说唐朝的公服是“谒见东宫及余公事则服之”，公服的用途包括了“余公事”，似乎把“寻常公事则服之”的弁服的领地兼并了。兹将其间差异列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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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时推测，《唐六典》与《通典》反映的是较早情况，其时公服和弁服有明确分工，互不相扰，是两个服等。但唐后期弁服的使用场合逐渐缩小，被公服压缩了。在这时候，朝服、公服、弁服3个服等开始简化，开始向宋朝的朝服、常服两等演变，隆重的朝礼用朝服，日常公事用常服而已。
唐后期公服有兼并弁服之势，由此走向宋朝的常服制度。从用途和规格说，宋朝的常服与唐朝公服在服等上相近，具体所指的冠服则不相同。《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朝服即进贤冠加绯罗袍、绯罗裙。至于常服，是幞头与曲领大袖衫，其服色依官品而定。同书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所谓“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一句，说的是唐制而非宋制；“今谓之常服”，并不等于宋朝的常服也是朝服之“从省”。宋朝的朝服是梁冠、朱衣朱裳，常服是幞头、曲领大袖衫，服色依品级而异，二者间并无“从省”关系。
唐宋间服等变化的更多细节，有待另行详考，本文不赘。但要特别说明，我们认为“服等”主要是个规格与场合的概念，至于各服等所对应的具体服饰是什么，则是因时而异的。某种服饰跨越了两个服等的情况，时或出现；各服等的名称未必总那么严格，有时也用得比较随意。所以对服等的结构，要从“场合”、“服饰”、“名称”三方面综合考虑。
至于明朝，以梁冠、青罗衣、赤罗裳为祭服，以梁冠、赤罗衣、赤罗裳为朝服，以乌纱帽、盘领右衽袍、束带为公服，以乌纱帽、团领衫为常服，嘉靖皇帝还为官员制定了燕服。就是说，明朝冠服也有5个服等，与唐朝服等之数相同。
【注释】
(1)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1页。
(2)傅克斯：《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页。
(3)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447页。
(4)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章第3节“历代舆服志”，第116页以下。
(5)例如在美国，“大部分早期的美国职业群体都有其传统的服装”。参看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法国17世纪的职业服装，可参看拉米西：《奇异的服装和职业》，上海书店2001年版。
(6)可参看华梅：《服饰社会学》，第三章“社会角色的标志——一般社会角色和特定身份标志”，“标明性别差异”、“标明社会地位”、“标明社会职业”、“标明政治集团”、“标明信仰派系”、“社会活动标志”等节。
(7)例如王霄兵、张铭远先生的《服饰与文化》，就只讲了制服“以一种图案或颜色，或服装的式样来固定地表示某一对象”。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2页。本文则把制服上的服饰元素的区分功能，分为区分职能和区分级别两点。
(8)《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9)《广韵》卷四《十四泰》：“《晋令》，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周祖谟编：《广韵校本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上册第383页。又《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履》，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9页。
(10)“非人”，日本江户时代的贱民之一种。他们不能束发，参看竹内理三：《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11)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12)《战国策·赵策二》，第663页。
(13)《论衡·讥日》。后文又云：“造冠无禁，裁衣有忌，是于尊者略，卑者详也。”造帽子没吉凶禁忌，裁衣服却有吉凶禁忌，在王充看来，那就是“冠”尊于“衣”的意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7页；又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4页。但这里还要补充指出，造冠虽无禁忌，但举行冠礼的日子，却是有禁忌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秀日……冠、制车、制衣裳、服带吉。”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14)杨宽先生说：“可知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要参与兵役，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见其《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页；《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
(15)《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
(16)首先，周朝的冕是否有旒，无法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周以至夏商虽然出土了很多穿孔玉珠，但多用于项链、玉组佩及其他串饰上，并不是冕旒所用的玉珠，看不到冕旒的迹象。其次是服章。周朝冕服上有“火龙黼黻”之类纹章，可以推想等级较高则纹章较多，但严整的十二章制度是否存在，也没多少史料足资证明。
(17)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8页。
(18)郭沫若先生认为“黄”是佩玉：“黄、珩、衡为一物”（《金文丛考·金文余释·释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3页）；“古金文乃至甲骨文中之黄字或从黄之字所从黄字，为珩之初文，乃玉佩之象形。”（《师克盨铭考释》，《文物》1962年第6期）但唐兰先生认为“黄”是系巿之带，见其《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以下。陈梦家先生也说是衣带，见其《西周铜器断代·赏赐篇·释黄》，《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以下。近年孙机先生详考其事，认为“黄为命服中的玉佩”，至此已无可置疑。见其《周代的组玉佩》，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24页以下。
(19)参看杨宽：《西周史》，第476页以下；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以下；汪中文：《西周册命金文所见官制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324页以下。
(20)《十三经注疏》，第426页上栏。
(21)《十三经注疏》，第1481页上栏。
(22)许慎：《说文解字》卷七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0页。“赤巿”二字据段玉裁之说补，见其《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下栏。
(23)孙机：《周代的组玉佩》，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31页。
(2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赏赐篇》，《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以下；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第286页以下。
(25)许倬云先生也说：“《礼经》所谓君子庶人之别及封建阶级之间的区分，都未必是如何井然有序的。”《求古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33页。
(26)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27)参看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1957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以下；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5页以下；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第2卷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以下；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以下；宋镇豪：《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2页以下；等等。
(28)分见《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及《周礼·春官·典命》，《十三经注疏》，第781页上栏。
(29)《大明集礼》卷三九《冠服》，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
(30)戴庞海：《先秦冠礼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以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总的说来，‘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禁异服’、‘同衣服’，重共性而限个性发挥，求观念守常而轻款式繁化，是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安民导俗的通举。”参看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这个判断也许适合春秋，但不适合战国那个变革时代；既令统治者真的都有“禁异服”的“通举”，也没能限制住新服饰的蓬勃涌现。
(31)《汉书》卷九三《佞倖传》：“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燕王刘旦传》记，汉宣帝时燕王刘旦谋反：“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按貂、羽似不并插，插貂者是侍中，插羽的为鵔鸃冠、鹖冠。这句话应理解做郎中著羽，侍从著貂。
(32)卫宏《汉旧仪》卷上：“中郎将一人，施旄头，属羽林。”《汉官六种》，第34-35页。又《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燕王刘旦传》：“建旌旗鼓车，旄头先驱。”颜师古注：“凡此旄头先驱，皆天子之制。”
(33)《汉旧仪》卷上：“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皆试守，小冠，满岁为真，以次迁。奉引则大冠。”同书卷下：“县户口满万，置六百石令，多者千石。户口不满万，置四百石、三百石长。大县两尉，小县一尉，丞一人。三百石丞、县长黄绶，皆大冠。亡新令长为宰，皆小冠。”均见《汉官六种》，第68、82页。可见“小冠”有非正式或等级稍低的意思，“大冠”则是标准的进贤冠了。《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更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霍禹“冠小冠，亡印绶”，都是地位稍低的意思。《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引《古今注》：“建武十三年，初令令长皆小冠。”这个做法，也许可以同光武帝裁减郡县、精兵简政的措施联系起来。
(34)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以下。
(35)《续汉书·舆服志》、《隋书·礼仪志》、《太平御览·服章部》等所引。应劭、阮谌是汉末人，董巴是曹魏博士。
(36)戴平指出：“纵观中国少数民族之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重头轻脚。这一现象古已有之……”见其《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以下。
(37)《续汉书·舆服志》：“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汉代的獬豸冠两角，见《续汉志》注引《异物志》：“今冠两角，非象也。”又蔡邕《独断》卷上：“今冠两角，以獬豸为名，非也。”《淮南子·主术》：“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6页。包山楚简有“桂冠”，胡雅丽先生认为就是“觟冠”，亦即獬豸冠，见其《包山楚简服饰资料研究》，收入王光镐主编《文物考古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陈荣先生认为，獬豸冠最初来自羌族的羊角帽，楚人来源于西羌，所以楚王好服獬豸冠。见其《论獬豸冠与“西王母”》，《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8)《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故《淮南子》曰：‘楚庄王冠通梁组缨。’注云：‘通梁，远游也。’”《通典》卷五七《礼十七·嘉礼二》：“远游冠，秦采楚制。楚庄王通梁组缨，似通天冠而无山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8页下栏。按今检《淮南子》，无“楚庄王冠通梁组缨”之文；仅其《齐俗》篇有“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一句。然而《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部二·远游冠》引云：“《淮南子》曰‘楚庄王通梁组缨。’高诱曰：‘通梁，远游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65页下栏。又见《事类赋注》卷十二《服用部·冠》，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1页；《玉海》卷八一《车服·远游冠》，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507页下栏等。又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七下：“《淮南子·齐俗训》：‘楚庄王通梁组缨。’《太平御览》引高诱注云：‘通梁，远游冠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页。王泰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卷二六《隋书卷十二》：“‘楚庄王通梁组缨’，刊本‘缨’讹‘缕’，据毛本及《淮南子》改。”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上栏。又《后汉书集解校补》，柳从辰亦云：“《淮南子》：‘楚庄王通梁组缨。’高注：‘通点，远游也。’是此冠亦楚制。”参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0页上栏。似乎王念孙、王泰岳、柳从辰都确实在《淮南子》中看到了“通梁组缨”四字。《墨子·公孟》提到了楚庄王“组缨”：“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但其“鲜冠”二字不同于“通梁”。录以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