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爵本位到官本位(阎步克)_第二章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1 / 2）_从爵本位到官本位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前面一章，阐述了我们品位研究的若干基本概念，下面就转到周秦汉的品位结构变迁上来。周朝品位结构的特点，我们表述为“爵—食体制”。“爵”即公、卿、大夫、士爵，它是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食”指无爵胥吏的报酬方式“稍食”，它是秦汉禄秩的来源之一。汉代品位结构的特点，我们表述为“爵—秩体制”。“爵”指封爵及二十等爵，“秩”就是“若干石”级差构成的禄秩。

在周代“爵—食”体制下，公卿大夫士爵与胥吏的“稍食”等级，是上下叠压关系。这个结构适应了贵族等级秩序。“稍食”是胥吏们的酬报和叙秩之法，这种等级管理办法中，蕴藏着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的萌芽。战国秦汉间，随着贵族的衰落和“吏”即新式吏员的崛起，源于“稍食”、富于“职位分等”色彩的禄秩萌生了。禄秩的管理范围沿等级体制不断向上伸展着，就是说更高的官职，逐渐也用禄秩来定等领俸了。张家山汉简《秩律》的发现，为战国到秦汉禄秩序列的伸展和扩张进程，提供了新鲜史料。它强化了我们的以往论断：“禄秩”的性质是“吏禄”，禄秩的伸展就意味着“吏”的上升。

战国发展起来的二十等爵，具有变革与传统的二重性：爵级通过军功获致，具有功绩制的性质，为平民提供了改变身份的通道，这具有变革意义；同时“爵”又不是官阶，而是一种身份体制，它保证了特权的世代承袭，富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汉帝国的品位体制，用“爵”安排身份，用“秩”保障行政。周爵与稍食本来是“叠压”关系，汉爵与禄秩则变成了“并立”关系。从周到汉两大阶段的品位结构变迁主线，就是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爵—秩体制”体现了早期帝国的“二元性”，即周代贵族政治的传统影响与新兴官僚政治制度的并存两立。

一　周朝“爵本位”体制和“等级君主制”

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至周而灿然大备，其时的品位结构以“爵”为中心。“爵”是中国最古老的品位等级，拥有两千数百年的历史，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远，绝大多数王朝都存在着爵制。如顾江龙君所指出：“爵位作为一种古老的位阶，其超常稳定性是任何官阶都不能比拟的。”(1)直到近年，还有专家主张恢复“爵位制”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呢(2)，当然网上随即一片哗然。

周爵包含两个基本的序列，一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一是公卿大夫士爵。公卿大夫士在朝廷之内，属于“内爵称”。《白虎通义·爵》：“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对天子而言，公侯伯子男在外，就不妨说是“外爵称”了。贾谊《新书·阶级》：“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对两个爵列也是以“内”、“外”为别的。五等爵的拥有者是诸侯、君主，不算官阶；“内爵称”公、卿、大夫、士，则是中国最早的官员等级。

周王朝品位结构的基本特点，就是“爵本位”。各种礼遇都依爵而定，而不是依职位而定。这在礼制上表现得特别清晰：各种礼遇，都依天子如何如何、诸侯如何如何、大夫如何如何、士如何如何而定，而不用官职来定。孟子说“朝廷莫如爵”，却没说“朝廷莫如职”。前人对周爵的论述已有很多了，下面从“爵”的社会身份意义，从其与“等级君主制”的配合，及其与胥吏稍食的组合样式三个方面，对周爵的性质和特点做一些补充叙述。

周爵是“品位分等”的，而且是一种社会身份尺度。人类史上较早出现的官阶制，一般都是品位分等。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品位”与身份具有明显的亲和性。贵族最主要的品位待遇，是土地（及人民）的直接占有。卿大夫有采邑，士有禄田。采邑几乎就是卿大夫的世袭领地。“爵”虽由君主授予，但那更多的是对贵族既得权势的一种形式认定，不能简单认为其权势完全来自君主(3)。学者指出：“职事、官位、食禄与爵等的具体联系在于策命。”(4)学者把周代册命仪式与西欧中世纪的investiture（封建册命礼）相比，且云：“盖古者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禄，有禄者必有土，故封建、命官，其实一也。”(5)不过“内爵”的产生可能较晚。段志洪先生说周初还没有大夫之称，“西周晚期出现了大夫这一等级称谓”，“周初之‘士’作为贵族称呼没有等级意义。”(6)晁福林先生认为，“爵”变成等级之称，可能是西周后期的事情(7)。那么暂不考虑封爵，至少“内爵”卿、大夫、士的爵列形成之前，在策命的时候，职事、官位、食禄与“内爵”的爵等，尚不会有形式上的“具体联系”了。再看周代册命金文，贵族官员被册命时，所领受的往往只有官职，附有服章车马銮旗之赐，但一般不涉及卿、大夫、士的爵位高下的。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职位的产生先于品位。公共管理甫产生，职位就产生了；官阶或品位则是较高级的管理手段，其出现一般比“分官设职”晚很多。但最早的官职，往往与氏族首领的身份纠缠不清。《尚书·舜典》记载，舜任命禹作司空，后稷作农官，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共工作工官，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乐官，龙作纳言。他们既是承担专职的官员，又是某一氏族的首领。禹、契、稷的后代，还分别开创了夏、商、周朝。这种制度不妨称为“族官制”，即氏族首领在高一层的部落共同体中担任职官。有人把那些记载只看成“创造神话”(8)，恐怕未必。因为类似的事情史料中还有，比如有穷氏为帝喾和虞、夏担任射正(9)，薛国的祖先奚仲为夏后氏担任车正，滕国的祖先在周担任卜正，陈国的祖先虞阏父在周担任陶正(10)，等等。而那明明都是史实，并不是“创造神话”。随国家制度继续发展，“族官制”就演变为世卿制、世官制了(11)。锺氏在楚，世为泠官；公孙黑在郑，世为行人；观氏在楚，世为卜官；董氏在晋，世为史官(12)；司马迁的祖先“世典周史”(13)，微氏从周武王到周夷王七代为史官(14)；以上都是“世官”的例子。“世官”往往是专业性较强的职类。

王国维先生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15)，其说似不可从。在世卿制、世官制下，官职与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官职的高低既跟权责大小相关、也跟家族贵贱相关，所以也是社会性的，而不只是行政性的，即，不全是一种依其功过而即时升降的东西。家族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做什么官出自传统，君臣习以为常，即使没有正式等级——如爵级——也照样运行。礼书所记载“命服”，在西周册命金文中是有痕迹的，册命时的赐服，约略存在着公、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的等差(16)。可见被册命的官职高下，与任官者的身份地位，存在着对应关系；虽然没提到被册命者是卿、是大夫还是士，但官职与身份的对应关系是不言自明的。虽然卿、大夫、士在春秋才呈现为明确的爵列，但官职与家族传统地位的那种对应关系，就是卿、大夫、士之爵列的产生基础。总之，周爵是作为一种品位而出现的，它不仅是行政官阶，也是社会等级。爵的高低既反映官职高下，也反映官员的家族地位高下，以及官员个人在家族中之宗法地位的高下。

我们说周代品位结构是“爵本位”的。这个提法，是相对于“官本位”而言的。“官本位”用来概括集权官僚政治时代的等级秩序，它是以官僚制的等级管理为主干的。比之周朝的“爵本位”，“官本位”下的位阶名号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人员升降频繁；发展出了复杂精致的各种位阶，位阶的重心在“官”，有官方有位。周爵则形式简单、等级凝固。若用前章所揭“品位待遇的优厚或微薄程度”和“品位结构的复杂或简单程度”来衡量的话，那么周爵属于“品位待遇优厚”和“品位结构简单”的情况。

从结构样式看，“爵本位”是“一元化”的，即呈单列纵向结构。与魏晋以下的九品官品相比较，官品体制也呈现为一个纵向的框架，把其他多种位、阶、勋、爵纳入其中品级框架之中，由此各种位阶之间具有了可比性、对应性与可转换性。这种结构样式，我们称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体制”。周爵与官品之间，则是秦汉的“爵—秩体制”，其结构特点是“爵、秩两立”、“爵、秩疏离”，具有某种“二元性”，因而既不同于周爵，也不同于魏晋以下的王朝品位结构。对“爵—秩体制”，本章第三节将加论述。读者已看到了，结构分析，就是我们官阶研究的主要方法。

进一步观察，则对周代等级结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见于《左传》、《国语》、《礼记》等书。在此表述之中，天子、诸侯为君，卿大夫、士为臣。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周礼》“九命”。《周礼·春官·典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在这种说法中，公侯伯子男是“诸侯”，公卿大夫士是“诸臣”。前一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表述中，诸侯居诸臣之上；而“九命”结构与之不同，诸侯与诸臣做交错排列，而且天子诸臣与公侯伯子男国的诸臣，地位也不相同。参看下表：从此表观察，“九命”发挥了一种整合作用，即把诸侯、诸臣两个序列，以及天子与列国之臣整合在一起了，已略具“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之意。可以认为“九命”设想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它预示了未来帝国等级秩序的发展趋势。

但就周朝真实制度而言，“九命”似乎就只是《周礼》作者的编排了，只是一家之言，于史无征。在《左传》中，最多只能看到三命。至于列国卿大夫地位高下有别一点，则还不全是《周礼》的构拟，而是于史有征的。《左传》成公三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据此可以制成下表：

可见大国、次国、小国的诸臣，确实高下有别，当然这种等级关系主要在外交场合发挥效力，是一种有限的“场合效力”。

周朝“爵本位”体制虽是一元性的，但与“官本位”仍不相同。周朝政治结构还不好说是“集权”的。天子有时会被认为是一级爵。《白虎通义·爵》：“天子者，爵称也。”在孟子眼中，周天子只是一级爵，一级高于公侯的爵而已。《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那恐怕不是孟子的空想，而是有历史根据的。列国各自为政，卿大夫的采邑也像是“国中之国”，具有相对独立性。诸侯、卿、大夫，都可以称“君”。《仪礼·丧服》：“君，谓有地者也。”又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天子为“君”；诸侯有封国，也算是“君”；卿大夫虽称“家”，然而他们有采邑，也算是“君”。顾炎武很赞赏“天子一位”之说，认为它可以令天子“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三代以下就不是如此了(17)。也就是说，“天子一位”之说具有限制王权的意义。

一些学者用“等级君主制”来定义周代君权(18)，我们也乐于采用这个概念，来跟战国以下的“专制集权君主制”相区分。“等级君主制”下的君臣关系具有相对性：诸侯对天子是“臣”，在国内是“君”；卿大夫对天子、国君是“臣”，在自己领地上是“君”。战国的封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以及商君之类，都称“君”。只要你领有一块地，管着一群人，就是“君”。战国有位龙阳君说过“今臣爵至人君”的话，汉初刘邦诏书中还有“爵或人君”之言(19)，这样的“君”称，其义甚古。那么称周代政体为“等级君主制”，不是空穴来风。后世“皇”与“帝”不能用做日常敬称，不能说“张皇”、“李帝”，却可以说“张君”、“李君”，那也是“等级君主制”的流风遗韵吧。

这种“等级君主制”在礼制上有很鲜明的体现。中国礼制习惯用数列安排等级，具有“一望而知”的明快性。考先秦“礼数”，有以七、五、三、一排列的，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有以八、六、四、二排列的，如万舞羽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有以九、七、五、三、一排列的，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透过这样的“数理逻辑”，王夫之看到：“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而无所殊异。天子之独备者，大裘、玉辂、八佾、宫县而已；其余且下而与大夫士同，昭其为一体也。”(20)王夫之所谓“一体”，可以理解为级差的设置具有连续性，各级的礼数具有同质性。

《周礼》规划了君臣冠冕之礼，即“九服”之制，其等级结构很有特点，值得讨论。“九服”就是“六冕”与“三弁”：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及韦弁、皮弁、冠弁。《周礼·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由此可将君臣冕服等级排为下表：

面对此表，除了等级严明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九服”有一种“君臣通用”性格：地位高则冕服种类多，地位低则冕服种类少，然而君臣有共通的冕服。公有八服同于天子，是所谓“如王之服”，侯伯也有七服同于天子，余类推。类似“如王之服”的“数理逻辑”，还可以在其他一些礼制中，如用鼎等级、祭祀等级中看到。

九服或六冕之制，虽然只是《周礼》作者的编排，但其编排也有某种历史根据，可以理解为“等级君主制”的一种“折射”。据《国语》、《礼记》等书记载，先秦存在着一种“等级祭祀制”。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祖先等等祭祀，被分为若干等，天子可祭天地以下，诸侯可祭山川以下，大夫可祭五祀以下，士祭其祖先(21)。主祭者等级较高，则可以祭祀的对象较多；主祭者等级较低，则可以祭祀的对象较少。不同祭祀要穿不同的祭服。《周礼·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祭群小祀，则玄冕。”现将几种记载中的各级祭祀、各级祭服列表如下，以便比较：

可见《周礼》祭祀等级，与《国语》、《礼记》所记祭祀等级是同构的。由此我们猜测：《周礼》六冕等级，其实是取材于先秦等级祭祀制度，进而利用“某级祭祀用某级冕服”原则，而编排出来的。也就是说，《周礼》安排天子用大裘冕以下，是因为天子可祭昊天上帝以下；诸公用衮冕以下，是因为诸公可祭先王以下；诸侯用鷩冕以下，是因为诸侯可祭先公以下；子男用毳冕以下，是因为子男可祭四望山川以下；余类推。

结构分析表明，《周礼》六冕等级制，其实是以周代等级祭祀制为基础的。“如王之服”来自“如王之祭”。周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2)祭祀权力和军事权力，是早期政权的两种最重要的权力。“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3)之类说法，表明祭祀是政权的最高象征，是国君不能放弃的最后底线。所以等级祭祀制，是等级君主制的重要内容。《周礼》九服或六冕具有“如王之服”特征，天子与诸侯、诸臣有共同的祭祀和共同的祭服，那就是周代“等级君主制”的一个折射。可见王夫之“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而无所殊异……昭其为一体也”的论断，独具慧眼而富有卓识。简单看上去，周爵只是一个纵向单列，但《周礼》各级爵位的祭服规划所呈现的“如王之服”特征，透露了更多微妙信息，提示我们周朝的“爵本位”体制，是以“等级君主制”为基础的。

周朝的品位安排中，还包含一个“爵—食”的结构。官吏等级分上下两大段：上段是公卿大夫士爵，其下段是胥吏的“稍食”等级。

周代胥吏的生存状况虽很暧昧，但古籍所罗列的等级中，还是有其位置的。《周礼》中称之为府、史、胥、徒。《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在公、卿、大夫、士之下，是皁、舆、隶、僚、仆、台、圉、牧，这些称呼应系职名，由此可以察知他们的大致职事。胥吏与庶人地位相近，是所谓“庶人在官者”(24)。贾谊称为“官师小吏”，其《新书·阶级》：“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把“吏”纳入视野，周代等级制就完整了。

周代胥吏的酬报和定等方式是“稍食”。“稍食”就是发给胥吏的口粮及衣装。《周礼·天官·宫伯》中有段话，简练概括了“稍食”的特点：“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所谓“月终则均秩”，是说在每月月终，按等级和劳绩发放口粮；所谓“岁终则均叙”，是说年终考课时，根据能力来确定其等级与职事。“掌其诛赏”则显示，月底和年底都有考课赏罚之举。《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四曰以叙制其食。……月终，则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孙诒让云：“此云‘以叙制其食’，当专属不命之小吏言之，以其在官前后之叙，制其稍食。”也就是说，不命无爵的群吏，根据等级和业绩来领取稍食。

“稍食”使用“均秩”、“均叙”之法，这与贵族“爵禄”大不相同。其特点，第一是考课定等，第二是以口粮为酬报，第三是按月发放。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稍食”是一种以“职”或“事”为中心的酬报和定等方式，胥吏的口粮数额，是根据职事、能力和业绩而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稍食”之制含有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的萌芽。可想而知，那些胥吏的口粮数额，就是他们的等级尺度；而汉代官吏的禄秩，恰好也须考课，恰好也是月俸，恰好也用粮食数额做等级尺度。无疑，“稍食”就是秦汉禄秩的历史来源之一。

据此，周代品位结构又可以概括为“爵—食体制”，由“爵”、“食”叠压而成。“爵”的段落，是贵族政治与等级君主制的集中体现；而“食”的段落，则蕴涵着稍多官僚政治的因素，或说官僚等级管理手段的因素，从而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变化的起点。

总之，周爵是贵族身份和阶层尺度，它是“等级君主制”的一个体现；进而着眼胥吏层次，“爵”、“食”在纵向上分为两大段落。

二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伸展

下面把视线转向战国秦汉的禄秩。我们首先将比较周爵、禄秩的不同命名原则，以此凸显禄秩的特点和性质；进而叙述作为新式官阶的禄秩，在战国秦汉间不断伸展，从而成为官阶主干的过程。

禄秩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为级名，这一点既跟官品不同，又跟周爵不同。也许有人觉得级名问题太琐细了，但我们不这么看。级别的命名方式，有时可以反映出级别的来源，进而反映出级别的性质与意义。

先来看周爵的爵名。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这些爵称，古人已有阐释。《白虎通义·爵》：“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顺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男者，任也”；“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卿之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为言大，扶进人者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然而这些说法，有的是后起之义，有的是望文生义，并不完全可信。从其最初的含义看，周爵的爵号大多采自人之尊称。

“公”之构字，可能有平分的意思(25)，作为称谓则是老人之称。《汉书·眭弘传》注：“公，长老之号。”《方言》六：“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王献唐认为，“公”就是“翁”：“公为尊称。用于祖宗，用于长老”，后来“尊贵的人也称为公”，“一国君主是最尊贵的，也称国君为公，不论老幼。”(26)“公”似由老人之尊称，引申为尊贵者之称，进而为君主、权贵之称的。《尔雅·释诂》：“公，君也。”《仪礼·既夕礼》注：“公，国君也。”顾炎武通过晋文公亦称文君、鲁昭公称昭君等事例，显示“君”、“公”两名通用；对周秦汉间以“公”为尊称的情况，顾炎武也提供了不少例证(27)。用作五等爵的最高爵号和内爵称的最高爵号，只是“公”之众多用法中的两种。我们说“公”是爵号，但历史早期官、爵不分，若把它看成官号，也没问题。当然“三公”的提法就不能太拘泥了。彭林先生指出：“三公之说，在《诗》、《书》等典籍及金文中无可印证。”(28)周成王、康王之时，一度六公并列。总的说来，如杨宽先生所说：“太保、太师、太史等西周执政大臣称‘公’。”(29)

“伯”，郭沫若先生释为大拇指的象形字(30)，由此引申为兄长，即伯、仲、叔、季之伯。诸侯之长称“伯”。周文王称“西伯”，即殷商间的西方诸侯之长。

“子”是成年男子之尊称，如孔子、老子之例。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多子”、“多子族”，这里的“子”特指王子。长子是“太子”，“多子”则是由长子分派出去的族群。朱凤瀚先生还把“子”解释为族长(31)。“男”字从田从力，“田”是土田，“力”是农具耒耜之类。“男”本是从事耕作的成年男子，进而被用为爵号。甲骨卜辞中可能已有男爵了(32)。甲骨卜辞有“多田于（与）多白（伯）”，胡厚宣先生认为侯与伯相近，男与田通，因此“多田”与“多伯”，实际就是侯、伯、子、男(33)。

裘锡圭先生认为，商朝的爵称侯、甸、男、卫等，本来都是职官名称，它们经历了一个由职官演变为诸侯的过程(34)。按，职官逐渐演化为位阶，在帝国时代也是普遍现象，可称为“职阶转化律”。早期权力拥有者的衔号，有来自家族之称的，也有来自职事之称的。商爵也用人称，伯、子、男即是。看来，商爵中的家族之称与职事之称，平分秋色。有的学者还认为，商爵没有等级之分，各种爵称看不出谁高谁低来(35)。到了周代，五等爵称中除“侯”之外，公、伯、子、男四号，都属人称或人之尊称，占到了五分之四。“妇”为妇人之称，而“妇好”之“妇”，学者认为也是一个爵号(36)。商爵来自职称的稍多一些，周朝的爵号则明显以人称居多，这跟周族更浓厚的宗法精神，应直接相关。正如学者所言：“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37)

除了五等爵，公、卿、大夫、士爵也是如此，多为人称。“公”兼为内爵称和外爵称，都来自长老尊称。内爵中的“卿”字，被认为是二人对食之形。卿与飨、鄉（乡）同为一字，是在小篆中才分化为三形的(38)。杨宽先生认为：“‘乡’的本义是乡人共食，所以乡人的酒会也称为‘乡’了”，而“六卿”之名就来自“六乡”：“一乡的长官‘乡大夫’即是六卿之一。”“乡大夫”又作“卿大夫”，“卿”实际就是“乡老”之称谓，他们是乡饮酒礼上氏族和国君所尊礼的对象(39)。“卿”既然是“乡老”的称谓，那么“卿”也是人称，而且是人之尊称。后世犹然，“卿”仍是人称，还有“卿卿我我”的成语。“夫”意为男子，是鱼部字，与表示成年男子的“父”、“甫”等同在一部，读音亦同。“夫”既指男子，则“大夫”的意思就是“大人”。所以“大夫”也是人称。“士”字本是斧形。在原始时代，石斧是成年男子的身份标志物，所以“士”指男子，“士女”可以并称。

那么在内外爵称中，除了“侯”有职事的意思外，其余的本来都是人称，或兼有人称之意。它们通行于家族、氏族或部落之内，用以标示人的身份地位，后来演化为爵号了。周爵是中国最早的品位序列。品位分等的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用以标志人的地位、身份，从而与“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不同。周爵的起源是“以人为本”的，周爵的性质也是“以人为本”的，二者密切相关。《白虎通义·爵》说，“爵者，尽也，各量其职尽其才也”，那只是后世的说法而已，非周爵本意。周朝的爵号，除“侯”之外并无“量职尽才”之意，多数爵称不是来自职名。周朝政治具有浓厚的亲缘色彩。《春秋》、《左传》记事255年，官爵名号出现10年次以上的，有30种；而“公子”一词出现了140年次，“公孙”出现了70年次，“太子”出现了72年次，“天子”及“天王”出现了66年次，“夫人”出现了52年次，“王子”出现了30年次，“王孙”出现了11年次，“可见王、后、太子、王子、王孙及诸侯、夫人、公子、公孙这一贵族的大家庭系统活跃于整个春秋时代，构成周封建及宗法制度下的一大特色。”(40)周朝政治，本来就是“人重于职”的。

相比之下，秦汉禄秩的级别命名，就与周爵判然不同了。禄秩以“若干石”为等级，它源于周代“稍食”的定等和酬报之法。“稍食”的特点是“以食定秩”，胥吏们的口粮之数，事实上就构成了胥吏的等级。因胥吏地位卑微，其口粮之数也比较微小，所以在禄秩序列的低端曾有过一些细小的级别，保留着禄秩脱胎于“稍食”的胎记。“斗食”一秩即是。《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说，斗食者，岁奉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41)“斗食”和“佐史”是汉代秩级的最低两等。斗食月俸11斛，则年俸约133石；佐史月俸8斛，则年俸约96石。另说，斗食每日仅一斗二升，则每月不过三石六斗，年俸约43.2石。这数字更小了，也许是较早的情况。

顾名思义，斗食显然是“以食定秩”的，其渊源应该就是“稍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有“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同书卷七九《范雎列传》记有“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战国策·秦策》中作“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可见在战国与秦，“斗食”就是“秩”的起点。又《左传》昭公七年称“皁臣舆，舆臣隶”，“隶”是一种服役者。秦国有一种刑徒叫“隶臣妾”，秦简《仓律》载有其“月禾”标准，成年男性每年24石，成年女性18石(42)。那么隶臣妾的口粮，约为“斗食”之半；反过来说，“斗食”的口粮约比隶臣妾的多一倍。秦国除了向官吏发俸钱外，还发放口粮，称“月食”。裘锡圭先生说：“（秦）无秩的啬夫所受的月食，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口粮，而应该相当于汉代的斗食之俸。”(43)裘先生的推测很有道理。低等吏员的月俸，应直接来自月食。

我们觉得，以收入多少做等级之名，是一种很轻贱的做法，是“非人化”（impersonal）的、“以事为中心”的。以收入做等级之名，意味着这是一种干得多挣得多、干得少挣得少的等级，主子没怎么把你当“人”看，你的价值是“若干石”，你只相当于一份劳务和一份报酬。什么情况下，人的等级会用他的报酬为名呢？旧上海的妓女有“长三”、“么二”两等，源于夜间收费三元和收费二元之别(44)；那来自收费多少的等级之名，就透露了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姐妹们的悲惨境遇。主家根据工作量把佣工或家奴分为大工、小工，当不在意料之外；如果廪食对应着工作量大小，那么以廪食多寡名其等差，也在情理之中。可以想象，劳工的工钱等级，就是劳工的等级(45)。与此相类，以“若干石”定吏员等级，意味着“吏”不过是出卖心力换取报偿者，是一种“卖”。《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就是那么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所以对“吏”的尊严与荣誉，君主无须经心关怀，尽可漠然视之。

秦汉禄秩以“若干石”为级差，这种级别命名方式，在历代官阶中很另类；然而对其所含深意，两千年来没什么人留心措意。我们认为，从由人称构成的爵称，到由“若干石”俸额构成的秩级，其背后是一个政治转型和统治阶级大换血的进程，即官僚制取代贵族制的进程，新式吏员取代传统贵族的进程。禄秩的基本性格，可以用“吏禄”二字概括，它是针对“吏”的等级管理办法。周代胥吏本是个卑微的层次，而战国秦汉禄秩也保持了“重人不重事”的特色。随着作为新式吏员“吏”群体的崛起，禄秩应用范围的开始向上扩展，向上侵蚀贵族官员的等级段落了。

春秋以上的胥吏是个很黯淡的层次，战国之时，其面貌就清晰得多了。我们注意到，若干史料中出现了“士大夫”和“官人百吏”的两分表述，二者分别对应着“爵”与“秩”。《韩非子·和氏》：“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韩非所叙述的是吴起的改革措施，“封君”有爵，故收其爵禄；百吏无爵，另以禄秩为等级，故减其禄秩。又《荀子·强国》说打仗胜利之后，就会有“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的事情。那么“士大夫”与“爵”相涉，而“官人”与“秩”相涉。孙诒让解释“官人”：“庶人在官则无爵，而受职役，其秩卑而员众，故称‘官人’以通包之。”(46)《荀子·荣辱》又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士大夫”所取为“田邑”，这是“封君”的待遇；“官人百吏”所取为“禄秩”，禄秩是针对“官人百吏”的等级管理手段。

春秋以上，胥吏是被“爵位”那座大山压在位阶最底层的，跟庶人的地位差不多少；战国“官人百吏”们开始直起了腰，带着他们的身份标志“禄秩”向上伸展。战国等级管理，对“士大夫”主要用“爵”，对“官人百吏”主要用“秩”；此后随时间流逝，越来越高的官员变成了领俸官员。至汉代，禄秩向上覆盖到了官僚等级的顶端。这显示，帝国统治者已用“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用管理“吏”的办法来管理公卿大夫了。

若干年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版了，其中的《秩律》向人们展示了汉初禄秩的基本面貌。这就为考察战国秦汉禄秩的序列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点。结合其前其后禄秩序列的变动，上述禄秩序列的向上伸展过程，就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了。兹述如下。

在战国史料中，我们考得了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五十石共9个秩级。其中的五十石一秩，推测就是汉代“斗食”的前身。最高的是千石。《商君书》记有“千石之令”，“千石”是“令”的秩级。按，秦汉的诸署令，约在千石至六百石的层次；那么先秦使用禄秩的，主要是“令”和“令”以下的官吏。因禄秩从胥吏“稍食”发端，所以其最初针对的吏员层次，是比较偏下的。

再看《二年律令·秩律》。其中记有汉初到吕后二年为止王朝所使用的11个秩级：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序列上端是“二千石”。使用这个秩级的，是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郡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那么丞相以下的诸卿、将军，及地方长官郡守、郡尉，都使用“若干石”禄秩为官阶了。战国最高秩级还只是“千石之令”，相当“县团级干部”或“司局级干部”；到了《秩律》时代，诸卿、郡守等“省部级干部”，也用禄秩了。此前的秦朝也应如此。

再由《秩律》看汉初秩级的下端。这个段落还存在着一百二十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等带零头儿的秩级。这样的秩级，景、武之后就看不到了。可见在《秩律》时代，禄秩序列的低端比后来细密得多。斗食、佐史等秩级过于细小，《秩律》未列，但当时肯定有。先秦还有“五十石”的秩级，就更细碎了。那些带零头儿的细小秩级，告诉了人们什么呢？我们认为，在禄秩的形成期，序列的哪一段落相对细密，这禄秩就是面向哪个官员层次的。从行政学原理说，细密的等级将耗费更多的管理精力。而其时统治者听任禄秩下端的等级细密，是因为“若干石”的官阶本来就是用于中低级吏员的。

从景、武到元、成，一个多世纪中，随帝国体制的发展完善，禄秩序列的高端和低端都发生了变化。先看高端。首先中央诸卿由二千石上升为“中二千石”了，“中”就是中都官、中央的意思，以此与地方的郡守二千石区别开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秩级。其次，这时还形成了真二千石、比二千石，加上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一秩繁衍为4个秩级。第三，御史大夫超越中二千石列卿而自成一级，丞相事实上也变成了一个秩级。御史大夫、丞相的俸禄，与其下的秩级形成了成比例、有规律的级差。至此，“百官皆吏”全面实现。周秦汉禄秩序列的变化大势，不妨用下图示意：

西周春秋

战国

秦汉

在这时候，禄秩的高端变得更细密了。而禄秩的低端呢？低端的变化看上去与高端相反：一百二十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之类细小秩级，逐渐销声匿迹了。就是说，在高端秩级分化繁衍的同一时候，低端的秩级却在化简。级差的密度，由重心偏下即下端细密，变得上下匀称了。这期间还逐渐形成了“比秩”。“比秩”将在第三章专门讨论。到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之前，百石以上约有21个秩级。

《秩律》的新鲜信息补足了一个前所未知的缺环，先秦到西汉中期的禄秩变化，有两点大为清晰了：第一是整个序列由下而向上伸展，第二是高端低端的密度趋于匀称。秩级的升降增减，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不算大事，但不会是偶然的。汉代以来秩级的最剧烈变化，发生在禄秩高端。我们认为，用禄秩去安排高级官职的地位，就是此一变化的最大动力。高级官职也用禄秩加以管理了，禄秩成了最基本的行政等级尺度，周朝的公卿大夫士体制至此全面更新。

当然，汉代依然把公、卿、大夫用作等级概念，不过这时的卿、大夫、士与周朝意义迥异。经战国秦汉，这些概念已充分地“吏职化”了。周朝世卿世禄世官制下，周爵是连接家族地位与官守权责的纽带。它不完全是行政性的，也是社会性的；不仅标志官位高下，也标志身份高下，具有个人属性。所以周爵是一种“品位”，是“人”的等级。但汉代行政概念中，公、卿、大夫、士都是“职”的等级，不具个人属性。

战国有“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两分法。春秋以上无“士大夫”之称，只说“大夫、士”。战国的“士大夫”一词，是“士”与“大夫”的合称吗？我想不是。据《荀子·荣辱》，“士大夫”是“取田邑”的，而这与《韩非子·和氏》所云封君子孙收爵禄、百吏绝减禄秩是一致的，那么“士大夫”是有田邑的封君，不是“士”；“士”字是修饰“大夫”的，我想它与“子大夫”一词中的“子”意思相近(47)，系美称。“士大夫”为他称，“子大夫”为对称而已。“士大夫”主要就“大夫”而言，“官人百吏”则对应着原先的“士”等级。昔日“士”所承担的事务，已被“吏”接任了。《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吏”是吏职，不是个人。三百石吏职，在汉代属“士”。

秦国商鞅变法后出现了千石之令、八百石之令、七百石之令、六百石之令。这个层次相当于昔日的大夫。战国称“令”之官大量涌现。“令”即命令，表示长官的指挥权力。“令”的官名都由“职事+令”的形式构成，显示了浓厚的“以事为中心”意味。称“令”、并用“若干石”定等的官职大量涌现，说明“大夫”这个官职层次，也被“吏职”取代了。

在汉初《秩律》中，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卫尉、中大夫令、郎中令、奉常等官，秩二千石。这些官职由于其行政重要性，在秦及汉初被置于二千石之秩，进而又被名之为“卿”。后来它们又上升到中二千石了。由《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西汉是“以中二千石为卿”的，禄秩成了确定“卿”的标准。具体说就是由职而秩、由秩而“卿”，“以吏职为卿”，“以若干石为卿”。“以吏为卿”，是说在官僚制发展中，若干“吏职”显示了更大重要性，形成了一个新的“卿”的队伍；“以若干石为卿”，是说这批新兴的称“卿”的官职，以二千石、后来是中二千石做等级。

“公”也与之类似。周代以执政大臣为“公”，“公”由家族世袭。秦汉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官号称“三公”。这三公非周之旧，全是战国以来的新兴官职，以职能命名，并因其权责之重而被称为“公”的。《秩律》中御史大夫只是二千石，后来秩级为中二千石，再后又被安排于“上卿”，其实不是“公”。可见“三公”只是对周爵的一种比附，与周爵并无沿袭关系。与之同理，秦与西汉所谓“九卿”，最初也只是一种比附，“卿”并不止九位，而是取决于秩级的。周朝的公卿是品位等级，秦汉的公卿却是职位等级，名同实异。

简言之，禄秩体制全面取代周爵公卿大夫体制的过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定公卿大夫士”的演变。示意如下：

“职”与“秩”，成为公卿体制变迁的支配因素。由此周代的“品位分等”的等级秩序，向汉代的“职位分等”转变了，由“以人为中心”向“以事为中心”转变了。

从《汉书·百官公卿表》看，西汉末到东汉初，禄秩又变成了16级。比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的21级减少了。所减少的是五百石、比八百石、八百石、真二千石和御史大夫5秩。御史大夫一秩的消失，是由于此官改名为大司空，升入“三公”行列了。至于其余4秩之废，则属简化秩级的措施。西汉前中期的秩级变化趋势是高端趋密，然而制度发展往往会“矫枉过正”。在由汉初《秩律》11级繁衍为汉成帝时的21级后，朝廷又嫌其繁密了，所以着手裁并。那么战国秦汉间禄秩变迁，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又由繁趋简的变化。

前述秩级的“纵向伸展”，主要发生于中央朝官，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郡国官秩级相对下降的变化。就是说中央官和郡国官的秩级，其变化方向是相反的，一上一下。简述如下。

《秩律》所见，郡守、郡尉二千石，跟御史大夫、诸卿平起平坐。后来诸卿升到了中二千石、御史大夫升到了“上卿”，郡守、郡尉依然故我，仍是二千石，相形失色了。再看县级长官的秩级。《秩律》中县级长官有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和三百石共5等；二百五六十个县中，六百石以上县令有240多个，可见汉初县级长官的等级，整体偏高。后来就不同了，五百石至三百石的县长大量设置。汉成帝把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合于六百石、四百石，那么八百石县令、五百石县长的秩级又降低了。东汉的县级长官大多是六百石令、四百石及三百石长。此外，郡县与中央的同名（或同类）官职，在秩级上也拉开了差距。例如中央的掾属高者三百石，郡县掾属则通例为百石（京畿除外），同是掾属，秩级却矮了一块。

对郡县长官的秩级下降或相对下降，学者认为与人口增多、郡县普设、同级行政单位大大增加相关。但这时候，王朝本有另一选择：增设郡县，但不降其秩。王朝没那么做，非压低其整体秩级不可，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意义就是强化中央集权。

再看国官。汉初的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其时与中央官同名的王国官职，其秩级也同于中央官。但景帝、武帝之后，皇帝着手削夺王国选官权、裁撤王国官额，同时压低王国官秩级。汉景帝时，王国丞相变成了中二千石，改名曰“相”，不再用金印而是改用银印了。武、宣时王国丞相秩真二千石，汉元帝时又降为二千石，而且“诸侯相位在郡守下”了。王国郎中令和仆的秩级，由二千石降到千石，王国郎中令一度还降到了六百石。中央的尚书六百石，而王国的“治书”被改置于“比秩”，即比六百石，低了一头。中央的中大夫大约比八百石，王国中大夫比六百石；中央的谒者比六百石，王国的谒者比四百石；中央的太乐令、祠祀令、太医令、卫士令、永巷令皆六百石令，而王国的礼乐长、祠祀长、医工长、卫士长、永巷长比四百石；中央的郎中比三百石，而王国郎只二百石。

西汉中央集权的强化，在中央与郡国官秩级的相对变化中，鲜明反映出来了。中央朝廷对郡国的强势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三　功绩制和身份制之间：二十等爵

叙述至此，就可以把战国秦汉间的位阶体制变化线索，概括为三了：第一，周代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公、卿、大夫、士爵，由于“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定公卿大夫士”两个变动，而在不断淡化。第二，源于“稍食”、作为“吏”之定酬定等之法的禄秩，从品位结构下端不断向上伸展。这两点见前节所述。此外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二十等爵向一种身份体制的变迁。

以往论述秦汉官阶时，我采用“品位—职位”视角，把秦汉禄秩的特点归结为“职位分等”，视之为传统官阶发展五大阶段的第二阶段。这个论述没有充分考虑军功爵。从“官阶”概念说，“职位分等”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秦汉军功爵不是官阶。但若不仅立足官阶，而是从“秦汉帝国的品位结构”来考虑问题，则二十等爵及封爵必须纳入视野，因为“爵”是一种重要的品位。为此，我们揭举“爵—秩体制”概念。

“爵—秩体制”概念的要点是：秦汉品位的基本结构，是爵、秩两立；与周代“爵本位”和魏晋以下“官本位”比较，这个结构呈现出一种“二元性”，具有“爵、秩疏离”的特点。这些概括的论据有四。首先是基于“结构”，即两个序列在形式上的分立；其次是“功能”，即爵与秩在政治社会中的不同作用；第三是“要素配置”，即“品秩五要素”——权责、薪俸、资格、特权和礼遇——在爵、秩两方的分配；第四是“等级关联”，即爵级与秩级间对应与链接关系的紧密或松散。下文将讨论这么一些问题：首先从爵称的来源入手，阐述军功爵之功绩制性质的来源；进而探讨军功爵是如何变成一个身份性品位序列的，由此观察爵与秩的不同功能和性质。随后进入“爵—秩疏离”问题，从二十等爵上没有配置“资格”要素一点，看其非官阶的性质；从爵上所附丽的优厚待遇，看汉爵的特殊性；从爵、秩“比视”关系的多样性和散漫性，观察爵、秩相互疏离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而对“爵—秩体制”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做出评述。

首先，从二十等爵的爵称开始讨论。如前节所论，周爵公、卿、大夫、士以人之尊称为爵名，秦汉禄秩以“若干石”的俸额为秩名，那么二十等爵呢？它们与周爵、与秦汉禄秩都不相同，二十等爵的爵称大多来自军职之名。

卫宏《汉旧仪》就是拿军职来解释军功爵号的。上造：“乘兵车也”；不更：“主一车四马”；大夫：“主一车，属三十六人”；官大夫：“领车马”；公大夫：“领行伍兵”(48)。无独有偶，魏人刘劭《爵制》也这么理解爵号——公士：“步卒之有爵为公士者”；上造：“皆步卒也”；簪褭：“御驷马者”；不更：“为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也”；大夫：“在车左者也”；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皆军吏也”；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皆军将也。所将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49)由此看来，许多爵称最初曾是军士、军吏、军将之名。

《商君书·境内篇》约在商鞅变法后不久写成，其中不但记录了早期军爵，而且还让人们看到军爵之外另有军职，那些军职有操徒、校士、卒、屯长、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将、国尉、大将等名。《左传》、《史记》等史料又显示，商鞅变法前、甚至春秋后期，秦国就有庶长、不更之名了(50)。有学者认为，商鞅变法前的那些庶长、不更，说明商鞅变法之前就有军功爵了(51)。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当时的庶长、大庶长只是职名，尚非爵称。马非百先生云，庶长一爵最初似为官名，后来分化为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及大庶长四爵(52)。我想那是个更合理的解释。

若军爵是由军职发展而来的，则二者间就可能有一个职、爵不分的过渡阶段。西嶋定生说：“在某种场合，我们也看到了爵称与官职之未分离状态”，这是一种“不即不离状态”(53)。大良造和庶长后来都是爵称，但一些器铭显示这二者曾为一人兼有。《秦右庶长歜封邑陶券》记，秦惠文王四年“大良造、庶长游出命”(54)，这位“游”就是一人而兼大良造、庶长两号的。其大良造、庶长两号，可以推想或者是两官而一人兼之，或者一个是官、一个是爵，却不可能两号同时为爵。打比方说，你不可能既是上校又是少校，或既是局级又是处级。郭子直先生把这份陶券称为《秦封宗邑瓦书》，指出，“大良造、庶长游”就是《四年相邦戟》中的“相邦樛斿”，“以‘大良造’称代‘相邦’，这是以爵号代官名；瓦书的庶长，则为官名”。《瓦书》中还有一位“司御、不更顝”，郭先生说，司御是管车辆的职名，不更则是爵名(55)。这就是一人拥有一官一爵的情况了。《瓦书》中还有位右庶长歜，“右庶长”后来也是军功爵号。

“大良造、庶长”由一人兼有的情况，还有商鞅的例子：若干兵器上出现了“大良造、庶长鞅”铭文(56)。这跟《史记》的商鞅初为左庶长、后为大良造的记载不同。《史记》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两衔先后晋升；而兵器铭文显示的，却是两衔同时兼有。郭先生认为，大良造是爵，庶长是官。虽然也可以设想相反的情况，即大良造为官、庶长为爵，但仍可以认为郭先生所说较优，因为“庶长”以“长”为称，更像是官名，意思可能是众兵之长。如前所述，马非百先生也认为“庶长”最初是官名。曾有一枚战国“右庶长之玺”被发现(57)，玺印是职权的象征。也许商鞅初任左庶长，后因变法有功，加爵大良造了。

后来大良造、左庶长都成了爵级，而在此前的某个阶段，军职和军爵就不大容易分清了。我认为，那就是军职向军爵演变留下的痕迹。帝制时代的官阶也存在着“职阶转化律”，很多品位是由职位变来的，来自“职事官的品位化”。以西魏北周为例，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等本是府兵军职，但不久就被大量颁授，用如品位了。由此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府兵官号，有一些仍是领兵的军职，有一些却成了赏功酬勋、提升品位的位阶了，两种用法并存。此外，在汉末魏晋的将军号的散阶化进程中，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魏晋将军号、北周府兵官号在阶官化进程中，都曾表现了双重性，亦职亦阶或亦职亦勋。由此反观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仍屡有大良造、右更、中更、左更、左庶长、庶长、五大夫领兵打仗之事。可见这时的爵号，仍有浓厚的军职意味。

二十等爵称最初是军职之名，这一点与周爵之得名，显然相当不同。周爵是标志身份的品位，除了“侯”之一号外，其爵称都来自人之尊称，有浓厚的“以人为中心”色彩；而二十等爵称来自军职，则有明显的“以事为中心”的意味。二十等爵以“军功”为授爵条件，具有功绩制的性质。如杜正胜所说：“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藉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甚至断言“军爵塑造新社会”。(58)二十等爵以其“功绩制”性质，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