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对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烈，根本无法压制。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政策。紧随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行动，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决策，那么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吧，但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人们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无休止的战争记忆犹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欧洲人民最想要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试图对欧洲版图重新划分，并想以此来保证最大可能的永久的成功。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是因为他们用心险恶。总的说来，他们是沉湎于对平静的青年时代的幸福日子的回忆中的守旧派，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的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这是一种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人民必须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权。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方面，他显得极其粗暴。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宣扬这样一种新理论：“民族性既不是一个政治边界问题，也不是圆颅骨或阔鼻梁的问题，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情感问题。”在他们教育法国的孩子们说法兰西民族伟大时，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很快，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并在封建城堡的废墟下发现他们伟大种族的遗骸，并认为自己是他们软弱的后裔。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充满伟大历史发现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宪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结果在每一个国家都引发了对自己古老祖国新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之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对他们祖先的荣誉和声望坚信不疑。

可维也纳会议没有打算感情用事。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他危险的“法国思想”统统列入了禁书名单。

不过，任何会议都不能逃脱遭受历史辛辣嘲讽的命运，维也纳会议也不例外。出于某种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至今还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十分有用的。任何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就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思考一样，必然遭到失败。

很奇怪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竟然是在远离欧洲的南美开始点燃的。西班牙由于深陷拿破仑战争的泥沼，为其在南美大陆的殖民地创造了一段相对独立的美好时光。后来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对他忠心耿耿。当1808年约瑟夫·波拿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时，人民拒绝承认他。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所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法兰西议会突然迸发出博爱与兄弟之情，宣布给予海地的黑人兄弟迄今为止为他们的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但很快，他们就出尔反尔，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爆发了一场持久的可怕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和平的问题。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绝不加害于他。杜桑维尔相信了他的白人对手，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之后就死在一所法国的监狱中。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顺便说一下，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海地黑人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783年，西蒙·玻利瓦尔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他曾在西班牙求学。在大革命时代，他访问过巴黎，对法国当局的统治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就回国了。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四处蔓延，要求民族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是革命领袖之一。遗憾的是，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被迫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在此后的5年里，玻利瓦尔为这项前途并不光明的伟大事业付出了一切。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革命。不过，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援助，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于是，争取独立的起义烈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很快西班牙发现如果没有援助，它不可能镇压这场叛乱。于是，它急忙向神圣同盟求助。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忧虑。如今，英国的船主已经取代了荷兰，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的独立浪潮中狠赚一把。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能够从中干预。可是美国参议院并没有制订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里，也有很多人反对干涉西班牙的事务。

恰逢此时，英国内阁更迭。辉格党下台，托利党人上台组阁。精明干练、善用外交手腕的乔治·坎宁当选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计划，那么英国很乐意用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来支持美国政府。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议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任何同盟国想要在西半球的任何部分扩张势力的行为，将被美国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的企图当作是对美国不怀好意的具体表现”。四个星期以后，“门罗主义”的全文在英国报纸上刊登了，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成员们在帮助西班牙与得罪美国之间作出选择。

梅特涅犹豫了。从个人来说，他愿意去冒险得罪美国人（自1812年失败的美英战争后，美国的陆海军一直军备懈怠），不过坎宁满含威胁的态度以及欧洲大陆自身存在的麻烦使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于是，远征被迫搁浅，南美及墨西哥最终获得了独立。

至于在欧洲大陆，动乱则来得更加猛烈。1820年，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充当和平卫士。不久之后，当意大利的“烧炭党”（烧炭工人的秘密会社）为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大造声势，并最终发动了一场反抗那不勒斯的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时，奥地利军队开进了意大利，执行同样的“和平卫士”的命令。

此时，俄罗斯也传出了坏消息。亚历山大沙皇的去世引发了圣彼得堡革命的爆发。因为起义发生在十二月，所以也被称为“十二月革命”。这场短暂的流血斗争最后导致许多优秀的爱国者被绞死或流放西伯利亚。他们是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因为他们竟想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

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至。在艾克斯·拉·夏佩依、在特波洛、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纳，梅特涅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试探是否能够确保欧洲各君主国继续对他支持。各国的代表们一如既往地准时到达这些风景宜人的海滨胜地（这里是奥地利首相经常度夏的地方），共商“稳定”欧洲的大计。他们异口同声地承诺全力镇压起义，可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人民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尤其以法国为最，国王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

可是，真正的麻烦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大陆的入侵者进入西欧的门户。骚乱首先爆发在摩尔达维亚。该地原为古罗马的达契亚行省，于3世纪脱离了罗马帝国。从那以后，摩尔达维亚就是一块迷失的土地，就像是亚特兰帝斯洲（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中的岛屿）。当地人民仍旧讲古罗马语言，称自己为罗马人，称他们的国家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伊普息兰迪王子发动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他们能够得到俄国的支持。梅特涅获悉后，立刻派特使风尘仆仆地赶往圣彼得堡，用“和平与稳定”的理论说服了沙皇，最终拒绝对罗马尼亚人施以援手。伊普息兰迪被迫逃亡奥地利，并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监狱生活。

在1821年这个多事之秋，同年，希腊也发生了暴动。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组织就一直为暴动作准备。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先发制人，赶走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接着，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反击。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他是许多希腊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1821年的复活节，土耳其人把希腊大主教处以绞刑，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希腊人则返回了摩里亚半岛首府特里波利，屠杀了那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屠杀了那里2.5万名基督徒，并将4.5万人卖到亚洲与埃及去做奴隶。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但是梅特涅却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是“自作自受”（在此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那位殿下的原话，他对沙皇说：“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行熄灭”）。于是，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去援救为自由而战的希腊人民。在土耳其人的要求下，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国旗又飘扬在雅典的古老堡垒——雅典卫城的上空。随即，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平定了这个国家。梅特涅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以为这“破坏欧洲和平的企图”很快就会成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梅特涅的计划再一次因英国人从中作梗而流产。英格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它天下无敌的强大海军，而是它数之不尽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明白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因此，他们从不违法乱纪，不过，他们也拒绝他人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认为政府在某件事情上做错了，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所指责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们，并会全力保护他们免遭暴徒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大众便热衷于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群的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无论多么不受人欢迎，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总的来说，英国民众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为日常生计忙碌奔波，很少将时间和精力花在“不切实际的冒险活动”上。不过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穷苦百姓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古怪”邻居，虽然他们不能理解，但会抱以相当的敬慕。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公共葬礼，并以他英勇的骑士精神作为榜样来教育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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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

即使是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也无计可施。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扬起帆船的风帆，驶往南方去增援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澎湃的诗歌让全欧洲人为之热泪盈眶。3个月后，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他们的英雄死了，死在了迈索隆吉这最后一块希腊营地。英雄拜伦的壮烈牺牲，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整个欧洲，各个国家都自发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自由事业大声疾呼。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前往希腊。救济金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那里正在忍饥受饿的起义英雄们。

在英国，乔治·坎宁挫败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现在，他发现第二次挫败梅特涅的时机已经到了。此时，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蓄势待发。他们的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因此他们派出了军舰。作为基督教的忠诚捍卫者（法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不甘落后的法国舰队也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将之一举摧毁。胜利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欧洲历史上空前热烈的欢呼。那些在本国享受不到自由的西欧人和俄国人，通过在想象中参与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1829年，希腊和欧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获得了独立，而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以惨败而告终。

如果我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向你们详述发生在各国的民族独立战争，那将是荒谬可笑的。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过大量优秀的著作。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因为这是对维也纳会议构建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坚强堡垒的第一次成功的突破。虽然反动的堡垒依然存在，梅特涅等人还在继续发号施令，但他们的末日即将到来。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战争理应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大力推行着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警察制度，想以此来消除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可怜的法国人民已经饱受了9年所谓的“和平生活”。事实证明，屈辱的“和平生活”比帝国时代的10年战争更加悲惨。路易十八终于走了，他的王位由他的弟弟查理十世继承。

路易是著名的波旁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尽管不学无术，可记仇心却大得出奇。路易永远记得那天早晨，他和兄弟被送上断头台，他既恐惧又悲愤。这一幕一直萦绕在他的记忆里，时时提醒他：一个不能认清形势的国王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与路易十八截然不同的是，查理十世是一个在未满20岁时就已欠下5000万巨债的花花公子，不仅记不住任何教训，而且对建功立业也没有什么期待。他刚即位，就迅速建立起一个“为教士所治、为教士所有、为教士所享有”的新政府。我们不能把说这话的威灵顿公爵称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派，然而，查理如此统治，甚至让这位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厌恶。当他试图压制敢于批评政府的报纸，并解散支持言论自由的议会时，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1830年7月27日晚上，巴黎革命爆发了。同月30日，查理十世被迫逃往英国避难。这样，“15年的著名闹剧”就以如此狼狈的方式草草收场了。波旁家族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在当时，法国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共和政府，但这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欧洲的形势十分严峻。一簇叛乱的火焰越过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火药库。新的荷兰王国没有成功。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叔叔的后代）虽然也算个工作刻苦、为政勤奋的统治者，可他缺乏行之有效的统治政策，不能使两个水火不容的民族和平相处。法国爆发革命后，大批的天主教士逃难到比利时，信奉新教的威廉无论想做点儿什么来缓解局势，都会有一大群激动的市民大叫这是对“天主教会自由”的新一次挑衅。8月25日，布鲁塞尔发生了反对荷兰统治的暴动。两个月以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科堡的利奥波德当选为新国王。就这样，两个本就不该合二为一的国家就此分道扬镳。不过自此之后，它们倒能像体面的邻居一样，一直相安无事。

在那个年代，欧洲只有几条短短的铁路，所以消息的传播并不快。不过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入波兰，立刻引发了波兰人民和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持续1年的可怕战争，战争以俄国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俄国人以他们众所周知的俄国方式，“重建了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的秩序”。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任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的王位，成为俄国沙皇，他坚信自己的家族的“王权神授”。于是，成千上万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目睹了这样一个事实，神圣同盟的原则在神圣沙皇那里并不是一纸空文。

在意大利，同样也有一段时期的动荡。帕尔玛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但她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战役后就毅然弃他而去。在一阵突发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而在这片教皇国，情绪激昂的人民尝试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可当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后，不久，一切就照旧了。梅特涅继续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新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维护他们苦心经营的“和平”秩序。直到18年后，才出现第二次更为成功的尝试，彻底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法国当仁不让，再一次成为欧洲的革命风向标，率先发出起义的信号。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路易·菲利普继任查理十世成了法国国王。奥尔良公爵曾经参加过雅各宾党，曾对其表兄国王的死刑判决，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享有“平等的菲利普”的美誉。后来，罗伯斯庇尔打算纯洁革命阵营，肃清所有“叛国分子”（这是他对所有异己的称呼）时，奥尔良公爵被处死，他的儿子也被迫逃亡异国他乡。从那以后，年轻的路易·菲利普四处流浪，曾在瑞士当过中学教师，也曾到辽阔的美国西部进行探险。拿破仑垮台后，菲利普返回巴黎。比起那些波旁表兄，他聪明多了。他生活简朴，腋下常常夹着一把红雨伞，到巴黎的公园散步。像天底下所有慈爱的父亲一样，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孩子。可惜他生不逢时，法国已经不再需要国王了，但路易·菲利普并不知道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人们涌进杜伊勒里宫，粗鲁地把菲利普陛下赶了出去，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这时，他才明白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