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法国革命向世界宣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在我们谈到“革命”之前,我们最好先解释一下“革命”一词的真正含义。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认为(俄国人在这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革命”就是“在短短数年之内,彻底推翻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一度曾显得那么天经地义、那么不可动摇,甚至连最激进的改革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不敢肆意加以攻击。革命就是在短时间内,使一个国家原有的社会、宗教、政治与经济的根基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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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中的木屋
在18世纪,这个时代的法国文明开始腐朽变质,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经过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专制统治,法国国王已经变成了君权至上——“朕即国家”。以前曾为封建国家忠实服务的贵族阶层现在也无职无权,整天无所事事,沦为了凡尔赛宫廷浮华生活的点缀品。
然而,18世纪的法国奢侈之风盛行,耗费令人震惊。这笔钱完全来自于形形色色的税收。不幸的是,法国国王的权势还没有强大到迫使贵族和教士纳税的地步。这样一来,巨大的赋税负担便完全落到农民身上。当时的法国农民住在阴暗的茅屋棚里,生活困苦不堪。他们与过去的地主不再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是变成了残忍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即使有个好收成,除去沉重的赋税,他们也所剩无几,他们凭什么还要竭尽全力地干活呢?因此,他们便大着胆子,荒废农事。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画面:法国国王在装饰浮华的皇宫里悠闲地散步,身后尾随着一群趋炎附势、急切想升官发财的贵族。所有这些人全部靠盘剥牛马不如的农民生活而存在。这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图画,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天朝制度”还有另外的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
一个与贵族阶层有着密切联系的富有的中产阶级(通常的联姻方法是某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嫁给某个穷男爵的儿子),再加上由法国最滑稽的人们组成的宫廷,他们齐力将优雅精致的生活艺术推向极致。由于国家禁止有识之士过问政治、经济问题,他们便只能悠闲度日,把时间耗费在最抽象的空谈之上。
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常常与时装一样容易走向极端,因而那个年代矫揉造作的社会很自然地对他们认为“简朴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法国(及其殖民地与属国)的至高无上的主人——法国国王带着王后,再加上一大群侍臣,都去住在乡村小屋里,他们穿上挤奶女工和牧童的服装,模样滑稽可笑,假装是古希腊欢乐谷中的牧羊人。簇拥在国王与王后周围的,有宫廷弄臣的长袖善舞与诙谐滑稽,有宫廷乐师演奏动听的小步舞曲,有宫廷理发师精心设计的贵重头饰。直到有一天,纯粹出于无所事事和极端的烦闷,这个绕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建造的远离城市喧嚣的一个大娱乐场)旋转的小圈子里的人们开始一个劲儿地谈论起那些与他们的生活距离最远、最无关的话题,犹如饥饿的人只谈论食物一样。
当伏尔泰,这位勇气十足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及所有宗教与政治独裁的死敌猛烈抨击与《风俗论》有关的一切时,整个法国都为之鼓掌叫好。由于观众太多、太踊跃,伏尔泰的戏剧只能在站场里演出。当让·雅克·卢梭谈论起原始人,并向他的同时代人描绘出一幅原始先民如何生活于纯真和快乐之中的美妙画面(他对原始人的了解与他对儿童的了解一样少得可怜,可他却被公认为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整个法国都在读他的《社会契约论》。当听到卢梭呼吁“重返主权在民,而国王仅仅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的呼吁,人们不禁泪流满面。
伟大的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中,两个著名的波斯旅行者揭开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实质,他们嘲笑一切,上至国王,下至陛下的600个糕点师傅中最卑微的那个。这本小册子很快风行起来,在短时间内连出四版,并为孟德斯鸠的下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赢得了成千上万名的读者。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位虚构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现行体制进行了对比,极力呼吁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以取代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巴黎出版商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一系列杰出作者,合作编写一本“包罗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公众的反应空前强烈。22年后,当第28卷最终完成的时候,警察的干预已无法压制公众对此书的热情。它对整个法国社会作出危险而重要的评论,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忠告,当你阅读一本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观看某部法国大革命方面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所谓的法国大革命完全是一帮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们的一场大骚乱。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暴动往往在革命的舞台上演,但他们通常是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分子的鼓动与领导下发起冲锋的。这些人将饥渴盲目的大众用作他们威力无比的盟军。然而,真正引起革命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少数几个才华横溢的优秀分子提出来的。一开始,这些思想被引荐到旧贵族们迷人的客厅,供国王陛下和那些腻烦透顶的绅士、贵妇们消遣。这些处境赏心悦目但危险无比的客人们玩起了社会批评这个危险的爆竹,直到火星不小心从与这座大房子一样老旧腐朽的地板裂缝里掉了下去,一直落到了杂乱不堪堆满陈年杂物的地下室,引起了火苗。这时,惊起了一片救火的呼声。偏偏房主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倍感兴趣,可就是没学会如何管理他的财产。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扑灭这小小的火苗,所以火势迅速蔓延,熊熊大火将整座建筑烧为灰烬。这就是所谓的法国大革命。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可以将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年至1791年为第一个阶段,是人们还或多或少尝试君主立宪制度的阶段。这种尝试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国王本人的愚蠢和缺乏诚信,另一部分是由于局势的发展已经失控。
从1792年至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人们首次试图建立一个民主形式的政府。不过,这次尝试因社会常年骚乱和人们对社会改革丧失信心而统统付之东流。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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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台
当法国背负起40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国库几近倒闭,已经无法再立新税目来增加收入时,甚至连国王路易(他是一位灵巧的锁匠和优秀猎手,可极其缺乏政治才华)也隐约感觉到,应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了。于是,他召见了蒂尔戈,任命他为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奥尔纳男爵。60多岁的他曾经是一个正处于迅速消失之中的土地贵族的杰出代表。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省总督兼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确实竭尽全力来挽救危局。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创造奇迹。由于再不可能从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农民身上收取更多的税收,因此必须让从未缴纳过税的贵族与神职人员也为国家财政尽一点儿必要的义务了。这使得蒂尔戈沦为了凡尔赛宫的公敌。更糟的是,可怜的财政大臣还不得不面对皇后玛丽的忌恨,因为这位皇后非常讨厌“节俭”这个可恶字眼。不久,蒂尔戈被冠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他的官位当然也岌岌可危。1776年,他被迫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继“理论教授”之后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位工作勤奋、任劳任怨的瑞士人名为内克尔,他靠做粮食投机生意以及与人合伙创办一家国际银行而发家致富。他野心勃勃的妻子硬把他推上这个他力所不及的政界,以便为她的宝贝女儿争得一定的地位。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并成为19世纪初期知名的文化人士。
和蒂尔戈一样,内克尔带着满腔热情投入了工作。1781年,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的审计报告。可路易十六根本看不懂这份复杂的报告。他刚刚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北美,帮助当地的殖民者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人。由于这次远征耗资巨大,国王要求内克尔搞到急需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但是他没有增加税收,反而印发了更多统计和数据,更有甚者,他居然也开始用起“必要的节俭”之类的讨厌字眼来了,这意味着他作为财政大臣的日子就不长了。1781年,他被当作一个无能的官员被国王解职了。
继“理论教授”和讲求实际的“生意人”之后的是一位伶俐讨巧、左右逢源的人物。他向所有人许诺,只要他们信任他无懈可击的运作体系,他保证每人每月都能拿到自己的钱。这个人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官员。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和不择手段的欺瞒谋取了高位。他发现国家已经债台高筑,可他聪明过人,想要拉拢每一个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快速的补救办法: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办法,但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自古以来,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法国又新增了8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只要国王陛下和他可爱的王后陛下提出要求,他就会毫无顾忌、笑容可掬地签上自己的大名。要知道,这位迷人的王后早年在维也纳便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现在要她改掉几十年的习惯是不太现实的。
最后,就连对国王唯命是从的巴黎议会(是一个高级法庭,而不是立法实体)也无法坐视不管,决定要采取措施。卡洛纳计划再借8000万法郎的外债。由于那一年农作物歉收,饥饿与悲惨的生活在法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如果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经济就会走向崩溃。国王还是像以前一样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征求一下人民代表的意见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自从1614年以后,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从未召开过。面对日益逼近的恐慌,人们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然而毫无主见的路易十六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因而拒绝了。
为平息民怨,路易十六在1787年召开了一个知名人士的集会。这是一次全国的显贵们的聚会,讨论该做点儿什么,能做点儿什么,并不触及封建地主和教会的免税特权。指望这些贵族老爷们在政治、经济上做出牺牲,这是不可能的。这127名显贵们断然拒绝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古老的权力。于是大街上饥肠辘辘的群众要求重新起用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做财政大臣。显贵们当然不同意,饥民们就开始砸碎玻璃,并发生了一些其他的暴力事件。显贵们仓皇而逃,卡洛纳随之也被免职。
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一个平庸无能的家伙,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路易十六在饥饿民众的暴力威胁下,只得同意“尽可能快地”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含糊其辞的允诺当然不能让任何人满意。
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从未出现过如此严寒的冬天。庄稼不是毁于洪水就是在地里被冻死。普罗旺斯省的所有橄榄树几乎都枯死了。虽然私人慈善机构进行了一些捐助,可面对1800万的饥民,这点儿救济实在是收效甚微,到处都是哄抢面包的混乱场面。如果是在20年前,这些骚动本来可以靠军队的武力镇压下去。但是,新的哲学思想已经发挥了作用。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来对付饥饿的肠胃,绝不是最好的办法。更何况,来自社会底层的士兵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可靠了。在此危急关头,国王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来挽回民众对他的信心。可他又一次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