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故事(房龙)_第四十四章宗教战争（1 / 2）_人类的故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宗教大论战的时代

16世纪和17世纪是一个宗教大论战的时代。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几乎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经济，讨论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工资、工时、罢工等问题。因为这些是与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关注的焦点。

可是1600年或1650年的孩子们的遭遇非常可怜。他们听到的除了“宗教”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童稚的小脑袋里充满了着诸如“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以及其他上百个类似的奇怪词汇，表达着令他们迷惑不解的关于“真正信仰”的模糊观念，无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根据他们父母的意愿，他们从小就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或再浸礼教派的施洗（认为婴儿接受洗礼没有意义，成年后要接受再洗礼）。他们学习路德编纂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或者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原理》，或者念念有词地默祷英国出版的《公众祈祷书》里的“信仰三十九条”，而且他们被告知这些代表着“真正的信仰”。

他们说过亨利八世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位多次结婚的英国君主，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把原属教会的财产全部侵吞，窃取了由教皇任命主教与教士的古老权力。当有人提及可怕的宗教法庭，还有它恐怖的地牢和许多刑讯室的神圣宗教裁判所时，这些孩子晚上肯定会噩梦连连。他们还听到同样可怕的故事。比如一群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是如何捉住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仅仅为了绞死那些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来取乐。这真是不幸，斗争中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双方恰恰势均力敌，要不然，这场斗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如今它整整耗费了近八代人的生命与精力，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只能拣重要的细节告诉你。如果你想了解详情，请你在众多的关于宗教改革历史的书籍中去寻找吧。

新教徒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便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那些教皇们不过是业余人文主义者和从事希腊罗马古董交易的商人，他们从历史舞台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每天花20个小时管理交给他们手中的那些神圣事务的严肃的人们。

修道院漫长而不光彩的幸福时光消失了。修道士和修女们不得不日出而作，一大早爬起来念诵早课，悉心研究圣哲的著作，照顾病人，并安慰垂死的人。宗教法庭睁大眼睛，夜以继日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以防危险教义通过印刷的途径加以传播。讲到这里，按照惯例提一下可怜的伽利略。他有点儿不够谨慎，竟想凭他可笑的小望远镜观察天空，发表某些与教会正统观念全然违背的所谓行星运动规律，因而他被关进了牢房。我们应该公平对待教皇、主教及宗教法庭，我必须指出的是，新教徒和天主教一样，视科学和医学为危险的敌人。他们以同样的愚昧和不宽容把那些自主观察事物的人们当成人类最可怕的敌人。

比如加尔文，这位法国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日内瓦地区政治与精神上的暴君，当法国当局试图绞死迈克尔·塞尔维特（西班牙神学家、外科医生，因作为第一个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助手而出名）的时候，加尔文不仅大力提供协助，而且当塞尔维特设法逃出法国监狱躲到日内瓦避难时，加尔文还亲自将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关进牢房。经过漫长的审判，加尔文毫不顾及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声望，让他因为其异端邪说而烧死在火刑架上。

宗教裁判所

宗教之争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很少有关于这方面可靠的统计资料，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对这场无益的纷争失去兴趣。大部分由于其宗教信仰而被烧死、绞死、砍头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些诚实善良的普通人，却不幸沦为了那个精力旺盛且极端严厉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待你们长大之后，请一定记住它）是一种最近才出现的品质，甚至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的许多人，他们也仅仅是对自己无关痛痒的事物表现出宽容。比如说，他们对一个非洲土著居民表示宽容，并不在乎他到底是一名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因为这与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当他们听说身边的原本为共和党人且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的某邻居，现在居然加入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成立），并且想要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时，他们就再也不能宽容了。于是，他们开始使用与17世纪几乎同样的词汇来谴责这位好邻居，如同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听说自己向来非常敬爱的好朋友沦为新教（或者天主教）的可怕异端邪说的牺牲品时候所用的词汇一样。

直到不久以前，“异端邪说”还被视为一种恐怖的疾病。现在，当我们发现有某个人不重视个人和家庭卫生，使自己和孩子们受到伤寒病或别的可预防疾病的威胁，我们便会向卫生局报告。于是，卫生局的官员便会叫来警察来协助他将这个可能对整个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的人带走。在16世纪与17世纪，一个异端分子，即公开怀疑天主教或新教的那些基本教条的男人或女人，他（她）往往被看成是比伤寒病毒携带者更可怕的威胁。伤寒可能（确实很有可能）摧毁一个人的肉体，可是在他们看来异端邪说毁掉的却是人们不朽的灵魂，因此对所有善良而有理性的人们来说，提醒警察留心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异端分子，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未曾这样做的人，就如同一个现代人发现自己的房客染上了霍乱或天花，却不电话通知最近的医生一样，应该受到谴责。

随着你们渐渐长大，你将听说许多有关预防医学的事情。所谓预防医学，简单地说，就是医生不是等病人病倒之后，才着手去医治他们。相反，医生们研究人们完全健康时的身体情况及他们饮食起居的环境，清扫垃圾，教他们该吃什么，应该避免什么不良习惯，教给他们关于保持个人卫生的一些简单知识，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所有隐患。不仅如此，这些医生还会去学校，教孩子们怎样正确使用牙刷，怎样预防感冒等。

在16世纪，人们把灵魂的疾病（这一点我一直努力向你们说明）看得远比肉体的疾病更为可怖，因此他们组织了一套精神预防医学体系。当孩子们长到能够读书识字，就要用真正的（并且是“唯一真正”）信仰原理来教导他。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间接地促进了欧洲人的全面进步，是一件好事。新教国家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对“教理问答”的反复解释上面，但除了神学之外，也传授其他方面的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书籍，这使得印刷行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样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在教育上。在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会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朋友，教会欣然与新创立的耶稣会结成了同盟。这一卓越组织的创始人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他在经历了一段邪恶的冒险生涯和不洁生活之后，皈依了天主教，并因此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教会作出贡献，这跟从前的许多罪人一样。他们被救世主感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于是将他们的余生奉献到帮助与安慰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

这名西班牙人叫伊格纳提斯·德·罗耀拉，他于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1491年）出生。他在战争中受过伤，并终身跛足。当他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他看见了圣母和圣子向自己显灵，吩咐他放弃以往的罪恶生活改过自新。于是，罗耀拉决心前往圣地，完成十字军的神圣使命。不过当他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难以完成这一任务，于是他返回欧洲，积极投入反对路德派的战斗之中。

1534年，罗耀拉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学习期间，他联合另外7名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兄弟会。这8人相互起誓，他们将永远过圣洁的生活，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只要求正义，并且要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全部奉献给教会。过了几年，这个小型的兄弟会发展成为一个正规的组织，并且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认可，正式承认为“耶稣会”。

圣巴托罗缪之夜

罗耀拉曾经是一名军人。他严守纪律，要求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事实上，这成为了耶稣会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耶稣会专心从事教育。在对自己的教师进行了极其完备的培训之后，他们才允许教师们单独和学生进行谈话。教师与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参加各种游戏活动，他们百般慈爱地呵护着学生的思想和灵魂，结果耶稣会培养出新一代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这些教徒就像中世纪的人们一样，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信仰职责。

不过，精明的耶稣会并没有将全部的精力都花在对穷人的教育上。他们纷纷进入当权者的宫殿，成为未来皇帝和国王的私人教师。当我向你们的讲述30年战争的时候，此中的深意，你们就会明白。不过，在这场可怕的宗教狂热最后爆发之前，还发生了许多其他重要的事情。

查理五世死后，德国和奥地利落到了他的兄弟斐迪南手中。他的其他所有领土，包括西班牙、荷兰、印度群岛和美洲，则全部由他的儿子菲利普接管。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自己的亲表妹葡萄牙公主所生。这样近亲联姻所生的孩子行为古怪、神经有些不太正常。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后来经其父亲的允许而被杀死）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疯子。菲利普本人倒不那么疯癫，但是他对教会的狂热几近疯狂。他相信自己是上帝指派给人类的救世主之一。因此，要是谁固执己见，顽固地拒绝和他持同一观点，他就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必须予以消灭，以免这个人的坏榜样腐蚀虔诚的邻居们的灵魂。

当然，西班牙是一个极为富有的国家。新世界发现的所有金银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卡斯提亚和阿拉贡的财库中。但是，西班牙也患有一种奇怪的经济病。西班牙的农民都是勤劳的男人和更加勤劳的女人，但西班牙的上层阶级却对任何形式的劳动怀有极度的轻蔑，只愿意加入陆军、海军或在政府部门出任公职。至于摩尔人，他们一直是兢兢业业、工作异常勤奋的工匠，但在很早之前就被逐出西班牙。这种经济病的结果就是，作为世界珠宝库的西班牙，事实上却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它所有的钱都必须送往国外，去换取那些西班牙人自己不屑种植的小麦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菲利普是16世纪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他的财源一直依赖于在商业繁荣之地的荷兰的税金。可这些不知好歹的弗兰芒人与荷兰人是路德和加尔文教义的忠实信徒。他们不仅清除了当地教堂里的所有偶像和神圣的画像，同时他们告诉教皇，不再把他当作是他们的牧羊人。从今以后，他们打算根据新译的《圣经》的指令和自己的良心行事。

这使国王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当然不能容忍他的荷兰臣民的异端邪说；另一方面，他又着实需要他们的金钱。如果他默许他们成为新教徒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对上帝的不尽职；但如果他派宗教法庭到荷兰，并把敢于反抗的臣民在火刑柱上烧死，那他势必失去大笔的收入来源。

菲利普是一个生性多变，优柔寡断的人。在如何处理荷兰人的事情上，他犹豫了很长时间。他时而仁慈时而严厉，又是允诺又是恐吓，各种手段都尝试过了。可荷兰人依然十分倔强，继续大唱他们的圣歌，一心一意聆听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绝望之下，菲利普将自己的“钢铁汉子”、手段残酷的阿尔巴公爵派往荷兰，使这些冥顽不化的“罪人们”屈服。阿尔巴首先将那些没有逃离荷兰的宗教领袖斩首，接着在1572年（也就是这一年，法国新教领袖都在血腥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被赶尽杀绝），阿尔巴攻下了荷兰数座城市，将城中的居民全部屠杀，以警告其他的城市。次年，他又率军围困了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与此同时，北尼德兰的七个小省份联合起来，结成了一个防御联盟，即所谓的乌德勒支同盟，并公推德意志王子奥兰治的威廉（曾作过查理五世皇帝私人秘书）为他们的军事领袖和他们的海盗水手的总司令。这些乌合之众曾以“海上乞丐”的绰号而闻名于世。为了挽救莱顿城，威廉挖开防海大坝造成一片浅水内海。然后，他率领着一支驳船、平底船组成的奇怪海军，又划又拉又推地穿过泥沼，来到莱顿城下。靠这支装备奇特的海军的帮助，从西班牙手中解救了这座城市。

西班牙国王的无敌军队首次遭到了这么耻辱的失败。它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就像日俄战争中的日本人的沈阳大捷让我们这代人大吃一惊一样。莱顿城的胜利使新教徒势力获得了新的勇气对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也想出了新的办法去征服那些反叛的臣民。他雇佣了一个半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去刺杀奥兰治的威廉，但是领袖的死并未使七省屈服，相反更激起了他们的满腔怒火。1581年，他们在海牙召开了七省代表参加的议会，庄严地宣布弃绝“邪恶的国王菲利普”，并由自己来行使主权责任，在这之前，主权都掌握在“上帝恩赐的国王”的手里。

挖开大坝，拯救莱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