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房龙)_第二十五章伏尔泰（1 / 2）_宽容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在当今的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批评“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刻毒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件事。不过这种斥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近代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当前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旧约》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预言家们，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界的术语来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续长篇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花样翻新、粗俗卑劣的宣传。

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完全懂得精心布置的宣传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他们不能像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地生长在路边就会感到幸福。他们十分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他们期望取得成功，倘若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又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一个叫托马斯的人，在一个修道院安静的角落里生活了整整80年，这种漫长的自我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事实上就是如此），变成一个突出的卖点，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就会使人们好奇地想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的结晶的小书。但是阿西斯的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确实有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运用现在时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精神特别强调谦虚，并赞美那些有谦卑精神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运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基督教死敌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精神专制的枷锁时，从《圣经》上撕下一页，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些微不足道的解释，是因为善于作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遭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尚，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像检验布丁要通过品尝一样，对像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到底为他的同胞们作了些什么贡献来确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壁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何妨呢？我有一支笔嘛。”他说得一点儿没错。他有一支笔，而且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20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匠那类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独自一个人挥笔，写出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一样多的文章。他在肮脏的乡下小店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难以计数的六韵步诗歌。在格林尼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撒满了他的稿纸。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王室行宫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花钱，让他“买一些书”。80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叠大纸和无数的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黑暗和死亡来到之前再完成一部书。

伏尔泰在法国的学校读书

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既不可靠又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并不比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高。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他的勇敢、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公元1914年爆发那次世界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激的青年男女，他们想建造一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良好的愿望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面色苍白，诙谐的命运把他抛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水而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同逆境作斗争，采用的方法常常令人怀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匠之前的所作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而发愁。在他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数不胜数的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挨人揍或是被别人扔来的香蕉皮击中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观主义者。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廷里得到一个显贵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气冲冲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旧日情书的橱柜的某个地方，说不定扔着教皇颁给他的一枚漂亮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斥责，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一切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生活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光怪陆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伏尔泰在出身上属于中产阶级。他的父亲——由于没有一个更得体的称呼——可以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这位父亲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料理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氏）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优势。他的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原本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乃至个别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做儿子的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大大的谜团。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对姐姐非常敬爱，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虔诚教士，非常热情和正直，却搅得伏尔泰心烦意乱，这也是伏尔泰尽量不在父亲家中多住的一个原因。

他的父亲可不是傻瓜，很快就发现小儿子长大后定会标新立异，为此他把小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培养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的拉丁文和正在使用的希腊语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发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这从一开始就使他与其他的学生有所不同。

伏尔泰去英国读书

在伏尔泰十六七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伏尔泰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到晚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有很长的闲暇。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逗乐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新文学作品。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他的父亲完全清楚儿子所冒的危险，便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伏尔泰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会新闻记者，还是个刁蛮的妇人。这位妇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紧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把这个危险的罗密欧调离。大使此时正在为自己的事情犯愁，当然不想再添加什么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伏尔泰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调遣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伏尔泰的父亲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使用。他求了人，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让他选择——要么到强制的监狱去赋闲，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学苦读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后者，并保证要做认真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身到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待上1年。

在乡下，伏尔泰每天都有24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于是便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12个月的新鲜空气和受益不浅的独处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损失的时光。其实对于那个可恶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分，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就这样，伏尔泰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被投入了巴士底狱，不得不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像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士准备的监狱，算不上是坏地方。囚犯除了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之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地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认真做些正经事儿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部剧本，上演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出戏连续上演了45个晚上，打破了18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急需的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声誉，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很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到他头上。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政治家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公元1725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昏庸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一定要对此有所报复。当然啦，古代统治者的后人是不可能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的，所以，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就餐，有人告诉他外边有人要跟他谈一谈。他走到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打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传开了。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好几份通俗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的声誉，使他不至于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声誉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

天啊，等到决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牢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次决战的事情通告了警察，于是这位要决斗的作家勇士就被拘留了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船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国王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得返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的城内和郊区住了整整4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点像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投下了一道阴影。公元1649年1月30日，是所有身居高位的人永远不会遗忘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国王身上的事也会（在稍加修改的条件下）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官方教堂理所当然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愿意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承认是无神论的人和某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也会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法王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条件还算是完美的。

公元1729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可以居住在巴黎，但是他很少享受这种待遇。他像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非常警觉，稍微有一点儿危险的迹象，马上就会逃离。他努力地工作，写出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渊博和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40岁时，他已经步入当时最为成功的文学家之列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另外一种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开明的腓特烈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期望可以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非常尊崇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在公元1750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弗吉尼亚。腓特烈一再提高给伏尔泰的款项，伏尔泰才接受了邀请。

伏尔泰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指望着这两个人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经过两年的你争我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学到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真的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却是无可指摘的，这就是他比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更值得一提之处。

在差不多60岁的时候，伏尔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法国法庭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词句抗辩。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光芒，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很恼火。伏尔泰痛恨和厌恶各种形式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像古罗马的政治家加图一样，总是威胁要毁灭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广大群众的懒惰与愚蠢”。这帮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童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部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部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顽固连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套玩意儿就成了他晚年难以摆脱的梦魇。而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梦魇，为世界提供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给了伏尔泰很大的帮助。

第一件事发生在公元1761年。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里，居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他是个新教徒。图卢兹向来是个虔诚的城市。这里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得任用新教徒仆人。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全体居民都要用感恩和隆重的赞美盛宴来纪念杀戮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

尽管环境有种种不利，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做父亲的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告诉人们，就他自己而论，他的孩子们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卡拉斯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这个行当是不允许新教徒参加的。他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还拒绝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精神上的斗争使他得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头脑。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述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接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偷偷溜到父亲的储藏室里，取出一根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上吊死了。

几小时后，他父亲发现了他。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上面。

全家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城门外的绞架上，让鸟把尸体啄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不甘心发生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们站成一圈，商讨着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便通告了警方。消息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没过多久就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