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清楚过。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现在，从事写作一行的人们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可以写出三四千字。可是，莎士比亚有10多种工作分散他的精力，还有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婆，鹅毛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出37个剧本呢？

再有，“无敌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所需的墨水和纸张，写下1800部喜剧和500篇文章的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房子里有20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居然有时间谱写出5出清唱剧、190首教堂大合唱、3首婚礼大合唱、12支圣歌、6支庄严的弥撒曲、3支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了）、7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3支双钢琴协奏曲、2支三钢琴协奏曲、30首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低音提琴、法国圆号写了曲谱，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这样的画家要怎样勤奋用功，才能在30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4幅油画或4幅蚀刻画呢？像地位不高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是如何在一生中制作出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的呢？

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那么多的情节，听出那么多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出那么多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他们的体力。他们是如何胜任的呢？难道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不抽出几小时打打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17世纪和18世纪到处都是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照样吃喝那些有害身体健康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人类的一员所肩负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的艺术与才智成果实在是令人惊叹。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且需要仔细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200年前，走进任何一座图书馆，就会发现从地下室到顶楼上摆满了8开本、12开本和18开本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上面附有尘土，早已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的或许又无用的学识。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书籍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诸多字词已经失却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就算是它们一无是处，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相关人士普遍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确定的，倒不如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仿佛是讽刺挖苦式的夸赞。不过我希望将来30世纪的批评家们在研读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能够同样仁慈。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大写特写的风气。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拖住普通的健康人的后腿。这个可怜的结核病患者的早逝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用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却没有受过住进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的一个行省。西班牙征服此地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迫使国家陷入衰败之境。斯宾诺莎一家也被迫离开了旧家园，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套房子，辛勤工作，积存了些钱财，没过多久，就成为“葡萄牙移民区”中最受尊敬的人家之一。

如果说这家的儿子斯宾诺莎意识到了他们的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嘲笑，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到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充满了阶层偏见，无暇顾及种族偏见，因此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容身之地，过上平静而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特色之一。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不会忘掉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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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候，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双方之间的争吵简直到了不可解决的程度，因为双方都各有正误，而且都声称自己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这本书里已经说过，专横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按照这个理论，显而易见，只要忠诚于各自的宗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就会认为对方是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全是冒牌的。其次，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手。犹太人来到西欧，就像他们最初抵达巴勒斯坦一样，是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只好开个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这两种行当在中世纪很相近，在人们眼里，体面的市民是不会投身到这些行业的。直到加尔文时期，教会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深恶痛绝，而且把拿利息看成是一种罪孽，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当然，高利贷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容忍的。早在4000年以前，巴比伦人就曾通过一条严厉的法律，对付那些想从别人的钱中牟暴利的金钱交易者。我们从2000年前写下的《旧约》的好几章中，都可以读到，摩西曾经明确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给别人钱，不过借给外国人不在此列。后来，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教会神父对这种事情的态度越发地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中，放债人一直被人看不起。但丁甚至在他笔下的地狱里为他的金融界朋友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或许可以证明，开当铺和开银行的是不受欢迎的市民，世界要是没有他们，该有多好啊。不过，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农业国，那么不用借贷，哪怕是最简单的生意都做不下去。因此，放债人成了社会需要的魔鬼，而注定要下地狱的犹太人（按照基督徒的看法）被迫从事人们需要的职业，但体面人绝不会染指。

这样，不幸的流亡者被迫进入了不光彩的行业，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刚一发迹，对方便翻脸无情，转而反对并谩骂他们，把他们锁在城市中最肮脏的区域，冲动之下还会把他们作为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是作为叛逆的基督徒烧死。

上述行径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止境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接的后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退出了公共交往领域，成千上万天资聪颖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艺术和科学中一展身手，却把脑力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的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引发诡辩的旧书上，数百万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臭气烘烘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方面听长辈们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这个世界及其财富的上帝的子民，一方面却又不停地听到别人骂他们是猪，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因此恐惧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们（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视角看待生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当他们愤怒到极点时还起来反抗压迫者，结果他们又被称为“叛徒”“忘恩负义的恶棍”，遭受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增加了心怀怨恨的犹太人，也让其余的犹太人意志颓丧。一言以蔽之，它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累积的仇恨的可怕的聚居地。

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遇到大部分族人生来就承受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去读书，学会了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之后，立刻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儿，研读拉丁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

弗朗西斯科博士，恰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相传他是卢万大学的毕业生。依照城中学识最为广博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其实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不过这是一派胡言。弗朗西斯科博士年轻时确实在一所天主教的学校度过了几年时光，但他并不醉心于此。后来，他离开家乡安特卫普，抵达阿姆斯特丹，并在此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拥有卓绝的因材施教的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程。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不在乎他曾经与天主教的瓜葛，都甘心情愿且颇为自豪地把孩子托付给他。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六韵步诗和静词变格上总是强于其他学校的学生。

范·登·恩德教授小斯宾诺莎拉丁文。另一方面，由于他还热心地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毫无疑问，他会教给小斯宾诺莎不少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会提到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一起寄宿学校，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使家人非常惊喜，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教授，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有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选购了哲学书。

其中，有一个作者令他尤为感兴趣。

这个人便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征服欧洲的穆罕默德。笛卡尔不满10岁就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了，并在那里度过了12年。笛卡尔很招人讨厌。因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拒绝接受那些未经证明的东西。耶稣会会士也许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对付这种难调教的孩子的人。他们不但不挫伤孩子，还能将其培养得很成功。要检验布丁就要品尝品尝。检验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20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从头到尾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青年的进修学院。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像犯了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和炮术，而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刚一结束，他便辞了职，前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时间的仗。

但是那次战役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唯一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返回法国，想学一些高级的攻坚战术。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