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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同、光以来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仅乃得参机务。枢臣入对，席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后叶领以尊亲，势尤禁格。 然则曾、李纵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经纶之希望。相传李历聘欧渊，见德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而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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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後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光绪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大臣。濒行疏言：“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勅（chì）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豈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于氏此论，为政局常态而言，未尝不是，然其时清廷绝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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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原因，由於当时政治上旧势力尚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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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亲贵，与一辈旧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将皇帝之革新事业，全部推翻。政局骤变，不过一转瞬之间而已。其时新党诸人，谋欲劫胁太后，拥护皇帝亲政。此等举动，在当时情势下绝无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为，谓：“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是时满人反对变法之意态极鲜明。凡于变法下将失其地位之汉人，以及可以於反对变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满族政权之下。康等过激之态度，亦不为一辈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动势力之抬头，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却更催满洲政权之覆灭舆革命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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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著戊戌政变而来者，为庚子拳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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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嘉庆四年上书，谓：“士大夫皆不务名节。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众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元虚之习，复见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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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清自乾 嘉以下，世道日坏，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礼乐已衰，方术将兴。乃转而逃於此。【曾国藩在军中，为圣哲书像记末附长论，亦为此种风气发也。】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清代士大夫研佛学，其事亦起于乾、嘉之际。直至清末，即如康有为、谭嗣同辈，皆读佛书。此虽异于洪、曾所指摘，要之为一种风气下演变而来，足以说明清中叶以下思想界之空虚旁徨舆不安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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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所以继续于辛丑和议以下的，还是国内一片变法维法维新的呼声。然而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还想挣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们欢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变法，于他们地位有利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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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暴露，而满洲部族政权之权之意识，亦日益鲜明。【因知国政已到不得不变之时，而一变则满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摇动也。】于是满洲贵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刚毅有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州肥。”满族狭隘的部族观念，既自促其政权之崩溃，亦於国家前途，有莫大之损害也。】及清德宗与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澧【溥仪父。】为摄政王监国监国，袁世凯被逐。【李鸿章卒，以直隶总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荐袁，袁已隐然为当时汉大臣之领袖矣。】载澧自统禁卫军，而以其弟载洵主海军、载涛为军谘大臣。【即参谋大臣也。相传载澧于丑议和赴德谢罪，德亲王亨利告之曰：“搅握兵权，整顿武备注集权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内阁成立，满人九，内皇族五人，汉人四，满、汉畛域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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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发之一路。
<h4>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h4>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经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隉，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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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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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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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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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 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而权在督、抚。】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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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则导源于洪、杨以后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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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督、抚权任本重。洪、杨之乱，满人为外省督、抚者，皆无力荡平，于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抚之权位与汉人。自是以来，外省督、抚，渐与中央异趋。晚清中国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汉人为督、抚者主张之。庚子之变，东南各督、抚不奉朝命，相约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皆此种离心态度之继续演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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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由清末督、抚之变相，而有民国初年之督军。
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摇动，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历史无必然事变，若使袁世凯能忠心民国，中央政权渐臻稳定，则此等事态，亦可不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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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中叶，各省绿营、【清末存额尚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军【光绪二十四年各省防军、练军总三十六万余人。】兵额七十七万，时已有以饷巨主裁减者。民国以来之军队，至少当超过清末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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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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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统计民国十一年以前各地兵变，共达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讲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区分之：直隶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龙江六次，山东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苏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广东八次，广西一次，云南二次，贵州一次，四川五次，甘肃、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绥远四次，川边二次，察哈尔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独无。然自民十三年齐卢战后，浙江亦非干净土。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讯员谓：“四川自民国以来，今方为第四百六十七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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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辈军阀之私生活，尤属不堪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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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人而纳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产业大抵无可訾（zī）省。其相与间关於军事、政治问题之商决，皆于鸦片烟、麻雀牌之集合中进行之。因此非能沉酣于此种嫖赌生活之中者，即无法与彼辈相接触。于是无论彼辈之自方乃至对方，官场习气之腐败，乃较逊清犹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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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则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过问。马弁、流氓皆踞民上。】财务无所谓公私。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所异社会情形较不同。】
民生极度憔悴之下，【田租预徵至数十年之外，加税名目至百余种之多，】惟有转以从军为出路。【军阀皆可以借外债，买军火，而农民革命为不可能。】
为扫荡此种军阀，【与此种军阀之相互噬搏。】而国家民族之元气大伤。
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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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党纲，既无大差别，【实则当国难严重，变动激剧之际，根本上便不能有两套显然相异的党纲。】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jù）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政党为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徙为相聚而哄之题目与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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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时殆不知所谓和衷共济与举国一致。】
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民众无力来操纵他们的胜负。】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如是则新旧两潮流，汇为同趋。】
一般党员，则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有激而唱为“毁党”、“造党”之论者，要之仍以分党相争为政治无上境界也。】
国家民族之元气，又在此种纷扰中损伤了不少。
直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而上述两种情况【军阀与党争。】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
<h4>六、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h4>
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
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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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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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文化舆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连绵的努力，与其特殊的创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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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撑政制之理论，亦必相随动摇，则一变而俱不能不变。【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后，而继之有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发动，亦势之所必趋也。【然而离题愈远，失却解决真问题之症结所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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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
社会革命则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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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步骤，最先为武备革命，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则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徧（biàn）及政治之全部。又进一步则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则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又武备革命之呼号则曰“自强“，政治革命之呼号则曰“救亡”，文化革命则主推翻中国以往自己传统文化、历史教训，而社会革命更进而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态愈奋昂，其对象愈广廓。而此四步骤，同可以康氏“变”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变、速变”之要求说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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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
继续此种国内政治之不安定，社会之无出路，而引起更严重的外患。【其时欧西则以自己大战而对我放松，日本事贝以独收渔人之利而对我加紧。】自民国四年“五九”对日屈服，直至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四省被占，以至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全国一致之对日抗战。
<h4>七、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h4>
在此艰钜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唱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污点、弱点，虽取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已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祈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
三民主义之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仍主以政治领导社会；【“军政”所以推翻旧政权，“训政”则以政治领导社会前进而培植新政权，“宪政”乃为社会新政权之正式成立。】此与偏激的急速主义，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来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绪时，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维新”与“革命”之辨，正为一由政府领导社会，一由社会推翻政府。其牺牲之大小与收效之多寡，适成反比。惟惜清政府不足语此。然革命要为万不得已，政治苟上轨道，终必经此军政、训政、宪政之三步骤也。】
可惜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一时未能为信从他的一般党员所切实了解。【此本孙中山先生自述“知难行易”。】因此三民主义在建国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顿挫、不少歧趋。然而辛亥革命、民国十七年之北伐，以及当前之对日抗战，全由三民主义之领导而发动。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惟一路向。
<h4>八、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h4>
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祈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