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钱穆)_第四十一章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1 / 2）_国史大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h4>一、贵族门第渐次消灭后之社会情形</h4>

唐中叶以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之逐渐衰落。依照先秦以来传统的政治理论，社会上本不该有贵族门第之存在。而自东汉下的读书人，却因种种因缘造成了他们的门阀。大盛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科举制兴，始渐衰。

门第衰落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以前大体上保持于几个大门第大家庭的，现在渐渐为社会所公有。

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预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

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农家子弟，可以一跃而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业而降为庶民。这一个变动，渐渐地更活泼、更自然。

就第一点而论，唐以后社会，有几个极显著又极重要的与前不同处。

<b>第一、是雕版印书术发明，书籍之传播愈易愈广。</b>

雕版术最初应始唐代。

印章摹刻，远始秦世。石经移写，则起东汉。此后释、道两教之刻印符咒图画，盖为印章摹刻与雕版印刷之过渡。最初雕版印书，应始唐代。格致镜原引陆深河汾燕间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叶德辉书林清话云：“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后世或据陆语谓雕版印书起于隋，非也。”今存最初雕版书籍，为敦煌石窟发现之金刚经，卷末云咸通九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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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正于世族门第之衰落，交代迭起。

柳玭（pín）家训序：【叶梦得石林燕语引。】“中和三年在蜀，阅书肆所鬻（yù）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晓。”【又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小学字书。”】是当时刻书，多为通俗利贫，略同佛、道两教之传播佛像符咒。故家世族，经典大书，尚无刻本。至五代毋昭裔【蒲津人。】先为布衣时，常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为难色。昭裔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为蜀相，乃命工雕版此二书，复雕九经、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兴。【事见陶岳五代史补，又王明清挥麈（zh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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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则在五代。

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è ）书五经，仿蜀中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五代会要：“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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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又有活字板之发明。

活字板为庆历中布衣毕升所发明，亦非士大夫之贵显者。西洋活板印书始于明代，较此后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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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刻板既多，流传日广，于是民间藏书家蜂起。【如王钦若家书目四万三千卷，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李淑二万三千余卷，田伟四万七千卷，苏颂藏书万卷，李常二万卷，晁（cháo）公武二万四千余卷，蔡致君二万卷，叶梦得逾十万卷，陈振孙五万余卷，周密三世积累有书四万二千余卷。】

读书者亦自方便。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云：“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chǔ）墨之功，简约轻省。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且每读一卷，检一事，紬（chōu）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为印摹，卷轴一变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美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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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机会，已不为少数人所独享。

就著作量而论，亦较唐代远胜。

《旧唐书•经籍志》，连前代总计，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宋史艺文志，有宋一代，集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较之自战国迄唐之集部，增二倍有余。补辽金元艺文志，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辽、金集部不多，大都皆元代作。旧唐书载唐仅一百一十二家，元人较之，尚多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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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是读书人既多，学校书院随之而起。学术空气，始不为家庭所囿。</b>

学校本是传播学术的公器，但只有在贵族门第失其存在时始抬头。所以西汉学校尚有成绩，【因那时新士族尚未产生，旧贵族则已消失。】一逮东汉晚季，学校即不为人重视。【那时学术已牢笼到新士族的家庭中去。】

东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中叶，大体上说，除却几个大门第故家士族保持其绵延不断的家庭教育之外，平民庶人要想走入学术的圈子里去，非常不方便。【因既无书籍又无学校。】宗教势力即由此扩展。一般享受不到教育读书利益的聪明分子，只有走到寺庙里去，满足他们的精神要求或智识欲。但多数则为读文选、习诗赋，谋应举。

即雕版印书亦由寺庙开始。【如前举唐代金刚经之例。宋初印书，亦先佛藏。佛祖统记：“宋太祖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板成进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较印经史注疏在前。】

宋初的学者，还都往寺庙中借读。【如范仲淹、胡瑗等。但转而关心世运，治儒术古经典，与唐代士人山林寺庙读书之风大不同。】

而有名的四大书院，即在其时萌芽。

庐山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应天府书院，【在归德。】多即山林创建，【其掌书院者多称“山长”。】亦模仿寺庙规制也。【又有衡州石鼓书院，为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故后人有数石鼓而不及嵩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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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人的聚徒讲学，渐渐变成书院。

五代戚同文通五经业，以晋末衰乱，绝意禄仕，将军赵直为筑室聚徒数百余人。后祥符时，有曹诚者，即其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五千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其后遂为应天府书院。晏殊为应天府，以书院为府学，延范仲淹掌教。

从书院的规模渐渐变成国家正式的学校。

范仲淹主苏州，招胡瑗主苏学。胡在苏湖讲学二十余年；皇祐末，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勾太学。宋太学章程，即依胡氏苏湖讲学成规。庆历以后，州郡相继兴学。书院亦由朝廷赐额、赐书、拨田、派山长主教，其性质与稍后学校相同。要之宋代学校教育，乃由书院之私家讲学开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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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讲学及学校书院渐渐兴起，同时即寺庙的吸引力渐渐降低。虽到元代，世乱和北朝相差不远，但民间并不争趋宗教，亦因各地有书院学校传播学术之故。

可见宗教之盛，亦与贵族门第相引并长，不尽关于世之盛衰。故唐初虽盛世，佛教尚大行；元代虽衰乱，佛教不复振。此因社会聪明颖秀之子弟别有去处，安托身心，不必走向寺庙中也。【因此寺庙中佛学亦日就衰微，而社会更看不起佛寺，其事互相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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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书院较宋为盛。

续文献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杨维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为元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开州有崇义书院，宣府有景贤书院，苏州有甫里书院、文正书院、文学书院，松江有石洞书院，常州有龟山书院，池州有齐山书院，婺源有明经书院，太原有冠山书院，济南有闵子书院，曲阜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东阿有野斋书院，凤翔有岐阳书院，郿（méi）县有横渠书院，湖州有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谿（xī）有慈湖书院，宁波有贸山书院，处州有美化书院，台州有上蔡书院，南昌有宗濂书院，丰城有贞文书院，余干有南溪书院，安仁有锦江书院，永丰有阳丰书院，武昌有南湖书院、龙川书院，长沙有东冈书院、乔冈书院，益阳有庆州书院，常德有沅阳书院，福州有勉斋书院，同安有大同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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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明代，学术在社会上自由传播的方便，永不能再产生独擅学术上私秘的贵族门第。

<b>第三、是社会上学术空气渐浓厚，政治上家世传袭的权益渐减缩，足以刺激读书人的观念，渐渐从做子孙家长的兴味，转移到做社会师长的心理上来。因此私人讲学寖后寖盛。</b>

<b>第四、是书本流传既多，学术兴味扩大，讲学者渐渐从家庭礼教及国家典制</b>【此为贵族家世传袭之学之两大骨干。此外则艺术亦足以表示贵族家世之地位，故如书、画、诗、文，乃至音乐、弈棋等，皆为贵族所重。宋以后，艺术之与道义，渐分上、下等。又其先大寺庙僧侣，亦重律礼及艺术，与贵族相似，惟不讲政事耳。唐代自禅宗开新，僧人渐不重律礼及艺术，乃以纯粹哲理见长，自居为一世导师。宋以下，此风不革。盖非此不足与社会上讲学之学者相抗衡。】

<b>中解放到对于宇宙人生整个的问题上来，而于是和宗教发生接触与冲突。</b>

所以自宋以下的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以来之态度，【南北朝、隋、唐虽盛衰治乱不同，但学术上同带有狭义的贵族门第性，故所治多为文艺诗赋，所重多在当代典章。稍稍逸出，求高僧，谈玄理，却与世法不相贯。】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

大体上看来，与先秦诸子较相近，因同为平民学者之自由讲学也。【其治经学，重儒术，又近汉儒。惟汉儒出身，须经长时期郡县吏事之实际磨练，故汉儒风朴而才练。宋儒意气较发皇，对朝廷较轻视，较东汉儒益甚，不似西汉儒笃实，而与先秦儒为近。然而时代有不同，宋代士人究不能如先秦士人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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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上举第二点而论，唐以后社会，又另有几个与前不同的要点：

第一、是政治上没有了贵族门第，单有一个王室，绵延一、二百年不断，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无家世蝉嫣。】孤立无援；【无门第宗戚婚姻之攀联。】相形之下，益显君尊臣卑之象。【南北朝、隋、唐，在政府则君尊，在社会则臣荣。故唐太宗命朝臣定天下氏族，则山东崔、卢自为上第。甚至即在政府，亦见臣尊于君，如东晋初年之王氏等是。】

第二、因同样关系，各州郡、各地方因无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显官尊民卑之象。

于此另有一事应附论者，则为乡官之存废。秦汉有乡官，三老掌教化，啬夫主收赋税、听讼，游徼掌禁盗贼。乡三老以上有县三老，并由民选，其权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县令、丞、尉关于地方行政须询三老意见，而三老亦得代表民意向地方长官建白。对天子、王、侯，亦得直接言事。其后此等乡官渐废。但郡县之佐吏，皆由其长官辟用本地士人为之。两晋以下，承袭汉制，除军府佐官由中央派人外，其他亦由地方官自辟其本地之士人。至隋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自是地方遂无代表民意之参政人员。唐有里正、乡长，不过供官吏之役使，与秦、汉之乡官佐治者悬殊。守令多避本贯，则自汉武以下即然。此虽有利于中央政府之一统，然不免造成各地官高在上，民卑在下，不相通洽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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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宋以后的社会，特别需要另一种新的力量，能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

宋、明学术，即从上述种种社会变动而起。

<h4>二、宋明学术之主要精神</h4>

南北朝、隋、唐的学者，大体分成两路。

一是入世讲究家庭、社会种种礼法，以及国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业与保门第，一而二，二而一，异流同汇。

一是信从佛教讲出世，或从道家讲长生。【艺术、诗文则两路均通。】

这两条路的后面，均带有一种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寺庙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特殊阶级。虽非贵族，气味与贵族一般。】

所谓“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即谓其与一般社会可以分离，超然独立。

宋后的学者绝不是那样。他们早非门第贵族。他们既不讲出世，亦不在狭义的门第观念上面来讲功业、礼教。他们要找出一个比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故有“道学”、“道统”之名。】或称“理”。【故又有“理学”之名。】理亦称“天理”，“天理”的对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则在公、私之间。【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

“公、私”的另一名称，则为“义、利”。【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

这一个公私、义利之辨，从外面客观来讲，即是“道理”。从各个人的内省审察，则为“心术”。【张南轩云：“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

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

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则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

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经筵始主坐讲，司马光等不谓然。盖司马光主尊君，王安石则主尊道。故王安石讲王霸之辨，而司马光不谓然。后程伊川在经筵亦主坐讲，谓：“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而苏轼诸人亦非之。】

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

当时一切沿隋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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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宋重于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风气，重文学，而较少严肃性。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宋重过政治，始不重视文学，而学术上之严肃性亦递后递增。【朱子记李侗语：“李泰伯门下议论，只说贵王贱霸。”又曰：“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于理学家为前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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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

吕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治道书，其间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又东莱遗集谓：“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自有转移之理。”又朱子绍熙三年与赵尚书书谓：“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而未尝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门墙，劝奖成就，已不胜其众。至于当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又所谓时进陈善闭邪之说，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之于我。使我之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博延天下之贤人智士，日夕相与切磋，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见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区处更革之宜。又有以识其先后缓急之序，皆无毫发之弊。然后并心一力，潜伺默听，俟其间隙有可为者，然后徐起而图之，乃庶几乎其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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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h4>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h4>

他们在野事业，最重要的，便是所谓私家讲学。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本想彻底废止科举，重兴学校。他们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学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兴学非一时可企，一因限于经费，二因限于师资，三则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则学校亦难收效。因此北宋中叶以后，虽各地相务兴学，然或则时兴时辍，或则徒有其名，学术风气依然在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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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讲学，与学校性质不同。

一因学校有经费，建斋舍，置书籍，来学者同时数十、百人，又有一相当之时间；私人讲学则不然。无地无书，来者亦不同时群集，只是闻风慕向，倏去倏来，有一面数日即去者，有暂留数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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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胡瑗苏湖讲学规模，并不能为伊洛所袭用。

苏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苏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谅地方贤长官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来学者各成其材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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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讲学，则其势不可能。黄百家【宋元学案。】谓：“就安定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自后濂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按：语录惟二程门下有之。濂溪乃近隐士一派，并无弟子及语录也。又吕东莱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论之。安定教法正式补此弊也。惟东莱偏于史学，仍与程、朱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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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种风格。

程明道知扶沟事，谢上蔡往从之。明道肃以客礼，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明道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明道与之语。按：其时上蔡习举业已知名，程、谢初见，非此不足已验其诚，亦非此不足以发其趣。此等关系，自与学校师生有别。明道在扶沟亦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职学事。此乃学校之教，与程、谢私人讲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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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似乎颇有些处近于禅家之参谒。

佛家禅宗之盛，亦在寺院经典研究相当发达之后，有志者不以此为足，流动各著名高僧处发疑问难。他们所要求者，只在几点最关紧要处，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规矩次第渐磨岁月之功。【罗从彦与龟山讲易，闻伊川说，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从龟山游二十余载。】惟循而久之，则来者与应者，并非先有基础上之共同立足点，则徒逞机锋，转成相欺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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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所讨论讲究，尽在高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