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钱穆)_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2 / 2）_国史大纲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五代以来，藩镇节度使诸武臣，非重禄厚赐不足餍其欲。宋既积重难返，又深惩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奖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禄夺武臣之权，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禄慰文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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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优待官员的第一见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杨亿上疏，极论当时吏俸之薄。谓：“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豈稽古之意？”其后乃逐有增益。兹举宰相、枢密使言之，有正俸，【钱月三百千。使相、节度使月四百千。】有禄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职钱，有从人衣粮，【七十人。使相、节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绫二十疋、绢三十疋、冬棉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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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hāo）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此等尽是陋规，盖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钱，【自二万贯以下。】有职田，【四十顷以下。】有茶汤钱，【无职田者如使臣之属，给之。】又有添给。【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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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朝优待官吏之情态。

官吏俸禄既厚，而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其后日渐增多。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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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时有额外恩赏。

此盖亦始于武臣。如雷有终平蜀，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hàng）、宋湜（shí）、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易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摶【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而宰执大臣更不得不优渥。故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辞赏，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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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有恩荫。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赉，自然文臣不应向隅，于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荫。【文臣仍得郊赐。故事宰臣枢密使银帛四千疋两，执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递减有差。庆历二年，节冗费，执政以上各减一千，三司使减三百，余亦递减，遂为定制。】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则加荫亦从武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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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性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鬻卖朝恩，把异姓门客来充数。【金安节疏：“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

甚至甫莅位即得荫。【故范仲淹请在职满三年始得荫。】甫荫即给俸，【故阎日新疏，请自二十以上始给。】甫荫即服章。【故李会奏云：“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孙沔亦云：未离襁褓，已结搢绅。”】甚至未应娶妻，已得任子。【亦李会语。】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赵思诚疏。】

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范仲淹疏。】

此种优待条件，亦是逐步成立。

诞节之恩，起于至道。郊禋之恩，起于祥符。致仕之恩，滥于明道。遗表之恩，繁于真宗。又嘉祐推恩数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宁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补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便迁官秩，宋亦因之。真宗后以有谏者而罢，遂定三年磨勘法，则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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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给日繁。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张方平奏乐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见本院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五十余员。近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先领三班院，见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余员。”此奏约在仁宗庆历七年。】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内并幕职州县县官三千三百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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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吏员冗禄言，

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

仁宗时……一万二千万。

英宗时……视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时一倍皇祐，四倍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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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两班，均如此受朝廷优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应向隅。故宗室吏员受禄者，

真宗天禧时……九千七百八十五员。

仁宗宝元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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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庙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

<table> <tr> <td><b>太宗</b>至道末</td> <td>岁入22，245，800缗</td> <td>岁出</td> <td>余大半。</td> </tr> <tr> <td><b>真宗</b>天禧末</td> <td>150，850，100缗</td> <td>126，775，200缗。</td> <td>余24，074，900缗。</td> </tr> <tr> <td><b>仁宗</b>皇祐元</td> <td>126，251，964缗</td> <td></td> <td>无余。</td> </tr> <tr> <td><b>英宗</b>治平二</td> <td>116，138，405缗</td> <td>120，343，174缗。

又非常（临时费）11，521，278缗</td> <td>不足15，726，047缗</td> </tr> </table>

将仁、英两朝与太宗时相比，岁入加了六倍。太宗时犹余大半，而仁、英时反闹不够。财政趋势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据宋史。朝野杂记所记有异，【盖本郑湜劄子。】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晁（cháo）说之元符三年应诏上疏，谓：“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政本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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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兹再举景德与庆历两朝几种商税之比数以见一斑。</b>【此据张方平乐全集。又见朝野杂记。】

<table border="1"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r> <td><b>时代/</b><b>税项</b></td> <td ><b>商税</b></td> <td ><b>酒课</b></td> <td ><b>盐课</b></td> <td ><b>和买紬绢</b></td> <td ><b>茶盐酒税总计</b></td> </tr> <tr> <td><b>景德</b></td> <td>450余万贯</td> <td>428</td> <td>355</td> <td>景祐中诸路所买不及200万疋</td> <td>1500余万缗</td> </tr> <tr> <td><b>庆历</b></td> <td>1，975</td> <td>1，710</td> <td>715</td> <td>300万疋</td> <td>3倍</td> </tr> </table>

<b>兹再将景德、庆历全部税收作1个简比如下表。</b>【据包拯奏议。】

岁入47、211、000匹、贯、石、两

岁支49、748、900匹、贯、石、两

</td> <td>

岁入18、392、000匹、贯、石、两

岁支15、404、900匹、贯、石、两

</td> </tr> <tr> <td><strong>庆历八年</strong></td> <td>

岁入103、596、400匹、贯、石、两

岁支89、382、700匹、贯、石、两

</td> <td>

岁入18、996、500匹、贯、石、两

岁支22、400、900匹、贯、石、两

</td> </tr> </table>

包拯云：“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纳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

宋朝之所以积贫难疗，大体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juān）吸国家的精血。

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内部情形。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面逼桚，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h4>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h4>

宋代政制，大体上沿袭唐规，而亦另自有他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级，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曰“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曰“县”。

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初，为十八路。下府、州、军、监三百二十二，县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宁二年，又析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二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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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官分“亲民”与“釐务”两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釐务官则专治一事，直属中央。如此则全部官吏几乎在性质或名义上，尽是为中央服务，而没有正式特设的地方官。【叶适谓：“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义若不久者，以轻其权。”】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有缺一二不并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务者。】

帅——安抚使……掌一路之兵民，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漕——转运使……掌一路之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宪——提弄按察使……掌一路之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覆。

仓——提举常平使……掌一路之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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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谓之“部使”。唐之州、县，其上临之者不过一使；【汉之州牧，则并不预事，仅司考察。唐贞观时，亦专任刺史、县令，数年一遣大臣，以六条巡行，而吏治日蒸。开元末，始增置按察诸司，而官吏转失职。】宋有四监司，则州县更难奉承展布。【然宋代如寇准知巴东县、苏颂知江宁县、范纯仁为襄邑令、周敦颐知南昌县、王安石为鄞令、程颐为晋城令，地方亲民官尚多大贤，亦得跻高位，与后世尚不同。】而四司中尤要者为转运使，务令地方金榖财货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质，似乎只在为中央聚敛。

汉刺史以六条察郡国，不主金榖财货事。唐中叶乱后，亟于兵食，计臣始兼转运诸筦榷之名，而诸路置巡院官，掌赋调之式，委输之藏，然并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则有按察、採访、黜陟之使。宋则外权之重惟转运，一道百城，号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财赋之弛敛、恩泽之流壅、民政之惨舒，郡县观听其风棱，国朝倚办乎外务。提众职之纲辖，实方面之师表。顾名思义，以转运司为一路长官，豈非专于为中央务聚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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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政制，既已尽取之于民，不使社会有藏富；又监输之于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财；而中央尚以厚积闹穷。宜乎靖康蒙难，心脏受病，而四肢便如瘫痪不可复起。

此层可与唐安史乱时相比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于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荆公不知先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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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宋代的谏官制度，又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

谏官始秦汉。

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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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

【按：此意犹稍存汉代宰相得兼统内朝之遗风。太宗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谏官得随入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则唐之崇谏官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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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寮。

唐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huì）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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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代三省制废，

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与朝廷议论。【咸平四年杨亿疏：“尚书但吏部铨选，秩曹详覆，自余租庸筦榷由别使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于是废矣。”是尚书之权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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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议、司谏等官在门下、中书者亦废，遂有谏院。【别置谏院在天禧时。】乃脱离宰相而独立。【仁宗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当时称“台谏”，几于并为一职。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

时称任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又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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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讥仁宗世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见苏轼上神宗书。】

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已转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南宋后台谏遂不振，缘向来太恶习也。】

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即以财政一端论之，后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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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尤要者，为宋代相权之低落。宋代政制，虽存唐人三省体制，而实际绝不同。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枢密一职，起唐代宗后，仅如汉之中书谒者令。虽时称其权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职。五代更用士人，权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六召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宰相之失职可知。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来，兵寇频仍，经费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盐、铁。宋初犹袭其遗制，其后则三司骎骎脱离相权而独立。宋史职官志谓：“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是也。其后王荆公为相，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整顿全国之财政，司马温公议其非，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得使两府侵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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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宋史苏绅奏：“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涑水纪闻亦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置审官院、审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后多命近臣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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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则议，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由禁中印画，降出奉行。自唐历五代不改。宋初，范质、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执政皆立而奏事。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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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宋代虽称中央集权，而其权实不在宰相。人主虽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废相臣，集大权于一身。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