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元舆宪宗元和中上论贡士书，谓：“臣得备下土贡士之数，到阙下月余，侍命有司，始见贡院悬版样，立束缚检约之目，勘磨状书，剧责与吏胥等伦。臣幸状书备，不被驳放，得引到尚书试。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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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唐代科举，本备仕途之一格，故一切规程并不甚严。其时有所谓“公卷”与“通榜”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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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卷”者，进士得先投所为文于京师达者，采名誉，观素学。及临试，可以不问试艺高下，专取知名士，谓之“通榜”。其榜帖可托人为之。如郑灏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帖。又杜黄门主文第三场，由举子袁枢为榜帖，枢自列为状元。榜帖犹言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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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进士乃称“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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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登天授中上疏：“方今举士，明诏方下，固已驰驱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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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求延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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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知贡举，梁肃、崔元翰所荐皆取。韩愈负文名，延誉举子，往往得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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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卑躬屈节之态，亦已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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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引宋江陵项氏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按：韩愈一代名臣，其三上宰相书、拜北平王于马前之类，皆是当时风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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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走门路，通关节，求必得，而既得则肆意轻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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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文、武时宦官。】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诚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易紫服，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 锴接书，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即是。”锴不得已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曰：“银釭斜背解明璫，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挂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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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进士因公开考试得官，被视为正路，到底在政治上占到他应有的地位。【此如东汉“孝廉”一样。中国史自向合理的路进展，此是一证。至于文学之风日盛，以及门第势力日衰，则为进士科日益得势后应有之现象也。】中唐以后，进七科遂最为荣重。于是进士科举与门第任子之两途，在政治上自然发生冲突。此即形成穆宗以后的一段朋党之争。
朋党启端，即由于考试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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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初，钱徽典贡举，李宗闵托所亲于徽。时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共白徽取士不实，宗闵亦坐贬。由是结嫌怨，植党相磨轧凡四十年。【是年四月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辟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即为此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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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座主，遂为朋党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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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会昌三年中书覆奏：“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 ，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树党背公，靡不由此。”按：明代亦有“座师、门生”之称，其党祸亦不减于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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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恶进士，他的言论，却代表了门第势力最后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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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德裕以父为备身千牛，或劝应举，德裕言：‘好牛马不入行。’盖世家子弟可不科目而显，至是犹然。】然臣袓【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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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文选不足为取士标准，固有理由。然当从此推进一层，为国家建立教育人才之至计。【时应进士试者，仅知工诗赋谋进取而已。独一韩愈唱为古文，曰“文以载道”，“为古之文，将以学古之道也”；又以师道自届，当世怪笑之。人有请师柳宗元者，宗元谢不迭，谓：“世人之诧师道，犹如蜀犬之吠日也。”稍知事学问，则入寺访释子论佛理，或访道士求长生耳。世家子弟犹知循礼法，又熟闻朝廷典制掌故，宜乎德裕之以此自傲矣。直到北宋，始将韩愈一番意思发挥光大。】又次当谋考试制度之整顿与改进。【此亦至北宋而始有。如考试之糊名，改进士诗赋为经义等。】不应倒退转来只想任用公卿子弟，为门第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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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覃以经术位宰相，亦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今按：郑覃、李德裕皆不喜进士，为李宗闵、牛僧孺所排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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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治上最患者是有资格做官的人太多，因此而朝廷不尊，宰相权不重，政事不易推行。故主张排抑进士者，同时常是主张裁减官吏，而亦带有主张贵族政治的意味，李德裕即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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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裕大意欲尊朝廷，肃臣下，而使政出宰相。深嫉明党，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请罢郡、县吏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德裕父李吉甫，亦疾吏员广，谓：“置吏不精，流品厖（máng）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众。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奏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德裕政见，正承其家教而来。所惜者不能从一更高的理论上出发，则不免为一种代表门第势力之政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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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的见解，虽不免褊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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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引李德裕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一节，评云：“德裕之论偏异如此。”今按：德裕时代与马端临时代绝不同，故德裕议论，在端临视之，觉可诧异。此是历史进展。若自东晋、南北朝人看德裕议论，便全不感其可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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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时进士浮薄，则实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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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以“轻薄”、“浮薄”为诟厉朝臣之口头禅，故朱全忠斥御史大夫赵崇，谓为“轻薄之魁”；李振劝朱全忠杀朝士，亦以“浮薄”为罪名。马端临谓：“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
郑綮以“歇后”为相，可以整个看出唐末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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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綮为相，省史走其家上谒，綮笑曰：“诸君误矣，人皆不识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闻制诏下，观曰：“寓一然，笑杀天下人！”既视事，宗戚诣庆，搔首曰：“歇后郑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按：綮每以诗谣托讽时政，本善诗，其语多俳谐，故使落调，世共号“郑五歇后体”。中人有诵之昭宗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蕴未尽，故超用之。史称綮“立朝侃然，无复故态，而不为人所瞻望，才三月，以疾乞骸”。或问郑綮：“相国近有诗否？”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那得之？”太原兵至渭北，朝廷震恐，急于攘却之谋，綮请于文宣王字号中加一“哲”字。其为卢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唐末文人轻薄，綮已为其中之卓者。要之亦不足担当国家重任。黄巢兵逼潼关，士子方流连曲中待试，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他陵谷一时迁。”黄宗羲行朝录序谓：“其时中土文人无心肝如此！”尤可为轻薄作例。较之郑綮，抑天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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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黄巢、李振等，皆是屡举进士不第的人物，结果进士清流，遂受极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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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李振亦屡举进士不中第。朱全忠入汴，振劝尽诛缙绅，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网纪。”全忠然之，于是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辱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又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聚裴枢、独狐损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 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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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晚唐进士的轻薄，只是一时事象，推不翻以公开考选来代替门荫世袭的理论。宋以后，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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